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才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基本特点

【内容摘要】藏传佛教中国化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宗教更好地适应社会，这是任何一种宗教发展的必然要求。藏传佛教是佛教本土化的结果，完成本土化以后同样面临适应社会的问题，即藏传佛教如何适应元明清三朝的核心利益，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发挥其积极作用。长期以来，藏传佛教在发挥凝聚人心、稳定边疆、维护统一等重要作用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完全改变，更不是削弱或消灭其自身，而是为了更好地健康发展，不断地主动适应社会。

【关键词】藏传佛教；中国化；历程；特点

【作者简介】索南才让，男，藏族，青海乐都人，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历史与文化。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藏传佛教史”（项目号：201608）的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宗教中国化是近年来学术界和宗教界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重大命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宗教中国化问题，这是因为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不但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尤其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藏传佛教中国化，他说：“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从此，学界掀起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研究的热潮。短时间内学界相继在各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达近百篇。藏传佛教既是中国佛教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佛教的地方化或民族化以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寻求适应不同社会的方式。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关系到西藏及涉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就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一一梳理，即从空间上的本土化、时间上的时代化和新时代的适应性三个方面论述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特点。

一、藏传佛教本土化的特点

藏传佛教，顾名思义是以地理位置划分的，以藏语文为载体传承的佛教派别，流传于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聚居地区，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它经历了佛教传入后的形成和实践发展两个重要阶段。藏传佛教形成阶段又称本土化阶段，即与本土文化相互争执、交流、交融的空间本土化过程。如果以公元7世纪中早期作为佛教正式传入的时间，迄藏语系佛教形成之初的公元11世纪，中间的四百多年是几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尽管从冲突到融合的时间非常漫长，却构建起了一种生活在高原这块特殊地理区域内的人们自主选择的共同信仰的宗教文化。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当它从其起源地传向异地时肯定会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这是文化间相互选择、取舍、理解、适应、融合的过程。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冲撞和对抗是导致冲突的原因之一，自然地理是造成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地理环境的不同使每一种文化具有各自鲜明的地域特色。高原文化亦如此，它是基于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在广泛吸纳外来多种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佛教是公元7世纪主要通过东、南两条路线传入吐蕃，其中传自东方唐朝的佛教是在中华文明环境中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一千多年用“格义”等方法翻译释解印度佛教经典形成的，南北朝时出现了玄学与般若空性思想相融的学派“六家七宗”，隋唐时期几大“宗派”的创立，标志着带有鲜明农耕文化为主、游牧文化为辅的中华文化色彩的创新性佛教——汉语系佛教的形成。传自喜马拉雅山南部的印度佛教是在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环境里形成的代表农耕文明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它是沙门思潮中反对古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和灵魂不灭思想，倡导因果缘起、众生平等观点，自公元前3世纪起先后受到摩揭陀、迦尸、憍萨罗、贵霜等王朝的大力支持得到极大发展，以至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之后，随着笈多王朝统治者信奉印度教和阿拉伯人势力进入印度，佛教逐渐衰微，其重心逐渐向喜马拉雅山北部的高原地区转移。古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包括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的源泉，汉语系佛教是对古印度佛教的再创新，当印度和唐朝佛教来到“冰峰雪岭、森林湖泊、野兽出没、鬼魅猖獗之地”时，面对信仰万物有灵，又有庞大神灵体系的苯教及其精英信奉者的顽强抵抗，拉开了藏传佛教本土化的序幕。

苯教形成于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世界屋脊上，这里有高峻逶迤的山脉，陡峭深邃的峡谷，冰川覆盖，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气候严寒，空气稀薄，环境恶劣。植根于如此环境中的宗教抱着强烈的幻想寻求精神寄托，佛教从两路传入后，信奉苯教的传统贵族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抵制。据史料记载，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文化碰撞过程中，先后发生了阻止建寺、佛苯辩论、顿渐之诤、争夺主持权、“灭佛”等几件重大事件。“阻止建寺”发生在佛教传入之初，松赞干布修建大昭寺时出现了白天建、晚上被“魔”摧毁的现象。这里的“魔”实指苯教势力。面对有着坚实社会根基的苯教的反对，松赞干布不可能弃之不顾，而是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佛苯兼容”，在佛殿经堂建筑物上标以苯教“雍仲”符号。两种文化初次相遇，以极端方式认识对方，这是“交往”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佛苯辩论”和“顿渐之诤”发生在公元8世纪的赤松德赞时期，来自印度的莲花生以他所学的民间宗教法术比附苯教，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另一位从印度邀请来的寂护则进行理论阐述，奠定了藏传佛教的思想基础。《拔协》说：“在扎玛措摩格尔召开佛法会议，塞囊被任命为管理官员。这时，苯教徒和崇苯大臣反悔，扬言‘不应信奉佛教，应信奉苯教’。”寂护进谏赞普说：“若一国内行两种教法，罪过极大”，建议通过辩论决定胜负，“获胜者可得发扬，失败者要被禁废。”赤松德赞采纳了此建议，也得到佛苯双方的一致同意。于是，在墨竹工卡苏尔普地方的江布宫所在的苑中搭建高台进行辩论。寂护是佛教一方的首席代表，助手有尚·娘桑（聂桑）、聂·达赞东斯、僧果·拉隆斯、娘·夏米等人，苯教参辩者有达诺路恭、卜算师琼波杜祖、琼波孜孜、觉拉、门纳巴尔、蔡米等。其中娘·夏米、琼波孜孜在以后的顿渐辩论时作为顿门派的代表参辩。辩论的结果佛教获胜，因为这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只不过被宗教矛盾所掩盖，实际上辩论的背后暗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政治斗争远大于宗教文化信仰之争。况且这时赤松德赞已基本上掌控政权，不可能把经过多年斗争得来的利益拱手让出去。宗教辩论只不过是为进一步削弱苯教及信仰苯教的地方豪强势力、全面加强王权而采取的一种不被人们产生怀疑的手段。

“顿渐之诤”重点是以摩诃衍那所传的汉传佛教禅宗和寂护所传的印度大乘佛教中观瑜伽行派对佛教义理的不同解释而产生的分歧。持“顿悟”观点的人有摩诃衍那和其他三十多位禅师，“渐修”方以寂护的弟子为主，包括印度弟子莲花戒和吐蕃弟子益西旺布、白若杂那、贝央等人。最后，赤松德赞裁定持顿悟一方失败，并宣布说：“和尚所说的顿悟法有害于十法行，修如此之法使心昏沉而不集资粮，而且破坏别人的修习，使佛法灭绝。因此，不能推行，你自己去修行吧！从今以后，应依龙树之见，行般若六度，实践十法行，修习三慧，修心要方便智慧双运。今后，我吐蕃庶臣无论何人，凡行佛法者皆应学习国王请来的印度著名学者为译师译订之法典。因为，我吐蕃地处边鄙，民智愚昧，多所偏好，佛法深奥难解。所以，凡未经国王做施主，著名译师未译订之法，一律不得学习。”从文化方面分析，“顿渐之诤”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汉、藏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冲突加剧的集中反映，同时也是汉印两种佛教文化在吐蕃展开的一场地位、利益、信徒争夺战，反映了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吐蕃在选择文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

“佛苯辩论”是本土宗教苯教与外来的佛教之间的争论，“顿渐之诤”是本土宗教与印度佛教联合共同对付汉传佛教，很明显两场辩论是相互认识之后所采取的深化“交流”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选择吸取自己需要的文化元素。

“争夺主持权”和“灭佛”事件发生于赤松德赞逝世后牟尼赞普执政之初和末代王达磨乌都赞时期。赤松德赞去世后，奉佛方与崇苯一方就超荐（丧葬仪式）活动的主持权展开争执，结果前者获胜。达磨乌都赞“灭佛”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按照藏文王统、佛教史籍描述，达磨赞普代表苯教势力发起了毁坏佛殿、焚烧经典、弃置佛像、驱逐佛僧的活动，试图消灭佛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达磨赞普只是颁令废除了寺院中僧侣寄生他人的制度，并没有下令根除佛法，铲除僧人，毁尽寺庙。众所周知，当经济发展出现危机，政治遇到困境之时，社会就会发生动荡，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一时期的吐蕃社会也不例外，当王府停止对寺院的物资供应，属民中断对僧侣的供养时，那些长期依赖他人生活的僧人就难以生存下去，为了生计脱去袈裟走出寺门去寻找新的生活来源，无人照管的寺庙很快破败，成为飞禽走兽的栖身之处，尤其是吐蕃的寺庙，自然灾荒迫使大批百姓流离失所，难免出现寺庙附近的百姓趁乱哄抢寺庙财物。同时，也有部分仇视佛教的贵族趁机捣毁寺院设施，破坏佛像，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果把这种因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政治变革，最后导致破坏寺庙的现象说成是达磨“灭佛”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实际上所谓达磨“灭佛”仅仅中断了由寂护、莲花戒师徒所传的，由桑耶寺主导传承的戒律传统，这一派被视为吐蕃佛教的正统派。而由莲花生、无垢友、贝若杂那等人所传承的密法已经在与苯教的斗争中吸收摄取了苯教的各种仪式和做法，并开始传播至民间，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一直没有中断传播和传承。有一种观点认为达磨赞普代表苯教贵族势力所进行的“灭佛”，最后以苯教的胜利而告终。从史料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苯教势力正是在长期不断的贵族的相互残杀斗争中逐渐被削弱了，这次“灭佛”不但没有给本土宗教创造或争取到复兴的机会，反而阻碍了其发展速度，佛教遭受的打击则更加严重，反映了文化斗争的残酷性。客观评价，经过前面很长一段时间的对争、辩论、选择，到这个时候佛苯相互从对方那里吸取自己所需要的养料，实现了初步融合，基本上完成了交往、交流到交融的过程，准备向各自选定的方向发展。

总之，佛教传来吐蕃后的二百多年里所发生的冲突，属于民族性文化冲突和区域性文化冲突。希望摆脱苯教势力控制的吐蕃王室积极组织宣讲佛法，以选择、翻译、解读大小乘佛教各种经典，尤其针对苯教的个性特征引译、再造密法典籍，创立了适应高原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环境的教法，基本确立了以中观缘起思想为核心，理论与实践（显密）密切结合的“止观双运”的发展模式，吸纳了苯教的神灵信仰，加深了佛教的神秘色彩。这就是东方传统中高原文化视域和中原传统思想文化视域，以及南亚传统文化视域从冲突达到融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原藏语系佛教与中原汉语系佛教相比神秘色彩更加浓厚，神圣性更加突出，具有鲜明的高原民族气质、表现形式及特征，但它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文化交融的具体体现。

二、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向度

文化冲突与相融反映的是“事物内部互相对立的方面既斗争又同一的关系”，即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两个辩证统一的矛盾方面。文化相互接触而发生的冲突中，彼此交流、相互选择、不断创新、融会贯通，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存在谁同化谁，而是在互补互惠中寻求平衡。自9世纪中期始，佛教与苯教两种不同性质的宗教实现初步融合后，再经过二百多年的深度磨合，迄11世纪，西藏本土宗教——苯教不仅有选择地吸纳了外来宗教中对我有益的元素，而且补充和完善了其义理方面的不足，改变了自己的发展路向和面貌。外来的佛教文化有机地介入本土文化之中，通过学习和模仿，利用、吸取苯教文化中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促成了文化之间的互补。这种空间上的佛教本土化过程的完成，是以本土学者对佛教各种经典的创新性诠释和自主选择，催生了藏语系佛教各大宗派的形成为标志的，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从此，西藏佛教进入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阶段，即在发展中不断适应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夯实本土特色。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他们都高举中国的旗帜，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向心力，追求大一统。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仅要适应元、明、清封建王朝的核心利益，更要适应现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13世纪，西藏被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结束了分散割据的混乱局面，藏传佛教各宗派自觉地东向发展，认同中华文化。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在历代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藏传佛教各宗派积极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发挥着凝聚人心、稳定社会、巩固边疆的积极作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文化方面，元朝采用相对宽松的多元化政策，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在治藏方面，元朝“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帝师是以中央政府官员的身份行使职权，非西藏地方政权的领袖。正是认识到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和所具有的功能，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元朝采取“因俗而治，尊崇释教”，选择萨迦派作为代理人受宣政院领导管理西藏。元人朱德润说：“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唯事佛惟谨，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土蕃西天竺诸国邑，其军旅、选格、刑赏、金毂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宣政院下设宣慰司，宣慰司下设宣抚，由宣慰司具体管理地方事务，僧人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享受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在之前的蒙古汗国时期，萨迦派领袖贡噶坚赞和八思巴、恰那多杰叔侄三人远涉凉州与阔端商谈统一大事。萨班去世后，八思巴积极配合蒙古王室完成了征税、清查户口、划界、设置驿站等事宜，建立了代表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政治机构。藏传佛教其他宗派也积极响应元朝中央的政策，以国家利益为重，尽其所能治边守边，为中华民族的大统一作出了突出贡献。

元朝中央政府针对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民俗淳朴、宗教盛行的特点，从安边稳藏、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管理。藏传佛教顺应这一时代要求，充分发挥自身在维护西藏稳定乃至边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体现了宗教中国化的时代特征。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出现了阻碍发展、不利团结的负面影响，但是始终没有违背中央政府通过藏传佛教稳定民族地区的发展战略。

明朝改变了元朝独尊一派的做法，为了强边固防，对西藏和西部其他民族地区的管理采取了“因其习尚，用僧俗化导。多封众建，以分其势”的措施，即以“厚往薄来”的经济政策，在满足当地僧俗首领的经济需求的同时，增强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约束力，并以茶马互市等一些有针对性的做法强化依赖感。明朝初期，明太祖采用“德威兼施，怀之以德”的政策，招降、安抚一大批故元官员。接着在甘青地区设僧纲司，在西藏推行军卫管理并由中央控制的军政体制，设立“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辖前后藏地区（帕竹政权辖区和藏巴汗辖区）和西部阿里地区。在宗教方面，明朝采取“因势利导”“多封众建”的政策，册封藏传佛教各派宗教领袖，并给予一定的特权，同时以各种规定实行严格管理。受此政策的感召，各派高僧往来于西藏与内地之间通过说教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青海湖边会晤期间，致书信给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表示“我与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并应朝廷要求劝说俺答汗返回土默特部，解除了中央政府的担忧，获得了朝廷准许其进贡的特殊礼遇。1585年，索南嘉措前往鄂尔多斯的依可沙巴尔与蒙古王公会谈，调停了三个蒙古部落之间的战争，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清朝以“驭藩之具”“一切政治，悉因其俗”“因俗利导”“卫藏安，而西北之边境安；黄教服，而准、蒙之番民皆服”为指导思想，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兴黄教，之所以安抚众蒙古”的政策，扶持格鲁派，发挥其凝聚蒙藏民心的作用，从而达到稳定蒙藏地区的目的。清朝政府很清楚，宗教所具有的社会认同和群众整合功能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至关重要，生活在北方、西部广大地区的蒙古族和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如果实现这些地区稳定乃至全国的安宁，必须充分利用藏传佛教，因此册封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等活佛，通过他们的影响力来达到地方安宁、政权巩固、国家统一的目的。五世达赖进京觐见顺治、六世班禅祝寿乾隆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采取特殊的方式引导包括藏族、蒙古族在内信仰藏传佛教的各民族团结在中央周围，共同建设同一个家园，是清朝的治藏目标。

总之，历史上不管是哪个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都以中国利益为重，以“守中治边”为治国的核心理念，以实现中国“大一统”为己任。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表现是积极响应历朝中央号召，执行中央政策，履行自己义务，实践家国一体的责任，在齐人心、宁地方、稳社会、兴家国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说明，中国化的过程是藏传佛教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从各宗派围绕理论与实践（止与观）如何统一的争论到宗喀巴时结束纷争，建立了系统的佛教思想理论体系和完整的实践方法，标志着藏传佛教完全形成。不断适应的中国化过程也是在交往交流中自觉认同中华文化的过程，藏传佛教高僧走出青藏高原融入中华文化的大环境中，与不同民族进行文化交流，求同存异，实现文化融合，更好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藏传佛教中国化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自创立后都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每一种新思想的出现都是适应社会再创新的结果，佛教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原始佛教的因果缘起论到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法，再到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缘起性空思想、涅槃佛性思想、三界唯识思想，到最后的以实践为主的金刚乘佛教，都是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的结果。基督教也是如此，创立后第一次分裂出天主教和东正教，第二次从天主教分出新教等，虽然分裂的原因众多，但都是为了适应生存的需要，也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的问题。因此，必须认识清楚藏传佛教中国化，既不是改变、淡化藏传佛教，更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增强国家意识，自觉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藏传佛教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2021年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和支持我国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民族和我们国家来说是“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自形成以来一直在适应中求发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适应传统社会近450年的历史而进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阶段。1959年3月28日，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边平叛边改革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和寺庙在经济、政治上的特权，实行政教分离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面对不同的社会制度，藏传佛教持续了几百年的管理制度、生活方式、活动形式、思想方法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何适应新的社会、选择新的发展方向是关系到它能否健康传承发展的大问题。事实证明，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批上层僧人被吸收进政府的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广大僧尼以不同方式加入到国家的建设行列中，为地方安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尽心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社会已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科技创新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包括出家人在内的每个人都面临着诸多挑战。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藏传佛教的发展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已经过惯了受人供养、膜拜的特殊生活的僧人面对新时代带来的挑战，总显得难以接受，甚至一部分人抱着抵制的消极态度和妄图恢复过去生活的幻想，言行不一，知行相悖，存在着十分严重的认识问题，阻碍藏传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第一，享受惯了众人膜拜特殊待遇的部分僧人，仍以“特殊公民”为自居，认识不清自身的公民身份，消极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公民责任；第二，把宗教文化视为民族文化的全部，认识不清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利用宗教文化制造民族矛盾，煽动民族情绪，制造社会混乱；第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以本民族文化（或单一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忽视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过分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不承认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第四，过分强调宗教教规的极端重要性，弱化国家的法律权威，对教规与国法的关系认识不清，致使以教规要求一切或作为衡量的标准，而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第五，民族意识膨胀，国家意识淡化，将民族凌驾于国家之上，缺乏国家认同感，从而做出不利于祖国统一的行为；第六，缺乏辩证统一的逻辑思维，畏惧文化交流与变化，错误地认为藏传佛教中国化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在消灭藏传佛教，因此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不愿寻找或把握藏传佛教的正确发展道路和方向。

认识是思想的真实反映，包括中国化在内的任何问题的解决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思想认识是问题存在的根本，如果不了解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只是了解表面现象，用形式主义的办法进行表面处理或以规章制度简单地约束是无法有力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那么，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中国化？首先，要清楚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宗教中国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是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稳定。藏传佛教的发展必须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进行，这是其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化或者适应社会与藏传佛教发展的辩证关系，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调查发现，不管是教界还是学界都有一部分人认为藏传佛教本身已经是中国化的结果，如果再提中国化就是为了削弱或淡化藏传佛教，故而采取不理智的抵制态度。前面说过，任何一种宗教自它形成时起就在不断的适应中求发展，藏传佛教也不例外。从其形成的那一天起一直在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或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作为一种文化，如果不适应、不交流就会逐渐萎缩，最后失去发展的活力。同样，现在强调藏传佛教中国化关系到它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即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继续向前发展，更好地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必须树立适应中求发展、交流中增活力的理念。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生活，每一种文化也在社会中传承，适应社会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藏传佛教中国化不是为了淡化、弱化它，更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推动其寻求新的发展路子，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并非相互对立。藏传佛教广大僧尼应该正视全球化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彻底消除狭隘、封闭、守旧思想，破除恢复传统特权的幻想，立足于现实积极应对所面临的挑战，切实为藏传佛教健康发展考虑，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和适应社会才能有发展，藏传佛教也不例外。

第四，自觉地加强经典教义的现代化阐释，发挥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道德理性作用。佛教经典适应社会的阐释不是现在才有，而是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仅从佛教经律论三藏之中的经藏看，从早期佛教《阿含经》到中期的《般若经》，再到四、五世纪的《涅槃经》《解深密经》等，一直到大威德类、集密类、喜金刚类、胜乐类、时轮类等密教经典的出现，都是适应社会的结果，不同的经典反映不同思想，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代，藏传佛教经典的中国化阐释关系到如何推进中国化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五，强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加强教制教规建设。寺院是开展一切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传承文化、培养佛学人才的地方，能否培养出宗教知识扎实、整体素质高，又能服务社会的优秀人才关键在于制度是否健全，管理是否到位，如果制定的制度法规或管理办法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落实，也无法起到行为约束的作用。僧尼也是国家的公民，必须走出“特殊公民”的误区，作为社会一分子在恪守寺院教规制度的同时，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切实做到内心清净，行为高尚，潜心修行，成为对国家社会具有责任心的公民。

总之，藏传佛教中国化是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的具体体现，它不仅是关系到藏传佛教自身如何确定发展方向、谋求更好发展的过程，也是藏汉等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相互趋同的过程，更是文化认同和如何增强国家意识的过程。所以，作为藏传佛教主体的广大僧人和信教群众不应以个人宗教信仰的生活方式为借口抵制或消极对待藏传佛教中国化，应该从国家统一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的大局着想，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消除对交流、变化的畏惧心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认识宗教中国化与藏传佛教发展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积极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献计献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