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蔚彬：黄布凡藏学研究学术理路探析

【作者简介】尹蔚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文章对黄布凡教授的个人成长历程、学术研究历程以及藏学研究理论和实践路径、藏学研究特点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梳理，并分析其研究特点及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黄布凡教授的藏学研究注重口语与文献相结合、语言史和方言研究相结合、藏文传统文法与新技术手段相结合、语言结构研究与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特别是她对敦煌文献的释读、译注和研究，将语言学与敦煌学、文化学结合起来，推动并促进了藏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融合发展。黄布凡教授的研究对记录、传承和保护藏族语言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突出贡献。黄布凡教授的卓越研究，充分说明语言研究对藏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对今后藏语文及藏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黄布凡；藏学理路；藏语文

引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调查、记录、保护、弘扬和发展，形成了国家和民族地方少数民族语文管理、教学和科研的语言文字事业体系，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开展了一系列调研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黄布凡等老一辈藏族语言文字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本文尝试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分析黄布凡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学术成就，讨论非藏族学者对藏学研究的贡献，充分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学术界的实践。

黄布凡教授1933年8月1日出生于江西兴国一个书香门第。1950年9月，考入江西南昌大学俄语系；1951年3月，南昌大学推荐保送其至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藏语。同年5月，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藏语专业与中央民族学院藏语专业合并，她成为中央民族学院第一个藏语班的学生。1953年9月毕业并留校任教，从事藏缅语族语言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退休。任教期间，她先后在藏语教研室、语言学教研室、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担任藏语、藏文、汉语语法、语音学、语言学、汉藏语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开设的大部分课程都无现成教材，黄布凡边教边学，积极参与教材的编写，比如《汉藏语概论》的“羌语支”部分、《普通语言学》中的“语法”“语言的历史和研究方法”等内容。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藏语文工作者，黄布凡教授长期从事藏语、汉藏语比较、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探索，在藏族语言研究领域、汉藏文献翻译、搜集记录川西涉藏州县多种濒危语言，传承和保护藏族文化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是藏语文和藏缅语研究大家，为藏学研究奉献了一生。本文简要探析其藏语文及藏学研究的理路，以飨学界。

一、文献与口语相结合，探讨藏语语音演变

藏文是拼音文字，学界基本上认为古藏文的研究就等同于古藏语的研究。古藏语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难点和热点：一方面在于古藏语的断代分期还未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于涉及古藏语的很多语言现象还悬而未决，例如复辅音的音值及其所代表的语法意义等，古藏语的很多专题尚未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说，黄布凡在古藏语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价值。在古藏语研究过程中，她一直坚持文献与口语相结合、文字与方言相结合，在藏语语音研究方面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研究路径。

黄布凡教授有着深厚的藏文功底。在研究中，她非常注重文献与口语的结合。在《12—13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一文中，她利用《文字读法启蒙》等3部文献对12—13世纪前后藏地区声母的不同变化情况作了探析。《文字读法启蒙》主要介绍了藏文字母、音节结构、音节数量及藏文字母的发音部位及拼读方法；《“启蒙”释文——利蒙》和《正字拼读宝海》是萨班·贡噶坚赞为纠正卫藏地区因方言语音变化、文字书写易错的情况而撰写的。黄布凡敏锐地认识到上述3部文献在藏语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从口诀中强调指出的某些声母差别可知，在12—13世纪卫藏地区某些地方的藏语里，这些声母的读音已经变得相同或者至少是相近了。”由3部藏文文献推断藏语卫藏方言在12—13世纪语音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特点是古复辅音大量简化，前加字和上加字即前置辅音或脱落、或与基字合并，部分基字和后加字结合变为新的单辅音。根据当时文献呈现出的语音特点，黄布凡认为“这些变化在‘卫’、‘藏’两地区是不平衡的，古代‘卫’话朝现代卫藏方言发展的速度要比‘藏’话快”。文章最后总结了12—13世纪藏语“卫”话和“藏”话声母系统的演变特点。该研究不仅从研究方法上对后世藏语研究起到引领作用，其研究结论对学界研究藏语声调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黄布凡先生在藏语语音研究领域另外一篇力作《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中，利用12种藏语方言材料，通过与藏文（古藏语）比较，归纳了藏语方言声调的产生过程和特点。文章认为，在大的原则上藏语方言可分为无声调和有声调两种。无声调方言指语音的音高变化不区别任何意义，以藏语安多方言为代表，这类方言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保留较多，辨义手段比较多样，音节结构复杂，无需声调辨义。有声调的藏语方言，其声调的辨义功能强弱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类是有自然声调的藏语方言，这类藏语方言以牧区话或以半农半牧区的话为代表，例如道孚藏语，有3个自然声调，其声调的高低与古藏语音节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总体上是古藏语基字清音读高调、浊音读低调，这类声调的特点是声调的高低不区别意义，只是一种习惯音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声调语言。“自然声调是声调的萌芽状态。”有声调的藏语方言，根据声调的特点又可以分为自然声调方言和音位声调方言。藏语方言还有一种情况，声调介于音位声调与自然声调之间，“如巴尔蒂话大多数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声调都有固定念法，小部分不大稳定”。“155个单音节词中只发现下列几组单音节词靠声调辨义”，也就是说巴尔蒂话虽有音位声调，但声调的辨义功能弱。还有一类藏语方言，例如青海玉树藏语虽然有声调，但声调的伴随特征较多，辨义功能由伴随特征与声调共同承担。这类声调在玉树藏语中很突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声调的伴随特征少，声调虽然能起到辨义功能，但声调发育尚不成熟，也就是说声调未固定在某些词语上，这类方言以德格话为代表。藏语方言声调发育成熟、比较稳定，独立辨义功能完备，如藏语拉萨话、夏尔巴话、舟曲话、若尔盖话等。这篇文章运用丰富的方言例证揭示了藏语声调发展轨迹，认为“藏语方言声调高低分化的条件，主流是清高浊低，复次浊高单次浊低。长短分化的条件，主流是音节合并和续音韵尾长，零韵尾和塞音韵尾短”。

二、深入研究特殊藏语方言，助力藏语方言分类及藏语史研究

藏语三大方言的划分是根据地域分布特点与通解度情况作的简单分类。由于藏语方言空间分布地域广、跨度大，藏语方言尤其是特殊方言研究很不充分，导致藏语史研究严重滞后。黄布凡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藏语方言调查的价值。她的《玉树藏语的音变规律及其方言地位》一文，根据玉树藏语有复辅音、辅音韵尾保留、清浊对立、有复元音、声调伴随特征较多等特点，认为玉树藏语是独立于卫藏、安多、康三大方言之外与三大方言并列的一种方言。在此研究基础上，黄布凡提出了划分藏语方言的5个条件：有无声调、清浊对立、复辅音多寡、韵尾多寡、复元音多寡。该研究对藏语方言的科学分类及深入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一文，认为白马话是藏语的一种方言而非独立语言，指出产生分歧的关键在于寻找白马话与藏语同源词、同源词的确定与统计标准。黄布凡认为在2000多个常用词的比较中，白马话与藏语的同源词高达53.4%；即使部分不对应的词，通过深层对应，也能找出对应的规律。此外，语法范畴的比较也是确定语言之间关系亲疏的重要依据，白马话的语法形式与藏语书面语和方言的语法形式有着很明确的对应关系。黄布凡先生对特殊藏语方言的描写与研究，有助于学界认识藏语方言内部的复杂性，同时也侧面说明了藏语方言研究任重道远。

受调研条件所限，学界对于域外藏语情况所知甚少。黄布凡先生利用巴基斯坦友人来华学术交流的难得机会对巴尔蒂话进行了调研，撰写了《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一文，对巴尔蒂话的细致描写为学界客观认识域外藏语语音概貌提供了难得的材料。该文通过描写巴尔蒂藏语语音，并与藏文进行比较，认为巴尔蒂藏语相对保守，保留古藏语的特征较多，尤其是复辅音和辅音韵尾多是巴尔蒂话的突出特点。藏文的辅音韵尾在巴尔蒂话里都保留发音，复辅音韵尾-s在巴尔蒂话中也大多保留。根据巴尔蒂话的语音特点，黄布凡认为巴尔蒂话中有些音是前藏文时期的古音遗存。该研究对于藏语方言研究、藏语史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三、运用新技术手段，首次对敦煌文献词汇演变速率进行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还不普及的情况下，黄布凡就认识到数据统计对研究古藏文文献的重要性，她率先采用电脑抽样，对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古藏语研究，讨论正字法、文字厘定以及语法虚词变化的成果较多，古藏语词汇在今藏语中演变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黄布凡撰写的《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词汇统计分析》一文，以敦煌写卷P.T.1286和P.T.1287的词汇为研究对象，这两份写卷属于吐蕃历史文书，主要记述赞普世系和大臣之间的大事，从写卷内容和字体特征能推测出写作年代。“这两份写卷可以看作是基本反映当时藏文所依据的基础方言面貌的代表作。”前贤及黄布凡教授对两份卷子的释读较为准确清晰，为词汇演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材料。该文采用比较的方法，从两份写卷中提取2187个词汇，去除虚词和1646个专名，实际用于统计研究的实词有1590个。再根据词是否有形态变化、异体字等进行统计，有形态变化的词1个根词统计1次。同义词语音自由变读引起的书写变化，统计为1个词。该研究以写卷中的古藏语词为切入点，将其与今拉萨口语进行比较，从而探究一千多年来藏语词汇的演变规律。研究结果显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1590个古藏语词中“消失的古词791个，占比较词的50%;古词转义的37个，占比较词的2.3%；词根保留的212个，占比较词的13%；完全保留的550个，占比较词的35%。按照斯瓦迪士百词表的分类法，前两项算变化率，合起来是52%，后两项是保留率，合起来是48%”。该文运用历史比较、电脑抽样统计、语言年代学等多种方法对藏语词汇的演变速率进行了研究，可以说至今都是古今藏语词汇演变研究的经典之作。

四、突破传统文法局限，探究古藏语的形态变化

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藏语语法研究相对薄弱。黄布凡先生的《古藏语动词的形态》一文，从《藏文动词表》《藏文动词释难》《藏汉词典》等文献中选出单音节动词1337个，处理方法是将异体字合并成1个统计，同一动词的不同形态分别计算。论文所用语言材料包含8、9世纪的碑文、敦煌写卷以及上文提及的文献。黄布凡认为，要厘清古藏语动词的变化规律，必须要搞清楚古代藏语动词的语音结构及语法范畴。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有其自身特点，除传统上认为的“三时一式”外，动词的变化与动词的语义属性有密切联系，例如动词的形态变化与动词是否是及物动词、是否是自主动词、是否是使动意义都有关系。藏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记音属性就决定了古藏文能够反映早期藏语动词的形态特征。古藏语动词形态变化不一，黄布凡从文献材料出发探究古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藏语的形态特点，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古藏语的形态变化与藏语语法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五、以语言为切入点释读古藏文文献，解决藏学难题

以语言为切入点对古藏文文献精准释读与翻译，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研究视野宏阔是黄布凡藏学研究的突出特点，她的研究不仅触及藏语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系统描写，对藏文文献尤其是古藏文文献的考证、释读和翻译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一文，首先录入汉文原文，后对藏文译文转写及注释，采用隔行对照将藏文转写为国际音标，逐词译注；再将国际音标对应的藏语逐词翻译成汉语，将藏文译文译成现代汉语，最后对藏文译文的增释补疑进行了说明。该研究对古藏文译文的释读有自己的主张，例如“说明（16）25行：原件有两个字母不清楚，根据文言词khjad du gsod pa（轻视、忽视、不顾）填补为g［sts］ad。古藏语的复辅音sts到10世纪后都变成了s，gstsad是gsod的古词”。该条说明结论的得出是建立在严谨的语言学知识和藏语词汇功底之上，不是随意给出的。透过词条说明，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藏语词汇的古今之变。《尚书》4篇古藏文译文对于古藏语研究、藏汉对照、藏语文演变、汉藏翻译及汉藏文化间的交流都有重要价值。译文对于研究中古汉语音韵也很有价值。译文中有不少人名、地名的译音词，这些词的音韵特点可以帮助学界认识汉语中古音。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辩订误》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辩综录及遗留问题》两文，对敦煌千佛洞出土的《藏汉对照词语残卷》的内容进行了考辨，对前贤的研究进行了补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了20多条词语；原来缺失的8条，她对其中7条进行了解读，推动了《藏汉对照词语》的深入研究。她在该文中明确了解读的原则，即：“一要看汉语词语的意义是否与藏语词语相合；二要看汉语词语的语音是否与藏译汉音相合”。依照此原则，对文献中的词语进行了考辨补证，并给出了理据。

吐蕃医学文献研究较其他研究略显滞后。《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共收入4篇近代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吐蕃时期的藏医学文献，其编号分别为P.T.157，P.T.127，P.T.144和印度事务所（India office）56号、57号卷子，原件现分别收藏在法国和英国。4篇文献，两篇属医方汇编，介绍内、外各科多种疾病的治疗，记载了动物、植物和矿物药品50余种。另两篇为火灸疗法，均为藏医早期著作。文献的原件系手写卷，是研究敦煌学的珍贵资料。整理该书时，黄布凡与罗秉芬二位学者将每篇文献按原文摹写，并附藏文释文、汉文译文及作者所作的词语注释3部分，为学界继续研究吐蕃医学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译文质量和出版质量极高，弥补了敦煌文献医学类文献研究的不足，2006年该书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三等奖。

《〈拔协〉增补本译注》是黄布凡与佟锦华先生合作译注的。《巴协》（即《拔协》）又名《桑耶寺广志》，这部藏文文献记述了8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的历史，主要讲述桑耶寺建成后佛教在西藏的弘扬情况，是研究吐蕃赤松德赞时期历史较为可靠、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古代文献，反映了古藏语晚期及中古藏语早期的语言面貌。黄布凡与佟锦华在翻译《巴协》时，基于藏语发音方面的区别，改书名为《拔协》，并对该书作者的认定也提出了看法。此外，他们还对该书内容进行了考证和勘误，在翻译该文献过程中加入了一些经过历史考量的资料作为对比和参照，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该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一书，对敦煌所藏古藏文吐蕃史的文献进行汉文翻译注释，包括藏文原文、汉文原文及词语注释550条、人名地名事件笺证270条，以及有关的索引、附录等，为早期吐蕃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资料，代表了当时我国学者对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的研究水平，对敦煌学、藏学研究都很有价值。

黄布凡不仅从事藏汉翻译研究，还积极地把学界关于藏语研究的英文成果翻译成中文分享给国内同仁。例如《藏语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英译汉）一文就是由她翻译的，该文客观说明了藏语在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

六、语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

语言不仅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信息资源。民族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发展的载体，人类文明进程中，所有的文化都依赖于语言才得以存续、发展和传承；各民族历史上创造的文化成果就沉淀在语言系统之中，语言是民族文化信息的宝库，通过语言的研究，我们可以解析民族文化的各种现象，探究民族文化史上的未知领域，拟测民族文化的整体面貌，了解民族思维特点等。各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说藏族语言研究对藏族文化的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虚词是藏文传统文法研究的热点。《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看藏文不自由虚词用法的演变——兼议藏文文法〈三十颂〉的写作年代》一文，通过对敦煌文献编年史P.T.1288、I.O.750、Or.8212（187）等3份写卷，以及P.T.1286和P.T.1287传记世系与小邦邦臣序列文本中关于吐蕃历史文书文法的分析，研究吐蕃时期藏文不自由虚词的演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三十颂》成文的年代问题。作者认为敦煌历史文书与《三十颂》比较，其后接续不自由虚词特点与《三十颂》存在较大差别，一些有几种形式的虚词没有按照前一音节不同的韵尾来添接。作者据此推论《三十颂》不是产生于7世纪，其成文时间可能在9世纪中期之前。

象雄文化与吐蕃文化的渊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象雄历史地理考略——兼述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和《象雄，藏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二文梳理了藏文史籍关于“象雄”的记载，探讨了象雄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象雄文化对苯教在青藏高原的传播、藏族传统医学及藏文的产生都有积极的影响。《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书信译解兼论其历史背景》一文，从藏文史料中找到一些珍贵的资料来说明当时凉州会盟的历史背景，证实了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书信的真实性。上述研究都是从语言学视角切入，该研究对厘清藏族历史上的一些文化悬案具有重要的价值。

黄布凡不仅从事藏族语言研究，她还编写了辞书，为藏族语言文化的记录、保留和传播奉献自己的力量。她参与撰写了《敦煌学大辞典》和《藏族大辞典》的部分词条。每一词条的撰写都一丝不苟，力求精准。此外，她深耕于藏族文化研究，其代表性成果有《河西吐蕃文简介》、《藏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等。

作为主要撰写人，她参与《藏族动物故事选》、《佛经故事选》等选文、编写并翻译上述作品。为了传播藏族文化，她还将科技类藏文文献译为汉语，例如《西藏地震史资料汇编》（翻译史料3件）、《百病医典》（藏译汉）等。她的研究还涉及藏族民间文学，如《噶尔的儿媳妇》和《莲池歌舞》等。此外，她还翻译了很多藏族民歌。

七、结语

作为一名汉族学者，黄布凡为藏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奉献毕生。她积极参与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作，不辞劳苦常年奔波于涉藏地区，她调查过藏、羌、嘉绒、普米、木雅、道孚、扎坝、吕苏、纳木兹（纳木依）、贵琼、史兴、拉坞戎、摩梭、水田、多续、拉祜、纳西等17种藏缅语族语言和拉萨、中甸、木里、玉树、巴尔蒂、阿坝、红原、道孚（玉柯）、若尔盖、夏尔巴、白马等11种藏语方言。她是国内调查域外巴尔蒂藏语的第一人，她明确论证了白马话是藏语方言。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她多年来倡导并坚持理论探索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工作方式，不仅自己在藏语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还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和她一起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辛勤耕耘，共同推动藏族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她对敦煌文献的释读、译注和研究，将语言学与敦煌学、文化学结合起来，推动并促进了藏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融合发展。2019年，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40周年学术会议上，鉴于黄布凡教授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授予她“终身成就奖”。

藏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是藏族的交际工具，还是民族情感的纽带，维系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保护和传承，是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见证。保护和传承好藏族语言文化，是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是繁荣和发展多元一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体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要强化责任意识，勇于担当，以黄布凡等老一辈藏学家、语言学家为榜样，积极推进藏族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推动中华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加强交流、和谐发展，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各民族大团结，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老一辈藏族语言文字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学术财富，也是时代赋予语言文化工作者的使命。

附录

黄布凡论著目录

一、论文

《〈尚书〉四篇古藏文译文的初步研究》，《语言研究》1981年创刊号，第203—232页。

《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第1—13页。

《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第33—42页（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北京，1982年）。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辩订误》，《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第36—48页。

《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辩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第一集（中央民族学院内部刊行）1984年，第282—310页。

《木雅语概况》，《民族语文》1985年第3期，第62—77页。

《藏缅语族特点摘要》，《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1—47页。

《羌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1—47页。

《藏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6页（与王会银合写）。

《羌语语音演变中排斥鼻音的趋势》，《民族语文》1987年第5期，第19—26页。

《河西吐蕃文简介》，《民族古籍》1987年第3期，第17—26页。

《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第142—150页。

《藏缅语的“马”与古汉语的“駹”》，《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63—68页。

《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书信译解兼论其历史背景》，《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第283—300页（与陈庆英合写）。

《道孚语语音和动词形态变化》，《民族语文》1990年第5期，第23—30页。

《扎坝语概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71—82页。

《藏缅语动词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第22—30页。

《藏缅语声母对韵母演变的影响》，《中国语言学报》1991年第4期，第231—244页。

《道孚语》，《藏缅语十五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45页。

《吕苏语》，《藏缅语十五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32—152页（与仁增旺姆合写）。

《纳木兹语》，《藏缅语十五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53—173页（与仁增旺姆合写）。

《史兴语》，《藏缅语十五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74—197页（与仁增旺姆合写）。

《羌族的姓名》，《中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2—508页（与余晓平、黄成龙合写）。

《语言变异刍议》，《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0—41页。

《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藏缅语新论》，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33—192页。

《藏缅语“指代一名”偏正结构语序》，《藏缅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82—386页。此文又被收入《彝缅语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74—386页（国际彝缅语学术会议论文，四川西昌，1991年）。

《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87—94页。

《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民族语文》1994年第3期，第1—9页。［第26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论文，日本大阪，1993年。此文又被收入日本大阪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1994）论集中］。

《玉树藏语的音变规律及其方言地位》，《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第111—134页（与索南江才、张明慧合写）。

《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中国藏学》1995年第2期，第79—118页（与张明慧合写）。

《藏语词汇演变的速率和方式——敦煌藏文写卷抽样的词汇统计分析》，戴庆夏、黄布凡等：《电脑辅助汉藏语词汇和语音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页。

《藏族的语言、文字和文献》，《中国教育报》1995年4月24日。

《象雄历史地理考略——兼述象雄文明对吐蕃文化的影响》，《西北史地》1996年第1期，第13—19页。

《象雄，藏族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第1期，第12—14页。

《原始藏缅语动词后缀*-s的遗迹》，《民族语文》1997年第1期，第1—7页。

《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原始藏缅语动词后缀*-s的遗迹》二文被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主办的期刊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藏缅语语言学》）Volume 18.1-Spring 1995和Volume19.1-Spring 1996上。标题分别是Conditions for tonogenesis and Tone Split in Tibetan Dialect（Jackson T.S.Sun译）和Contemporary Traces of the Verb Suffix *-s of Proto-Tibeto-Burman（Wu Zhu and Chen Shuxian译）。

《同源词比较的选词范围和标准——以藏语同源词比较词表的制定为例》，《民族语文》1997年第4期，第10—16页。

《从藏缅语同源词看藏缅族群的史前文化》，《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第1—10页。

《西夏语表“一”数词》，《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3—400页（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宁夏银川，1995年）。

《羌语的体范畴》，《民族语文》2000年第2期（《民族语文》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学术会议论文，北京，1999年）。

《观音桥话语属问题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编：《语言暨语言学》第2卷第1期，2001年，第69—91页（藏缅语族羌语支语言和语言学研讨会论文，台北，1999年）。

《羌语构词词缀的某些特征》，《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第7—10页。

《拉坞戎语概况》，《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第60—80页。

《原始藏缅语动词使动前缀*s-的遗迹》，《南开大学语言学刊——庆祝邢公畹先生九十华诞专号》2004年第6期，第34—42页。

《拉坞戎语词汇中的藏语借词和同源词辨析》，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编：《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四——《汉藏语研究：龚煌城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2004年，第239—268页。

《田野调查杂谈——语言调查的经历和几点体会》，《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

《木里水田话研究》，载《汉藏语学报》2009年第3期。

《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看藏文不自由虚词用法的演变——兼议藏文文法〈三十颂〉的写作年代》，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

《藏缅语的小舌音》，《语言学论丛》第4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多续语概况》,《汉藏语学报》2012年第6期（与尹蔚彬合著）。

《从多续语看高濒危语的结构特点》，《民族语文》2015年第3期（与尹蔚彬合著）。

二、著作

《汉藏语概论》（马学良主编）之《羌语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8—354、369页。（民族出版社2003年再版，第176—295、307页。）

《普通语言学》（马学良、瞿霭堂主编）之《语法》《语言的历史和研究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8—155、234—309页。

《羌语研究》（与周发成合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6年。

《藏语藏缅语研究论集》（现代中国藏学文库18），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拉坞戎语研究》（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之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川西藏区的语言》，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三、辞书

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婚姻家庭词典》（撰写部分词条），陈克进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

《敦煌学大辞典》（撰写部分词条），季羡林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藏族大辞典》（撰写部分词条），丹珠昂奔等主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黄布凡、木乃热哈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修订增补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年。

四、译著、译文

《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译注，与罗秉芬合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又载《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拔协〉增补本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与佟锦华共同译注）。

《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与马德共同译注）。

《藏族动物故事选》（藏汉对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与佟锦华合译）。

《佛经故事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与罗秉芬等人合译）。

《西藏地震史资料汇编》（翻译史料3件），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

《百病医典》（藏译汉），《西藏科技报》1982年第65期。

《噶尔的儿媳妇》，载《民间文学》1985年第8期。

《莲池歌舞》，载《中国西藏》1995年第3期。

《藏族民歌数十首》，载《藏族民歌选》（藏汉对照）,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

《藏族民歌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藏语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英译汉），张琨著，1977年，原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一分。译文载《民族语文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8—313页。

五、获奖论著

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获1993年国家民委社会科学二等奖，1994年第二届中国民族图书一等奖，1995年国家民委颁发的计算机数据库及文字处理技术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中的应用一等奖。

合作编著的《汉藏语概论》获1993年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5年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合作编著的《藏缅语新论》（收入黄布凡5篇论文）获高校出版社优秀著作奖。

参编的《敦煌学术辞典》1999年获第三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

合作编译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获2006年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三等奖。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1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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