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沛容：各民族知识分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自觉——以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同源关系探索为中心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知识分子依据北京猿人考古发掘与帕米尔高原历史地理、历史考据等溯源研究，进一步讨论和夯实中华民族同源思想的共同祖先、共同起源地等论证基础。除历时性的研究方法外，各民族知识分子重视运用近代传入中国的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侧重从体质、语言、文化等共时性层面探索中华各民族的同源关系。与此同时，广泛流传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兄弟传说与祖源记忆等地方性知识，也成为中华民族同源论说的重要论据。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同源思想有力驳斥了日本帝国主义试图利用民族问题分裂中国的舆论谬说。各民族知识分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恰恰反映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事实。上述问题仍需置于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重新厘定、审视与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同源关系探索；各民族知识分子

【作者简介】李沛容，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本文为四川大学四部委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通过族群历史的考证与溯源，凝聚族群内部的共同体意识，是传统国家通往现代民族国家必经的学术之路。晚清以来，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传入，中国学界掀起以历史考据研究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浪潮，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关于中华民族同源论说的第一次勃兴。民国时期，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方兴未艾。新兴学科所带来的理论、方法为抗日战争期间再次兴起的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中华各民族关系问题的探索提供了多重方法与多维论据。目前，学界对清末中华民族起源问题已有颇多着墨。反之，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的影响力以及论战双方学者的知名度，遮蔽、淡化了学界对同一时期各民族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中华民族同源论说的关注。诚如彼时学者凌纯声总结的，数十年间，经中外学者的努力，“从时空两方面去悉心研究，已能寻流溯源，条分缕析”，逐渐证明“各族实为同源”或“至少是同干异枝的文化”。中华民族同源论说已经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主流思潮。本文力图在学术史与知识史的脉络中重新爬梳、还原中华民族同源思想的学术性与学理性，以及各民族知识分子在论证过程中对各民族同源传说、祖源记忆等边疆民族地方性知识的深度发掘，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这一认识提供不容忽视的重要例证。

一、同源共祖：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历史学、考古学的中华民族溯源研究

清末以来种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后，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起源的问题，一时间成为国内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自西方学界传入的各种观点和说法甚嚣尘上。至1930年左右，中外学界关于中国民族起源的观点不下十余种，其中对国内学界影响较大的观点有三：一为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巴比伦说”，即清末革命派学者所持的“中国人种西来说”；二为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等的“西北起源说”；三为“帕米尔高原说”。这些观点被不同学派、不同政见的学者引介、改造，在报刊中讨论，被编入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为公共知识传播。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境内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相关研究的开展，早期西方学界凭借少量器物、历史考证和语言对比推论而来的中华民族西来说，包括巴比伦说、埃及说、美洲说等渐渐遭到国内甚至国外学界的质疑与批判。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史前史悬案，学者们认为还有待考古发掘，当寄希望于铁铲来解决。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外学者在北京房山周口店村附近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为解决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瑞典古生物学实验室对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送交的人齿作了测定，认为北京猿人大约生活于距今五六十万年甚至百万年以前，其化石年代早于1891年发现的爪哇人化石，是当时全球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北京猿人这一史前考古学的重大发现表明，中国无疑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中华民族本土起源说日益盛行，逐步取代了清末以来形成的其他学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各民族知识分子关于中华民族同源的论述正是在接续了上述研究，充分吸纳了当时学界的各类主流思潮后进一步衍生而来的。他们将中华民族本土起源说继续推进，提出了北京猿人为中华民族始祖、中华民族同源的观点。如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曾游学日本的张旭光为重庆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编写的《中华民族发展史纲》称：“根据北京人之发现，足以说明两事，一则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之土著。再则今日之中华民族，回溯往古，实为同一祖先。”事实上，早在1930年，即北京猿人头骨被发现的第二年，李云坡基于北京猿人等史前考古发掘资料编写的北平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史》，已提出中华民族同源思想。不过，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思想才真正兴起。除张旭光外，出生于贵州安顺、时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的回族学者张廷休，原西南联大讲师、回族学者尹光宇，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马鹤天等，均以北京猿人为证据，论证中华民族“同源于一脉”。其中，较具代表性、较为翔实的是新儒家熊十力的论述。1938年，熊十力为躲避战祸由鄂入川，讲授中国历史。其弟子将讲义整理成书，名为《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行。该书第一章为“五族同源论”。熊十力认为：“向者外人研究我国民族发源，有谓自西极来者。自北京人发现以后，西来说已不足成立。在鸿古期，我中华民族，已为神州之土著人。非从他方转徙而来至此。已得确证。若复由此而推考吾先民发展之迹，则由今之冀，察，热，陕，甘，新，而蔓延于满洲蒙康藏诸塞外。”据此，熊十力将学界流行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藏族属印度人种说”视为“清末以来邪说”，认为皆已“不攻自破”。他确信“中国民族是一元的”“是同根的”，但早期“苦于中华民族之本源，未有证据，不便论定”，“及考古学家发见北京人以后，乃确信此最初之人种，是吾五族共同的老祖宗”。

基于北京猿人考古发现论证中华民族同源的学说被当时学界视为“新说”。既有“新说”，便有“旧说”，“旧说”即清末以来形成的“帕米尔高原说”。该学说因可验之于中国古代典籍《山海经》等关于“昆仑之墟”的记载，又能将中华民族中的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及交趾支那族（包括今天的彝族、瑶族、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以南三系、北三系的分类方式回溯到帕米尔高原这一人类共同起源地，因而颇得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成为清末民国早期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华民族起源较具代表性的一类书写模式。抗日战争时期，部分持中华民族同源论者，或因受学较早，知识未及更新，或尚未采信北京猿人即中国民族之祖先，仍坚持以“帕米尔高原说”论证中华民族同源。如1917年毕业于中央政法学校、时任陕北榆林蒙旗抗日动员会委员长的蒙古族知识分子荣祥，生长于西康、时任《西康新闻》社社长的地方学者王光璧，以及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时任中央军校成都分校教官的郭维屏，均将帕米尔高原视为中华民族“最初发祥地”。

如上所述，抗日战争以来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问题形成了基于北京猿人的共同祖先与基于帕米尔高原的共同起源地两种中华民族同源论说。除以现代考古学、地理学知识探寻中华民族同源问题外，传统历史考据方法也被运用于诠释中华民族同出一源。学界通过对《山海经》《尚书·尧典》《史记》《后汉书》等历史典籍中有关中国民族记载的族群溯源研究，形成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原本是三皇五帝之后，“厥初共为中华一裔，后其子孙分布四方”的认知，即“黄帝之后居中原，后世之所谓汉也，炎帝之后居西方，后世之所谓藏也，夏后氏之后居朔方，后世之所谓蒙也，有扈氏之后居西北，后世之所谓回也，肃慎氏之后居东北，后世之所谓满也”。此外，各民族知识分子的共同参与，还为中华民族历史溯源研究注入了大量边疆民族本土知识。例如，久居藏地的王光璧在汉藏同源研究中关于“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的地望考释，结合了蒙古族、藏族对怒江的称谓，以及藏族传说中关于洪水的记载，认为“康藏卫”三地即“三危”。值得注意的是，秉持上述学说的学者，否定传统史学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通过考古、历史地理与历史考据等方法进行历史溯源研究以证明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目的“实则系由历史上证明各宗族同源于一始祖，非以一族容纳各族”，尤其非“纳诸族于汉族之内”。

二、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知识在中华民族同源论说证成中的运用

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分类体系的传入，逐步打破了中国传统“六艺”“四科”的分类模式，学科之间的边界渐为清晰。不过，无论是新史学的研究者，抑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新兴学科的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均倡导多学科的融会与跨学科知识的掌握。在中华民族同源论说的证成中，考古发掘、历史地理与历史考据等方面的溯源研究为中华民族同源思想奠定了历时性的研究基础，然而仍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贯通，从共时性的层面探寻历史沉淀的蛛丝马迹，以证明中华民族的同源性。因此，各民族知识分子认为，论证这一议题不能囿于某一学科领域，“或仅就理论上之阐明，或仅作文化上之比较”，将“苦乏有力之依据”。西康籍知识分子冯大麟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例，指出历史考据方法的局限性：“西南民族之古代史实，在中国文献中，吾人能得其片面之记述者，仅自汉代始，至汉代以前，则书缺有间，难知其民族分合嬗变之势，即西南民族之名称，亦间百年或数十年，始一见于载籍中……故欲就历史上以考证西南民族之种属，殊难得良好结果。”他遂提出，需“旁据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之理论，取史地所得材料，以参证之”，方“庶克有济”。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罗香林则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多学科知识在中华民族同源关系论证中的作用，以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华民族关系史，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史前境况及历史时期的器物比较，以人类学方法研究体质及文化的比较，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今天的社会组织功能以及分析文化差异的成因。除历史考据与考古溯源外，旁据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侧重在体质、语言、文化等层面进行中华民族同源研究已成为各民族知识分子的一致共识。

在同源关系的判断上，体质相较于文化更为固定，这是清末民初在种族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而且在不具备科学测量条件的情况下，对外貌特征的直接观察也能让人粗略体察族群之间的相似性。苗族知识分子石启贵在论证汉苗同源时便指出：“就其身体骨骼耳目口鼻手足观察，尤无异点。”生长于贵州、长期与“苗夷”接触的张廷休也依据自身经验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在体质上殊不易辨别是夷是汉”。除直接观察外，抗日战争时期参与中华民族同源论证的各民族知识分子虽不具备专业的人种学或体质人类学知识，但均注意汲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清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赴贵州收集了大量苗族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数据后，否定了前人将苗族归入高加索人种的研究结论。张廷休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提出汉苗同源。王光璧则依据中山大学民族学者杨成志以及“中研院”边疆民族地区的体质人类学测量结果，从体质特征上证明汉藏同源，并指出汉族与藏族之间的体质差异是“数千年来，受高原生活之影响，此为适应环境使然，于人种固无关也”。

随着西方语言学的传入，摈弃中国传统音韵学转而运用科学的语言学研究民族分类与民族关系的方法蔚然成风。1905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时，即已参酌德国人种学家麦士苗拉（Friedrich Max Müller）的研究，认为“以皮肤、体格辨人种，不如以语言辨人种”。抗日战争时期各民族知识分子部分采纳了梁启超的上述见解，将语言作为研判族源系属的证据之一。如蒙古族知识分子荣祥指出：“民族关系的亲疏和是否同源，应当从他最早的语言中找根据。”王光璧则认为“语言之固定性，不及体质，常因移徙及外来之影响而有所转变”，但这并未妨碍其借助比较语言学方法分析汉藏同源关系。此时，各民族知识分子主要借鉴英国军官戴维斯（H. R. Davies）以及中国学者丁文江、李方桂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根据语言的文法结构、声调和同源词分析，将藏缅语群、苗瑶语群、掸人语群划入“中国语系”，或将中国内地、中国西藏、中国新疆、越南、泰国、缅甸等地所使用的语言归入“印度支那语系”，进而证明中华民族同源。

通过风俗习惯的对比，探寻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证明中华民族的同源关系，也是中华民族同源论证中的重要方法。民族学家岑家梧呼吁学界深入研究族群文化的联系，意在阐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在贵州调查期间，他尝试以苗、仲（今布依族）、汉等族的文化相似性，说明此三族“由同一母体胎育而来，其关系有如手足弟兄”。抗日战争期间，借读于贵阳大夏大学的孙诞先在与广泛分布于贵州境内的西南民族接触后，从服饰、饮食、歌曲、历日干支、宗教和其他（姓氏、婚俗、集会、契券、兵器、巫蛊）文化层面系统论证了西南民族与汉族的同源关系。上述观点得到了同一时期深入贵州民族地区的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教授罗荣宗的田野调查印证。根据各民族文化的相似性，罗荣宗指出“苗夷汉同为一个民族，而分属几个氏族，示彰彰明矣”。久居康定的王光璧发现，藏族与汉族在鞠躬、荐新、跳锅庄、衣饰、板屋等文化习俗上均有相似之处，并提醒学界“吾人若果详为研讨，当有更多之发现”。倘若上述言论、观点仍有以“他者”视角审视的嫌疑，那么作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石启贵、荣祥的“主位”认知便更有说服力。1939年，《中央周刊》设专栏刊载石启贵对此议题的评述。杂志主编特意在按语中说明：“作者为苗族同胞，奉湘省府命考查湘苗情形甚久，本文证明苗汉问题，可为发扬民族意识与精神之参考。”石启贵在文章前言中称：“余从事于苗族考察有年，对于苗汉源流之探索察考日久；根据国史及一般的认识加以意志之揣测，引出数个实例”——“苗华名称之实证”“医药干支之实证”“姓氏同一之实证”及“宗教习俗之实证”，以此论证“苗汉实为同源异系同木分枝”。荣祥援引《论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对比蒙古族见面“必先递鼻烟壶以示问安之意，再递哈达一幅以表诚敬之心”，说明历史上蒙古族与汉族之间的亲密关系。

三、兄弟传说与祖源记忆：各民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同源知识的挖掘

民国时期在运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解决新问题、建设新学问的思潮中，历来被学界忽视的少数民族民间歌谣、传说等，一度成为知识分子突破传统史料束缚，增益研究材料，扩大研究范围，追寻学问“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与西方学界比肩的新兴学术增长点。那些寄托着少数民族“荒古远史”的口传故事，不仅是“礼失而求诸野”历史沉淀的印证，还可用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释读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的意识”。在中国较早引入民族学理论方法的蔡元培就曾在多篇文章中列举说明民族学诠释初民社会文化的方法与意义。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沦陷，西南、西北边疆一跃成为“中国的生命线”“中国的勘察加”。伴随着各学术机构向边疆迁移的学者得以将学术视野进一步延展到边疆地区，增添了大量与边疆民族直接接触的机会。有志于沟通边疆与内地的学者，尝试发掘边疆民族的地方性知识，运用已有积淀的民族学方法解读边疆民族的口传文化，并将这些“边地智识”“介绍给内地人士明了”。在这一浪潮下，明代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旅边文人记录下的边疆民族兄弟族源传说，被近代各民族知识分子进一步挖掘，并尝试运用新方法加以解读。

由顾颉刚、黄奋生等学者创办的《中国边疆》杂志曾专注于刊载边疆民族地区流传的兄弟传说与族源记忆等反映中华民族起源与族际关系的口传故事。为嘉惠学界，《中国边疆》杂志抢先刊发了时任西昌禁烟监运所所长王拱壁在西昌进行实地考察时，收集到的彝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相传洪水朝天后仅留下人类始祖甲与天神之女婚配，并生下三男：

三男渐长，皆不能言；遍求医方，又急切不获耳。某夜，甲妻以忧子故，更深未眠；微闻窗外有声似燕语曰：“竹帕帕，可医哑，”甲妻理会，及晓伐竹一束，爆于三男之前，帕帕之声乍起，三男果皆应声而呼。啼听云；长男所呼曰：“木主，”次男曰：“倮苏，”三男曰：“汉呷，”夫妇大喜；因以木主名长男，以倮苏汉呷名次男三男。嗣后，长男为西番之祖，次男为倮夷之祖，三男为汉族之祖。

长期供职于四川省屏山县石角营职业学校的李元福拜读王拱壁文后致函《中国边疆》，提供了苗族聚居区流传的同一题材的故事，区别在于长子被替换为苗人，次子、幼子分别为汉人与夷人。20世纪30—40年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芮逸夫深入边疆地区从事田野调查，也发现了大量有关人类起源的洪水故事。其中一则流行于云南省耿马县傈僳族聚居区的洪水故事大致内容为：

古时发洪水，有兄妹二人同入葫芦中避水。洪水退后，世上只剩兄妹二人，兄因找不到配偶，便与妹结婚；后生七子，遗传现在的栗粟（今傈僳族）、汉人、拉（今在缅甸）、黑、老亢（今景颇族）、崩竜（今德昂族）、摆夷（今傣族）等七种人。

这些蕴含着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与族际生态关系的兄弟族源故事，为各民族知识分子从地方性知识与边疆民族本位知识中汲取同源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的案例。张廷休以神话、传说论证族群同源时，就充分吸纳了大凉山彝族地区流传的苗族、瑶族、彝族、汉族四兄弟起源传说，以及西方旅行家在贵州、云南等苗族、佤族聚居区搜集到的苗汉同源故事与佤族、瑶族、白族、傣族、卡伦（在今缅甸——引者注）、汉族六兄弟故事。彝族知识分子曲木藏尧赴内地宣讲“西南国防与彝族问题”时着力阐释的“彝族和汉人同种”，同样根源于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区世代相传的汉族、彝族、藏族三兄弟故事。时至今日，曲木藏尧传颂的汉族、藏族、彝族三兄弟故事仍广泛流传于大凉山地区。

除上述洪水传说中关于人类共同祖源的叙事外，具有书写传统的部分边疆民族在家谱中记录的祖先由内地迁往边疆的移民史，也是中华民族同源论述中的重要证据。民族学家岑家梧在贵州荔波收集的蒙姓仲家（今布依族——引者注）家谱记载：“其祖于宋代自广东南海县，猪市街卖米巷迁来，他们的始祖是蒙登露登霖二兄弟，登露迁独山，登霖迁荔波，后来均任土司官，世袭不衰。”民国时期生活于贵州独山一带的莫姓仲家家谱则将祖籍追述至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牛头街白米巷，称清顺治时期其先祖领兵镇守黔防，始迁入荔波，开枝散叶。另有覃姓仲家家谱称：“六朝时吾祖谭春公实在金陵应天府南城外大街居住，族大丁多，烟火数百，有贫有富，为士为农，或往他邦，或安本籍或分江西，或移湖北，或迁东鲁，或徙西蜀，散失难考，久远难追。”此后，谭姓仲家始祖谭山耀迁往山东历城县，改姓覃，名覃山耀。其长子覃大通官至协镇之职，娶妻梁氏，生十三子。覃大通因以公谋私，被削职为民，遂举家迁往广西河池州属。其第十子覃竺率家眷迁贵州后定居荔波，是为荔波覃姓仲家之由来。据此，岑家梧判断，部分“仲家原为中原汉人，后来因为犯罪流徙或奉调戍边，日久便与土著通婚而土著化了”。上述家谱中的族源记载“最能道出此中的情况”。

无独有偶，1939年，“为唤起边胞，明了共负抗战建国复兴民族之任务”，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历时七个月，赴滇、黔、桂三省边地从事实地考察。从稍后形成的《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关于改进西南各省边疆教育总建议书（1941年）》中，可以窥知考察团在途经区域内发现，兄弟族源传说与内地移民记忆不胜枚举，“苗徭倮㑩均有与内地居民同源之故事”，“孔明一名，妇孺皆知，且有托为孔明大兵之后裔者”。因此，考察团在总建议书中特别指出：“同源论之提倡，不仅为国策，并为事实宜然”。

在新的方法论视野中，杨慎、陈鼎等传统史家归入野史或族群攀附现象的祖源、族源传说，成为中华民族同源证据内极其生动的案例。这些承载着“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是各民族知识分子在地方性叙事、族群自我认知等层面发掘、探索族群关系格局的早期努力与尝试。

四、结语

中华民族同源思想成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而长期被学界误读为策略性或宣传性的政治书写，其中所蕴含的学术史、思想史演进脉络也随之被遮蔽。19世纪末，西方学界基于进化论对人类起源问题进行探究，形成以达尔文（Darwin）及其好友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提出的非洲起源论和以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为代表提出的亚洲起源论两种学说。北京猿人发现后，瑞典实验室的测量结果证明其年代早于爪哇人和尼安德特人，北京猿人被视为早期猿类与现代人之间的过渡类型。因之，美籍德国学者魏登瑞（Franz Weidenreich）较早提出北京猿人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民族同源思想正是立足于人类起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北京猿人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古老的猿人化石等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体质人类学推论衍生而来的这一时期的新兴思想。当然，诚如李怀印对史学观点生成的研究指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仅仅是历史学家本身所生活和描述的那个时代及其以前的历史进程的有限部分。”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世界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的演进，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多起源论、多中心说逐渐取代了中华民族同源思想。但是，中华民族同源思想生成的时代意义及其所蕴含的中华各民族追求共同体凝聚的努力则是不容当今学界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