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国际西夏学研究之大鹏展翅

《大鹏展翅：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俄］K.索罗宁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第一版

国际知名西夏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索罗宁（Kiril Solonin）先生最近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题为《大鹏展翅：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学术作品。此前十余年间，索罗宁教授专注于发现、整理和研究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中与藏传佛教相关的文献，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与此同时，他培养和组织起了一个优秀的西夏学青年学术团队，师生携手，勇猛精进，于西夏学领域深耕细作，高歌猛进，于今终于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称誉世界西夏学界，可赞可叹、可喜可贺！

长期以来，西夏学研究于国际东方学界是一门相对边缘的“冷门绝学”，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其中又以俄罗斯学者居多，他们曾独占了世上现存西夏文文献之绝大部分。于1990年代末之前，中国学者不能够直接接触收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内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故中国的西夏学研究在王静如先生于1930年代一鸣惊人、昙花一现之后，长期处在蓄势待发的萌芽状态。晚近二十余年来，随着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影印本相继在中国出版发行，又有大量的西夏文文献在中国的宁夏、甘肃和内蒙等地陆续出土，中国的西夏学研究迅速崛起，且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西夏学家，至今已成为世界西夏学绝对的中心。

索罗宁教授来自圣彼得堡，是国际学界最负盛名的西夏学权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克恰诺夫（E. I. Kychanov，1932—2013）先生之亲传弟子，自他于2013年秋入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以来，迅速成为中国西夏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不但自己心无旁骛、潜心学术，凭借其出色的解读西夏文文献的能力和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接连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学术论文，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诲人不倦，教学相长，培养了一批西夏学研究的青年才俊，成为今日活跃于国际西夏学学术舞台的一支生力军，为中国西夏学研究的崛起和繁荣，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西夏学，与汉学、藏学等所有传统的东方学分支学科一样，首先是一门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的学科，它从掌握西夏语文，解读西夏文文献入手，进而研究西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历史，以揭开西夏文明之全面和真实的面貌。于西夏学之形成和其早期发展阶段，对西夏文文献的解读通常是借助与它们对应的汉文文献，通过对它们比照研究而开展的。因此，中国学者对于解读西夏文文献本当具有西方学者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故当自1990年代开始大量西夏文文献能够直接被中国学者接触和利用之后，中国的西夏学研究很快便展示出了它强劲的后发优势，短时间内便达到了赶超西方和日本之西夏学研究的目标。但是，仅仅依靠与汉文源头文本的比照来解读和研究西夏文文献也有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现存大量的西夏文文献不是从汉语文本，而是从藏语文本翻译过来的，对后一类西夏文文献的解读对于不兼通藏语文的西夏学学者来说，显然要比解读前一类文本困难得多。换句话说，若一位西夏学家能够兼通西夏和西藏两种语文，则不但能够相对便利地重构和解读译自藏文的西夏文文本，而且也能为更准确地建构西夏文的语音体系和语法规则等提供强有力的帮助。

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于西夏学界兼通夏、藏的学者不多，西夏学的前辈权威学者中或仅有日本京都大学的西田龙雄教授具备这样高超的学术能力，当年他在与克恰诺夫先生一起编纂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目录时，曾用心同定过一些明显译自藏语文文献的篇目，并尝试寻找出与它们相应的藏文文本，但他并没有能够利用藏文原文本直接解读任何西夏文文献。随着近二十年来西夏学学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翻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教文献，对其进行学术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业已成为推动西夏学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发展的重要任务。不用说，对这类西夏文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无疑对西夏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和挑战，它不但需要兼通夏、藏二种语文，而且还必须对藏传佛教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对这类西夏文文本的解读和研究，即是对藏传佛教文献的解读和研究，需要西夏学家兼备藏学和佛教学的很好的学术训练。

当然，由于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不少翻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教文献同时亦有与其相应的汉译本存在，是故，以往的西夏学者或也可以借助这些汉译本而相对较为便利地翻译这类西夏文文本。甚至像笔者这样不擅于解读西夏文文献的藏学和佛教研究学者，也可以直接利用见于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大量汉译藏传密教文献，来研究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的历史。可是，更多的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并没有与其对应的同时代的汉译文本存世，许多这样的文本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没有人能够把它们释读出来。对这类西夏文文献的直接解读，无疑对西夏学家有更高的学术难度，然而只有当这类文献被同定和正确地解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全面地了解西夏时代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索罗宁教授这些年来专心致志所做的就是上述这类高难度的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研究。他的这部《大鹏展翅》就是其十余年来之学术成果的最好呈现，在西夏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意义。

《大鹏展翅》的副标题是“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西夏文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文献研究”，这无疑就是本书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内容。《大鹏展翅》中的第二篇——《“新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介绍了西夏文文献中所见到的藏传密教后弘期之“新译密咒”（gsang sngags gsar ma）类文献，其中有《入菩萨行论》和与阿底峡所传“二谛说”相关的属于噶当派的文本，有属于藏传密教无上瑜珈部根本续之母续的《胜乐本续》《喜金刚本续》及其相关的释论，还有大量属于“大手印法”的系列文本，以及可追溯为喇嘛祥（Bla ma zhang）所传的几种与大手印相关的义理和仪轨类文本。这些文本中只有多部属于“大手印法”的文本有与它们相应的汉文译本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已为人知，其他的文本都是索罗宁教授首次发现和解读的，尤其是那几种与阿底峡、噶当派有关的文本的发现和解读，为藏传佛教于西夏传播的历史增加了以前不为人知的新内容。

《大鹏展翅》的第三篇《“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其最重头的部分在于发现和解读了属于藏传佛教旧译密咒（gsang sngags rny-ing ma）的稀见文本《五部法界之都序》，它是吐蕃藏传佛教前弘期著名译师毗卢遮那的传记。这是这部大作中最出彩的一篇，作者对这个西夏文文本的翻译和解读非常专业、准确和详尽，显现出了对一个没有相应汉译文的西夏文本之译解的最高水平。除此之外，见于这第三篇中的所有内容，对于从事西夏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新知。例如，作者对属于旧译密咒之《心部》的根本续，以及《青鹃大圆满一地》《大凤凰空明疏》和《金刚勇识虚空显颂》等释论，还有《菩提心念定六义》等多个西夏文文本的发现和译解，甚至可为藏传佛教旧译密咒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全新资料，其学术贡献和意义已经超出了西夏学的范畴。

不言而喻，《大鹏展翅》之最大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作者发现和整理了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其中它所译解的属于旧译密咒的文本，基本上都是作者个人的新发现，而那些属于新译密咒的文本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作者首次发现和同定的。其次，《大鹏展翅》为整理、译解西夏文藏传密教文献树立了一个十分专业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标准，以往对这类文献的译解大多数是借助与其相应的汉文文本，对西夏文文本做机械的翻译和重构，常常因对文献内容缺乏专业的了解，故很难准确地表达原文本的微言大义。索罗宁教授不但具有非常出色的解读西夏文文本的能力，而且在译解这些文本时花了格外巨大的功夫，去了解这些文本于本来的语境和传统中的意义，并对其传承的系谱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在对这些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可以说，作者接受了一个有相当深度的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学术训练，使得他能够通过与藏文原文本的比较研究，来准确地翻译西夏文文本，并对这些文本于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中的位置和意义作出专业的领会。

通过对西夏文译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文献的细致的语文学研究，作者对西夏佛教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和系统的看法。《大鹏展翅》第一篇《西夏佛教文本系统初探》，谈的不只是西夏佛教史文本系统的历史和作者研究西夏佛教文本的学术方法论，更重要的是明确表明了作者对西夏佛典文本系统的新见解，和他对西夏佛教史的总体看法。以往的西夏佛教史研究，往往纠结于西夏佛教究竟是以汉传佛教为主体，还是更多地接受了藏传佛教的修习体系，或者折中地提出西夏王朝前期以汉传佛教为主体，后期则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观点。以西夏学家著称的索罗宁教授，同时也是一位长期从事汉传佛教研究的佛教学者，通过发掘、整理和译解大量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他对西夏佛典文本系统做了新的构建和解释。让笔者深感荣幸的是，索罗宁基本同意了笔者早些年提出的西夏佛教以汉藏、显密圆融为基本特色的主张，并对西夏佛教作为一种“汉藏佛教”的性质和特色做了具体化和贯穿性的定义和诠释。这同样可以被认为是《大鹏展翅》这部作品的一个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大鹏展翅》这部于国际西夏学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还有什么缺憾的话，笔者或更期待索罗宁教授出色地进行这项研究时，可在更好地解读和研究西夏语文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作出更多西夏语文研究的成果，这更是作者作为一名专业西夏学家的主业。如前所述，依靠相应的西藏语文本来解读其西夏文译本，明显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构建西夏语的语音体系，及其词法、句法和语法规则。遗憾的是，虽然《大鹏展翅》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夏、藏两种文本的对译和比较研究，但作者在借此来研究西夏语文这方面用力不太多。相反，作者对藏学和藏传佛教研究的投入十分巨大，乃至于忽略了西夏学和藏学之间本该有些差别。虽然西夏学、藏学二者之间联系紧密，特别是对作者所从事的这个特殊的西夏学学术领域而言，不通藏学就很难做好西夏学的研究。但是，西夏学和藏学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学术研究亦当有其明确的分工。作者虽然对藏学和藏传佛教的了解相当深入，但还是不能太过自信地把西夏佛教研究完全当作藏传佛教研究来做。

在笔者看来，《大鹏展翅》一书中出现的几个缺憾或都是由于作者对藏传佛教之理解有失片面或执着导致的。例如，作者将西夏文藏传新译密咒文献整体归结为噶举派祖师冈波巴一系的传承，这恐怕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之新译密咒传承的历史，以及和它在西夏传播的历史不相符合，以萨迦派为主所传的道果法是被人称为“西藏文艺复兴”的新译密咒传统之建立的重要内容，它在西夏的传播同样非常普遍，其中《喜金刚本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等续典及其释论的广泛传播，当与萨迦派之道果法的传播关系更加密切。还有作者在书中对多处西夏文文献中出现的藏传佛教经论或者概念的名称所做的藏文的构拟，明显有点武断，有一些藏文文本的翻译不够准确，还有像将传为曾赴西夏传法的早期噶举派上师藏布巴和被列为印度八十四成道者之一的“藏布巴”认定为同一人等等，这或都是对藏学的越界和自信所造成的错误。还有，《大鹏展翅》具有相当高的语文学学术的精致度，其附录、词汇表、索引和参考文献等都做得非常专业、细致，这在中国同类的学术出版物中是很少见的，具有国际水准。

总而言之，《大鹏展翅：藏传佛教新旧译密咒在西夏的传播》是国际西夏学学术史上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作品。作为索罗宁教授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衷心祝贺他多年来艰苦卓绝的学术投入于今终于结出了灿烂和辉煌的花果。一名来自俄罗斯的优秀西夏学家，如今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知名的国学教授，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和荣耀的事情！索老师，加油！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4年4月10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