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55讲】张云主编 | 第30讲：五世达赖喇嘛晋京

第4编　清朝西藏历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康雍乾三朝时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设成果丰硕，改革措施多种多样，国力空前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有序增长。清朝统治者将新疆和西藏纳入治下，强化管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清朝对西藏地方行政、军事、宗教、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实，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驻军守边制度相继建立，对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为增强，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频繁。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由盛转衰加剧的背景下，作为边疆地区的西藏地方和全国一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民族在奋起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涤荡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清朝西藏地方历史波澜壮阔、曲折复杂，更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引为借鉴。

第30讲 五世达赖喇嘛晋京

藏传佛教界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此阶段，顺应历史潮流，为实现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和有效管辖并为维护祖国统一而努力，反映了中华民族谋求和维护统一的历史渊源和愿望。第二个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此阶段，倾心内向，坚决抵制和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维护祖国的主权和尊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尊意识和自强意识。第三个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此阶段，不屈不挠，英勇无畏，奋力抗击英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第四个阶段，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1949年。此阶段，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第五个阶段，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此阶段，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爱国爱教，护国利民，藏传佛教界爱国主义传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而增添了新的内容。

藏传佛教爱国主义传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有关事例，即清代藏传佛教高僧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始终是清朝西藏地方历史、西藏与祖国内地关系史上的亮点。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高僧主要包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恼木汗活佛巴周·金巴嘉措、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巴丹益希、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等。

清初最引人注目的藏传佛教高僧或领袖式人物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五世达赖喇嘛晋京。

一、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和早期活动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生于西藏地方山南琼结的霍尔家族，父名都杜饶丹，母名贡噶拉则，其父与当时西藏地方掌政者第司藏巴彭措南杰关系密切。

达赖喇嘛转世曾一度遭到西藏地方政权禁止，因此，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也曾遭遇曲折。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圆寂。具有噶玛噶举势力支持的辛夏巴家族出身的第司藏巴彭措南杰认为对格鲁派进行进一步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对格鲁派势力进行打压。格鲁派的支持者拉萨贵族吉雪巴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邀请喀尔喀蒙古曲科尔汗率3000人军队进藏攻打彭措南杰。彭措南杰先败后胜，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喀尔喀蒙古军撤走，彭措南杰率兵攻占前藏各地，拥有了全藏的控制权。这一年，正式宣布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十世活佛曲英多吉为法王，彭措南杰为第司，建立了政教联合的第司藏巴政权，首府设在谿卡桑珠孜（今西藏日喀则）。而哲蚌、色拉二寺和吉雪巴的许多庄园被第司藏巴占有，哲蚌寺和色拉寺被迫向第司藏巴缴纳大量罚金，第司藏巴还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意在取消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用取消格鲁派重要活佛转世系统的办法，削弱和控制格鲁派。

明天启元年（1621），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强佐索南群培前往青海，邀请青海土默特部拉尊穷哇率蒙古军入藏，打败在拉萨的第司藏巴军队，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调停者的身份出面劝说蒙古军队停战，使格鲁派收回了对拉萨地区的管理权和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战败失去的庄园及属民。在蒙古军事力量的干预之下，第司藏巴禁止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禁令作废。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甘丹赤巴官却群培等人开始着手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

当时桑耶护法曾预言，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将出生在雅隆的色玛雄，因此，色玛雄的一名名为意云诺布的孩童成为候选灵童之一。出生于山南琼结家族的阿旺罗桑嘉措（当时在羊卓浪卡子舅父家中居住）也成为候选灵童之一。另外，还有娘布出生的一名候选灵童。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甘丹赤巴官却群培等经过商议，明天启二年（1622）在藏北热振寺文殊菩萨像前陈设糌粑丸抽选，结果阿旺罗桑嘉措中签，被确定为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五世达赖喇嘛在其自传中曾经记载，在辨认前世达赖喇嘛的遗物时，他并没有认出这些遗物。因此，这是达赖喇嘛转世系统最早采用“食团问卜”方法，而非采用护法神预言、辨认遗物等方法认定的转世，对于后世采取的“金瓶掣签”具有十分重要的关联意义。

经第司藏巴噶玛丹迥旺波同意，天启二年（1622）由格鲁派寺院集团和蒙古土默特部代表迎请阿旺罗桑嘉措到拉萨哲蚌寺坐床，正式继任五世达赖喇嘛。天启五年（1625）五世达赖喇嘛拜四世班禅为师受沙弥戒，明崇祯十年（1637）由四世班禅授比丘戒。随后任哲蚌寺第十五任赤巴，兼任色拉寺第十七任赤巴，成为格鲁派寺院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明末清初中国社会政治动荡更迭、西藏地方争权夺利的特殊历史时期，五世达赖喇嘛与四世班禅一起，作为格鲁派寺院集团领袖式人物，联合蒙古势力，内除异己，使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取得了优势地位，并与蒙古和硕特部势力联合，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西藏地方的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世达赖喇嘛坐床后，在蒙古土默特部势力保护下，度过了十多年的平稳时光。崇祯五年（1632），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南下青海，征服了青海的土默特部。在噶玛噶举红帽系六世活佛贝丹却吉旺秋的撮合下，第司藏巴、却图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结成反对格鲁派联盟。却图汗还计划与原来倾向于格鲁派后改信噶玛噶举派的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结成更大的军事联盟。崇祯七年（1634），林丹汗率部前来青海，因病卒于途中，计划未能实现。崇祯八年（1635），却图汗派其子阿尔斯兰领兵一万进藏，支持第司藏巴和噶玛噶举派反对格鲁派。阿尔斯兰进藏后改变计划，先攻打第司藏巴，再对付格鲁派。后来，阿尔斯兰被部将杀死，其部众云散，格鲁派也得以幸存。

在这样的情况下，五世达赖喇嘛的强佐索南群培派人到新疆请信奉格鲁派不久的蒙古卫拉特四部发兵救援。崇祯九年（1636）年底，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兵南下青海，第二年灭掉却图汗。固始汗进藏与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在拉萨相见，五世达赖喇嘛赠给他“丹津曲吉嘉布”（持教法王）的称号和印章。崇祯十二年（1639），固始汗灭掉康区白利土司。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在格鲁派寺院集团配合下进军西藏，攻下日喀则，第司藏巴噶玛丹迥旺波被俘后被处死，藏巴汗政权灭亡，和硕特部蒙古与格鲁派寺院集团联合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

所谓“甘丹颇章”本是哲蚌寺内达赖喇嘛寝宫的名称，明正德十三年（1518）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将哲蚌寺内一座名为“朵康恩莫”（青色石头房子）的帕竹别墅送给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根敦嘉措将其更名为“甘丹颇章”。自二世达赖喇嘛开始，历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时都居住在甘丹颇章里。固始汗灭掉第司藏巴政权后，遂将新建立的地方政权称为甘丹颇章政权，并宣布将西藏十三万户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任命五世达赖喇嘛的强佐索南群培为甘丹颇章政权第一任第巴。

二、五世达赖喇嘛与清政权的早期联系

早在崇祯十年（1637）固始汗秘密到达西藏与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相见时，就认为明朝统治已摇摇欲坠，决定派人到盛京与清统治者通好，争取其支持。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与五世达赖喇嘛派遣以曾到达过盛京、与清统治者有密切联系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色臣绰尔济（？—1646）为首的使团出使盛京。

出使盛京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名色臣绰尔济，又称色钦曲杰，原西夏国辖区人，其父名济东达尔汉藏巴，与控制河套地区的蒙古鄂尔多斯部图巴台吉关系密切，并曾随其前往藏族地区。明天启六年（1626）在拉萨由班禅授予“色臣国师绰尔济”称号，于崇祯十三年（1640）又由班禅授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称号。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七年（1642）孟冬初二日，达赖喇嘛所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戴青绰尔济等至盛京城，圣汗亲率诸王、贝勒、大臣出怀远门迎于马馆之处。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等众喇嘛，均以携带之礼品献圣汗。

崇德八年（1643），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偕清政权遣藏使臣察罕喇嘛等一行携带皇太极分别给达赖喇嘛、班禅呼图克图、黑帽噶玛巴、大萨迦、济东呼图克图、布鲁克巴呼图克图、达克克呼图克图、藏巴汗、固始汗等9人的信函，从盛京启程赴藏。

同时，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于盛京去世，九月，固始汗派人向清廷奏报：“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这是西藏地方政府主动请求五世达赖喇嘛朝清。

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于木猴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下半年顺利抵达西藏，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当清朝使臣察罕喇嘛等返回之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又派班第达喇嘛、宾图喇嘛朝清，并于顺治三年（1646）八月二十五日与察罕喇嘛一同抵达北京。这是以蒙古和格鲁派寺院集团为首的甘丹颇章政权第一次派高僧到达北京。

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出使盛京并派人朝清，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五世达赖喇嘛晋京

顺治元年（1644）清迁都北京后，中央政权易主，一方面，五世达赖喇嘛要朝见新国主，以便清政府承认自己在西藏地方取得的优势地位，巩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另一方面，清朝政府也要联系西藏地方的上层人物，以便顺利接管西藏地方。因此，清朝政府几次派员入藏敦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清顺治八年（1651），在频繁往来于卫拉特蒙古各部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蒙古族名僧咱雅班智达（1599—1662）的斡旋下，固始汗认为，顺治帝无论是在王室斗争中还是在全国统一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已牢牢控制了全国的形势。因此，五世达赖喇嘛决定东行北京朝清。

顺治九年（1652）正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自拉萨启程前往北京。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到京，清朝政府特拨白银9万两在北京城北建造西黄寺供其驻锡。

顺治九年十二月（1653年1月），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在南苑猎场与正在打猎的顺治帝不期而遇。顺治帝即在南苑旧衙门行宫向五世达赖喇嘛赐宴。这是自格鲁派寺院集团确立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以来，第一位到达北京的达赖喇嘛，也是第一位到达北京朝清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

五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驻锡西黄寺，多次到皇宫内朝见顺治皇帝，报告西藏地方政教大事。顺治皇帝也多次为五世达赖喇嘛在宫中赐宴。

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北京，使北京的藏传佛教在经历了明末的相对寂寥之后再次兴盛起来。五世达赖喇嘛在西黄寺内为顺治皇帝诵经祝寿，多次为王公大臣、贵族子弟以及蒙古和内地的高僧信众传法灌顶，举行佛事活动。西黄寺内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五世达赖喇嘛还在西黄寺内度过了顺治十年（1653）的新年和藏历水蛇新年，开启了西黄寺的正月祈愿法会制度。

陪同五世达赖喇嘛来京的还有西藏格鲁派著名的第穆活佛等。第穆活佛后来也称第穆呼图克图，因后来驻锡拉萨丹吉林，亦称“丹吉林呼图克图”，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的活佛（呼图克图）转世系统之一，以后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四大摄政活佛之一。“第穆”是藏语地名，位于西藏工布地区，一世帕巴拉活佛德青多吉（1439—1487）于波密与工布交界处建立的一座寺庙叫“第穆拉喀洛色林”，由一世第穆·贡觉迥乃任寺主，以“第穆巴”传称，这就是第穆活佛名号的由来。丹吉林是著名的西藏“四大林”之一，所谓“四大林”即功德林济咙呼图克图、丹吉林第穆呼图克图、锡德林热振呼图克图、策墨林呼图克图，是除达赖、班禅外，西藏格鲁派地位较高的转世活佛系统，曾被清朝中央政府任命担任过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即达赖喇嘛圆寂后，新达赖喇嘛未坐床及灵童坐床后尚未达到执政年龄（18岁）之前，主要以以上四大林活佛为摄政，代理达赖喇嘛的政教职权，后亦成定制。

此次随第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是第四世第穆拉旺丹贝坚赞（1631—1668），出生于拉萨贡布所属的扎克吉玉买地方。由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认定为第三世第穆活佛的转世。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比丘戒，取法名“拉旺格勒”。第四世第穆活佛在北京期间随五世达赖喇嘛驻锡西黄寺，在西黄寺内举行了阎罗敌的朵玛回遮法事，据说出现了吉兆。

随同五世达赖喇嘛进京的还有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赤列嘉措，他不是宗教界人士，而是甘丹颇章的官员，后来著名的第巴桑结嘉措即是其孙。他作为五世达赖喇嘛的随从前来北京，朝拜了顺治皇帝并得到了顺治皇帝的赏赐。回到西藏后，于顺治十七年（1660）出任甘丹颇章的第巴一职，史称第巴赤列嘉措。康熙四年（1665），他按照康熙皇帝的旨意，特派强林堪布楚臣坚赞、康色热丹二人，对住于蒙汉交界处的蒙古诸部首领进行劝导，要他们不要骚扰汉族村落，平息了该地蒙汉之争，恢复了往日的蒙汉商贸关系。康熙七年（1668）赤列嘉措去世，在哲蚌寺大经堂西龙本康中供有他的银制灵塔。

顺治十年（1653）三月，五世达赖喇嘛奏请启程返藏，顺治皇帝赏赐五世达赖喇嘛珍珠朝珠等大量物品，命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在清河为达赖喇嘛送行，又派遣以和硕承泽亲王硕赛为首的官员，率领八旗官兵护送五世达赖喇嘛到达内蒙古代噶（也作岱噶，今内蒙古凉城县）地方停留。随后清中央政府官员来到代噶对五世达赖喇嘛进行册封。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哲蚌寺上层僧侣认定年仅3岁的索南嘉措（1543—1588）为上任住持根敦嘉措（1475—1542）的转世，开始了格鲁派的活佛转世制度，史上曾将这一转世系统称为“哲蚌寺活佛”等，最初并没有“达赖喇嘛”的称号。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领袖、明封“顺义王”俺答汗在青海湖边的仰华寺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以示尊重。“圣”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识一切”是藏传佛教界对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之人的称号；“瓦齐尔达喇”是梵文，意为“执金刚”，是藏传佛教界对在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之人的称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则是藏语“上师”之意。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端。在藏传佛教中，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哲蚌寺成为达赖喇嘛的母寺。格鲁派寺院集团追认宗喀巴的门徒根敦珠巴（1391—1474）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喇嘛，形成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

万历十五年（1587），明朝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赐印，准许进贡。这是达赖喇嘛转世系统首次受到中央政府的封赐，从而从中央政府角度确立了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的重要地位。

万历四十四年（1616），明万历皇帝赐给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恰达朵儿只唱”（“普持金刚佛”）封号和印信，进一步巩固了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的地位和影响。

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派遣以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着汉、满、藏三体文字金册、金印来到代噶，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借用了明朝政府册封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封号中的一部分，清政府的本意是统领蒙藏地区佛教事务的西天大善自在佛；“普通”即普遍通晓之意；“瓦赤喇怛喇”即俺答汗赠给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尊号中的“瓦齐尔达喇”，意为“执金刚”；“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为藏语“上师”之意。这样，清政府进一步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宗教上的优势地位。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册封“达赖喇嘛”名号，从此以后，“达赖喇嘛”名号通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该活佛转世系统的正式名称并得以固定下来，历世达赖喇嘛都必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历史定制。

与此同时，清廷又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固始汗”又作“顾实汗”），并要求他“作朕屏辅，辑乃封坼”。清政府的用意，显然是想通过采取政教分离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册封达赖喇嘛以收到笼络、安抚蒙古之效；另一方面又通过册封固始汗控制藏政、控制达赖喇嘛势力的膨胀，以达到对西藏施政的效果。

五世达赖喇嘛受封后即启程返藏，并上表清政府谢领所赐册印及封号，同时敬献了马匹、琥珀等物。回到西藏后，用清廷所赐的金银在西藏地方修建了13座格鲁派寺院。他晚年注重学术，专心写作，著有《相性新释》《西藏王臣记》《三世达赖喇嘛传》《四世达赖喇嘛传》《自传》《菩提道次第论讲义》等书。康熙二十一年（1682）在拉萨布达拉宫圆寂。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为加强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密切汉、满、蒙古、藏等民族关系，推进西藏社会发展，促进西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融合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选编自张云主编《西藏历史55讲》（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内容部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