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建设·发展·治理——中国共产党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的百年流变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话语植根于党对边疆问题的深刻认知与长期实践。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迈向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与实践中，边疆的含义、地位、功能和历史角色不断嬗变，党对边疆的认知也不断发展。随着时代语境和党自身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完善，党的边疆话语也愈加全面、立体，由原来的“革命宣传型话语”转变为“建设实践型话语”“发展改革型话语”“治理建构型话语”，并通过不断的实践反馈和制度革新，引领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罗群，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邓旭，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认知是人们对某种知识的感知和思考，并通过话语将其进行表达、交流，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具有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认知是话语的基础，有什么样的认知，就有什么样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话语作为认知的表达方式，往往通过话语体系内概念内涵、外延的拓展，抑或话语传播范围、路径、影响的扩大等，对认知的主体、思想乃至实践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对边疆问题的认知与探索，贯穿其百年奋斗历程中，是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和迈向新时代国家治理一系列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作为一种思想表达，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话语体现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边疆、民族、区域治理等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认识与思考；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话语包含了革命开展、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不仅形塑了近代中国边疆的发展轨迹，更对当代中国边疆的功能定位与发展道路起着决定作用。

不同时期党的边疆认知及话语不断引领理论创新和实践开拓，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中国共产党边疆认知的讨论多集中于边疆治理的相关研究中，就其边疆话语的形成与发展，更多的是针对某一时段下的具体问题，鲜见整体性考察。本文拟对此做一梳理和探讨。

一、革命语境下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1921—1949年）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成为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直接途径。中国共产党对边疆问题的认识与思考随着对革命的理解以及革命本身的阶段性发展而变化。

（一）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列宁认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的被压迫民族应该通过“民族自决”来寻求解放，且这一斗争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部分。在这样的话语框架内，“边疆”被描述为饱受压迫、亟待解放和潜在的反抗帝国主义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但由于边疆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在涉及边疆或者民族的各种问题与讨论中，二者往往形影不离，并由此带来两个概念在解释和理解上的重叠与互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主要是在民族问题框架下展开的，“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成为早期共产党人论述边疆、民族问题的核心理论。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1928年，在致“内蒙特支”的指示信中，党中央更明确指出：“应以‘民族平等’的口号唤起汉人对内蒙民族的同情和帮助。”出于对“民族自决”理论的阶段性认识，早期共产党人认为反抗列强的压迫，“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为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做法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的正确路径。

概括而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尚未形成自己的革命理论和话语体系，就边疆、民族问题来看，存在着借用苏联民族理论来诠释中国边疆问题的现象。尽管这些主张或议论尚属纲领性、方向性的宣传话语，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问题的宝贵思考，不仅为早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实践机会，而且加速了民众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与了解。

（二）土地革命时期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党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也正是在长征的路上，党对边疆地区现实状况与边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党领导边疆地区革命的道路选择与相关话语的建构策略也随之发生变化。

随着对边疆社会的深入了解，党中央逐渐认识到以瑶民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落后，其“内部的阶级斗争还没有显著的开展”，土司头人等群体在群众中仍然有“极大的权威”，与少数民族上层建立良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话语框架下，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包括边疆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民众的阶级意识也被逐渐唤醒，开始认识到“受穷不是命里注定而是被剥削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宣传不仅促进了边疆群众阶级意识的生成，更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边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行为，为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动员做了准备。同时，党中央还根据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少数民族文化与教育方面，党中央十分重视和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要求党员主动学习当地语言，还规定在口号标语书写时尽量运用多种文字书写，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帮扶计划；在宗教信仰方面，从原来的强调不保护宗教、人民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转为强调保护宗教、有信教的自由；针对少数民族干部问题，党中央多次阐述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并对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政策安排。上述政策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认识并处理边疆问题的基本话语表达。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的话语实践进一步促进底层群众超越地域与民族认知藩篱，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社会与国家，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好了思想准备。与此同时，随着党对边疆与民族问题认知的不断深化，党对核心概念的解读日益明晰准确，逐步意识到应该将“民族自决”同“民族独立”相区别，并将前者同民族平等意涵下“巩固中华民国内各民族的联合”相联系。

（三）全面抗战时期

抗战期间日本不断利用“中国本部”“民族自决”等话语加紧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分裂，社会各界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讨论空前高涨。国民党则对国内不同声音予以统合、压制，以期进一步强化“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权威。全面抗战打响后，团结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认识和任务。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的利益与要求”，将民族主义明确指向“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平等”。

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要求全党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民族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制出一系列针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论话语。

在揭露日本阴谋时，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华民族为“一个在历史中行动的民族”“一个在革命战斗中的民族”，强调从行动和革命的动态过程中去“理解这个民族的伟大”，进而将抗日战争看作是“为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而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与多元共性，在新的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是决不可分裂的。

面对国民党的话语霸权时，中国共产党指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在同国民党既合作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下，中国共产党将反独裁的阶级斗争话语转变为反侵略的话语，为国共合作提供了基础，不仅达到了“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的预期，更在话语博弈中完成了对国民党边疆民族话语的超越。

在面向边疆族群的话语构建上，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边疆少数民族的作用与力量，认为“忽视了国内少数民族的力量，将使全民的抗战，遭受莫大的损失”。而对边疆少数民族来说，“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值此危难之际，应“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共产党支持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中国共产党理顺了中华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整体与部分间的不同层次关系，取得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理论成果。“以平等原则联合国内一切其他民族，共同奋斗，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将边疆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纳入抗战革命的洪流，建立了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贡献。

（四）解放战争时期

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边疆、民族政策愈发成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1945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开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历史实践的帷幕。党中央更进一步明确：“它在内蒙民族自治区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1947年5月，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整合和国家构建中的尝试与努力，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认知在实践中愈加成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正确结合”，通过这一制度，中国共产党理顺了边疆地区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积累了大量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高度成熟，党中央密切结合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边疆地区制定了一系列比抗战时期更丰富、具体的政策方针。政治方面，党中央牢牢抓住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这个核心目标，以“暂不反对上层”“团结中间分子”等灵活策略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经济方面，共产党“采取慎重的、缓进的、有步骤、先后的工作方法”，通过合理解决土地关系问题，实行减租增资与互助运动，极大改善了内蒙古等地边疆群众的生活，赢得了边疆各族同胞的广泛拥护。文化习俗方面，中国共产党践行民族平等理念，不仅明确规定“尊重蒙民、回民等少数民族之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更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创办了大量“蒙回学校”，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涌现而出，极大地发展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对边疆的认知贯穿于党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历史实践中，是党在不同阶段对中国革命具体认识的一个方面。与此相对应，党对边疆话语的构建也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从照搬苏联的话语框架到逐步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边疆的实际相结合，党的边疆话语在不断的理论革新和话语博弈中逐步完善，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争取革命领导权与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舆论基础。

二、建设语境下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党在新阶段的首要任务。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基本遵循，探索出一条全面解决边疆问题、构建边疆话语的新道路。

（一）现代边防认知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从边疆防务着手，以“保障安全”为中心，将革命经验与中国边防实际相结合，在边防组织、边境划界、海疆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边防理念，并着手处理界务纠纷等问题。

第一，现代边防体系的形成与建设。建国伊始毛泽东就郑重宣告：“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为更好地适应现代边防的建设与斗争需要，1949年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专门的边防武装，用以承担边防、海防任务。1951年再度整合边防力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公安部队。在1956年七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总方针。在边防武装力量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中，党对边疆防务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渐形成解放军边防部队、公安边防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格局，具有中国特色边防理念的边防体系日益成型。

第二，界务处理政策原则的确立与成熟。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部分的边界仍未划定。在处理界务纠纷时，中国共产党既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也坚持必要的军事自卫，在面对帝国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者的侵犯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寸土必争”的原则，坚定捍卫国家领土，夺取了军事与政治外交斗争的胜利。在同周边友好国家处理界务问题时，则采取“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策略，先后成功解决了中国与缅甸、朝鲜等国家之间的诸多边界问题，为国内建设提供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外部环境。

第三，现代海防认知的形成与海疆治理制度的初步奠定。建国后毛泽东曾点明近代中国之所以屡遭侵略“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没有海防”。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明确指出海防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国防前线，拟定了“近岸防御”的海防战略，进一步提高了对海防建设的重视。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将我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

在制定“二五计划”时毛泽东表示要处理好“沿海与内地关系”，指出“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提出：“好好地利用沿海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此后中央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初步奠定了海疆治理的制度基础。1958年9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迈出了海疆建设史上的重要一步，不仅确立了新中国领海的范围、岛礁的主权及相关的海洋权益，更为我国进行海疆建设、维护领海权益提供了法律话语和保障。

（二）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边疆话语

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地区形势严峻的阶级关系与复杂的民族关系交织、国内反动势力和境外帝国主义的威胁同时存在，夯实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巩固边疆安全稳定成为当务之急。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所指出的“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方面，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稳定；另一方面，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离不开少数民族的倾力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中，新政权将边疆治理置于处理民族关系的框架之下，往往以民族政策取代边疆政策。“注重不同民族的特性”成为边疆工作开展时最常被提示或提醒的内容，边疆问题一般地“被置于了民族问题的总体框架之中”。

党中央将“团结”置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位置，在党内外持续开展反对“大汉族主义”整风教育，并反复向边疆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政策。邓小平在领导西南地区民族工作时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在这一时期，“民族团结”成为新时期民族话语的核心概念，极为密集地出现在各类边疆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中。周恩来在1950年政务院宴请各地区民族代表的大会致辞中专为“中国各民族的空前大团结而干杯”，足以表明“团结”“稳定”在边疆、民族话语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三）慎重稳进方针下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与话语表达

出于对边疆历史和客观现实的深刻认知与把握，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与定力。1950年6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必须首先了解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在慎重稳进方针下，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首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巩固，为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障，它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区域成功纳入国家一体化建设事业中，较为彻底地解决了清朝及民国以来频发的边疆政治危机，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文化、资源分配乃至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具体权益。其次，党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扶持政策，在经济、教育、医疗及基础建设方面给予极为优厚的待遇与政策扶持，极大推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巩固了新生政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底定凝聚的过程中，边疆的指代与意涵被重新确认。新中国的边疆尽管仍然是国家的边缘区域，但更强调其作为“中华民族生活家园内的一个特定区域”，是国家保有、实现其主权的重要场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边疆不再是侵略者可随意染指之地，而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之一部分。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巩固了新生政权，先后在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力更生筹建了现代边海防体系，理顺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形成了一套宜时有效的边疆话语体系，为边疆地区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三、发展语境下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1978—201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中心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边疆地区在改革开放中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实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了更为科学、深刻的阐述，也为认识、分析、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话语表达。

（一）改革开放下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

197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经“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1980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来恢复边疆以及内地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随着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心确立为“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发展逐渐成为讨论边疆问题的核心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个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点。次年党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通过了《边疆建设规划》，提出在国家治理中，必须从地理空间的维度进行规划，内地发达省市要“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将边疆经济文化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1987年，邓小平在针对西藏问题时指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在同年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少数民族地区繁荣进步的根本途径”。至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核心任务，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距逐步扩大的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在以建设为主导的边疆认知和话语中，1981年中央首次提出了“两个离不开”的观点，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个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高度概括了中国各民族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血肉关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共的边疆与民族话语理论。

（二）对海防建设与海疆治理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海疆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防范敌人从海上入侵，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立足时代主题，适时提出了沿海开放重要战略。深圳、珠海、厦门等地建立经济特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更开启了我国走向海洋的重要一步。

就海防建设而言，党中央致力于将海防建设同经济发展相结合。1979年邓小平在视察海军时就曾与现场官兵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世界，必须走向海洋。在同年的海军党委扩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提出“近海防御”战略。海防区域由近岸扩大至近海，不仅更好地保护了内地的安全，也拓展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空间。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香港、澳门成功回归祖国，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成功范例。在解决钓鱼岛与南海问题时，党中央着眼于国家根本利益和稳定海洋战略环境的大局，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一系列战略思想。邓小平在谈及钓鱼岛问题时明确指出，“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可以合资经营，共同得利”。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党对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加强。1991年1月，中央召开首次海洋工作会议，通过《九十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海洋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同年全国16个沿海省、市先后成立海洋厅（局）进行海洋管理。199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如何保护、开发、利用我国的蓝色国土成为当务之急。1995年江泽民就曾指出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1996年4月，我国政府正式发布《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坚持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坚持海陆一体化开发等原则，对沿海地区、海岛、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意见。2002年，中国与东盟在南沙群岛领土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同意避免军事冲突，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外交关系以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缓解潜在紧张关系，为南沙争端的解决奠定基础。

（三）以“发展与稳定”为基础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国内外环境非常复杂，边疆地区出现一系列新情况，但党中央始终坚持在发展中解决边疆问题，坚持“民族地区必须开放”的基本方针，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1992年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边疆民族地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自我发展活力，“加强同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

为了协调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992年党中央提出“要像重视沿海发展那样，重视沿边发展”，推出沿边开放的重大战略。这一重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沿边地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沿海—沿边—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使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更以此丰富了党围绕沿边治理工作的话语体系，为之后边疆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与转型提供了宝贵经验。1999年由国家民委组织的“兴边富民”行动正式启动，“吹响祖国边疆长治久安和繁荣进步的号角”，通过加大对边境地区的投入，使沿边群众能“靠边脱贫、靠边致富”，“最终达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目的”。200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部署”。党中央以统筹全局的高度，积极支持西部边疆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东西互动，开创了边疆地区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发展是根本，稳定是前提。“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民族地区的各种矛盾解决得好”对于全国的安定团结是极其重要的。1990年，江泽民在新疆考察时强调“保持全国社会政治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对新疆来说，稳定更具有特殊意义，“没有稳定的局面，一切都谈不上”。在指导边疆地区的维稳工作中，党中央进一步将“两个离不开”丰富为“三个离不开”，补充了“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话语内容，更加全面地概括了新时期各民族的紧密关系。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有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解决”、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边疆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导。

在此期间党的边疆话语表达集中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共同奋斗史、各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光荣传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等方面，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充分认识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既是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各民族群众确立了共同的思想信念，形成了激励各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力量。目的是从根本上抑制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错误思想的生长。

四、治理语境下的新时代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2012年以来）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向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框架，构建了一整套立足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话语。在新的治理体系和话语表达中，边疆被赋予新的内涵与特质，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一）治国必治边：立足“两个大局”下的边疆认知与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重要战略思想，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边疆问题的认识与判断，体现了边疆问题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特殊重要地位。2014年、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第六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高度把握边疆治理工作，重提“长期建边”思想。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一论断精准定位了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与世界坐标，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科学研判，为中国共产党新时代边疆治理指明了方向，是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当代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的认识基础。

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边疆地区不仅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就国土安全来看，我国边疆地区仍然面临着多重安全隐患，“三股势力”、界务纠纷等问题依然存在，国家主权仍然面临挑战；就生态安全来看，边疆地区既是许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又是许多动植物的保护区，保护边疆地区生态安全对我们实施重大生态工程、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源头性、基础性作用；就对外开放来说，边疆地区不仅具有空间区位优势，更在同周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旦同周边国家实现了互联互通，就会成为辐射中心，发展机遇很大”。解决边疆治理问题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各区域发挥比较优势，继而拓展新发展空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

十九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时代边疆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原则，党中央总结多年来边疆治理的经验，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等五个方面精准发力，并逐渐形成新时代边疆治理话语体系，进一步推动边疆治理实践的现代化转型。第一，经济治理方面立足“两个大局”，将边疆地区打造为对外开放的前沿，有效推动边疆和内地的协同发展。第二，政治治理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在边疆地区的组织建设，强调基层党组织在边疆地区战斗堡垒作用。第三，在文化治理方面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凝聚力。第四，社会治理方面不断推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个人等多种层次治理方式，在改善民生方面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第五，生态治理方面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点明边疆地区之于国家生态屏障的核心地位。

（二）世界格局变幻下的边疆治理转型与创新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现代化治理的内在要求。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推动边疆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逐渐超越了以往“中心—边缘”的治理思路，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从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局出发，依托“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进一步加快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边疆地区由“治理末端”“疆域边缘”的历史认知成为“对外互联互通的窗口”“开放合作的高地”“辐射中心”，许多边疆地区获得全新定位，如新疆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云南全面融入国家战略，努力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西藏作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不仅开启了新时代边疆内涵与认知的新篇章，更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新时代边疆治理打开新的话语体系，为国家发展开拓了新空间。

现代化治理体系酝酿现代化国家战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治理思想的不断升级，新时代党的国家治理能力实现了自我超越，突破了过去“非均衡”的差序发展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党中央将“治国”与“治边”有机融合，强化举措推进西北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推动区域协调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东数西算”工程等，从不同维度不同方面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边疆的认知和话语建构置于大国战略中进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改变了边疆的空间地位，将边疆置于全国乃至全球跨区域互动的范围内，打破了以往“内地—边疆”（中心—边缘）的空间格局和区域关系。边疆与内地不再是历史发展中边缘与中心的关系问题，边疆既是对外开放的前沿，更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

（三）新时代的海疆认知与海洋经略

21世纪我国的海疆建设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国务院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并首次明确“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两个大局”，总结和吸收我国海疆治理历史经验与国内外优秀理论成果，推动党的海疆治理体系进一步成熟，形成了科学完备独具特色的新时代海疆治理方略，为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新时代的海疆治理遵循陆海统筹的总方针，强调陆海总体空间的战略联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陆海统筹是我国在发展思路上做出的历史性转折”，坚持陆海统筹，首先要破除长久以来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确立陆海一体、陆海联动的发展战略。其次，陆海统筹要立足于全局视野，其规划不再局限于海岸带的狭小区域，而是总览内陆与海洋发展现状，将“陆域与海域看作两个相对独立的但又不是完全分开的系统”，通过统筹协调和资源优化，形成一个发展强劲动能持久的大系统。再次，陆海统筹要彻底改变我国海洋经济严重滞后的局面，激发海洋国土的战略价值，向海洋进军，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推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新时代的海疆认知早已突破传统的海疆范畴，中国共产党对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地位的认识日益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便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一方面，我国作为陆海兼备的国家，“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必须“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已遍布全球。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发展海洋事业已关系到民族生存发展与国家的兴衰安危。

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围绕边疆问题阐发了许多新论述、构建了许多新话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重要论述为核心的边疆话语体系，以整体性眼光认识边疆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构建边疆话语：第一，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这个总目标”，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是新时代边疆话语的政治之维；第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边疆话语的经济之维；第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尊重和发展边疆文化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边疆话语的文化之维；第四，“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新时代边疆话语的社会之维；第五，坚持绿色发展，加强边疆地区的生态保护，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胜过金山银山”，是新时代边疆话语的生态之维。多维度的边疆话语体系既是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的理论创新和最新成果，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晶，其中一以贯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动摇的治边之心、兴边之愿、爱边之情。

结语

在边疆民族地区从中国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改革发展到国家治理，最终迈向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边疆的地位、功能和角色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共产党对边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动、调整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对边疆问题的探索贯穿其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其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坚持，亦有因时而动的变通。从最初的“联邦化”设想到“民族区域自治”，从视边疆为“固国藩篱”到“开放合作的高地”，党对边疆的认知亦由“地方意义”上升到“国家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党对边疆认识的不断深化既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内外形势变化下党对边疆问题始终如一的关心与重视，也体现了边疆问题本身具有复杂性与时代性特点。与此相应，党的边疆话语随着对边疆认知的不断发展而经历多次转型、升级与革新，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历经百年发展与创新，愈加全面、立体，由原来单纯的“革命宣传型话语”转变为“建设实践型话语”“发展改革型话语”乃至“治理建构型话语”，表明中国共产党边疆话语体系的不断成熟和日趋完善。此种边疆话语的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思考与具体实践的结果，既是党的理论体系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又是党的治理实践不断推进的鲜活表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体现了几代党领导集体的边疆关怀与边疆实践。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始终心系边疆安全与建设，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重边治边的优良传统。此后的几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维稳定、谋发展、促改革，大力推动边疆建设，极大改善了边疆人民的社会生活。在新时代边疆话语的建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赓续毛泽东“长期建边”精神，明确提出“治国必治边”重要论断，“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纵向要到底，横向要到边”，不断健全各项法律法规，完善各项制度建设；始终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将发展视作“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不断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精准设计各边疆区域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一套底蕴深厚又宜时有效的话语体系。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边疆认知与边疆话语始终紧扣时代脉搏，是历史积淀与时代创新的结合，是问题意识与现实导向的结合。立足时代定位，党围绕“何为边疆”“建设什么样的边疆”“怎样建设边疆”的时代命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民族平等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根本立场，引领边疆各项工作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探索出一条边疆跨越式发展新道路。民族问题作为边疆话语的核心要素，在不同时期形塑了边疆话语的基本表达与样貌。“近代民族国家与国族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大家庭”等论断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创新发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下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也是对中国民族关系本质特征的最新概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成为对我国民族关系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和远景期许，对构建新时代边疆话语体系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代边疆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已成为探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全面振兴、族际政治整合深度发展的一致共识。

第三，随着中国共产党边疆观念发生历史性变革，边疆话语的表达、交流、传播日益转变，反过来又促进了党对边疆认知的深化。在大革命时期，边疆是饱受压迫、亟待解放的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边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基于“中心主义”叙事的传统边疆认知仍占据主导。在“中心—边缘”单向叙事框架与话语体系中，边疆常被描述为“边缘区”“经济落后”“受助者”而与国家的“中心区（核心区）、“经济发达”“救助者”对举出现。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属性、地位认知的不断深化拓展，尤其是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新时代边疆话语体系突破了以往从中心看边缘的边疆认知模式，被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全新场域中。作为区域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触点，边疆在国家整体图景中呈现为二元甚至多元的区域空间中心，使边疆话语脱离了前述“中心—边缘”固有的角色设定，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中心—边缘—中心”的二元双向叙事表达，进一步推动了边疆认知的深化。在某种意义上，新时代的边疆已是“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

第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边疆话语体系构建推动边疆形态、功能发生新变化。一直以来，边疆作为国家疆域的外缘，被看做是具有内敛性、封闭性的带状空间，发挥着“藩篱”的防御和保卫作用。但在党中央“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话语体系内，边疆不仅是领土的边缘，而且是一个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概念的、多重复合力量共同参与的、互利共赢的交互空间。在强调开放、互动与合作的新语境中，作为各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枢纽，边疆涵义不断延伸拓展、边疆视野和格局全面提升，被定义为类似“窗口”“走廊”“桥梁”等全新形态，成为区域交互过程中政策融通、资源流动、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此外，随着科学技术和空间认知的进一步发展，边疆认知也突破传统的地理形态，太空边疆、网络边疆、利益边疆等新型边疆及其治理问题不断涌现，需要边疆话语继续向纵深推进。从某种意义而言，边疆话语体系的深化与完善发挥着理论指导乃至引领边疆治理实践过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