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藏学为何特殊且重要？

在8月14日—16日召开的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海内外三百余位专家学者共聚北京。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背景下，藏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藏学，在普通民众眼中颇显神秘感、小众化；但在学术界，正如季羡林、任继愈等名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言，藏学已成为世界上的一门显学。然而，西方学术界一度存在所谓“藏族在中国，藏学在国外”的论调。

2023年2月5日被誉为“世界藏学府”的拉卜楞寺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朝佛季”，众多藏传佛教信众及游客前来转经、礼佛、朝拜。图为信众及游客前往朝佛途中。中新社记者九美旦增摄

东西方藏学研究产生分野有其历史原因。17至18世纪，随着“中学西传”日盛，欧洲掀起百年“中国热”。在此过程中，一些探险家开始探索东方“神秘文化”，进而在欧洲兴起“藏学热”。19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学者杜·乔玛发表《藏英词典》和《藏文文法》，后世一般认之为西方藏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及至20世纪，意大利学者图齐成为西方学术界眼中的“国际藏学权威”。

中西方藏学研究虽存在诸多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藏学的故乡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中便有关于藏族地区山川风物的记载；《隋书》将西藏古代部落列为专节记入；7世纪，松赞干布的文臣吞弥·桑布扎就创作出藏族语言学方面的八部著作，其所总结的语音语法规律，在现代书面藏语中仍起指导性作用。近代以后，相较于西方藏学的兴起，中国藏学研究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背景下陷入低谷，但低谷中也有过高潮。

资料图：修缮后的拉卜楞寺佛殿外景。中新社记者杨艳敏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研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瞩目成就，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体系不断深化、话语体系不断拓展。如今，中国藏学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国际藏学的跟跑，改革开放初期的并跑，成为今天在大多数领域的领跑状态。同时，以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为代表，中国也为国际藏学界的交往、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平台，藏学在中外学人共同推动下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季羡林先生晚年提倡包括“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内的“大国学”，与其齐名的饶宗颐先生则提出“涵盖中华民族各族的文化与学术”的“华学”。可见无论在“南饶北季”眼中，藏学都同敦煌学、蒙古学等一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正是一代代学人在这条道路上“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体现。正如本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的主题“藏学的繁荣发展与开放的西藏”所彰显的题旨，未来，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藏学仍将是一门特殊且重要的学科；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西藏各族人民也将是一支重要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社，记者安英昭，内容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