尕本加、德拉东知：西藏远古氏族“格茹”考——基于《格茹父系的起源》研究

【内容摘要】生活在西藏西部的“གུ་རིབ་”或“ གུ་རུབ་”人与川西嘉绒藏族同宗同源，两者皆是川西高原远古人群“格茹”的直系后裔。即早在吐蕃形成之前，“格茹”人西迁至青藏高原，定居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并逐渐形成了后来的西藏“གུ་རིབ་”人。本文通过对藏文早期刻本文献《格茹父系的起源》进行研究，同时结合藏、汉文相关史料语境，详细考证西藏“格茹”人的起源及其早期变迁历程，深入探讨其与嘉绒藏族之间的历史渊源，并进一步探知从先秦时期到吐蕃分据割据时期，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而论证西藏各民族为推动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所作出的重要历史贡献。

【关键词】远古氏族；格茹；嘉绒；族源关系

【作者简介】尕本加，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德拉东知，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藏族寄宿制高级中学教师。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4年第1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英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1AZS003)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中图分类号】C95；K820.9

正文

“གུ་རིབ་”或“ གུ་རུབ་”是西藏的一支远古氏族部落，在苯教经典文献《象雄耳传经上师传承记》（《ཞང་ཞུང་་བརྒྱུད་ཀྱི་བླ་མ་བརྒྱུད་པའི་རྣམ་ཡར་》）和敦煌古藏文文献P.T.997中均有相关记载，其后裔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仲巴县仁多（རུ་འཐོར་）以及申扎（ཤན་རྩ་）县两地，今天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麓川西北一带的嘉绒人也自称为“格茹”。“གུ་རུབ་”一词在藏文文献中并不多见，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少，目前仅有美国学者贝莱匝（Jhon Vincent Bellezza）和国内学者才让太有所关注。其中，美国学者贝莱匝通过文献与田野互证研究，指出了“格茹”人的大致生活区域，认为该部落是属于上部西藏的古老氏族。才让太结合苯教文献中关于象雄人东迁的历史过程，认为川西北“格茹”人源自西藏西部象雄部落。笔者近期翻阅了一部名为《格茹父系的起源》（《གུ་རིབ་ཕ་རབས་ཀྱི་བྱུང་ཁུངས་མདོར་བསྡུས་》）的藏文早期文献，该文献是在今天喜马拉雅南麓多波（དོལ་པོ་）境内发现的藏文长条刻本，全本共计12叶，内容主要包括“格茹”人的祖先、族源及其具体的生活轨迹等，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部详述“格茹”人族谱的文献。其中一些内容与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有所出入，并且其跋语载：“此本是以多波丹增诺布活佛（དོལ་པོ་བན་ཚང་བླ་མ་བསྟན་འཛིན་ནོར་བུ་）提供的古书为蓝本，除有稍许校勘外，其余内容均未改动。”由此可见，这是一部历史悠久的原始族谱文本。此外，文献中有些页面附有如“注：原版中不详”（མ་དཔེར་མི་གསལ། མཆན།）等字样，因此推测它应该是一部复版。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因笔者手上这本为一部抄录版，且从字体和形态上并未发现一些明显特征，故暂且无法断定。但从刻本所载内容分析，其由两部分构成，上部主要讲述前吐蕃与吐蕃时期的历史，并出现了“莫域吉塘”（མི་ཡུལ་སྐྱིད་སྟེང་）这一古代地名，该地名常见于敦煌文献IOL Tib J 731等古文献当中，在吐蕃之后的文献中并不多见。因此，笔者初步认定该文献的上部分很可能成书于吐蕃时期；而下部则主要讲述吐蕃政权消亡之后的历史，故断定下部成书于吐蕃之后。 

基于此，本文以《格茹父系的起源》为重要依据，尝试厘清“格茹”人的族源故地、迁徙过程，及其与其他部族间的关系等，以此勾勒出从先秦到吐蕃分裂割据时期，我国西南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一、古藏、汉文史料语境下有关“格茹”的表述

关于“格茹”（གུ་རིབ་）的词义，东噶·洛桑赤列在《东噶藏学大辞典》中认为，它在吐蕃时期是马的异名。吐蕃简牍408Ⅱ344-1 M.Tagh.b.i.0010-A1载：“格茹腾飞（གུ་རིབ་སྣང་ལ་རྒྱུག །）”；215Ⅱ468-1 M.Tagh.c,iv.002-A1也载：“雅藏部有格茹，名曰金鹅金蛋（ཡར་རྩང་གི་སྡེ：གུ་རིབ：ངང་བ་གསེར་སྒོང་།）”、“雅藏部有格茹，名曰捺甲郭（ཡར་རྩང་གི་སྡེ：གུ་རུབ：ངགས་རྱ་སྒོར།）”，“金鹅金蛋”和“捺甲郭”皆为马名。西藏早期史书《拔协》中又载，“有人骑‘格茹马’秀剑法（ལ་ལ་གུ་རུ་རྟ་རྒྱུག་པའི་སྟེང་ན་ཕར་ལ་རལ་གྲིའི་སྒོ་འཕེན།）”、“派十六匹格茹（ཆིབས་གུ་རུ་བཅུ་དྲུག་གཏད་དེ་བཏང་བ་ལ།）”。显然，这些古代文本中的“གུ་རིབ། གུ་རུབ། གུ་རུ།”，与今天安多牧区方言中“格茹”的含义基本吻合。而且安多民间还有“九无”（མེད་ལ་མེད་དགུ་）游戏，大家传唱“琼嘎犏牛无上牙，格茹骏马无双角（ཁྱུང་དཀར་མཛོ་ལ་ཡ་སོ་མེད། གུ་རུ་རྟ་ལ་རྭ་ཅོ་མེད།）”等歌谣，地方谚语也有“呼喊掠羊群、抛石掠牛群、追赶掠格茹（གཡང་མོ་ཀི་གཅོད། ནག་མོ་རྡོ་གཅོད། གུ་རུ་བང་གཅོད།）”等内容。另外，《格茹父系的起源》中还载有：“在南赡部洲……人乃众生之尊，马乃百兽之王。吾‘格茹氏’系光明之神，故与众不同、鹤立鸡群。”所谓“马乃百兽之王”或许是文献中多次提到的人马之间的故事，可能反映了古代“格茹”人有崇马的习俗。因此，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民俗语境，藏语“གུ་རིབ་”或“ གུ་རུབ་”都指马或与马相关的一些传统文化。由此可见，“格茹”人的族名实则是从渊源已久的部落习俗演化而来的。

在青藏高原上，具有“格茹”名称的群体主要生活在西藏西部仲巴县仁多以及申扎县一带和川西高原的嘉绒地区。其中，嘉绒人的来历，有学者认为“是自唐以后，藏族同化并融合了当地许多古代氐羌部落，而逐渐形成的族群”。其实，“嘉绒”一词最早是由庄学本提出的，它是对戎人自称的音译。马长寿在《嘉戎民族社会史》中提到，“嘉绒”是昉于其族群自称“ka re”、“ka ru”或“ka run”等的音译。他基于对语音关系、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分析，认为汉之冉駹、唐之嘉良夷与今之嘉绒具有一脉相承的族源关系。另外，陈宗祥记述了阮怀煦曾经在蒲溪乡丹扎木沟实地调查时所说的话：“戎民自称格日ka┥，且自草地西行，以至藏区皆曰格日。”邓廷良则言，“甲绒一词乃西藏人对格茹的称呼，并非自名。”这些都说明嘉绒人实则自称为“格茹”，而“嘉绒”乃是他称。

20世纪初，曾于地处岷江上游的四川茂汶地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关于这些石棺葬的族属问题，冯汉骥和童恩正认为是当地所谓的“戈人”遗留下的墓葬群，应与文献所载冉駹为同一群体。童恩正还进一步指出，“石棺葬文化在川西北地区分布甚广，而且持续时间很长，应该为当地影响较大的一支土著族群所创造。”他认为冉駹属于氐系民族，便更加肯定了马长寿提出的观点——冉駹与嘉良夷、嘉绒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同样，李青也阐述了“戈人=冉駹—嘉良=哥邻—嘉绒”的发展脉络。总而言之，现有研究成果均认为：戈人、冉駹、嘉良夷（哥邻）与嘉绒（格茹）是同一族群在不同时代和历史语境下的差异性族群称谓。如果我们进一步梳理这些族称，则发现除“冉駹”外，“戈人”、“哥邻”和“格茹”等发音都颇为相近。

“冉駹”之“駹”在《说文·马部》中解释为：“马面颡皆白也,从马尨声,莫江切。”《尔雅·释兽》又载：“面额皆白者惟駹马也。”由此可见，面额皆白的马叫“駹”。语言学家黄布凡讲到，原始藏缅语“马”与原始汉语“駹”具有同源关系。与尹铁超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前者的观点。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F.W.Thomas）在《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考证了古藏文“རྨང་”，认为其意指马。在此基础上，柯蔚南（Weldon South Coblin）对古藏文“རྨང་”又作了专题性研究，他认为古藏文“རྨང་”源于*m-rag，并举例说明了古藏语中的rm与mr的换位规律。总之，基于上述研究和藏文构词法理论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汉文“冉”和“駹”分别对应于古藏文“རྨང་”的前缀r～及其词根mang，其意则指马。

综上所述，戈人—冉駹—嘉良（哥邻）—嘉绒（格茹）这四者实属同源关系，而其中戈人、嘉良夷（哥邻）和嘉绒（格茹）三者，又与西藏古老氏族““གུ་རིབ་”的读音接近，且所表达的内涵也基本一致。此外，《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说冉駹“出名马”；《隋书·附国》中又载嘉良夷“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嘉良夷六十人朝贡。这些记载都足以说明嘉绒人的祖先冉駹/嘉良夷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习俗等，都与“马”有着密切关联。

二、西藏“格茹”与川西“嘉绒”间的关系

藏东毗邻于川西北，自新石器时期卡若文化始，两地之间即已密切往来，石棺葬便是典型佐证。考古学家曾在藏东一带发现了数件石棺葬，其墓葬形制和随葬物品等，与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葬文化基本一致。学界一致认为此类石棺葬是川西北古部族“戈人”所留下的遗迹。如此说来，藏东的石棺葬应与川西北“戈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并且，这种关联似乎又与秦汉中央王朝的西征以及羌人的南下不无关系。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强劲，曾发动大规模西征，众多河湟羌人部落战败南下，一路逃亡至岷江上游地区。羌人的南下导致了川西北一带原住民被迫外迁，“戈人”可能就在其中。羌族民间史诗《羌戈大战》中有一段关于羌人与戈人交战的描述，说戈人战败后逃居于终年积雪的山谷里头。其所谓“终年积雪之地”，有学者认为即指岷江西部地区，并认为戈人可能是向西迁徙而去。史诗虽然难以作为可信史料加以引证，但可以视为辅助性资料参考。总之，综观这些文本，笔者认为藏东的石棺葬遗迹应当与西迁的“戈人”有关。

另外，考古学家在西藏西部札达县皮央·东嘎格林塘墓地M6内，发现了一柄编号为PGM6:4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据霍巍研究，这枚青铜短剑“与四川凉山盐源干海所出的同类青铜短剑甚至在细部纹饰的处理上都如出一辙”，两者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他进一步指出。这一发现在考古学上证实了汉文古籍中关于“西羌西迁”的记载。吕红亮也指出，“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可能自中国西南山地金沙江流域西渐而来，属于远程交易物。”但无论是西羌西进还是远程贸易，皮央格林塘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无疑源自于川西北地区。这说明早在秦汉之际，川西南一带即已与西藏西部地区有了远程商贸等交往交流关系。2012年6至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合作，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故如甲木寺旁发掘出几座古墓葬（距今1715—1855年，即2世纪至3世纪前半，相当于东汉时期），同时发现32例人体骨骼。张雅军等对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16例个体（7例男性，9例女性）头骨进行了形态观察和测量分析，并认为“故如甲木与川西高原卡莎湖和西藏布塔雄曲组最接近。从聚类图看，故如甲木组与卡莎湖组首先聚在一起，说明相对于其他组群，故如甲木组与卡莎湖组最接近”。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汉晋时期西藏西部与川西北一带存在着频繁的人员往来。

因此，笔者认为西藏的“格茹”人与川西嘉绒人无论是在族群称谓上，还是在文化习俗等方面都具有同源关系。如果依学界所言，嘉绒人的祖先“戈人”是先秦时期川西北古部族之一，而西藏“格茹”人的始祖“穆央杰”到达藏东“莫域吉塘”的时间约为2世纪，相较于前者则晚了数百年之久。由此也推断，川西北“戈人”首先从岷江上游西迁至藏东“莫域吉塘”，继而沿着雅鲁藏布江西进至藏西地区。

三、“格茹”人的祖源及其祖先迁徙

藏文文献《格茹父系的起源》主要阐述了“格茹”氏族的起源及其历史变迁过程，全本内容主要由四大部分构成：1.关于祖先起源的传说；2.先祖生活的地域及其特征；3.唐朝时期族人投靠吐蕃赞普的经历；4.吐蕃分裂后族人从象雄南迁至多波（དོལ་པོ་）的历程等。具体来看，其始祖“穆央杰（དམུ་གཡང་རྗེ་）从天界降到‘莫域吉塘’后，……与地仙女‘伊昂玛’（སའི་ལྷ་མོ་ཡིད་འོང་མ་）成婚”，两人生下了“格茹”人的祖先。此后，“格茹”人开始逐渐向外扩张，曾一度占领了与之毗邻的后藏部分地区。吐蕃赞普囊日松赞时期，因象雄部落发生内讧，“格茹”人“荆玛当（ཅུན་མར་སྟང་）前来投奔吐蕃，……吐蕃遂派兵灭象雄”。后来，荆玛当之子达赤贡（སྟག་ཁྲི་གོང་）在松赞干布执政时立下战功，因此得以名垂青史。从贡松贡赞至末代赞普达摩期间，“格茹”人世代效忠于吐蕃赞普。吐蕃灭亡后，荆玛当嫡系后裔“贡松达拉聂”（གོང་གསུམ་སྟག་བླ་སྙན་）与“达若达盘”（སྟག་ར་སྟག་འཕན་）父子两人转而效力于贝考赞（དཔལ་འཁོར་བཙན་）。“达若达盘”生有四子,其中有两子率领“格茹”部族，从西藏西部一路迁至喜马拉雅南麓的多波（དོལ་པོ་）境内，从此扎根于当地未再迁出。

据《格茹父系的起源》记载，“莫域吉塘”是西藏“格茹”人最初的发祥地。“莫域吉塘”一词在敦煌古藏文仪轨文书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亨克·贝勒泽（Henk Blezer）认为它很有可能是西藏原始宗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并论证此地邻近藏东林芝境内的贡布苯日神山（ཀོང་པོ་བོན་རི་）。巴桑旺堆亦认为，该地位于今天藏东林芝市巴宜区境内。而《格茹父系的起源》提到，囊日松赞时期“格茹”氏族成员“荆玛当”从西部象雄前来投奔吐蕃赞普，在这之前“格茹”氏已经传承了14代之久。若每代人按30年计算，14代传承就达四百余年。这四百余年间，“格茹”人从藏东“莫域吉塘”沿着雅鲁藏布江一路迁徙到西藏西部仲巴县仁多及申扎县等地。吐蕃灭亡后其中一部分人又南迁至喜马拉雅南麓多波一带，开始了漫长的定居生活。据此，我们得以窥探“格茹”氏族从藏东一路迁徙至藏西的线路。

关于“格茹”人的起源，才让太则认为今天的嘉绒人自称为“格茹”，是因为他们源自西藏的“格茹”氏族。他通过分析《苯教源流宏扬明灯》（《བསྟན་པའི་རྣམ་བཤད་དར་རྒྱས་གསལ་བའི་སྒྲོན་མེ་》）所载“7世纪松赞干布征服象雄，或8世纪赤松德赞灭苯，导致大量苯教徒为了逃避迫害而亡命天涯，其中许多逃亡至嘉姆绒地区”，认为“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从象雄东迁至嘉绒核心地带并成为几个主要世系传承人的古茹氏逐渐增大的社会影响，自称‘古茹’并追随他们的群体随之增大，导致‘古茹’最终成为嘉绒方言内部一部分人的自称。……还有一部分与上述古茹氏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则自称嘉绒人，而非古茹，并且随着嘉绒社会影响的逐渐扩大，自称嘉绒人的人群也将越来越大”。藏文文献虽然记载有7至8世纪古象雄人东迁至嘉绒的历史，但在这之前，嘉绒人的祖先嘉良夷（哥邻）——冉駹——戈人早已生活在川西北高原一带。因此，可以说嘉绒人的族源地复杂且多样，并非仅从象雄单向迁徙而来。根据《格茹父系的起源》的记载，“格茹”的始祖“穆央杰”生活在藏东林芝境内的“莫域吉塘”，经过世代武力征讨，他们占据了后藏地区，之后逐渐西迁到西部阿里一带。虽然相关文献并未明确记载“格茹”人从川西北迁出的具体时间和路线，但却大体呈现出他们从东而来，一路西进的迁徙历程。

综上所述，西北羌人在与中原秦汉王朝的战争中最终落败，遂一路南下至川西北岷江上游一带，并与当地不同部族展开长期博弈角逐，乃至相互之间产生交往交流交融。这一历史过程也直接导致了岷江上游汶川和茂县等地的“戈人”被迫西迁至金川、丹巴等地，并成了今天嘉绒人的先祖。其中，又有些“戈人”继续往西迁徙，大约在2世纪前后定居在了藏东“莫域吉塘”。此后，他们又顺着雅鲁藏布江河谷一路往西走，最终扎根于今天“格茹”人生活栖息的地方。

《格茹父系的起源》一书载有“格茹”祖先西迁的历史线索及其大概的迁徙历程。今天的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中的“格茹”人是横跨青藏高原的大氏族部落，而青藏高原东麓的川西北一带则是他们曾经生活的主要场所。吐蕃政权建立之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往西迁徙，并成为今天西藏西部“格茹”人的祖先。由此可见，西藏历史自古以来是一部由不同民族所共同书写、共同推动建构的历史，是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格茹”人的起源及其迁徙历程，反映出青藏高原古代社会发展的复杂进程，并宏观呈现出古代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历史图景，也充分论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西藏地方史中的呈现。总之，通过对《格茹父系的起源》的解读分析，发现它不仅是研究“格茹”人的重要史料，更是一部反映了我国古代西部边疆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