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彬：印度国家档案馆与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馆藏对华关系类档案评介

〔导语〕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各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档案纷纷解密。目前，印度解密的对华关系类档案主要在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的手稿部。两馆收藏各有特色，前者主要收藏的是印度外交部移交的部门档案，而后者则是尼赫鲁政府时期高级官员的私人档案和口述史访谈，包括最为重要的尼赫鲁档案。本文拟在介绍两馆新近解密档案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其中对华关系类档案加以重点评介，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正文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各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档案纷纷解密。目前，印度解密的对华关系类档案主要在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的手稿部。印度国家档案馆1995年解密和开放第一批外交部档案，2011年6月宣布解密第二批约7万份外交档案，随后再次解密第三批约2.2万份档案，经过编目后开放给国内外学者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印度尼赫鲁图书馆也逐步扩大开放手稿部馆藏的尼赫鲁政府时期重要官员的私人档案。两馆收藏各有特色，前者主要收藏的是印度外交部移交的部门档案，而后者则是尼赫鲁政府时期高级官员的私人档案和口述史访谈，包括最为重要的尼赫鲁档案。这两馆馆藏解密档案为研究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以及印度与其他国家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本文拟在介绍两馆新近解密档案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其中对华关系类档案加以重点评介，以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

一、印度国家档案馆与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馆藏基本情况

（一）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基本情况

印度国家档案馆隶属于印度文化部，按照1993年制定的《档案法》及该法案下的“1997年公共记录规定”进行管理，主要是负责接收和保管印度历史档案及中央政府各机关的档案。2005年，印度出台了《信息权利法》，规定公民有权利用超过30年的旧档案，获得政府信息，但是其中第8款特别规定，影响印度国家安全、国防、统一和外交关系的档案可以不对公众开放。这样，印度外交部、国防部和内政部等重要部门长期以来可以根据《信息权利法》中的“特别规定”，不用向印度国家档案馆移交部门档案。印度外交部1995年移交第一批外交部门档案后，直到2010年至2011年才向国家档案馆移交了第二批外交档案，涉及时间段为1903年至1972年，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DSA）在官方网站上对这批档案分类制作了目录。随后，印度外交部按照30年解密的规定，移交了第三批外交档案，涉及时间段为1972年至1982年。新近解密的这两批外交档案是印度国家档案馆目前收藏的最主要的独立后印度外交档案，学者需要到印度国家档案馆阅览室进行调档查阅。

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主要包括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两个时期的政府档案、私人文件、地图记录。印度独立前的档案包括英印殖民政府时期的政府机构档案，其中有比较重要的英印政治情报部档案、内阁秘书处档案，最新解密的主要是1903年以来涉及印度北部边境地区事务的档案。印度独立后的档案主要是印度政府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总理秘书处、内阁秘书处、财政部、计划委员会、教育部、立法部、粮食和农业部、新闻广播部、商业和工业部等各部门移交的档案，还有少部分私人文件。从馆藏档案全宗目录来看，两个时期加起来总共有415个卷宗目录，每个卷宗目录包含约1000份档案。其中涉及独立后印度外交政策的档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995年印度外交部向国家档案馆移交的第17号卷宗、第18号卷宗，主要是外交部各司的部门档案，内容包括外交部外事活动及制度、礼宾以及海外侨民保护、海外移民、领事、护照等；第二部分是2010年至2012年印度外交部向国家档案馆移交的档案，包括第241号至第248号卷宗、第250号卷宗、第251号卷宗、第217号卷宗、第223号至第227号卷宗，主要是1950年至1982年间印度外交部各驻外使领馆的月报、年报和不定期报告，印度外交部和海外各使领馆的往来外交电报，印度国家领导人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以及少量印度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的备忘录和文件。

（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馆藏基本情况

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位于新德里原尼赫鲁总理府，是为了纪念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而设立的。尼赫鲁图书馆下设手稿部、缩微胶卷部，分别收藏纸质私人档案和缩微胶片档案。尼赫鲁图书馆手稿部自1966年建馆之后，陆续征集收藏大批私人文件，编目后开放给公众，但是重要私人文件实际上直到2000年后才大规模开放给学者。尼赫鲁图书馆手稿部中最重要的尼赫鲁文件直到2017年才在审批的基础上，开放给更多的学者利用。学者可以在两个部门各自的阅览室通过人工调档，查看相关原始档案。此外，该馆藏有最完整的南亚史和印度研究方面的书籍和报纸杂志，允许馆内借阅复印。

尼赫鲁图书馆手稿部档案主要分为私人文件、机构档案以及口述史档案三大部分，在官方网站上可以下载手稿部馆藏总目录和部分卷宗的电子目录，但是大多数卷宗目录只能到手稿部阅览室查询。私人文件主要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尼赫鲁政府时期官员、社会活动家、教育文化界名流的私人文件，目前开放查阅的有860位。这些私人文件分别按照通信（Correspondence）、专题档案（Subject Files）、演讲（Speeches）、媒体剪报（Press Clippings）、已出版材料（Printed Material）等分类进行编排，其中专题档案最为重要，研究价值最高。馆藏机构档案共包括123类各政党等机构的档案，比较重要的是印度政治情报部档案（1890年至1930年）、印度国大党工作委员会档案（1885年至1953年）（第12卷宗）和印度共产党档案（1924年至1948年）（第11卷宗）。机构档案大多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保存，学者需要到缩微胶卷部，提前预约查询。口述史档案则是尼赫鲁图书馆从1969年以来开展的口述史项目的成果，目前总共开放918名访谈者口述资料。

二、两馆馆藏对华关系类档案的特色内容

（一）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对华关系档案

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有丰富的英属印度政府时期对华关系档案。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档案（Records of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1948—1858）、英印政府档案两个全宗的外交部门档案（Foreign Department， 1756—1913；Foreign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1914-1937；External Affairs Department， 1937—1947）中包含大量对华关系档案，主要内容包括中英（印）关系、通商口岸贸易、庚子事变、中印边界议题、西藏事务、新疆地方印侨和贸易。特藏史料中国文件（China Papers， 1839—1955）收入鸦片种植和贸易、鸦片战争等资料。由于英印政府内政部负责严密监视殖民地人民活动，所以英属印度人民和在华侨民资料主要收集在内政部档案（Home Political Department）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印度各界领袖泰戈尔、尼赫鲁访华，印人与中共关系，抗战时期印度援华以及英印政府在华领事馆给国内的情报报告。此外，印度国民军文件（Indian National Army Records）、印度独立联盟文件（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e Papers）、拉贾·马亨德拉·普拉塔普文件（Raja Mahendra Pratap Papers）、钱德拉·鲍斯文件（Chandra Bose Papers）和K.M.潘尼迦文件（the K.M.Panikkar Papers）也有少量的1947年前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和政党团体交流的档案。

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的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的对华关系档案，除了比较早的第17号、第18号卷宗的印度外交部东亚司中国处的部分档案，最新档案主要集中在第217号卷宗、第223号至第227号卷宗中的印度驻华大使馆、上海领事馆、拉萨领事馆、香港领事馆的年报和月报中。印度驻苏联、蒙古、缅甸和越南使馆月报、年报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档案。此外，印度总理办公室档案（第193号卷宗和第390号卷宗）、内阁秘书处档案（第25号卷宗）也零零散散包含一些中印关系的档案。总体而言，这些档案侧重于对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情报搜集，属于情报分析型档案，较少决策型档案。

第17号、第18号卷宗中涉及印度对华关系比较重要的档案是：1949年前英印政府在西藏和新疆所设机构的月报和年报；中印谈判建交和互派大使往来文件；印度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局势的评估报告；印度与国民党政权断交以及抗议港口封锁的往来电报；印度与缅甸关于国民党李弥残部问题的协调文件；印度参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关于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的文件；1954年印度关于中印间在西藏遗留问题谈判代表团的组成及其经费安排报告；20世纪50年代印度在藏机构拉萨领事馆和亚东、江孜、噶大克商代处的报告；1955年印度参加亚非会议的文件；1959年印度议会关于西藏问题的质询及尼赫鲁的答辩记录。第241号至第248号卷宗则主要是印度对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报告，印度对中苏分裂的评估报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印度议会辩论文件，印度向英美寻求军事援助的文件，印度核政策的文件。尽管这些档案涉及中印关系史的诸多重要事件，但是由于整个卷宗档案缺乏系统性解密，各份档案间缺乏关联，内容非常分散。

第217号卷宗和第223号至第227号卷宗中的档案中包括1950年至1982年间印度驻华大使馆、上海领事馆、拉萨领事馆、香港领事馆的年报、月报和不定期报告。这些连续性报告几乎囊括了1950年至1982年间印度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观察和评估，涉及这一时期中印关系重大事件的评估和决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印度驻华大使馆的报告偏重于对中国政治局势和重要外交活动的评估，重要的内容包括：印度国会对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议会辩论；1976年中国和印度两国恢复大使级关系；1978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访问印度；1979年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访华；1980年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关注；1981年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访问印度；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中国；中国和美国、苏联、越南、缅甸等其他国家的外交往来活动。

印度驻上海领事馆和驻香港领事馆则侧重于对中国经济和外贸的情报评估。其中上海领事馆报告的内容包括：中印间关于在上海印侨的交涉；印度对中国国内工业化政策的评估。香港领事馆的报告主要是：印度对中国通过香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转贸易评估；印度与香港的贸易；印度对改革开放初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和外贸发展的评估等。驻拉萨使团（1947年至1952年）及之后的驻拉萨领事馆（1952年至1962年）及其下属的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商代处的报告则偏重于对西藏地方情报的搜集，包括对西藏上层集团动向、中国中央政府对藏政策、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贸易和印度对西藏政策的观察和评估。

印度驻英国、苏联和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中也包含相当部分对华关系的档案，比较重要的包括：印度当地使馆对中苏分裂以及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报告；印度对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评估报告；中、苏、印三角关系与中印关系正常化关系的报告。印度驻蒙古、缅甸、尼泊尔、不丹、越南和东欧国家使馆年报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对华关系的档案，比较重要的是：印度对缅甸、尼泊尔、蒙古、苏联等与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评估和分析报告；印度和缅甸、尼泊尔、不丹划定边界的相关文件和地图集；印度驻蒙古国大使馆对中、蒙、苏三方的政治、外交和经贸关系的报告。这些情报大部分来源于所在国家媒体的报道，少部分来源于印度大使与所在国家领导人的会谈记录。

（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手稿部馆藏对华关系档案

尼赫鲁图书馆手稿部馆藏主要是尼赫鲁政府时期高级官员的私人档案和口述史资料。因为独立初印度政府外交档案归档制度不完善，许多官方档案成为外交官员的私人文件，另外为了保持私人档案的完整性，档案馆员复制了许多和私人直接相关的政府档案，所以这些私人档案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印度政府决策讨论和出台的过程，属于决策型档案。私人档案涉及印度对华外交的是：尼赫鲁文件（Jawaharlal Nehru Papers）（第2号卷宗）、S.杜特文件（S.Dutt Papers）（第177号卷宗）、P.N.汉卡萨尔文件（P.N.Haksar Papers）（第389号卷宗）、T.N.考尔文件（T.N.Kaul Papers）（第476号卷宗）、K.P.S.梅农文件（K.P.S.Menon Papers）（第210号卷宗）、V.K.克里希南·梅农文件（V.K.Krishna Menon Papers）（第119号卷宗）、B.K.尼赫鲁文件（B.K.Nehru Papers）（第678号卷宗）、V.L.潘迪特文件（V.L.Pandit Papers）（第482号卷宗）、阿帕·B.潘特文件（Apa.B.Pant Papers）（第216号卷宗）、K.S.蒂迈雅文件（K.S.Thimayya Papers）（第180号卷宗）、N.K.瑞斯特姆吉文件（N.K.Rustomji Papers）（第405号卷宗）、T.T.克里希南查理文件（T.T.Krishnamachari Papers）（第294号卷宗）、P.孙达拉尔文件（P.Sunde Lal Papers）（第29a号卷宗）、V.埃尔温文件（V.Elwin Papers）、S.普瑞卡萨文件（Sri Prakasa Papers）、J.道拉特姆文件（J.Doulatram Papers）和P.C.乔士文件（P.C.Joshi Papers）。

口述史资料涉及对华关系的是：拉库·尼赫鲁口述资料（R.K.Nehru Oral Trsanscript）（第324号卷宗）、B.P.柯伊拉腊口述资料（B.P.Koirala Oral Transcript）（第739号卷宗）、G.L.梅塔口述资料（G.L.Mehta Oral Transcript）（第47号卷宗）、K.P.S.梅农口述资料（K.P.S.Menon Oral Transcript）（第363号卷宗）、S.M.克里施那口述资料（第863号卷宗）（S.M.Krishnatry Oral Transcript）、K.C.乔哈瑞口述资料（第712号卷宗）（K.C.Johorey Oral Transcript）、S.S.凯拉口述资料（S.S.Khera Oral Transcript）（第461号卷宗）、J.N.迪希特口述资料（J.N.Dixit Oral Transcript）（第963号卷宗）。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长期执政，而尼赫鲁本人作为印度总理和外交部长几乎主导了这一时期印度各项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尼赫鲁文件不仅包括尼赫鲁本人详尽具体的外交命令和指示，而且还包括G.S.巴杰帕伊（G.S.Bajpai）、K.M.潘尼迦和K.P.S.梅农等亲信的重要汇报及建议备忘录，突出反映了尼赫鲁政府时期对华决策的过程。学者查阅尼赫鲁文件需要特别批准。但是笔者将馆藏尼赫鲁文件和已出版的《尼赫鲁选集》对比后发现，尼赫鲁文件中的大部分1960年前的对华关系文件已经公开出版，只有少部分涉及西藏问题和两国边界问题的文件仍然需要到馆内查阅，还有相当部分的尼赫鲁文件尚未解密。尼赫鲁文件中包含对华关系的核心档案，包括：1949年中印谈判建交和互派大使的汇报和指示；1951年至1954年印度调停朝鲜战争及其战俘遣返文件；1954年周恩来访印与尼赫鲁1954年访华的总结报告；1954年中印间关于西藏地方通商和贸易协定的谈判文件；1958年至1960年中印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和谈判的指示和报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及科伦坡六国会议的相关文件。因此，尼赫鲁文件基本上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印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

阿帕·B.潘特文件中比较重要的是：1956年十四世达赖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以及滞留印度的文件；潘特与达赖的会谈记录；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年度贸易总结报告；印度对中国与尼泊尔、不丹关系的评估报告。N.K.瑞斯特姆吉文件中包含阿萨姆政府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实施占领和扩展所谓的行政管理的指示和报告。S.M.克里施那文件和V.埃尔温文件主要是阿萨姆邦地方官员与驻锡金政治官员协商在中国藏南地区扩张的私人往来信件。S.普瑞卡萨和J.道拉特姆文件中也有一些涉及印度阿萨姆邦政府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文件。S.杜特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印度处理西藏问题和筹备边界问题的文件。V.K.克里希南·梅农文件中包括：国大党派遣柯棣华大夫医疗代表团访华的文件；朝鲜停战协定和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文件；克里希南·梅农与周恩来关于在美中国公民回国与台海危机的六轮会谈记录；克里希南·梅农在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的发言报告；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印度进口英、美、苏武器的文件。K.S.蒂迈雅文件主要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印度防务部署的相关文件。P.N.汉卡萨尔文件则包括释放朝鲜战争战俘、1960年中印边界谈判。V.L.潘迪特私人文件中涉及对华关系的是1952年印度文化代表团访华的报告、英美对印度军事援助的文件。P.孙达拉尔文件中有少量的印中友好协会文件。P.C.乔士文件主要是印度共产党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往来函件。

三、两馆馆藏对华关系类档案的学术价值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研究是一项敏感、复杂、难度很大的课题，一方面涉及两国关于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的交涉和斗争这样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另一方面是两国的相关政府档案解密进程缓慢，资料短缺。长期以来，学者主要依赖两国官方公开资料和媒体报道进行研究，很少利用两国政府的内部决策档案。学者通常利用的资料有：20世纪60年代中印双方各自出版的边界问题白皮书，印度外交部年报（Foreign Affairs Records），印度人民院和联邦院的议会辩论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和中央文件选编等，印度总理尼赫鲁个人文件选编的《尼赫鲁选集》，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月报》以及印度的《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媒体资料。

近年来中国外交部解密了1965年前中印关系史的部分档案，根据有的学者搜集和整理，大致包括：中印边界问题的书籍、地图；中国同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政治经济关系；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之后对印度战俘的处理；亚非国家调停中印边界冲突以及中国对亚非国家调停的反应；中苏两党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英国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中国历史地图关于边界的画法处理；中印两国官员会谈的档案；外交部领事司档案、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的报告、西藏外事处电报以及西藏外事处各分处的电报、新疆外事处电报；中国领导人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外国领导人会谈记录以及往来电报、周恩来1960年同十四世达赖的谈话。中国政府解密的这批中印关系类档案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1965年前中印关系史的研究。

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尼赫鲁纪念馆暨图书馆的解密档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补充上述学界主要利用中印政府公开资料和单纯利用中国外交解密档案的不足，提供印度方面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决策细节。在广泛占有两国解密档案资料、充分参考利用英美等其他国家档案的基础上，学者才能尽可能呈现中印关系史纷繁复杂的历史面相，揭示东西方冷战和亚洲地缘政治背景下中印的合作与冲突以及与其他大国的互动。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总结印度两馆馆藏对华关系类档案的学术价值。

首先是中印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层面。新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最初是围绕着印度继承自英国在西藏的不平等特权和边界问题展开的，尤其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一直是国际学界研究中印关系史的焦点，有学者对相关著作从学术观点到所利用的材料以及研究视角的变化做了详细的学术史回顾。从中可以看出，目前学者著作的不足是很少利用中印两国相关解密档案，原始资料薄弱，许多重大历史事实尚未进行研究。例如20世纪50年代印度对西藏地方实施的两次贸易禁运是否存在，自从国内学者利用中方档案撰文指出这个尖锐的问题后，国内外学界颇多质疑，但是从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印度驻拉萨领事馆（1952年至1962年）及其下属的驻亚东、江孜和噶大克商代处的年度报告中可知，这两次贸易禁运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从长时段来看，印度这种经贸上的禁运只是继承了过去英帝国主义利用经贸手段对西藏地方施压和施惠的一贯手法。此外，印度驻锡金政治官员领导的由驻拉萨总领事和亚东、江孜、噶大克商务代办组成的印度在藏官员，阿萨姆总督领导的阿萨姆部落事务顾问和“印度边疆文官”组成的边疆政治官员，在印度实施对中国西藏政策和边界政策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目前学界尚未重视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综合利用尼赫鲁档案中边疆政治官员的官方报告、私人文件与中国外交部西藏外事处的档案，一方面能够更为全面地考察这些“西藏通”的角色，分析印度国内“西藏情结”的由来；另一方面则能够评估印度对中国西藏地方政策和边界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和效果。拉库·尼赫鲁、G.L.梅塔、S.S.凯拉等众多参与印度对华决策的官员的口述资料则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相关档案文件出台背景和情境，解读相关档案具体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因此，印度两馆解密档案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冷战时期印度政府决策者在西藏问题和边界问题上的利益认知判定、战略选择乃至决策实施中的各种因素。

印度解密档案也有助于研究1949年中印建交谈判，1954年中印间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谈判，以及1960年中印边界会谈等尼赫鲁政府内部对华重大决策过程，澄清尼赫鲁时期中印关系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是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后，尼赫鲁政府对西藏政策调整与边界政策方针出台的关联性问题。二是1954年中印谈判中是否涉及边界问题的争论。1951年至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与驻华大使潘尼迦关于是否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的往来电报，尤其是1952年8月4日和7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依（Girja S.Bajpai）和潘尼迦的两份往来电报，充分揭示1954年谈判中印方没有提出边界问题背后的战略考量。1954年7月1日，尼赫鲁给外事秘书拉库·尼赫鲁和外交部联合秘书T.N.考尔，并转国防部长、商务和工业部长的秘密通报，要求销毁印度旧地图，出版反映印度边界主张的新地图，并且最终确立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边界政策。三是关于1954年协定签订后至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前印度的对华边界政策以及印度对西藏叛乱的态度。S.杜特作为外交秘书协助总理兼外交部长尼赫鲁处理外交部各项日常事务，其文件中包括大量印度对中国修建新藏公路、1958年西藏局部叛乱、中印朗久和空喀山口武装冲突的档案，这有助于学者仔细研究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公开化前印度内部的决策，回应某些学者对印度僵硬边界政策的辩护。

此外，目前学界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尚缺乏立足于档案基础上的细致考察。印度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印度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的“中印关系正常化”五卷档案文件，1978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访印文件，1979年瓦杰帕伊访华文件，1981年黄华访问印度的文件以及尼赫鲁图书馆馆藏的P.N.汉卡萨尔文件中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三卷文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这些档案有助于厘清1969年英迪拉·甘地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决策动机，1970年毛泽东接见印度代办后印度政府的反应，1976年中印间恢复大使级关系的动因，1979年至1981年两国恢复外交部长级互访的动因以及1981年中印间恢复边界谈判的政策考虑。印度国家档案馆档案中还包括少量非常重要的印度决策者思考解决印中边界问题的文件，例如1975年12月英迪拉·甘地政府新成立外交部、国防部、情报局以及印度测量局的官员组成的跨部门的“中国调研组”（China Study Group），筹备与中国谈判边界问题的文件。1978年10月印度外交部由外交秘书J.S.梅塔（J.S.Mehta）主要负责的为外长瓦杰帕伊访华准备的《中印边界问题报告》，提出了未来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可供选择的四种谈判方案：整体解决方案（Overall Settlement）、分段解决方案（Partial settlement）、调整解决方案和维持实际控制线方案。1981年至1988年中印就边界问题举行的八轮副部长级会谈中，印度谈判代表团正是按照第二种方案与中国进行谈判的。

其次是研究亚洲冷战格局和南亚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对于中印关系以及中印与其他大国互动关系的影响。冷战初期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包括朝鲜战争及其战俘遣返、万隆会议、1955年台海紧张局势、中美双方人员回国、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有过紧密合作。已有学者对上述事件进行了个案研究，但是尚未有专著综合探讨冷战初期中印在亚洲重大地区危机上的互动以及与域外其他大国的关系。尼赫鲁档案中相关文件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讨印度这种根据自身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广泛而深度介入亚洲地缘政治的行为及其特征。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围绕着边界问题与领土争端，中、印、巴三国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域外大国介入加剧了南亚地区战略联盟对抗的烈度。尼赫鲁纪念馆馆藏的印度财政部长T.T.克里希南查理文件、国防部长V.K.克里希南·梅农文件、驻苏大使T.N.考尔文件、驻美大使B.K.尼赫鲁文件中包含大量围绕上述主题的档案。系统利用印度对中苏分裂、中巴关系、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评估文件，不仅能够对以往忽视的英迪拉·甘地政府时期印度国家安全观念和南亚地缘政治战略的发展演变进行深挖，同时还可以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等冷战格局演进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察。

最后是超越政治外交史叙述，研究中印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史。印度两馆新解密档案，有利于扩展中印关系史研究的维度，增加文化和经济互动层面的研究。正如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潘尼迦所言：“超过两千多年的中印关系不仅仅是政治关系，而且是立足于思想和物质交流基础上的文化和商业关系。”在亚洲两个共和国最初的相遇里，两国民间商业和文化代表团互访，众多的教育人士、学者、艺术家、音乐家的访问交流，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两国间文化上的隔膜。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因为计划经济和工业化的需要，存在着广泛的统计学知识和炼钢等技术工艺等的交流和互动。尽管国内外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新中国初期中印人文交往的层面，但是相关历史研究远远不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印经济改革政策相继启动，双方贸易代表团以及文化和学者代表团互访，一起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因此，或许可以借鉴近年来一些学者倡导的从“共享的历史”角度，从跨国史和国际史的视野重新解读中印关系史，同时也应该关注当代中印经贸关系史和文化交往史，超越政治外交叙事，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印关系史，为创造中印两国和谐外交关系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

但是，毋庸讳言，印度解密档案也存在相当大的缺陷和不足。首先是无论印度国家档案馆的政府档案，还是尼赫鲁图书馆手稿部的私人档案，每卷档案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单独解密的，因此缺乏完整性；其次是从解密档案的时间段来看，印度两馆解密档案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尼赫鲁政府时期的档案，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英迪拉·甘地政府时期的档案非常少；最后是从解密档案内容来看，印度解密档案大多侧重于对华评估报告，缺乏印度政府对华政策讨论和决策的文件，而且大部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等敏感问题的档案仍然未解密，例如关于1954年印度谈判代表团成员戈帕拉查里（Gopalachari）关于与中国谈判的总结报告，再比如1960年至1962年印度在北部边境地区实施所谓“前进政策”的文件。由于以上局限，学者在使用印度解密档案时需要特别谨慎，需要比照中国方面的相关档案和文件，同时参考英、美、苏等第三方档案，进行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同时，在现有中印双边档案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学者尤其需要提高对印度政治、政党、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各个层面知识的储备，这样才能对有限的印度档案作出准确的解读和判断，不至于断章取义。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作者段彬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