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宗：论历辈班禅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

【摘要】班禅额尔德尼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活佛世系之一，不仅在格鲁派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建树，而且从清代起就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文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历辈班禅传承至今，始终秉承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顾全大局、倾心向内，努力维护西藏地方社会稳定，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在梳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典范和历辈班禅世系的基础上，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西藏稳定、维护中央权威、促进藏传佛教发展四个方面，回顾并列举了历辈班禅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与优良传统，认为继续学习、传承和弘扬历辈班禅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在当代对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历辈班禅；藏传佛教；格鲁派；爱国爱教

【作者简介】央宗，女，藏族， 《中国藏学》编辑部副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改动，注释从略。

正文

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世系之一。600多年来，历辈班禅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亦在促进西藏地方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长期治藏实践中继承了藏传佛教爱国爱教的思想和传统，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并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发展鞠躬尽瘁，形成了优秀的、产生深远影响的爱国爱教传统。

一

（一）佛教教义的爱国思想

佛教义理中，爱国与爱教是紧密联系且相辅相成的关系，“爱国与爱教，护国与护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两者须臾不可分离，这也是佛教之题中应有之义，基本之义理所在”。佛教徒必然要爱教，这是信仰佛教成为佛教徒的根本前提；爱国与爱教和谐统一，佛教教导知恩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提到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四种恩德需要报答，其中报国王恩即报国家恩，就是报答祖国、有爱国之心；报答三宝恩即强调爱教，也就是要求佛教徒要懂得并践行爱国爱教的思想。

佛教的爱国传统深厚，佛祖释迦牟尼在世时，虽已放弃王位出家修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族人，曾先后三次独自劝退琉璃王对迦毗罗卫国的进攻。佛陀这一爱国事迹成为佛教爱国护国的典范，教育佛弟子们要维护祖国，要有爱国爱民之心。

在大乘佛教诸多经典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被视为镇护国家的三部经。镇护国家，就是爱国护国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当今爱国主义思想高度契合。其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主要讲述佛陀是如何为印度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大国国王守护国土的，经中说：“一切国土，若欲乱时，有诸灾难，贼来破坏，汝等诸王应当受持读诵此般若波罗蜜多，严饰道场，置百佛像，百菩萨像，百师子座，请百法师解说此经，于诸座前然种种灯，烧种种香，散诸杂花，广大供养衣服卧具，饮食汤药，房舍床座，一切供事，每日二时讲读此经，若王、大臣、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听受读诵，如法修行，灾难即灭”。表明国家有难之时，所有佛教徒都应举行法会，诵读经典，参与护国救灾工作。又如《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四天王护国品》经中说，“世尊，若有人王，欲护国土常受快乐，欲令众生咸蒙安隐，欲得摧伏一切外敌，于自国境，永得昌盛，欲令正教流布世间，苦恼恶法皆除灭者。世尊，是诸国主必当听受是妙经王，亦应恭敬供养读诵受持经者。我等及余无量天众，以是听法善根威力，得服无上甘露法味，增益我等所有眷属，并余天神皆得胜利。何以故？以是人王至心听受是经典故”。讲述了佛陀在王舍城讲经时，四大天王发愿共同护持宣讲受持《金光明经》的国土和人民，表达了佛教护国利民的思想。

佛教还提倡“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思想。“庄严国土就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自然条件极其美好、政治清明、没有战争、文明富强、美丽庄严的乐园。”佛陀劝勉菩萨以实现庄严国土为己任，也在某种层面上体现了佛教的目标理想。

综上所述，爱国爱教在佛教义理中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可形可感的具体要求和内涵，充分挖掘、把握、传承佛教的爱国爱教精神，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典范

爱国爱教是藏传佛教优良传统的核心内容。在13世纪中叶，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后，更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爱教的高僧大德，萨迦班智达就是其中的先驱。正是因为萨迦班智达不畏艰险、顾全大局，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与阔端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凉州会谈”，使蒙藏人民的友好往来成为主流，西藏地方结束了4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萨迦班智达后，又有其侄八思巴继承弘扬爱国爱教思想，被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帝师，统领全国佛教和吐蕃地区的事务。八思巴在宗教、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关系，也密切了汉、藏、蒙古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是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传统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明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采取“多封众建”政策，先后册封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萨迦首领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大慈法王，此外还册封了阐化王、辅教王、阐教王、护教王、赞善王五大王。朝廷与西藏地方各教派首领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既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界高僧大德对中央政府权威的认同。

随着清朝势力的崛起，格鲁派亦获得了清朝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各宗教中占统治地位的教派。当然，这离不开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的精诚合作。在固始汗、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共同努力下，西藏地方政局渐趋稳定。五世达赖喇嘛受封，正式建立与清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藏、汉、满、蒙古等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17世纪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干扰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从四世到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五世、七世、八世达赖喇嘛，第穆活佛、策墨林活佛、热振活佛等爱国活佛在反对外来侵略和捍卫祖国统一方面纷纷作出表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断侵扰干预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拉拢亲英势力以达到分裂并攫取西藏的目的，内忧外患的复杂社会环境，也促使藏传佛教界的爱国主义力量进一步加强。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五世热振活佛等藏传佛教界爱国高僧大德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祖国统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尤其是九世班禅，面对英国人的拉拢从未动摇，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准备充分发挥西藏政教上层人士的作用，得到了诸如帕巴拉活佛、格达活佛、喜饶嘉措大师、十世班禅大师等众多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他们为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奋斗终生。

“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是佛陀及无数弟子的最终理想和目标。事实上，藏传佛教的发展与西藏地方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上述内容仅为简述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他们是藏传佛教界爱国主义精神的谱写者，更是藏传佛教界爱国主义传统的践行者。爱国爱教符合佛教的教义教理，是佛教徒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正确认识爱教与爱国的关系，才能真正清净修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继承和发扬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二

班禅与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重要的两大转世活佛系统。班禅称号始于清顺治二年（1645），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控制西藏地方后，以宗喀巴大师四传弟子、扎什伦布寺第十六任赤巴罗桑却吉坚赞（1570—1662）为师。他仿照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达赖喇嘛”尊号的先例，赠予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的尊号，以表彰其在消灭藏巴汗势力中所作的贡献。“班禅博克多”一词为梵、藏、蒙古语的合称，“班”是梵语“班智达”的简称，意为“博学者、佛学家”，“禅”是藏语“钦波”的简称，意为“大”，“班禅”即“大学者、大佛学家”；“博克多”是蒙古语，是蒙古人对睿智英武人物的尊称。后来，宗喀巴大师弟子克珠杰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罗桑顿珠分别被追认为二世、三世班禅。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派员带金册、金印入藏，在扎什伦布寺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此次册封主要是为了防止拉藏汗独揽西藏政教事务，以提高班禅的宗教地位以达到平衡西藏地方政教势力的目的。班禅的称号及班禅活佛系统也正式得到确定。同时，确定了班禅额尔德尼的驻锡地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主要影响在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方。

班禅与达赖喇嘛作为格鲁派最重要的两大活佛系统，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角色。达赖喇嘛被视作观世音的化身，而班禅则被视作无量光佛的化身。虽然二者受清廷册封时间有先有后，达赖喇嘛系统所属寺庙、庄园、农奴数也远远多于班禅系统，但总体上来说，班禅和达赖喇嘛的宗教、政治地位不相上下，尤其在格鲁派生存、巩固的关键时期，“历辈班禅所起的突出作用，使班禅成了格鲁派事实上的领袖，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地位相等的两大活佛系统”。四世班禅曾受拉萨三大寺僧众之邀前往哲蚌寺为四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四世班禅与四世达赖喇嘛之间建立了师徒关系。这种长者为师、幼者为徒的互为师徒关系，在藏传佛教发展历史上是包括班禅和达赖喇嘛两大转世系统在内的各大活佛系统间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其随缘而起，并非定例。

历史上，历辈班禅和达赖喇嘛也受到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的同等重视。以清代为例，顺治四年（1647），顺治帝封罗桑却吉坚赞为“金刚上师”，召请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喇嘛一同进京，但彼时四世班禅已82岁，因年事已高不便远途跋涉而未能成行。乾隆四十四年（1779），六世班禅赴京觐见乾隆帝。为表示朝廷的高度重视，乾隆帝派“乾清门喀木仁俄妥南孙、然科呼图克图等一行，带来金顶黄轿一顶、红黄伞盖各二顶、幢幡四套、仪仗四十件”，到内蒙古鄂托旗迎接，又派皇六子与章嘉呼图克图携敕书在岱海迎接。乾隆帝效仿顺治帝建黄寺作为五世达赖喇嘛驻锡地之例，专门在热河仿照扎什伦布寺修建了须弥福寿庙，甚至特地学习藏语，以能够和班禅进行直接交流。六世班禅在京圆寂后，乾隆帝亲自前往黄寺吊唁，命人建立“清净化城塔”，并撰写碑文以示纪念。由此可见，虽然在政治和宗教上班禅额尔德尼与达赖喇嘛地位相当，但从乾隆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对班禅系统的看重甚至还超过了达赖喇嘛。

三

（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

乾隆三十九年（1774），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兵侵占了不丹境内的两个地区，企图以此开启长期的侵略计划，打开从中国西藏通往内地的商道。当时的不丹为西藏的藩属，且此前不丹与西藏发生冲突时，四世班禅、五世班禅都有过出面调解的先例。因此，不丹方面向六世班禅求救，六世班禅便写信给英国驻东印度公司总督瓦伦·哈斯丁斯（Warren Hastings），要求英印当局停止对不丹的军事行动。哈斯丁斯虽然接受了六世班禅的调解，但不顾六世班禅的反对，派遣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入藏，当然其主要目的并不仅仅是会晤班禅，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班禅介绍，与西藏方面谈判要求印度与西藏通商、在拉萨设立“使馆”，并对西藏的矿产、土特产，孟加拉到拉萨的道路等情况进行调查。然而，在与六世班禅正式的商谈中，无论波格尔如何游说，他提出的要求都遭到了拒绝。无论是所谓建立通商关系还是所谓设立“使馆”，英印当局的所有所谓的诉求，都关涉我国主权，都触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事关重大，不难看出英国的目的绝非仅仅建立商贸关系，实际上包藏着险恶用心。六世班禅头脑清楚、立场坚定，明确表示“西藏处于清朝皇帝的绝对主权之下，清朝皇帝强有力地严密地控制一切事务，与外国政府建立联系和友谊都将冒犯清帝”。六世班禅的严词拒绝，表现出始终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和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

18世纪末，西藏遭遇了两次廓尔喀人的入侵。廓尔喀人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次入侵后藏，此时七世班禅仅6岁，在驻藏大臣庆麟的敦请和陪护下，前往拉萨，跟随八世达赖喇嘛习经，躲避战祸。1791年，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占领了聂拉木、济咙等地，对扎什伦布寺大肆劫掠。七世班禅其时虽然年幼，但仍积极主动协助清军抗击廓尔喀，并配合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恢复社会秩序。道光二十一年（1841），森巴人发动了侵藏战争，入侵西藏阿里地区，遭到西藏地方军民的奋勇抗击。这场战争历时近两年，以西藏地方的胜利告终，成为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捍卫祖国统一的重要历史事件。西藏军民在面对强敌时，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都充分贯彻了清廷的决策，地方僧俗、官民齐心协力，展现了保家卫国的顽强精神。为了保障军粮供应，驻藏大臣孟保和七世班禅商议，由扎什伦布寺协助运送军粮，七世班禅大力支持军需物资，鼓舞战士的斗志。因七世班禅在森巴战争中的担当和捍卫国家主权方面的爱国事迹，道光帝为其加封“宣化绥疆”封号，并赐金册、金印。

1888—1906年，英国先后两次对西藏发动侵略战争。在第一次抗英战争中，九世班禅虽然年幼，但其所辖的扎什伦布寺与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态度一致，带领西藏人民积极参与战斗，顽强抵抗。英国第二次武装侵略西藏时，九世班禅仍立场坚定，领导后藏全体僧俗人民抗击英军，主动向达赖喇嘛提出由班禅拉章承担部分抗英军费。即使英国在此过程中妄图以各种诡计离间达赖喇嘛与班禅的团结，但班禅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抗英的决心。1905年，英国趁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之机，命鄂康诺前往日喀则，鄂康诺遂对班禅提出英国方面“欲一见班禅”，希望九世班禅“束装往印”。面对英国的强势态度和驻藏大臣的束手无策，九世班禅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他始终坚守爱国主义立场，决定“我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请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这次被迫赴印虽属“擅行出境，实有不合”，但在印度期间，九世班禅不卑不亢，没有做任何有损国家主权和利益之事，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赤诚的爱国之心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清政府表示“念其情词恭顺，尚属出于至诚，著即准其回藏，照旧恪供职守”。

由于错综复杂的时局形势和英国的挑拨离间，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之间关系逐渐恶化，九世班禅不得不出走内地。此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且从西藏到内地沿途所见战乱，使班禅更加明确自己的政治态度，即为维护祖国和平统一、民族团结而奔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九世班禅在南京等地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在内蒙古、南京、杭州等地举行法会，号召各界人士团结抗日。九世班禅在长期的宣化实践中，充分结合宗教力量与政治诉求，以各种活动形式聚集和调动社会力量来维护国家统一，抵抗日本侵略。九世班禅展示了其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以救国立命、以救教立心，站在国家立场安抚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已成为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自发的爱国力量与精神不仅抚慰和号召了当时的社会各界人士，也成为九世班禅崇高的精神符号。

以上可知，每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之时，历辈班禅始终捍卫国家主权。他们的爱国行为基于对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深刻认知，坚信西藏地方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触及主权底线的问题上坚持立场、毫不动摇，与西藏人民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维护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二）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西藏稳定

历辈班禅曾经历过多次西藏社会的内部矛盾或斗争，他们始终秉持弘法护国、利乐众生的原则，积极参与斡旋调处，在维护西藏地方的团结和稳定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清一代，西藏社会内部及周边经常发生各种纷争。班禅作为重要的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在各种地方势力之间调解矛盾。如1641—1642年间，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在固始汗与藏巴汗之间调解矛盾，最终助力固始汗进入西藏，同时也凭借自己的政治谋略救格鲁派于生死存亡。顺治十四年（1657），已91岁高龄的四世班禅出面调解并平息了康区、塔布和工布地区反对蒙古和硕特统治的斗争。康熙五十六年（1717），受拉藏汗告急信请求，五世班禅和三大寺代表斡旋于策凌敦多布和拉藏汗之间，劝告双方不要发生流血冲突。在准噶尔占领西藏期间，五世班禅始终坚持调解双方矛盾，得到了准噶尔人的尊重，虽然调解结果并不理想，但班禅在其中的努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给西藏地方带来的破坏。

除了调解西藏地方纠纷外，历辈班禅还在维护西藏内部团结上顾全大局、主动作为。为制衡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任命颇罗鼐总理全藏事务，正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两人，同时下旨将扎什伦布寺至冈底斯山地区划归五世班禅管理。五世班禅深知如果接受赐封势必影响其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再三向中央政府请求仅接受了拉孜、昂仁、彭措林3个宗，在维系西藏地方内部团结和维护中央政权威信上作了妥善的处理。道光十七年（1837）十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清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寻访转世灵童，并以“金瓶掣签”认定。七世班禅与驻藏大臣、摄政、三大寺堪布以及噶伦等汉藏僧俗官员一起依照清中央政府制定的规则和程序，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在布达拉宫举行金瓶掣签仪式，选出了康区泰宁（今四川道孚）贫苦之家出生的儿童。掣签后，七世班禅给转世灵童剃度、起法名。道光二十四年（1844），道光帝颁布圣旨，任命七世班禅代理摄政，掌办商上事务。七世班禅一到拉萨即到布达拉宫为皇帝的生辰举办祈祷法事。不久，通过驻藏大臣向皇帝表示自己年老体弱，难以胜任摄政之职。这并不是说七世班禅能力不足以胜任，而是其极力维护班禅、达赖喇嘛之间关系，维护西藏地方稳定的证明。

九世班禅出走内地期间，他也一直心系西藏问题，两次致函蒋介石，请他关心藏事。九世班禅发表了《希望国人认识西藏》《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等演讲，表达自己“倾诚内款，思启政府之远图，迅拯藏民于涂炭，南北驰驱，心力交瘁”，再三声明西藏是中国领土，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复与国民政府之间正常的隶属关系。对于破坏社会稳定的西藏内部分裂势力，十世班禅同样感到愤慨，他向中央政府提出迅速解放西藏的要求，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随后班禅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并正确执行全部协议，为西藏的民族团结努力奋斗。

自清代以来，西藏社会内部各种势力角逐出现的矛盾都有历辈班禅积极调解和主动作为的努力，尤其是当西藏内部出现分裂势力时，班禅更是始终坚定爱国主义立场不动摇，倾心内向，以爱国爱藏的高尚情怀同分裂势力坚决斗争，为维护西藏的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鞠躬尽瘁。

（三）拥护中央决策，维护中央权威

历辈班禅在主持后藏地区政教事务过程中，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对于中央政府的重要决策，他们积极拥护，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命令，为更加妥善治理西藏地方出谋献策。

清军入关前，固始汗、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就议定要归附清朝，遂派使团前往盛京觐见清太宗皇太极。清朝正式建立后，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隶属关系日益明确。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世班禅委托章嘉活佛转奏乾隆皇帝希望进京为乾隆帝庆祝七十大寿，并于次年接到同意进京朝觐的圣旨。六世班禅进京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标志着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正式确立，不仅使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为之后班禅系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隆五十八年（1793），《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后，得到西藏地方各阶层的拥护，宗教领袖积极配合，驻藏大臣和琳持圣谕来到扎什伦布寺，七世班禅表示“至诚奉行”。在金瓶掣签问题上，自实施以来，班禅系统都积极拥护，八世、九世、十一世班禅都由金瓶掣签认定。在对达赖喇嘛及其他藏传佛教高僧的转世灵童认定中，七世班禅奉道光帝旨意，分别主持了九世、十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掣签仪式，为转世灵童剃度、授戒、取法名，得到道光帝的赏赐。道光二十四年，七世班禅又奉旨前往拉萨主持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并受道光帝敕谕，暂行看顾哲布尊丹巴，待其年满5岁，依旧由七世班禅授戒。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历辈班禅是金瓶掣签这一重要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和执行者。

1931年9月18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西防会议”，四川、云南、青海、甘肃、陕西五省军事代表参加。九世班禅在会上提出12条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充分强调西藏绝对服从中央的观点，提出西藏的外交应由中央主持，请求中央派大员主持前后藏事务、划清西康与前后藏的地界等，反映了九世班禅心向祖国、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立场和决心。

十世班禅更是一生致力于促进国家和西藏地方的繁荣发展，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将自己一生的思想总结为“四爱”原则，即爱共产党、爱祖国、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信仰的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世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他始终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向中央政府就西藏和其他涉藏地区的工作提出真知灼见。十世班禅曾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这表明中央政府对班禅大师的高度信任，班禅大师也以更加高昂的热情勤奋工作，为充分践行“四爱”原则而奔走操劳，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爱国主义者。

（四）顺应环境局势，促进藏传佛教发展

历史上，从五世达赖喇嘛被清中央册封开始，达赖喇嘛正式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但从藏传佛教格鲁派发展史来说，历辈班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对格鲁派的发展作出了极大建树，尤其是在格鲁派生死存亡等关键时期，班禅更是表现突出，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重要的领袖。可以说，历辈班禅顺应了不同的时代环境和局势，对整个藏传佛教的传播、巩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世班禅曾处于西藏地方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噶玛噶举、止贡噶举和藏巴汗联合对格鲁派进行公开迫害，万历三十三年（1605），藏巴汗与止贡本钦联合攻打支持格鲁派的第巴吉雪巴，破坏色拉寺、哲蚌寺，杀害僧侣和百姓5000余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这对藏巴汗来说是打击格鲁派的最好时机，于是下令禁止达赖喇嘛转世。万历四十六年（1618），藏巴汗军队再度攻占抢劫色拉寺、哲蚌寺。随着藏巴汗政权对格鲁派的压迫变本加厉，四世班禅挑起了拯救格鲁派的重任，毅然辞去扎什伦布寺住持职务，应邀任哲蚌寺、色拉寺住持，并利用帮藏巴汗治愈重疾的机会提出条件，要求藏巴汗允许为四世达赖喇嘛寻访转世灵童。在他的努力下，达赖系统转世得以承续。但藏巴汗依然尝试执行自己的计划，联合信仰噶举派的却图汗以消灭格鲁派，四世班禅和五世达赖喇嘛不得不寻求支援，联合信奉格鲁派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最终击败敌视迫害格鲁派的却图汗、白利土司和藏巴汗，以格鲁派的大获全胜告终。在固始汗的支持下，格鲁派在西藏地方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确立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在这场重要的拯救格鲁派的斗争中，实际上四世班禅凭借自己的政治谋略，起到了核心作用，是当时格鲁派真正的领袖，不仅救格鲁派于危亡，也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格局，客观上促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

民主改革使西藏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制度。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藏传佛教只有顺应社会时代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有序传承。因此，十世班禅大师在充分尊重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藏族社会实际的情况下，对藏传佛教寺院改革提出主张。1960年，作为扎什伦布寺第一届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十世班禅坚持“宪法进寺庙”，对寺庙实行民主管理，同时尊重寺庙本身特点，坚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对佛教经典的学习、研讨，为废除寺庙封建特权和寺院体制的民主化、规范化管理作出了初步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在期间发现一些错误倾向和做法。改革开放以来，十世班禅大师又开展了涉及西藏自治区20多个县的藏传佛教寺庙管理试点工作，总结出以下几点工作经验：（1）建设强有力的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遵循爱国爱教原则，坚持以法管寺、以教治教；（2）建立健全寺庙管理制度、宗教活动和学经制度、民主会议制度和纪律管理制度、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3）把培养具有高深佛学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满足信教群众宗教生活需要的工作作为民管会首要任务；（4）坚持“以寺养寺”，在保证僧众学习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前提下，组织僧众积极从事农林牧副业生产、开办适合寺庙特点的社会公益和服务事业；（5）组织在寺僧众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和文化科学知识学习，对僧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和形势教育。对藏传佛教寺院管理进行试点和改革，是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的一次重要实践，提出了“宪法进庙”“以寺养寺”等与时俱进的理念，对促进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藏传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具有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除了寺庙本身的制度建设外，十世班禅大师同样重视藏传佛教僧才的教育和培养。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及十世班禅大师的倡议下，西藏及其他涉藏工作重点省先后创办了省级藏语系佛学院，1987年9月1日又在北京西黄寺成立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由十世班禅任院长，以培养爱国爱教、具备高深佛学造诣和懂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藏传佛教高素质僧才为己任。近40年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和各省级佛学院的教育培养模式，使藏传佛教学经制度从传统的经院教育转向现代教育，为国家和藏传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藏传佛教僧才，在推进藏传佛教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

十世班禅大师曾指出，“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一切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大家首先要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的团结。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十世班禅大师关于爱国爱教的行为准则不仅是对历辈班禅自清代以来的实践总结进行的高度提炼，也是他为藏传佛教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继承和发扬了历辈班禅爱国爱教的传统，精进学修，勤勉刻苦，于2021年10月26日获得扎什伦布寺最高佛学学位“嘎钦”。十一世班禅表示，“我既不属于自己，也没有我自己，我将全身心奉献于‘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宏伟事业中来”，展现出藏传佛教界爱国爱教高尚风范的当代延续，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藏传佛教代表人士的价值和理念。

从一世班禅克珠杰时代至今的600余年来，历辈班禅在所属的后藏地区形成了爱国爱教的思想和优良传统。不论历史的顺境与逆境，不论格鲁派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的生死存亡，历辈班禅都跨越了更远的时空距离，克服了诸多现实因素的困难，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自己的政教事业责任，以无我精神，为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贡献力量，终生奉行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

总而言之，历辈班禅额尔德尼都延续着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光荣传统。这份光荣的传统具有十分深厚的内涵和大量的史料佐证，学界已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并未一一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历辈班禅的爱国爱教思想“深植于藏传佛教源远流长的爱国爱教的佛法教义里，深植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倾心内向、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爱国思想和行为中，深植于他为促进世界和平、人类安宁、众生和乐而奔走努力的视野之中”。继续学习、传承并弘扬历辈班禅的爱国爱教思想，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对更好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