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宁、张永富：西夏文献中的汉藏佛教传播史

20世纪初，俄人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故地发掘了大批西夏文文献，绝大部分是用西夏字翻译的汉文和藏文佛典，我们可将相互关联的某些文本看成所谓的“文献群”，文献群代表了系统性的文本体系，包括核心经典、注释、修行仪轨、传播史记载等，如西夏译本《真实名经》《入菩萨行论》《禅源诸诠集都序》等。另一种文献群是以内容为标准组成的，如“华严禅”“大手印”等，这些文献群均在12世纪形成，唯有“核心经典”的翻译时代较早。这样的架构反映了西夏人翻译佛典时的抉择标准，也代表了当时当地的历史发展情况，同时也是重构西夏佛教史和11—14世纪西域佛教史的绝佳材料。然而我们对西夏僧侣翻译文本的抉择标准尚不清楚，即黑水城文献中为何包含这些内容，而不是那些内容？标准何在？这些障碍影响了我们对西夏佛教史的认知。

西夏文《五部法界序》文献图版，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作者/供图

黑水城文献中并未出现佛教传入西夏的直接信息，仅在部分序文、发愿文中有一些零星记载。西夏社会虽然同时流行汉传和藏传佛教，但其“自我认同”仍是“佛法东土流传”，即属于汉传佛教框架，因此想要全面了解西夏文本的价值，需将其纳入整个佛教大传统的范畴之内，方能真正显露西夏文本的研究意义。对黑水城西夏文、汉文、藏文文本的系统研究是还原西夏佛教史的主要手段，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语文学研究；二是内容考证，即西夏文本与汉传藏传主流文献的比较研究。学者以往认为西夏晚期藏传佛教取代了汉传佛教，但据文本考证可知，汉传和藏传曾并行于西夏境内，不存在传入时间先后的对立，西夏佛教内部也不存在汉传和藏传的明显对立。从内部架构来看，可暂将西夏佛教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层面。大致来说，皇室施印的经典和仪轨法本，属于官方佛教，其存在的痕迹可见于《天盛律令》“僧人必诵经典”，官方佛教的经典多为刊本，施印目的是祈求国泰民安与王位永固。民间佛教的内容则多为西夏中后期翻译的藏传密教文本，未见于《天盛律令》中。

据史籍所载，西夏曾六次从北宋引进汉文《大藏经》，西夏文大乘经典的翻译底本大致来源于此。但也有证据显示，西夏与辽代佛教存在密切关系，部分西夏文汉传佛教文献实际上来源于契丹、辽流传的版本，证据可见于版式特征以及避讳字的使用。除大乘经典之外，黑水城文献所见较多的是唐宋时期的华严与禅宗著作，如法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清凉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圭峰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圆觉经略疏》、圆通国师《圆心镜》、圆通道敐撰《镜心录》、晋水净源《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广智本嵩《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等。以上文献可与刊刻于崇祯十四年（1641）的元代西夏遗僧一行慧觉撰《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据此可暂将“华严法界观”和“华严禅”思想视为西夏汉传佛教的主流，且符合唐宋以来华严宗发展的整体趋势。西夏华严思想的来源有二：一是辽金时期的华北佛教，辽代高僧圆通道敐《镜心录》和通理恒策《究竟一乘圆明心义》等西夏译文证明了这一点；二是以晋水净源和长水子璿为代表的北宋杭州地区“复兴华严”。二者的关系尚待考证，我们可将其视为一个文献群，从中可见西夏佛教的发展脉络。总之，西夏文献代表了华北11—12世纪汉传佛教文献传播的多元性，这样的信息在传统汉文文献中是难以体现的。除了“华严禅”文本之外，大批禅宗的西夏文译本也出现在黑水城文献中，主要有《六祖坛经》《达摩大师观心论》《灯要》《南阳慧忠语录》《洪州祖师教仪》《洪州宗趣注解记》等，从内容来看，这些文献可与上述华严文献相互关联。此外，《比恒禅师随缘集》代表了北宋禅宗的主流，可知唐宋时期五家七宗的思想和法门已传入西夏，其中，《三教通论》一文阐述儒释道三教的核心宗旨相通，与北宋时期“三教合一”的思想一脉相承，最近发现的曹洞宗语录的西夏译本也属此类。

译于1094年的《大乘无量寿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夏译藏文佛经，证明最迟在11世纪末西夏便已开始接触藏传佛教、翻译藏传经典。历史材料中同样未存藏传佛教传入西夏的信息，但可以假设西夏大规模接触藏传佛教是在崇宗乾顺（1086—1139年在位）吞并安多地区之后。藏传宗派文献传入西夏的时间较晚，大概在12世纪50年代前后，与西夏佛教史关系最为密切的藏文材料是12—13世纪噶玛噶举派诸上师在西夏的活动，冈波巴（1079—1153）及其弟子的修行文本在西夏文献中亦较为常见，二者可相互印证。根据《大乘要道密集》和西夏文材料的记载，噶举派“大手印”系列文本传入西夏是在仁宗时期（1139—1193），与玄密帝师的活动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黑水城文献中还有以阿底峡尊者（982—1054）所创噶当派义学为主的系列文本。这些文本系统可以当作宗派传播的标志，但却不能证明西夏境内也存在着相应的藏传佛教宗派。

西夏中后期逐渐形成了由“汉藏并行”向“汉藏圆融”发展的趋势。所谓的“汉藏圆融”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汉藏圆融”标准有二：一是出土或《大藏经》收录的文献中是否包含圆融汉传和藏传思想的著作；二是西夏本土文献中是否存在“汉藏混合佛典词汇”，是否同时引用汉传及藏传经典，是否显露出佛教义理概念的互动。如一行慧觉《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体现了汉传华严思想与藏传密咒的圆融；《金刚般若科判经颂解理纂要略记》将方象（即陈那，Dignāga）、莲花戒（Kamalaśīla）、小黑足图片和鸠摩罗什认定为同一人，其中方象代表“因明”，莲花戒代表“中观”，小黑足代表“密咒”，鸠摩罗什代表汉传佛教；《心地法门》基于圭峰宗密和清凉澄观的判教模式讨论了“渐顿悟修”与“根器”的匹配问题，其核心内涵属于汉传华严禅的范畴，同时还引用了藏传的《真实名经》和宁玛派典籍《普作王本续》，且文中出现的蟨紩图片（种知）、墅薿图片（明满）明显译自藏文的图片，属于藏式词汇。这些汉藏佛教互动和圆融的痕迹可归纳如下：西夏境内同时流行汉传和藏传佛教，二者圆融的路径之一是以华严忏法和华严禅为基础，西夏人对佛教的整体理解是以汉传的华严学为基本架构。

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都存在多元的传入途径，即同一文本可能由两个不同的翻译团队独立完成，这两个译本在翻译风格和底本系统等层面存在差异，代表了不同的体系，如Инв.№0728《真实名经》和Инв.№7578《真实名经》的不同点在于：1.相较于Инв.№0728，Инв.№7578缺译了散文和章节注记；2.两个文本对同一藏文词汇采用不同的译法，如藏文སངས་རྒྱས，一译緳肅图片（正觉），一译墅薿图片（明满）；3.二者的藏文底本明显不是同一系统。另外，西夏本《六祖坛经》《南阳慧忠语录》《五部经》等亦是如此。

目前对西夏佛教史的认识基本来源于对黑水城文献的重构，需要说明的是，黑水城只是边境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出土的文献并不能全面反映西夏佛教的整体情况，且部分文书的断代和来源尚存疑问，仅仅依靠黑水城文献来还原西夏佛教系统是极其困难的事。尽管如此，黑水城文献仍能最大程度揭示出西夏佛教的真实面貌。近年来拜寺沟方塔、山嘴沟石窟以及拍卖会所见文献等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增加了西夏文献的种类，但却无法改变以黑水城文献为基础对西夏佛教的认知。

将西夏佛教纳入11—14世纪华北和西域地区佛教史的大框架中，是这项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必由之路。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不仅能够拨开西夏佛教史的认知迷雾，而且有利于还原佛教在华北和西域地区的发展脉络，彰显党项族、汉族、藏族等多民族交融互鉴的历程，其意义不言而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索罗宁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张永富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