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屹：清末中央政府举办西藏地方教育述论

【内容摘要】清朝中央政府20世纪初的教育施政，旨在巩固政权，延续濒临覆亡的统治，但客观上却开启了西藏地方近代教育进程，有利于当时的西藏地方教育发展。在“新政”的政策背景下，清政府有关西藏地方教育的具体发展思路，不仅具有推动近代教育发展的实际效果，也包含教育史学方面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西藏教育；张荫棠；联豫

【作者简介】张屹，男，河南漯河人，现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文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古代西藏与祖国内地科学技术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项目号：23FZSA005）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关于西藏地方近代教育发展，学界以往更关注于民国时期的一些教育作为，如《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中国近代边疆教育史》等研究成果，而本文主要探讨驻藏官员张荫棠、联豫等人在西藏地方教育发展方面的建树。他们的教育主张虽然各有侧重，但在重视并提倡教育发展方面，观念比较接近，教育施政也均是秉承清朝中央政府的职务行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政府在二十世纪初针对西藏地方的教育发展举措，实际构成了西藏地方近代教育发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近代教育萌芽与寺院教育并存的现状

虽然寺院教育在20世纪初叶的西藏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大量教育资源仍把持在寺院僧侣手中，“寺院即学校，宗教即教育”的现象仍普遍存在，但由于19世纪50至90年代出现的边疆危机，实际推动了清廷的边疆政策发生变化，涉及从虚边到实边的政策转变，以及改革军制、改良军备、加强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至20世纪初，随着国内新思潮不断涌现，西藏近代教育的萌芽逐渐显现，这些新的教育形式与传统寺院教育并存，共同构成了当时西藏教育发展样态。

（一）西藏近代教育的萌芽

清王朝在20世纪初已濒临覆亡，为延续统治，遂于1900年宣布“预约变法”，推行“新政”。西藏地方的近代教育萌芽就是在如此背景下逐渐产生，主要包括张荫棠“查办藏事”和联豫在藏筹办近代教育两个阶段。

张荫棠“查办藏事”阶段。晚清驻藏官员张荫棠比较熟悉海外事务，能够看到当时中国与西方社会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差距。任职驻藏大臣期间，张荫棠提出了很多施政主张，譬如倡议设立汉文学堂、专科学堂、学务局等。尽管张荫棠深受藏族群众尊敬与喜爱，但因清政府的腐败孱弱，以及国内外形势紧迫，他的许多主张最终未能在任内付诸实施，不久以后他也因调任外务部而离开西藏。虽然张荫棠实际在藏时间并不长，他的教育主张却影响了联豫等人，而且他在教育“新政”方面的很多设计与思路，实际是在联豫任内才得以落实。

联豫在西藏筹办近代教育阶段。在担任驻藏帮办大臣后，联豫开始筹办教育“新政”。首先，经清朝中央政府批准后，联豫颁行《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西藏着手筹建了两所初等小学堂，藏汉学生同校，学制五年，七岁以上均可入学，一律免费，还从四川抽调教习和管理人员赴藏任职，开设读经讲经、修身、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联豫还在西藏地方设立了藏文传习所、汉文传习所、陆军小学堂，并创办白话报，加强政策宣传。

其次，为推行“新政”，联豫组织人力翻译书籍，以此作为发展教育和“移风易俗”的重要策略之一。据《联豫驻藏奏稿》载，联豫还曾选送藏族子弟赴四川学习，教育内容涉及农业、林业及畜牧技术等方面。总之，联豫在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发展措施，对于文化知识的普及，西藏地方近代教育的发展，民族交往的促进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二）西藏传统寺院教育的没落

清末时期的西藏寺院教育发展已相当体系化，尤以当时的格鲁派寺院教育最具代表性，恰如王森先生所述：“黄教最主要的特点是它有计划、成系统的教学组织。”以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为例，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组织机构，分为喇吉、扎仓、康村三级，后来在康村以下又分为若干密村，包括显宗、密宗、医学等若干学院。虽然一些小寺院的规模不能与之相比，组织机构也相对简单，但除了哲蚌寺从初建的七个扎仓改为四个扎仓外，黄教“其他寺院的教育组织机构均无多大变化”。清中期以后，随着格鲁派寺院集团势力不断膨胀，其影响力遍及西藏各地，推动寺院教育又进一步扩展，但是“上层僧侣生活腐朽糜烂，教规戒律松弛，格鲁派走上了衰败”，而且西藏整个寺院教育体系也在清末终于走过了自身的黄金时期，日趋保守与衰落。

总之，20世纪初我国西藏地方的近代教育已开始萌发，虽然当时仍显弱小，较之周边一些省区的近代教育发展而言，尚有很多差距，但这些已是西藏地方教育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化，并受到当时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学部”的管理，与祖国内地的教育发展形势息息相关。与此同时，传统寺院教育依然在西藏教育的总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并与萌发的近代教育并存，它们共同构成了清末西藏地方教育的基本样貌。

二、注重“博学”“实业”的发展思路

张荫棠是清末一位有为的驻藏大臣，他认为“今欲谋保藏，必先收回政权”。显而易见，他实际主张在西藏实行政教分离，而后“由国家简员经理……外人无隙可乘，自泯其觊觎之心。”因此，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为“新政”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是张荫棠教育主张中一项重要的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主张推行“博学”与“实业”两项具体的教育举措。需要说明的是，除了设立“九局”并制定各局办事章程外，张荫棠的很多教育主张未能在其任内实现，但是他关于西藏教育的发展思路，实际影响了继任者联豫的教育施政。

（一）强调“博学”

张荫棠在《训俗浅言》一文中，着重解释了“博学”的含义，认为：

“士农工商，各有学问，件件都要考究。凡天文、地理、机器、工艺、商业、农业、算学、兵刑、钱谷、水利、矿务、一切经典史书，皆要学习。”

显而易见，张荫棠所谓的“学”，包括了近现代的一些学科设置，内容广泛，涉及理、工、农、医、文史等不同学科领域，迥异于西藏传统教育学科的内容架构。这不仅是古代教育与近代教育的差别，实际也反映了张荫棠等一批维新改良的知识分子不同的知识观，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看，实际触及到了西藏教育观念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传统问题，即知识论问题，这些对于当时藏传佛教寺院教育而言，不啻为一次强烈的思想冲击。

当然，今天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审视，关于什么是知识的结论已经非常明确，即“真正的知识，应当是从实践中来，又经得住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但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且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张荫棠不可能对传统寺院教育制度下的知识观思想提出有力的批判，人们关于知识定义的分歧客观存在并难以消解。因此关于知识观的不同思考，不仅是不同教育理念之间的分歧，也折射了寺院教育对当时整个西藏教育的垄断地位，同时说明近代教育的知识观思想在当时亟待引入西藏地方教育实践。

（二）提倡“实业”教育

在《训俗浅言》一文中，张荫棠在阐释“博学”的基础上，认为“声光电化医诸学，皆有益于民生日用，并宜设学堂，分门肄习。”他主张推行“实业”教育，而关于“实业”，又特别说明道：

“凡农业、工艺、商业，如种植、畜牧、蚕织、矿务、机器制造、声光电化医药之类，凡可以生利者，皆谓之实业。实业兴旺，国乃富强，不可徒尚空谈，耽安逸。”

显而易见，张荫棠所言的“实业”与“空谈”相对立，与一般的实业救国论更有所不同，譬如西藏一带的“蚕织”“畜牧”类，在当时还难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空谈，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并能“生利”，即就是“实业”。当然，他熟知西方事物且有赴美经历，肯定知道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理论，而他对西藏地方发展“实业”教育的理解，是基于他对当时西藏地方经济发展环境的实际考量，恰恰反映了他因地制宜的教育思考。因为在当时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地方既缺乏规模化市场，更缺乏科技人才，遑论资金、技术、销售等一系列经济要素，所以首先务实地抓好教育，培育更多懂“实业”的专才乃是教育发展之急需。

总之，在张荫棠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为“新政”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的政治思想前提下，“博学”与“实业”构成了其教育主张的基本内容，这对当时的西藏教育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他推行“新政”的目的固然是为挽救清王朝即将覆灭的命运，而且因其在藏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教育主张也未在任内得以实行，但是他的一些施政理念及教育主张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对西藏地方近代教育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给当时西藏地方的僧俗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关于他的很多事迹流传至今。

三、注重“开民智”的系列措施

联豫作为清末最后一位驻藏大臣，因其在任时间较长，他的很多施政思想能有机会付诸实践，而且张荫棠很多教育“新政”方面的主张，实际也是在联豫任内才得以逐步落实，故此吴丰培先生亦评价联豫其人“驻藏也久，处事也繁，实行改革，颇多更张……”。

综观联豫当时在西藏地方教育施政，他始终以“开民智”为宗旨，一方面注重教育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注重发展职业教育。

注重教育的普及化。在联豫看来，“今拟逐事振兴，非先通文字，明其义理，去其扞格不可。而欲先通文字，非设立学堂以诱化之不可。”所以他认为广设学堂，设法普及教育，不仅是非常重要的施政措施，更是西藏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认为非如此不足以“逐事振兴”。除广设学堂外，联豫也注意因地制宜地搞好教育宣传，譬如他支持创办了藏文白话报，以藏文为载体进行“新政”宣传，体现了他因地制宜的教育理念。

注重发展职业教育。据《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摺》载，联豫曾“遣番民赴川学习工艺”“咨送川省劝工局学习工艺”，而且因为他发现当地民众“不知工作”“不知硝法”，无法处理牛皮羊毛，反被英国人低价买进，略作处理后再高价出售，致使民众利益受损，感到非常可惜，故此他积极主张开展相关职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培训。

但由于当时英俄势力的武装威胁与文化渗透交迫，当时西藏地方形势持续紧张，所以联豫积极主张“计惟有先行练兵，……其余新政亦应分别次第，陆续举办。”显而易见，虽然主观上积极支持教育发展，但联豫仍主张把教育的发展放在练兵之后，这也是联豫迫于形势并权衡后的决定。

总之，在联豫任内，西藏近代教育有所发展，他的一些教育主张在当时产生了积极效果，当然，他本人的一些大民族主义思想历来也被人们所诟病，需要认真批判与摒弃。

四、教育施政的总体特点

张荫棠、联豫作为清廷当时派驻西藏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的教育施政集中体现了清政府针对上述地区的教育发展举措，总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他们的教育施政都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前提——加强驻藏大臣权力。张荫棠提出“收回政权”，联豫主张“先行练兵”，实际都指向了驻藏大臣权力加强的问题，反映了清末部分统治上层主观思想中存在的危机感。不仅因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摇摇欲坠，软弱的清廷已难以给予多少实际支持，也因为张荫棠、联豫所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积重难返，所以他们更强调自身权力的加强，并以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作为教育施政的先决条件。

其次，从实际需要出发办教育。张荫棠、联豫均主张将内地的文化知识向西藏地方的群众大量传播，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沟通不便的问题。张荫棠对此主张“广设汉文学堂”，使藏族群众通晓汉文。联豫则举办了藏文传习所与汉文传习所，鼓励汉族学习藏文、藏族学习汉文，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最为突出的是，当联豫看到当地藏族群众因为不会加工牛皮羊毛，致使英国人从中得以获利时，立刻决定“遣番民赴川学习工艺”，设法扭转被动局面。合而言之，上述教育举措说明他们的确能够从教育实际出发，立足现实，设法利用一些现有教育条件，努力帮助当地藏族群众解决部分现实困难，既明确体现了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社会职能，也展现出他们立足现实的办学思路。

第三，侧重科技教育。张荫棠主张设立专科学堂，非常重视“声光电化医诸学”知识的教育普及，联豫则创办了陆军小学堂。上述这些教育主张或举措足以说明他们比较侧重于科技知识的传播。由此可见，对于科技教育的强调与侧重，也是张荫棠、联豫两人教育主张中比较一致的地方。

总之，清朝中央政府针对当时中国西藏地方的教育发展，基本举措就是以加强驻藏大臣权力为基础，从实际需要出发，适当侧重科技教育，用以改善民生，笼络人心，最终实现巩固清朝中央统治的目的。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发展教育，或以何种教育理念为发展路径，在上述地区的教育施政都是清廷为巩固自身统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但张荫棠、联豫等人的教育理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究其原因，一方面，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历史大变革当中，改革派、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的教育主张纷至沓来，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不会不影响到张荫棠、联豫等人，致使他们主观思想中的教育理念会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尽管清末驻藏大臣衙门的“行政领导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的个人素质”，但是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又切实推动了他们在教育施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他们的努力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清王朝行将覆灭的命运，但是对于发展民族教育，改变当地群众教育观念，以及在民族地区的近代思想启蒙方面，都在客观上起到积极作用，这是我们需要予以肯定的。与此同时，由于清王朝一贯推行民族不平等政策，所以当时的教育施政中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些糟粕，需要我们在思想与理论上予以批判和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