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朗卓玛：唐宋时期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摘要】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虽然我国五大宗教来源不同，传播发展历史有别，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经历了长期的、主动的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发展过程。藏传佛教作为我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化进程早在唐代佛教被引入吐蕃时就已经开始。历经千余载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也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化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入理解和更好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诸多借鉴。文章从历史的角度对唐宋两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回溯，指出藏传佛教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化交融”的成果，也是多元社会关系和合运作的结果。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工作需要多方的参与和良性互动。

【关键词】唐宋时期；藏传佛教；宗教中国化；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索朗卓玛，女，藏族， 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哈佛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研究、典章制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等。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4年第1期，原文注释从略。

正文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历史上，虽然我国五大宗教来源不同，传播发展历史有别，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但都经历了长期的、主动的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和根本方向。藏传佛教作为我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化进程早在唐代佛教被引入吐蕃时就已经开始了，历经千余载的中国化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中国化经验，为我们在新时代深入理解和更好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诸多借鉴。本文选取唐宋时期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行钩稽、研究，分析其主要特点，初步总结由此形成的历史经验。

一、唐代，佛教开启其在吐蕃的本土化暨中国化进程

佛教于公元前6—前5世纪起源于古印度，后经2500多年的发展历史，逐渐从一种地方性宗教发展成亚洲宗教，进而演变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何以传入吐蕃？传入过程如何？佛教又是如何发挥“方便善巧”实现本土化在地化的？其本土化表现如何？面对异质文化，吐蕃社会又作何反应？下面拟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试图展现佛教文化与吐蕃本土文化之间的交涉沟通之迹，在此基础上尝试总结佛教顺应时代、环境变化而融入吐蕃社会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一）佛教何以传入吐蕃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主要端赖于吐蕃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交流，是吐蕃与周边文化对话互鉴的结果。“7世纪初，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随着隋、唐的相继建立，结束了中原地区300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使中国历史进入又一个大一统的历史时期，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新阶段。与此同时，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སྲོང་བཙན་སྒམ་པོ།617—650年）继承父亲南日松赞（གནམ་རི་སྲོང་བཙན།不详—629年）的事业，次第征服了素称强悍而富庶的苏毗（སུམ་པ།）、象雄（ཞང་ཞུང་།）等高原部族，进而统一了吐蕃各部，建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地方性政权吐蕃王朝。”松赞干布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巩固政权，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建政措施，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对内，他注重统一政令、发展生产、繁荣文化，为佛教传入提供了肥沃土壤；对外，他加强学习和交流，注意吸收“大唐、天竺（印度）、泥婆罗（尼泊尔）、于阗、葱岭诸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为佛教的引入创造了理想环境。藏文文献也记载了这点：

政局稳定之后，立即有条不紊地着手建政。松赞干布开明而不闭关锁国，凡有益于吐蕃政权建立和发展的事务，无论什么民族的均兼收并蓄、竭力吸取汉地、突厥、弥（木雅）、胡部、霍尔部以及天竺、泥婆罗等地区的工艺、医药、历算、法律、宗教以及文字。这为吐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由上可见，吐蕃王朝建立后，加强了与唐朝等周边地区的多方面联系，为促进多元文明对话、交流、互鉴提供了良好条件。佛教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吐蕃。可以说，佛教的传入，既是吐蕃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不同地区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果。

（二）佛教在吐蕃的兴衰过程

一般来说，藏传佛教的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弘期”（བསྟན་པ་སྔ་དར།）和“后弘期”（བསྟན་པ་ཕྱི་དར།）两个阶段。所谓“前弘期”，即从松赞干布兴佛到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灭佛的这段历史，亦称“吐蕃佛教”，时间上大约为公元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标志着“前弘期”即“吐蕃佛教时期”的结束。历史上，宗教的兴衰，通常都与统治阶级相关，吐蕃佛教也不例外。纵观吐蕃佛教发展史，其在吐蕃是兴还是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吐蕃赞普对其所持的态度和抉择。

1.松赞干布与佛教初传

松赞干布对佛教在吐蕃的初步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松赞干布与推行佛教的大唐和尼泊尔联姻，使佛教迎来了在吐蕃的传播机遇。“松赞干布先后迎娶尼泊尔国王鸯输伐摩（amsuvarman）之女赤尊（ཁྲི་བཙུན།，不详—649）和唐文成公主（རྒྱ་བཟའ་ཀོང་ཇོ།，625—680）为妃。两位公主笃信佛教，都带了佛像、法物、经典及替她们供佛的僧人到西藏。”赤尊公主入藏携带了“释迦牟尼不动金刚、慈氏法轮和自成旃檀度母三尊佛像”等，这对佛教从南亚传入吐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成公主带去了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一尊，该佛像至今仍被供奉于大昭寺内。公主还带去佛经360部。”“文成公主入藏使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方，为佛教在西藏初传奠定了重要基础。”总之，两位公主的到来，使佛教迎来了在吐蕃的传播机遇。

其次，松赞干布创建大小昭寺等佛殿，为佛教在吐蕃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弟吴宗教源流》等藏文史籍都记载了松赞干布大兴土木、建造佛殿（ལྷ་ཁང་།）的历史。据文献记载，吐蕃时期，松赞干布共创建了108座佛殿，保存至今的有大小昭寺和山南昌珠寺等。大小昭寺的创建，是为了供奉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松赞干布支持尼泊尔赤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支持唐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作为佛法所依处。“这两座佛殿在当时虽然仅是施供香火的庙宇，而不是佛、法、僧三宝俱备的寺院。不过佛教至此在吐蕃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值得一提的是，大昭寺建造不易，据说建造期间屡屡遭毁。关于这点，史书亦多有记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新引入宗教与本土文化不断调适、磨合的一种体现。

再次，松赞干布迎请外地僧人翻译佛经，为佛教初步实现本土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看，一种文化若想在新的环境中传播和发展，主要就看它能否通过简明易懂的方式被当地民众接受，这是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据《贤者喜宴》等史籍记载，松赞干布时期就已有译经活动，可见他在这方面有先见之明。在松赞干布的支持下，吞弥·桑布扎（ཐོན་མི་སམ་བྷོ་ཊ།）组织人员翻译佛经。当时迎请的外地僧人包括天竺的古萨热（ཀུ་ས་ར།）、婆罗门香嘎（ཤང་ཀར།），迦什弥罗的达努（ཏ་ནུ），泥婆罗的尸罗曼殊（ཤྰི་ལ་མཉྫུ），大唐和尚玛哈德瓦茨（མ་ཧྰ་དེ་ཝ་ཚེ།）。吐蕃本土译师除了吞弥·桑布扎，还有拉隆·贝吉多杰（ལྷ་ལུང་དཔལ་རྡོ་རྗེ།）等人。他们翻译的经典有《大般若经》（འབུམ་པ་རྒྱས་པ།）、《律部》（འདུལ་བ།）、《华严经》（མདོ་སྡེ་ཕལ་མོ་ཆེ།）和《宝云经》（མདོ་སྡེ་དཀོན་མཆོག་སྤྲིན）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初译的佛典，虽然不能作为佛教正式传入的标准，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初译佛经为吐蕃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松赞干布根据外来佛教戒律制定本土法律，使佛教以吐蕃式的姿态出现。关于这点，《西藏王统记》中有相关记载，吞弥·桑布札、噶尔·东赞域宋（མགར་སྟོང་བཙན་ཡུལ་བཟང་།）、止塞汝恭顿（འབྲེ་སེ་རུ་གོང་སྟོན）、聂·赤桑（གཉས་ཁྲི་བཟང་།）、羊敦（ཡང་སྟོན）等地位相等之一百大臣秉承王命，又制定十善法律如下……诸如是等，均仿照（佛教）之十善法，在机雪雄热（སྐྱི་ཤོད་ཤོམ་ར།）制定蕃律二十条，王臣等均加盖印信，则行颁布，使全吐蕃如日光普照焉。松赞干布的这种接受和吸纳佛教文化的做法，实质上就是佛教契理契机调整状态进入吐蕃文化圈的过程，也说明宗教本土化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而且随着这种互动过程的演进，佛教会因此而彰显出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由上可见，松赞干布在佛教的初传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得以传入吐蕃，并初步实现本土化，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2.赤松德赞与佛教立足

赤松德赞（ཁྲི་སྲོང་ལྡེ་བཙན།，730—797）与佛教能够真正立足吐蕃直接相关。在位期间，他多措并举大兴佛法，使佛教最终在吐蕃立足。以下拟以赤松德赞与周边地区入蕃高僧交往情况为切入点，考察其在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贡献和特殊地位，同时钩稽出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轨迹。

赤松德赞对藏传佛教最大的功绩便是迎请周边地区高僧入蕃传经说法、翻译佛经、建造道场和发展本土僧人等一系列宗教活动。据文献记载，赤松德赞迎请的高僧中，最著名的有来自古印度的寂护（ཞི་བ་འཚོ།）、莲花生（པདྨ་འབྱུང་གནས།）、莲花戒（ཀ་མ་ལ་ཤཱི་ལ）和来自唐朝的禅师摩诃衍等。他们以不同身份、不同主张，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吐蕃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1）寂护，开创了吐蕃佛教史上外族僧人讲经之先河。他是印度大乘佛教自续中观派（དབུ་མ་རང་རྒྱུད་པ།）创始人清辨论师（ལེགས་ལྡན་འབྱེད།）的五传弟子，代表作为《中观庄严论》。他有两次入蕃经历。据文献记载，第一次他给吐蕃民众宣讲了“十二缘起”“十善法”等基本佛法。尽管最终被反佛势力逐出吐蕃，但却开创了吐蕃佛教史上外族僧人讲经之先河，是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

（2）莲花生，实践藏传佛教中国化的翘楚。莲花生在寂护的推荐下来到吐蕃，作为印度大乘佛教密宗咒师，给吐蕃佛教带来了甚深密法，开创了藏传佛教以密宗传法的新路。他入蕃之后为后来藏传佛教的形成作出了一系列奠基性贡献：一是他和第二次入蕃的寂护主持建立了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བསམ་ཡས་དགོན།）。据文献记载，桑耶寺寺址是莲花生选定的。二是剃度吐蕃第一批俗人（贵族青年）出家为僧，即历史上有名的吐蕃本土僧伽组织“七觉士”（སད་མི་བདུན།）。三是教导吐蕃弟子学习译经，并从印度迎请大乘密宗的无垢友（བི་མ་ལ་མི་ཏྲ།）等大德入蕃。四是主持藏译重要显密经论。五是创建显密经院及密宗道场，如是等等，奠定了吐蕃佛教的基础。最后，必须要提的是莲花生“本土化”传法能力。为了使吐蕃民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佛法，莲花生吸取寂护的传法经验，运用了一种“合苯”“依苯”的办法，具体就是糅合或依附吐蕃民众熟悉的苯教神祇和苯教仪轨宣传佛教。他的这种做法，为后来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3）莲花戒，开启了藏传佛教修习次第理论之先河。他是寂护的弟子，并在寂护大师第二次入蕃时与其同行，通过参与公元792—794年的“顿渐之争”，推动了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后来他撰写《修习次第论》，“将大乘佛教修习次第理论框架介绍给吐蕃，开启了藏传佛教修习次第理论之先河”。

（4）摩诃衍，将汉传佛教禅宗学说传入吐蕃。赤松德赞时期，摩诃衍受邀赴吐蕃传教。他当时大力宣传禅宗顿悟思想，并与以莲花戒为代表的渐悟派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顿渐之争”。法争结果是顿悟派失利。尽管如此，他的某些重要的顿悟思想仍为藏传佛教所吸收，如藏传佛教宁玛派“大圆满”和噶举派“大手印”教法中仍能看到其顿悟法理。但是，历史上，大家对他的看法褒贬不一，如“奴钦·桑杰益西、隆钦然降巴、噶妥·仁增次旺诺布等，对摩诃衍及其禅宗思想给予肯定，评价也是积极的；萨迦班智达、荣敦以及后来格鲁派的学者们对其则持否定态度”。

上述各位佛教高僧，皆由赞普赤松德赞邀请入蕃，他们讲经说法、授徒建寺、著书立说都离不开赞普的支持。因此可以说，赤松德赞在佛教立足吐蕃和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方面，厥功甚伟。同时，以上历史进程也说明，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在同其周边佛教文明不断交流和对话中形成的。

3.赤祖德赞与佛教发展

赤祖德赞（ཁྲི་གཙུག་ལྡེ་བཙན།，806—841），又名赤热巴巾（ཁྲི་རལ་པ་ཅན།）。吐蕃佛教在其执政期间（815—841）进入隆盛时期，与他大力倡佛，甚至“佞佛”是分不开的。他在位期间，不仅传承了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赞普的倡佛传统，大兴土木、广建寺院、厘定译语，而且还开拓了新的倡佛思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通过设立“却伦”（即宗教大臣）和制定七户养僧制，为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却伦的设置，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而七户养僧制的制定和实践，保障了出家人的生活来源和经济地位，为吐蕃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

二是统一译例和编制佛经目录，推动佛教经典逐渐本土化。他在位期间，专门建立译场，迎请周边地区高僧和译师参与佛经翻译，而且还组织编纂了《丹噶目录》（དཀར་ཆག་ལྡན་དཀར་མ།）、《钦浦目录》（དཀར་ཆག་མཆིམས་ཕུ་མ།）、《旁塘目录》（དཀར་ཆག་འཕང་ཐང་མ།）三大译经目录，使得梵译藏佛学名词更加规范化。

由于赤祖德赞在扶植佛教事业方面厥功至伟，后人将其与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合称为“祖孙三法王”。

佛教在吐蕃的迅速发展，导致与苯教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结果引起反噬，到了9世纪中叶发生“达玛灭佛”事件，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一度中止。

总之，吐蕃时期，佛教呈现出一种逻辑发展的序列，它完成了从传入到立足再到初步实现本土化的转变。这种转变告诉我们，宗教中国化问题，实质上就是宗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适应本土文化环境和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但要注意两点：一是这个时期的佛教在吐蕃还未能实现大范围的传播，只是在王室贵族间流行，因此，还不能称其为“藏传佛教”；二是吐蕃佛教发展样态远不止以上几种，中间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本文只是选取吐蕃佛教演变历史中的几个重要阶段进行论述。

二、宋代，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藏传佛教

宋代，正值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开始。这一时期西藏的佛教与前弘期已经大不一样：一是佛教开始另辟蹊径，寻求新的传播对象。它不再像之前那样传播触角只伸于王室圈，而是开始在民间弘传渗透，而且传播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二是这个阶段佛教在西藏完成了地方化、民族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的藏传佛教。

（一）佛教在西藏何以复兴

由吐蕃历史可知，佛教在吐蕃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公元9世纪中叶“达玛灭佛”事件之后，公元10世纪末，佛教复兴势力通过“下路弘法”（འདུལ་བ་སྨད་ལུགས།）和“上路弘法”（འདུལ་བ་སྟོད་ལུགས།），分别从今青海、西藏阿里地区进入卫藏地区，佛教在西藏得以复兴、弘传。这个时期，西藏古格政权首领拉喇嘛益西沃（ལྷ་བླ་མ་ཡེ་ཤེས་འོད།，947—1024）为了弘扬佛教，一方面派仁钦桑布（ལོ་ཆེན་རིན་ཆེན་བཟང་པོ，958—1055）、勒贝西饶（ལེགས་པའི་ཤེས་རབ། ）等本土学者去迦湿弥罗地方学经求法，回藏译经传法；另一方面迎请印度班智达达磨巴拉、白玛嘎热瓦玛等高僧和译师来古格传授佛教戒律和翻译佛经。在本土和各路僧人译师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时期许多梵文经典被译成藏文，如仁钦桑布和外地僧人翻译校订的《圣者涅槃小经六十首》和《显说根本续十万首》等。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仁钦桑布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译经被奉为圭臬，在他之前的密宗经典称为“旧密咒”，在他之后的叫作“新密咒”。凡此种种，推动了藏传佛教中国化进程。

（二）藏传佛教形成何种本土教派

在“两路弘法”的影响下，佛教逐渐传遍整个卫藏地区，并相继形成宁玛派（རྙིང་མ་པ། ）、噶当派（བཀའ་གདམས་པ།）、噶举派（བཀའ་བརྒྱུད་པ། ）、萨迦派（ས་སྐྱ་པ། ）和希解派（ཞི་བྱེད་པ།）等教派，一个具有民族特色、区域特点、显密并重、教派众多的藏传佛教从此应运而生。藏传佛教的形成，既跟西藏社会自身的逻辑发展直接相关，也与西藏和周边地区佛教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据记载，这个时期，“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克什米尔等地来西藏的班智达总计达73人，这比前弘期记载的数字增加了两倍（前弘期去印度等地学习的译师有22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是西藏人民对传统佛教文化予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也是试图建立起自己独立佛教理论体系的大胆尝试。如后弘期初期创造性地提出了“中观自续派”与“中观应成派”的概念，这从佛教义理领域凸显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特征。此外，宁玛派的“九乘”判教法和“大圆满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萨迦派的“道果法”、觉囊派的“他空见”等，均属藏传佛教高僧根据本土需求和时代要求对佛教思想所作的进一步阐释，是藏传佛教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结果。直到今天，在这一阶段形成的教派格局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三）阿底峡的贡献

阿底峡（ཇོ་བོ་རྗེ་དཔལ་ལྡན་ཨ་ཏི་ཤ།，982—1054），孟加拉高僧，为藏传佛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方面，从藏传佛教教派形成历史来看，阿底峡点燃了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教派纷起之火炬。阿底峡在印度的时候，曾教授过噶举派的始祖洛扎·玛尔巴（ལྷོ་བྲག་མར་པ།），他俩是师徒关系。其后的达波噶举派创立者达波拉结（དྭགས་པོ་ལྷ་རྗེ། ）、帕竹噶举派创立者帕木竹巴（ཕག་མོ་གྲུ་པ།）、止贡噶举派创立者仁青贝（རིན་ཆེན་དཔལ།）以及萨迦派的萨班·贡噶坚赞（ས་པཎ་ཀུན་དགའ་རྒྱལ་མཚན། ）等，都深受阿底峡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底峡虽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始祖，但其影响所及，却不仅限于本派。另一方面，从藏传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来看，阿底峡重塑了藏传佛教佛门律条，确定了以实修为主的显密合修体系，引导藏传佛教与当时社会相适应。阿底峡入藏时，发现西藏“学法的僧人中有的重密轻显，认为从显宗学佛比登天还难；有的重显轻密，认为密宗所提倡的一套不一定是佛教的正统传承，里面一些杀生诲淫的内容都是佛教所反对的，因此形成了显宗和密宗的争论以至斗争。在修习的次第上也是各执己见，没有定规”。为此，他撰写了《菩提道灯论》（བྱང་ཆུབ་ལམ་གྱི་སྒྲོན་མ། ）来重塑佛教。这本著作“以佛徒的实际修习为骨干，系统地安排了佛教教学的所有主要内容”。该书“成了当时唯一的对佛教有系统论述的书。它一方面成了后来噶当派的思想基础，一方面也在西藏佛教徒中确定了以实修为准的精神”。经过其大力整顿，藏传佛教教理趋向系统化，修持逐步规范化。

总之，回溯先驱创举，我们可以发现：时代化是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宗教的发展要适应当下时代的要求。这其实也是佛教素来倡导的契理契机原则。所谓契理，是指弘法利生的具体内容要符合佛教的基本教理和原则；所谓契机，则是指弘法利生的方式与方法要符合所处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三、唐宋两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唐宋两代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向我们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为我们理解和推动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

一是藏传佛教中国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化交融的成果。佛教传入吐蕃之时，苯教是吐蕃社会主要流行的宗教。如何处理与苯教的关系，曾是佛教本土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社会后便走上了文化交流融合的道路。考察唐宋两代佛教发展历史便不难发现，佛教在西藏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当地文化的契合点和适应点，注重吸收西藏本土文化的诸多元素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又通过交流互鉴来丰富自己。通过文化融合，佛教成功成为所根植社会之有机组成部分，这即为唐宋两代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所彰显的可贵历史经验之一。

二是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多元社会关系和合运作的结果。纵观唐宋两代藏传佛教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今天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不单纯是佛教自身因应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契理契机进行调适的结果，也是历史上上层阶层、教界精英和广大信教群众不约而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其走上与所处社会相适应之路的结果。他们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或作为藏传佛教的支持者（比如松赞干布和赤松德赞等），或作为藏传佛教的改革家（比如莲花生和阿底峡），又或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比如后弘期的弘法僧俗）。

回溯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把握当下，照鉴未来。唐宋两代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为当前我们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一种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来讲，主动融入当地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统治者或地方势力的支持与信众的支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藏传佛教“文化交融”的事例告诉我们，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需要注重发展宗教的交往和融合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宗教，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容、重要途径。历史上多元社会关系和合运作推动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充分表明，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藏传佛教自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而且它与社会发生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此，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工作，需要多方的参与、合力攻坚与良性互动。无论从佛教发展史来看，还是专就藏传佛教史而言，都可以说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化是藏传佛教的历史传统。新时代，只有赓续中国化的历史传统，藏传佛教才能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