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深切缅怀邓锐龄先生

2023年10月16日，深受我们尊敬和爱戴的邓锐龄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闻听噩耗，不胜悲痛之至！在协助组织完善邓先生“讣告”之际，我脑海里不时回忆起与邓先生朝夕相处的时光，与人交流之间也常常不由自主地把话题切换到与邓先生有关的内容……我们不愿邓先生离开，我们怀念邓先生！ 

就在此前不久，我还和 历史研究所的年轻同志商量给邓先生举办一个百岁华诞学术研讨会，配合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邓锐龄先生文集》，好好为先生终生治学及卓越成就庆祝一番，这个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 

邓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文字作为纪念，但是几次提笔又几次中断。从1992年第一次见到邓先生，特别是1993年来到 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我们有整整30年的密切交往经历，从哪里谈起、谈什么，我脑子里没有很好的头绪，现在写下的只是首先想到的琐事，旨在表达对邓先生的深切缅怀之情。

邓先生与本文作者交流（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我与邓锐龄先生 

通过导师陈得芝先生结识邓锐龄先生。在西北大学跟随周伟洲先生、王宗维先生学习西北民族史时期，就拜读过邓先生有关西辽疆域，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的考证文章，受益良多。1990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跟陈得芝先生读博士研究生。陈老师多次给我提到邓锐龄先生，并对邓先生的学问赞赏有加。两位先生因为共同参与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而结下深厚友谊，学术上都受到谭先生的青睐。1992年，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跟随黄颢先生进修古藏文，借机到 （当时还在亚运村临时办公地）拜访了邓锐龄先生。初次见面，我递交了陈老师给邓先生的信函，并做了自我介绍。这次见面我们聊了不少，由于年代久远，具体内容我已难以一一具述。但是，我清晰地记得邓先生不大的办公室，整洁而有序，以及给我留下的儒雅、博学、严谨、和蔼的深刻印象。我到 工作很多年后的一次聊天中，邓先生告诉：他和时任 副总干事胡坦先生把我推荐给总干事多杰才旦，使我得以顺利入职。2002年9月，由 举办的“海峡两岸西藏历史学术讨论会”上，我们邀请到邓先生、陈老师两位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言。此后，我往来南京和北京的行程，总包含转达两位先生互相问候的内容。 

审阅博士论文，撰写序言，邓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多有帮助提携。邓先生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的评审专家之一，由于该选题在他长期研究耕耘并卓有成就的研究范围，他认真阅读并写了评审意见，对我的研究给予较多的鼓励和鞭策，同时也指出文中存在的一些地方文字表述不够精练的问题。学位论文是自己花费心力较多的研究成果，能够听到前辈学者中肯的批评意见，汗颜之余，更多的是感激。当我与邓先生交往日久之后，我更从他对文字近乎敬畏的态度、对语言文字锤炼近乎苛刻的做法，以及清通而又富有文采和意境的表达中，领悟了许多。1998年，我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同名著作，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之中正式出版，邓先生、陈老师分别为之作序，多有奖掖和提携，为本书增色不少。私心里，我已经把邓先生和同样参与评审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推荐该书出版并在学术上对我给予很多帮助的蔡美彪先生，当做自己学术和人生上的导师。 

与先生谈学论道，获益良多。我认识邓先生时候，他已经67、68岁，他听力不算太好，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顺畅交流。我曾多次去他在西四的家里拜访过，他给我介绍 的情况，都是十分有意义的细节。他还询问我的经历和学术兴趣，给我诸多具体的指导。他搬到 家属院三号楼居住之后，我经常去他家里攀谈，话题基本都围绕读书心得和学术进展，不限藏学一途，高兴时一谈几个小时。他的夫人刘老师总是添茶倒水，忙前忙后照顾我们，她对邓先生体贴入微，视邓先生的健康胜过她的生命。邓先生也谈到了自己在北京大学研究部求学时期的老师，包括邓广铭先生、向达先生、郑天挺先生、潘光旦先生等前辈的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故事。谈到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期间，与李有义先生、王森先生、柳陞祺先生共事从学合作的往事，以及他们的学术风格与人格，还谈到我也比较熟悉的一些民族所前辈学者的逸闻轶事。还谈到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翁独健先生处理繁杂事务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他谈自己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情并不太多，详细的信息是我后来从他在《中国藏学》上接受几位同事采访形成的《九十自述》中才进一步了解到的，说明他没有沉溺于过去的不幸经历而无法自拔，也没有被巨大的人生挫折所压倒。据我所知，邓先生晚年的交往并不广泛，他外语很好，但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也比较有限，与日本学界联系稍微多点，应邀在日本授课三年间，与日本藏学界的前辈学者中根千枝先生、佐藤长先生等有交往，敦煌学界的池田温先生还把他的文章翻译为日文发表。因邓先生的关系，我与中根千枝先生也有一些直接和短暂联系。一是中根千枝先生撰写中国藏学研究评述文章，邀请邓先生协助，邓先生除了自己动手之外，还分别邀请了王晓义先生、祝启源先生、伍昆明先生和我分别承担不同时代和不同专题的资料信息工作，事后邓先生还专门请我们几人一起聚餐，以表达谢意。另有一次是中根千枝先生来京并到邓先生办公室看望，我也正好在座，邓先生向中根千枝先生介绍了我，并提到我研究唐代吐蕃史、元代吐蕃史的情况，中根千枝先生随即问我怎么看待吐蕃王朝是怎样崛起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做了简要的回答，觉得言犹未尽，后来陆续撰写了《论吐蕃王朝建立的基础》《吐蕃王朝扩张政策之分析》和《论吐蕃王朝灭亡的原因》等，试图较为完整地回应她提到的、自己也想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合作共事，共同承担重点研究任务，加深师生友情。我和邓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参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和《西藏通史》。我到 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初，前者是由 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主持，邓先生具体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这个课题完成过程比较复杂，组成人员前后多有变动，1993年陈庆英先生和我入职历史研究所之后，相对固定下来。由于我兼任课题组学术秘书又最年轻的缘故，在课题进行过程中，邓先生与我联系较多，我们互相交流资料信息，讨论相关争议问题，耳濡目染，邓先生求真知求学问的严谨学风深深印入我的脑海，让我深受触动。2002年，由 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主持的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重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多卷本《西藏通史》正式启动。时年77岁的邓先生接受了《西藏通史·清代卷》的合作主编任务，他独自承担了清代上卷14章中完整4章的撰稿任务，并为整卷的统稿、定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此过程中，我们围绕一些疑难问题经常交换意见，他对整个《西藏通史》的撰写也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与邓先生的互动让人心情舒畅，听他谈学术问题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令人回味无穷。 

为邓先生著作出版尽点绵薄之力，深以为幸。邓先生一生颇历坎坷，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因“反右”和“文革”而受到压缩，但是，邓先生扎实深厚的学术积淀，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他在藏学研究和西北民族历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价值极高，且具有研究方法上的示范和启迪意义，这既是中国藏学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宝贵财富，更是年轻一代学人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优良品格。80岁之后还出现了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高潮期，佳作频现，新见迭出，让人叹为观止。2004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邓先生让我做责任编辑，与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一起共同完成了该书的编校工作。2013年出版的《清前朝治藏政策探赜》，以及201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南宋、元时期西北边疆图幅地理考释》一书，是我与当时中国藏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协商达成的，特别是后者的出版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我与邓先生多次商量，能够顺利出版，我们都十分欣慰。2014年，在邓先生临近90岁时候，我们历史研究所和《中国藏学》杂志社合作为邓先生做了一次祝寿活动，邓先生当天状态很好，也很高兴，现在回看当时的照片和所里年轻同事拍下的视频，依然能感受到当时的温馨和暖意。我的导师陈得芝先生获悉，还专门赋诗一首，表达对邓先生的祝贺之情。他同时还提交了一篇名为《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劄記》的论文，祝贺邓先生九十华诞。由于纪念文集未能付诸实施，在征得陈老师同意之后，当时担任执行主编的我，就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藏学》2014年第4期。 

2.我心目中的邓锐龄先生 

早年打下扎实的国学功底，并不断厚植汉语言文字知识基础。邓先生在其《九十自述》中写道：“我识字很早。回想起来，大概4岁开始识字，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能看懂一些文言的笔记小说了。……我在四存中学（今北京八中）读初中，在古文方面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四存中学是当时北京念古文念得最多的学校。我12岁时，就选读了《四书》《左传》等。”这样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并没有让邓先生感到满足或者放慢学习古典文献的节奏，在我的印象里，每次去他家里谈工作或者聊天，他总是在看书，而且看的基本上都不是藏学方面的书籍，而是古文、古诗词之类的著作。新冠疫情之前一次去他家里看望，他一面高兴地让我在沙发上就坐，一面轻轻放下手中正在阅读的《杜诗详注》，那时他已经快95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还跟我抱怨他每天只能上午读一两个小时，下午再读一两个小时的书，很难写论文了。正是这样毕生痴迷般地读书学习，成就了邓先生的学术文章文字清通并充满魅力。一次在讨论《西藏通史·清代卷》稿子时，有人提出邓先生的稿子与其他人风格不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是否要修改一下，我说一点都不用改，这才是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史学著述，需要改的是我们自己，只可惜我们大家文字上都难以达到他那个境界。 

自学多种外语和民族语言，充分借鉴国外同行成果。藏学研究是中国学的一部分，也是国际性的一门学问，掌握国外学术前沿成果，在十年“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初，显得尤其重要。邓先生是真正的学院派，他学习外语并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学术训练和素养使然。在外语方面他大多是靠自学成才的，除了英语之外，他学习并掌握了法语、日语、德语等，还在1962年左右学习了中国民族语文藏语。良好的语言条件，让他的研究始终处在国际学术前沿。他翻译过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稻叶正就、佐藤长、冈田英弘等人的著作论文，翻译过美国学者怀利、意大利学者伯戴克的学术论文，还与人合译过杜齐、兰姆的著作，为藏学界利用国外成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翻译国外学术成果方面，邓先生对别人对自己都要求很高，从来一丝不苟。他翻译过一本佐藤长有关西藏古代历史的著作，我曾经建议他是否可以内部刊印供大家学习，他说那是初译，并不满意，如果要重新翻译他已觉心力不足，这事一直被搁置下来，留下一些遗憾。 

不求闻达于世，专心致志追求学问真知。在邓先生的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更多的爱好。在他80岁生日、90岁生日时，我们都见识过他为大家清唱京剧的场景，除此之外，我并不了解邓先生还有别的喜好。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读书、治学，他读书时就是很享受的样子，文字中透露的也尽是智慧和能量。从他的回忆中我才知道，他当年在民族所工作时期也有完成科研工作量的压力。他给我说过翁独健先生替他回护的事情，我明白那是因为翁先生十分了解邓先生的才能、学识和功底，信任他能写出高质量的成果。除了超高的天分，扎实的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地钻研之外，心无旁骛，终生治学，是邓先生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秘诀所在。2010年邓先生荣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著文崇尚缜密的考证。邓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就是重视考证辨伪工作，他的论文如《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结打木、杨打木二城考》《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迹补考》《明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事迹考》《拉萨布达拉山东侧康熙时汉文摩崖考释》《拉萨现存雍正时摩崖考释》等等，都是精审的名篇佳作，视角新颖，观察细致，分析透彻，结论客观公允，解决了许多聚讼未决的疑难问题，而且娓娓道来，让人愉快受教，心悦诚服。 

恪守严谨的学风。与邓先生交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说话逻辑严密、措辞严谨，从不夸夸其谈。邓先生写文章向来以严谨著称，有编辑和我说，编邓先生文章太难了，刚排好他又过来要改一句话一个词，有时反复多次。我说这才是做编辑的幸运，能遇到这样认真对待学问，对待文字，对待读者，对自己作品如此高度负责的学者，还有什么比这个职业更有价值呢？大约在2012年左右的一天，年近90的邓先生来到我的办公室，简单聊了几句之后，邓先生忽然脸色一沉，严肃地对我说：“张云，你我长期以来都秉持着一个学术原则，就是严谨和实事求是，我不希望这个会有什么改变。”邓先生以这样的口气和我谈话，数十年交往中是第一次遇到，但是我很快就理解他话的含义。我回应说：“您是否是指我最近署名担任某同志翻译著作的校正者吧？”得到肯定答复后我解释说：“首先这几本书在项目申请时，按要求都需要有人担任译审，我被写进了申报书。其次，在翻译过程中，我及时提供了专业术语和疑难问题的翻译意见，并且让译者将没有把握的问题用黄色标注出来，然后我一一加以解决。最后自己再看一遍。”听完我的说明后，他说：“我错怪你了。”我说：“没有，感谢您的信任和坦诚提醒。”邓先生不掠人之美，不著无功之浮名的告诫，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中。 

历尽艰难，不失赤子之心；潜心治学，永葆家国情怀。邓先生做学问以考证文章居多，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但是，邓先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他把绝大多数时间投入到参与国家重大社科研究项目之中，不论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是《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西藏通史》等，都是花费精力最多的课题。我想，他正是在这些重大课题的开展中积累和发现了问题，成为他个案专题研究的出发点，同时得益于他扎实的个案研究，才使他承担重大课题，解决宏观问题得心应手，能够有所创新。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邓先生的论文，尽管题目不大，但是均涉及元明清三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宗教关系，涉及中央政府西藏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规章制度等等，研究主题鲜明，寓意深刻。关于他治学的宗旨，邓先生在《邓锐龄藏族史论文译文集》自序中有明确的交代：“（自己）惟一还能感到安慰的是：凡执笔缀文，无不全力以赴，谨遵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为最高指归。”这便是邓先生学术研究的责任担当和家国情怀。 

3.人生榜样、学者楷模 

邓先生是一个有良知、有风骨，同时又为人低调、做事务实，有着崇高社会责任感的人。在2021年的一次与他交流中，我当面对他谈了我一直想告诉他的心里话，我说他是近乎神仙一样的人物：经历了巨大的人生挫折与磨难，而没有气馁；专心致志，孜孜以求致力于学术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心态平和，起居有常，健身有恒，活出了人生应该有的精彩，进入了常人无法进入的境界。他听了后默默微笑着，应该是默许了我的评价。 

在大家心目中，邓先生有时会是一个象征：一位温文尔雅的书生，一位宽厚仁慈的长者，一位博闻强记的智者，一位平和温润的达者。 

邓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是，我们永远怀念邓先生！ 

（文章来源：中国西藏网，作者张云系 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