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颂：“多文一体”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表达与见证

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有3000多年，近千年来成为辽、金、元、明、清五朝都城，到清一代形成规制宏伟的皇宫和“三山五园”皇家园林。如果在京城细心游访，不经意间会与一些石碑相遇，它们许多是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一同刻制而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历史的珍贵记忆。

从颐和园后山说起

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是万寿山佛香阁，翻过山去是后山，游人很少。后山曾建有大片汉藏建筑群，占地约两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为香岩宗印之阁，象征佛居住的须弥山境，是仿西藏最早的藏传佛教寺庙桑耶寺而建。四周建筑是象征佛教世界的四大部洲、八小部洲，庙殿阁塔林林总总，因山顺势、由底至顶、横贯东西、蔚为大观。可惜这一面山的建筑群全部焚毁于英法联军放的大火，只剩最东端“花承阁”的一塔一碑。

石碑不大，一面是汉文、满文，一面是蒙古文、藏文，为乾隆皇帝御笔的《御制万寿山多宝塔颂》。当年英法联军战火使后山变为一片废墟，后慈禧太后动用海军军费修复颐和园时，只修了前山而无力修复后山。如今颐和园后山的建筑都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复建的。

▲颐和园《御制万寿山多宝塔颂》石碑。石建杭摄

建筑已毁而石碑幸存的还有《御制实胜寺碑》，在香山脚下，团城演武厅之南，立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用4种文字铭刻了清“大一统”治边的一段史实，即平定四川大金川之役。当年实胜寺和周边健锐云梯营的建筑已荡然无存，此碑孤立于郊野，碑亭得以修复，倒显得风采依旧，神气十足。

▲香山脚下《御制实胜寺碑》碑亭。石建杭摄

京城“多文一体”碑的代表性碑刻在雍和宫。宫门殿之前的广场两侧立有两块石碑，叫作《雍和宫碑文》，东侧是汉文、满文的，西侧是蒙古文、藏文的，记载了乾隆皇帝为什么把父亲雍正皇帝当年的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在这个他降生、进用、继承帝业的地方将如何感恩、敬佛、治国。

还有一块更重要的石碑《喇嘛说》，立在雍和门殿与雍和宫大殿之间，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上面刻有乾隆皇帝的一篇“政论文章”，也是4种文字一体，汉字为乾隆御笔，工整美观。文章内容为清中央政府治理蒙藏方略的阐述，包括建立由中央政府认定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喇嘛说》碑不仅是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华民族历史的镌刻，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的见证。

▲雍和宫《喇嘛说》石碑。石建杭摄

北海奇特的《七佛塔碑》

北海公园琼华岛永安寺中有一座大方石碑，叫作《白塔山总记》，乾隆御笔，在今天看来是用4种文字镌刻的景区介绍。

北海北岸曾经有一片庞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群，由西北角向东依次是：小西天（又称“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大西天经厂（又称“大圆镜智宝殿”）、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5座建筑中，今天仅有最西边的小西天和最东边的大西天还较为完整。万佛楼在动乱年代被拆除，只留下一座《万佛楼瞻礼》诗碑。

▲北海《万佛楼瞻礼》诗碑。石建杭摄

这座碑在京城“多文一体”碑中体量最大，也最为精美气派。它面南刻汉文，面北刻蒙古文，面东为满文，面西为藏文。万佛楼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八十大寿而建，《万佛楼瞻礼》碑文中所记“数计万因资众举”，是说建设万佛楼采取了“众筹”的办法，由文武百官、各封疆大吏出资造金佛。10年时间，一共征集大小金佛1万余尊。可惜这些金佛被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洗劫一空。如今，这座石碑已由万佛楼原址迁移至小西天南侧。

大西天的北部在北海公园开放时被隔离出来，由文物研究部门使用。这个院子里保存有一座高大的琉璃阁，还有一座七佛塔碑亭，《七佛塔碑》就在这座八角形塔上。这座塔由8块石板组成，镶嵌在木框中，基座是石头的，塔外加盖了一个很大的亭子。8块石板组成塔身，其中7块板上雕刻了7幅佛像，第八块上雕刻碑文，竖写，由右起依次是汉文、藏文、蒙古文和满文。在释迦牟尼佛像的顶端，雕有4块文字说明，右起并排为汉文、满文、蒙古文和藏文。

七佛塔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在六世班禅自西藏来北京之前，乾隆皇帝收到六世班禅的贡品“七佛”。殿前众臣谁也解释不了“七佛”是怎么回事，最后经国师章嘉活佛考证，解释出“七佛”自印度的来历。这块碑由乾隆御笔楷书，写明对“七佛”的考证，并用极精美之雕工和丰富的画面，将“七佛”一一雕刻在石板上。

乾隆皇帝为何如此重视与六世班禅的联系？因为自从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顺治皇帝，已经过去120多年。当时正值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八世达赖喇嘛年幼，清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北京雍和宫堪布、第一世策墨林·阿旺楚臣前往西藏摄政，与六世班禅一同稳定西藏大局。七佛塔建立的这一年，正是摄政到达西藏的时候，由此可见乾隆建塔立碑的用心。

黄寺与昭庙：金石铭刻“我中华”

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清中央政府作了大规模的精心准备。先在北海大西天建七佛塔，又在承德避暑山庄建扎什伦布寺（汉译为须弥福寿寺）；在香山静宜园修建昭庙，在双黄寺旧址重修西黄寺；在雍和宫兴建班禅楼、戒台楼，以供六世班禅住宿、避暑和讲经弘法之用。乾隆皇帝还专门学习了藏语的日常用语，后来他见到六世班禅时第一句话：“喇嘛不必磕头”，以及“身体可好”“旅途辛苦”等，都是用藏语说的。

▲西黄寺《清净化城塔记》碑亭。宋筱清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九月十三日的北京，一队呈现皇家仪仗的队伍由西黄寺出发，经安定门走进雍和宫：这是六世班禅到京城后，在乾隆第六子永瑢的陪同下，到雍和宫做法事。十月二十八日，乾隆皇帝在雍和宫戒台楼听六世班禅讲授《迅速智慧六臂依怙随许大法》。这年秋天，京城的一系列盛大活动，都详细记载于皇家档案《清高宗实录》和《六世班禅朝觐档案》中。

六世班禅为赶上乾隆皇帝七十大寿，从西藏扎什伦布寺启程，经一年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风雨兼程，来到承德再到北京。同年十月底被诊断染患天花，十一月初在西黄寺圆寂。享年46岁。

北京黄寺大街上曾有东黄寺和西黄寺，如今东黄寺已不存在，西黄寺现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西黄寺博物馆所在地。内有一座“清净化城塔”，为六世班禅的衣冠灵塔。塔两侧石碑保存完好：右侧是《清净化城塔记》，正面是汉、满两种文字，背面是藏、蒙古文，文中评价六世班禅为“国家吉祥善事”，“成就无量功德”；左侧石碑正面刻着一幅《祈寿长椿图》，上方是4种文字的《写寿班禅圣僧赞》诗，都是乾隆皇帝所赠，镌刻了盛赞与怀念。

还有一首刻在香山昭庙石碑上的诗，是乾隆写给生前的六世班禅的，题为《昭庙六韵》。诗中写道：

“昭庙缘何建，神僧来自遐。

因教仿西卫，并以示中华。”

刻石时还有注文，比正文的字略小。注文中写道：

“既建须弥福寿之庙于热河，复建昭庙于香山静宜园。以班禅远来祝厘之诚可嘉，且以示我中华之兴黄教也……”

诗文将清朝多民族一体的国家建构概括为“我中华”，是自康熙以来的共识。诗中还有“雪山和震旦，一例普庥嘉”，强调西藏是中国（震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共同庇护于一统美好的天地之中。这块石碑和这首诗文，可以作为京城遗存“多文一体”碑的一份总结。

昭庙为接待六世班禅而建，放在乾隆喜爱的香山静宜园内。此建筑后毁于英法联军的破坏，留下断壁残垣和一座牌坊，废墟中的石碑很难被人注意。今天的昭庙已经全面修缮，这座碑的意义也会被人们所重视：“我中华”和“多文一体”碑，都是康乾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表达与见证。

（来源：中国民族报2023年7月4日第8版，原文标题为：京城“多文一体”碑的那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