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明：明代格鲁派高僧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个案研究——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例

【内容摘要】明代是我国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时期。明初，宗喀巴严明戒律，整顿藏传佛教界修行弊端，创立格鲁派教义体系，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历程。之后，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两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密切的朝贡关系。同时，他在内地传法十年，促进了藏汉佛教的交流交融，增强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团结。他们为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格鲁派；宗喀巴；释迦也失

【作者简介】徐东明，男，1971年生，陕西武功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宗教与社会发展、藏传佛教中国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本文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大委托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藏实践研究”子项目“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与实践研究”（项目号：WT-ZD20210104）；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重大委托课题“开展抓牢‘八对抓手’专题研究”子课题“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和藏传佛教中国化双基础研究”（项目号：WT-ZD20230101）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明代，格鲁派的崛起和发展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代表的格鲁派高僧，在改革藏传佛教发展弊端，完成藏传佛教本土化，建立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和朝贡关系，将藏传佛教传播到内地，为促进藏汉蒙等多民族经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维护边疆社会稳定，推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以宗喀巴、释迦也失的主要事迹为例，对其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贡献阐述如下。

一、宗喀巴采取宗教改革措施，创建格鲁派，推进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元末明初，是我国藏传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宗喀巴（1357—1419）针对元末明初藏传佛教发展出现的僧人不守戒律、乱解经文，不学显教、乱修密法的衰败弊端，通过重新诠释佛教义理，构建格鲁派教义教法体系，规范僧众修学体系和次第，建立寺院教育制度和管理制度，建立了藏传佛教正见、正信、正行的宗风。格鲁派的建立，扭转了西藏佛教的颓废风气，完成了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历程。宗喀巴的佛学思想和格鲁派的寺院管理制度也被藏传佛教其他各大宗派所接受，使藏传佛教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为推进明代藏传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拜师学法，建立自派理论体系

宗喀巴于1357年诞生在青海宗喀地方。7岁时，他正式出家，在夏琼寺噶当派高僧顿珠仁钦处受沙弥戒。之后，他跟随顿珠仁钦学习了9年，掌握了藏文基础知识和显密教理论。洪武六年（1373），宗喀巴16岁时，赴卫藏求法。17岁时，到达卫藏后，他参拜西藏佛教各派名师数十位，广学博闻，经过刻苦钻研，对佛教因明、般若、中观、俱舍、律学等经论无不精通。19岁时，宗喀巴在桑浦寺、第瓦巾寺就《现观庄严论》立宗答辩，获得广泛声誉。在1376年后的几年中，宗喀巴跟随仁达瓦·循努洛追（1349—1412）系统学习《阿毗达摩集论》《释量论》《入中论》和律藏等经论传承。25岁时，宗喀巴已系统学习了大乘佛教中观、唯识重要的经论，并于1380年、1381年，在卫藏多个大寺院依《释量论》《集论》《俱舍论》和《律经本论》四论立宗答辩，获得普遍赞誉。后来，宗喀巴又受到中观师邬玛巴的教导，使他对龙树中观思想获得了彻底证悟，厘清了中观应成派与自续派的差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教观和佛学理论体系。

1385年，宗喀巴在雅隆南杰寺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开始讲经授徒，钻研密法。此后几年，宗喀巴除了继续对显教经论深造外，还系统学习了密宗经典及其注疏，主要学习了无上瑜伽部的《集密》《胜乐》《时轮》等教法以及事部、行部、瑜伽部的密教典籍。同时，宗喀巴参访藏传佛教各派高僧，修学了萨迦派道果法，噶举派大手印法、那若六法，噶当派的道次第法。特别是对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俄·洛丹喜饶的《圣教次第》、卓垅巴的《正教次第》等噶当派典籍进行了系统学习，形成了他显密一如、先显后密、次第修行的思想。1402年、1406年，宗喀巴先后写成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两部论著的写成，标志着他佛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从1400年到1419年的近20年中，宗喀巴针对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乱、僧众堕落的现状，撰写了140多部佛教著作，从佛教理论层面正本清源，构建起了格鲁派清净的教义教法体系，为其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指导思想。

（二）讲经传法，建立佛教修行清净宗规

1388—1389年，宗喀巴往返前后藏各地，开始为当地一些寺院僧众讲经说法。1392年，宗喀巴带领八位弟子到沃咯曲隆寺，进行了长净和经忏活动。1393年，宗喀巴率领徒众重修了精其寺。当时，藏传佛教经过后弘期几百年的发展，虽然教派林立，但在佛教界呈现出颓废、衰败的局面：一是各教派卷入政治权力争斗，对佛教教义思想修学不够；二是各派对佛教教义的解释五花八门，异教邪说盛行；三是在佛法修行方面，普遍存在轻视显教、乱修密教，甚至修行邪法的现象；四是僧众修习佛法不讲次第，不守戒律、不学显教，乱修密法，贻害很大。宗喀巴针对上述弊端，一方面从佛教理论渊源方面，通过诠释经典、破斥邪说，构建自派教义教法体系，确立正见、正行信仰；另一方面从整饬佛教戒律入手，建立佛教信众修行的行为规范和日常操守。他通过严明戒律、确定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建立了僧众修行的清净宗规。早在1388年，宗喀巴就改戴黄色班智达僧帽，表明他要继承迦湿弥罗班智达释迦室利所传承的戒律，建立修行实践的清净宗规。1397年、1399年、1400年，宗喀巴在聂岗穷和布达拉宫等地多次向僧俗信众宣讲小乘和大乘戒律，强调依戒修行佛法的重要性。1401年，宗喀巴与仁达瓦、嘉却贝桑波等人斟酌戒文，重新修订了藏传佛教僧人切实可行的寺规戒条。1402年，宗喀巴撰写了《菩萨戒品释》《事师五十颂释》《密教十四根本戒释》等著作，对所制定的戒条作了详尽说明，以便于僧众的实践和修持。宗喀巴对佛教戒律的整饬，为藏传佛教建立起了清净宗规和切实可行的戒条，对于纯净佛法，净化宗风，革除修行混乱的弊端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是其宗教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三）举办法会，建立寺院教育和管理制度

举办法会，宣传自派的教义主张，树立自身的崇高威望，是宗喀巴采取宗教改革措施的重要内容。1394年在甲索甫、1400年在精其寺、1404年在热振寺，宗喀巴曾多次举办法会，大力宣传自己的佛教思想和严明戒律的修行主张。1409年，宗喀巴在帕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1374—1432）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办了大祈愿法会。这次法会不分地域和教派，各地僧人均可参加，故人数有一万多。法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并传承至今，由此确立了宗喀巴在西藏佛教界的领袖地位。法会之后，宗喀巴在帕竹政权属下贵族仁钦贝父子的资助下，在拉萨东郊修建了甘丹寺。1410年甘丹寺建成，标志着格鲁派正式形成，该寺成为格鲁派的祖寺。此后几年，宗喀巴继续著书立说，收徒传法，推行他的佛教思想和改革主张。1416年宗喀巴弟子扎西贝丹（1379—1449）在拉萨西郊建立哲蚌寺。1418年，宗喀巴弟子、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拉萨北郊建成色拉寺。至此，格鲁派拉萨三大寺建成，奠定了格鲁派发展壮大的稳固基础。寺院建立后，宗喀巴调整和改革了寺院的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了僧人的学经制度、学阶制度和修行制度，为祛除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乱、乱修秘法、腐化堕落的弊端提供了制度保障，推动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本土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四）善对召请，建立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

宗喀巴创宗立派的时期，正是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多封众建”的时期。明朝政府虽然对各派首领实行多封众建，但是对各派的状况有所掌握，对其的敕封还是有所侧重。如明廷将大宝法王的封号封赐给了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却贝桑波，是因为噶玛噶举派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力，是一大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将大乘法王的封号赐予萨迦派，则是承认萨迦派在后藏的存留势力和其宗教上的影响力。同时，明廷也非常重视在西藏崛起的格鲁派，特别是宗喀巴大师的美好声誉传遍雪域，必然吸引明成祖（1360—1424）永乐皇帝朱棣的关注。

藏文史书《宗喀巴传·福乐之源》记载，早在明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就派遣王哲保等4位官员率领400人的使团来邀请宗喀巴入朝。当时，宗喀巴在色拉曲顶静修，他预知使臣即将前来，便避往深山。这使使者十分为难，于是他们便请阐化王扎巴坚赞（1374—1432）和牛儿宗本喃葛藏卜（乃乌巴·南喀桑布）代为说情，宗喀巴才始同意会见使者。双方会见后，使臣奉上礼品，迎请宗喀巴前往明廷，但宗喀巴不为所动，说去内地有许多障碍，诸如路途遥远，身体难以胜任等，又说即使能去，于佛法和众生亦无大的利益。最后，宗喀巴写了一封致明成祖的书信，连同几件礼物交给使臣。于是，使者们就当天返回了。宗喀巴在信中说：

“唵！祈愿吉祥安乐！依伟大福德之力，如法抚治四海之内的大地之人主(皇帝)驾前，住于西方雪山境域之卫地的释迦之比丘罗桑扎巴敬启。

大法王之福德，犹如须弥之高巍！诸臣民之安乐，有如天界之美满。政令之威严，为诸小邦所顶戴。至于此时，为了增长三宝之威力，派遣金字使者们来此处，赐给诏书及碎花云纹红色、青色、绿色缎三匹，彩缎七匹，大缎架装、帽、上衣、长坎肩，水晶念珠，金刚杵及铃两幅，瓷碗一对，佛像罩衣两件，手巾三副，围裙、曼陀罗饰品三件，腰带，碰铃两副，靴袜等，茶叶五十斤，檀香木一段等物，我已收到，衷心感激。

大皇帝之旨意，盼我前来你处一遭，其中缘由，金字使者及王(指阐化王扎巴坚赞——译者注)已认真传达，我皆领会于心中。余非不知此是大地之主宰为佛法着想之谕旨，亦非不遵不敬陛下之诏书，但我每与人相遇，便发生重病，故不能遵照圣旨而行，惟祈陛下如虚空广大之胸怀，不致不悦，实为幸甚！陛下如往昔出世之诸大法王执掌利益今世之法规及利乐后世之教规，余等多次闻得当今之世大皇帝心愿清净，以奇异之功业使天界世间皆欢喜称赞，即于此方多数僧侣中之胜者，以清净之念，常为大皇帝祈祷圣寿无疆，皇图永固！此情伏希鉴察。至于大地之主宰之事业如何护持，此为大法王你所自知，非是我等者所能详言。

恭呈御览之书，随奉礼品：由李域迎请之观世音菩萨像一尊，释迦牟尼金像一尊，文殊室利如来金像一尊，如来佛增生舍利三颗，普通舍利一颗，又如来舍利一颗，从对印藏两地佛教弘传具大恩德之印度大成就者觉卧钦波(阿底峡尊者)遗骨上所生舍利一颗。

鼠年六月十九日于卫地方所上书信

从上述宗喀巴给明成祖的书信可知，当时（1408）宗喀巴一方面考虑到自己要为（1409）即将举办的拉萨大祈愿法会做筹备，当时格鲁派还未建立，教务繁重，自己不便离开；另一方面宗喀巴的确也有身体不适方面的原因。所以，宗喀巴婉拒明成祖的召请，在信中只是表明由于自己身体原因不能前去中原，同时表示要率众胜僧为皇帝祈祷圣寿无疆，皇图永固。这反映了宗喀巴清醒的现实意识，一方面他要建宗立派，树立自己在西藏宗教界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视建立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故写信表明自己服从中央、并辅助中央统治的心意。

明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十一日，明成祖又遣使召请宗喀巴入京，其颁发给宗喀巴的诏书见于《至尊宗喀巴大师传》，其译文如下：

大明皇帝圣旨

上师罗桑扎巴

鉴于你证道的功德极为高深、清净宏大，依止慈悲之心，利益一切有情众生，引导彼等入大乘之道。因此之故，朕思念你的清净功德，为时已久。今派遣以太监侯显为首之使者，以政教二规前来迎请于你。望你为佛教弘传着想，前来中原，以完成朕之心愿。此诏。

随赐礼品：金刚铃杵、鎏金禅杖一柄；碰铃全套；象牙珠一串；檀香木一段；嵌红玉细竹丝帽一顶；十彩法衣全套；大红无花半月形大氅一件；肉色内衣一件；红色素绞一匹；蓝色水纹大宝花卉图案缎子一匹；绣金团纹缎三匹；大红如意绣花缎一匹；松绿色四季花卉缎一匹；大缎七匹；淡花蓝色缎一匹；绣花团纹缎一匹；深绿素缎一匹；纱灯红绫绸一匹；茶叶五十斤；白瓷无花茶壶两把；白瓷碗七个；黑色靴子一双；素蓝绸作面的白色羊毛袜一双；彩绞七匹等。

永乐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上面所引这份诏书，是明成祖召请宗喀巴入朝的第二份。由诏书内容可知，明成祖鉴于宗喀巴证道功德高深，依慈悲心，利益众生，思念他为时已久，故派出了以侯显（约1365—1438）为首的使团。这说明永乐皇帝对西藏佛教新兴的格鲁派及其祖师宗喀巴非常重视，欲迎请他到中原弘法，利益众生。据学者研究，明成祖邀请宗喀巴入京，另有其崇信藏传佛教密宗，欲为其传授密法的愿望。

梳理藏汉文史料的记载可知，当时，侯显率领的500人使团负责明朝廷“多封众建”藏地多个政教首领的任务，迎请宗喀巴只是其任务之一。使团于永乐十一年（1413）初从北京出发，后到达乌斯藏。当侯显携带明成祖的诏书前去邀请宗喀巴时，又被宗喀巴委婉拒绝。于是侯显在迎请受阻时，请必力工瓦（止贡）法王叔侄说服宗喀巴。在必力工瓦法王叔侄的帮助下，侯显等人向宗喀巴传达了皇帝的诏书，但宗喀巴依然婉拒了明朝廷的再次邀请。在此情况下，侯显决定将此事上奏明成祖，使团则在乌斯藏滞留待命。明成祖在知道此事后，再次下诏，言若宗喀巴本人不能前来，就要派出一名与大师无异的弟子代为入朝。宗喀巴遂派释迦也失代为入朝。这样，侯显使团在藏滞留约半年之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从江孜出发前往京城。宗喀巴再次婉拒入朝的原因，除了致力于格鲁派事业的发展以外，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宗喀巴传记中可知，宗喀巴曾多次因病中止讲经传法，而明廷第二次遣使邀请正是他长期患病初愈之时。他自知不堪长途跋涉，故在婉言拒绝后，对派遣释迦也失赴京一事格外重视。在释迦也失启程之前，宗喀巴就如何在中原行事对他做了仔细的嘱托，并诚心祈祷多闻天王对释迦也失予以护持。从这里可以看出，宗喀巴两次婉拒明成祖邀请入京，主要是出于格鲁派正值草创时期，作为宗派祖师的他有许多重大教务需要处理，一方面要针对当时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乱的弊端，正本清源，为建立正见、正信、正行的教义教法体系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还要创办大祈愿法会，建寺授徒，推行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此外，还要建立格鲁派寺院组织、管理制度和僧众修学制度，等等，这一系列重大教务的完成非他莫属。故宗喀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然婉拒大明皇帝的邀请，但他丝毫也不敢怠慢建立与明朝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故应明成祖的请求，他派出了年长自己3岁的得力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释迦也失最终不负众望，出色完成了入朝觐见皇帝、并到内地传法的使命。

总之，宗喀巴作为一代佛学宗师和宗教改革家，他能从革除元末明初西藏佛教衰败弊端的大局着眼，遍访名师，修学经论，创宗立派，建寺授徒，顺利完成了整顿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乱弊端的重任，完成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艰巨使命，为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建立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促进汉藏佛教的交流交融与发展，促进西藏地方对明朝中央政权的归附和认同，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汉文正史文献如《明史》和《明实录》，对明成祖遣使召请宗喀巴一事绝口不提，但藏文史书却为人们保存了珍贵资料，使人们能从这些史料中了解宗喀巴非同寻常的胆识和远见，认识到他为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释迦也失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

前文已述，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5）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祖师宗喀巴的主要弟子之一，代表宗喀巴于永乐十二年（1414）入京朝见永乐皇帝，被封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永乐十四年（1416），他返回西藏后在拉萨修建色拉寺。宣德二年（1427）释迦也失受诏再次进京，宣德十一年（1434）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在内地传法直至圆寂。他历经永乐（1403—1424）、洪熙（1425）、宣德（1426—1435）三朝，是三大法王中在内地生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他在沟通西藏地方与明朝中央的关系，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等地区的传播，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和藏汉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深远。

元至正十四年（1354），释迦也失出生于西藏蔡公堂一官宦之家，自幼聪颖。7岁时，他从噶举派高僧绛漾·释迦坚赞（1340—1376）学法，受沙弥戒，获法名释迦也失。绛漾·释迦坚赞是继大司徒绛曲坚赞之后，西藏帕竹政权的第二任法王，朱元璋曾封他“大司徒灌顶国师”的官职，赐印章及诏书。12岁时，释迦也失在蔡贡塘寺出家为僧，刻苦钻研。18岁时，他前往各大寺院游学，广参名师，深入钻研佛经义理，成为一名杰出学者。明洪武十七年（1384），释迦也失31岁时，拜宗喀巴为根本上师，随侍左右。宗喀巴、扎巴坚赞、贾曹杰师徒几人亲自为他授比丘戒，指导其修学。释迦也失慎思明辨，贯通显密教理，修行成就突出，成为宗喀巴“辩才无碍”的八大弟子之一。

（一）第一次入京朝贡，建立了格鲁派与明朝中央的密切联系，提升了格鲁派的政治地位

明永乐六年（1408）、十一年（1413），明成祖两次遣使入藏召请宗喀巴入京，宗喀巴因当时处于筹备拉萨大祈愿法会、创建格鲁派的关键时期，不能应召进京。故第一次应召时，宗喀巴只得写信给明成祖，请求皇帝对自己不能赴京予以谅解，并表示自己将率僧众在本地“以至诚之念，为陛下祈祷，愿陛下圣寿绵长，皇图永固！”表明自己拥护中央的心迹。在第二次应召时，宗喀巴则根据明廷的要求，派其大弟子释迦也失代其前往朝见。释迦也失遵从师命，于永乐十一年（1413）六月率领数百名僧人从西藏江孜出发，经山南、巴塘、理塘，于同年十一月到达成都。当他们到达成都时，受到成都府官员和百姓隆重欢迎。此时，明成祖遣人携带圣旨和礼品赶往成都迎接，传达了永乐皇帝新的安排。因当时永乐皇帝第二次北巡（1413年四月至1416年十月）不在南京，故请释迦也失不要去南京朝见，而让他先去五台山礼佛、传法，以备皇帝在北京召见。永乐十二年（1414）春，释迦也失到达五台山，驻锡显通寺。“在五台山期间，他为从各地前来朝拜的以大德、官员为首的无量具信仰众生传授了灌顶、随许、教诫等，并为僧人传授近事、沙弥、比丘、禁食等戒律，按照他们各自的缘分降下佛法之甘露，引领他们走上成熟解脱之路。”同年冬十一月，明成祖遣太监侯显召请释迦也失到北京朝觐。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释迦也失到达北京，受到明廷盛大欢迎。为隆重迎接释迦也失，永乐帝下令在京城城门口架设彩桥，修筑巡礼过道，还特为其修建驻锡之地。十二月二十七日释迦也失在大行殿朝觐了永乐皇帝。在京期间，释迦也失多次朝觐明成祖，成祖赐座、赐茶、赐宴，待以殊礼。释迦也失尊成祖旨令，在京城建造庙宇，招募僧众，举行盛大宗教活动，传播格鲁派显密教法。“师徒广做密集、胜乐、大轮、大威德四十九尊、药师佛的修供法事，此时天空传来天界鼓乐声，为众所闻。”“此后，皇帝请上师传授度母所传的长寿灌顶和大成就者德洛巴所传的胜乐不死灌顶，……使皇帝极为虔信，奉献了大量财物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永乐十三年（1415）四月三日，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还特赐金边黑色僧帽一顶。同年七月，释迦也失奉命前往蒙古、五台山等地弘扬佛法。永乐十四年（1416）五月，释迦也失请辞返藏，明成祖赐黄牛800头，绸缎数千匹和佛像、幡幢、法器、衣服、文绮、金银器皿等物，还颁赐一部藏文大藏经《甘珠尔》108函，每函均有《大明皇帝御制藏经赞》和《御制后序》。返藏后，永乐十七年（1419），释迦也失遵照宗喀巴旨意，用皇帝所赐在拉萨北郊主持修建了色拉寺。释迦也失此次入朝之行，不仅建立了格鲁派与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大大增强了格鲁派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同时也将汉地佛教的一些元素带回西藏。如在他修建的色拉寺中，有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和十六罗汉像、汉地居士像、和尚像、药师佛像，以及永乐帝赐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这部《甘珠尔》至今还保存在色拉寺，成为镇寺之宝。释迦也失返藏后，按照明廷规定，定期进贡，保持着与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如永乐二十一年（1423），释迦也失派遣弟子班觉伦珠入京，长期留京担任皇帝的经师。

（二）第二次入京朝贡及在内地传法，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团结

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1398—1435）派侯显再次邀请释迦也失到内地弘法。释迦也失已年逾古稀，仍不畏路途艰险，毅然再次进京朝见皇帝。宣德四年（1429），释迦也失带领弟子阿摩迦和索南喜饶等人进京觐见皇帝，并驻锡在法源寺。释迦也失为明宣宗治好了重病，并在北京嵩祝寺以东的法源寺为宣德皇帝的祖父举行了“荐福”法事。这次进京，释迦也失在北京驻留八年左右，经常为皇帝和皇室成员传法授戒。宣德九年（1434），明宣宗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简称“大慈法王”，藏语称“绛钦曲杰”），赐御制法轮金印，他的两位弟子也被封为“大国师”。除了在北京做法事和讲法外，他还曾到蒙古、五台山、四川、青海、甘肃、陕西等地建寺传法，扩大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在中原的影响。当时，他在北京法源寺修建了格鲁派佛殿，并助修了法海寺，还主持了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的荼毗法会；在五台山修建了圆照寺，在青海民和修建了马营灵藏寺，这些寺院成为格鲁派在内地修建的第一批寺院。宣德十年（1435），释迦也失返藏，两位弟子留住京城，负责佛事。在返藏途中，释迦也失圆寂于河州（今甘肃临夏）卓摩喀地方，享年82岁。明廷后在卓摩喀建造喇嘛庙，赐名“弘化寺”以示纪念。寺内修建“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收藏有大慈法王的舍利。河州弘化寺成为格鲁派在甘青地方发展的基地和通往蒙古地区的中继点。宣德年间，释迦也失这次进京受封大慈法王之后，“帝留之京师”，明英宗（1427—1464）嗣位后，清理遣返京城藏僧，大慈法王及其弟子特准留住北京。格鲁派受到的荣宠，一时超过其他教派。

总之，大慈法王释迦也失是在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关系史上又一位作出卓越贡献的藏传佛教高僧，他一生两次到祖国内地传法，共长达10年之久，为建立、发展格鲁派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促进藏汉佛教文化交流，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每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宗喀巴忌日（五供节，又称燃灯节）的前一天晚上，信众都要举行被称为“四供节”的宗教活动，以纪念这位历史人物。释迦也失为促进汉藏蒙多民族团结和经济文化交流所做的事迹，亦成为历史佳话流传至今。

结论

综上所述，明朝时期，格鲁派正处于创立、崛起和发展的艰难时期，以宗喀巴、释迦也失为代表的格鲁派领袖，能从明代西藏社会变革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出发，一方面通过采取宗教改革措施，建立了适应西藏社会发展需要的清净的佛教修行理论体系和格鲁派寺院教育制度，祛除了西藏佛教界修行混乱、僧人腐化堕落的弊病，使藏传佛教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完成了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建立格鲁派与明朝中央的密切关系，增进了藏蒙等边疆少数民族对明朝中央的政治认同，并将格鲁派教法传播到甘、青、川、陕、晋、蒙古等地区，提高了格鲁派的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汉藏蒙等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