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生海：培育“中华民族大家庭”深厚情感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要】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贯通于中华民族整个发展历程中，在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从分散自在的“小团体”逐渐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五方之民共天下”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离不开各民族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强大凝聚力。中华民族大家庭滋养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在个体与“大家庭”的互动中形成了强烈的价值依恋、政治依恋、文化依恋和情感依恋，这四种“依恋”情结正是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需要的源头活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不断培壅个体与大家庭的依恋情结，进而使其承担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责任伦理与价值伦理。

【关键词】依恋情结；中华民族大家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何生海，内蒙古大学教授，内蒙古大学国家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1期。知网提供全文下载。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释及参考文献没有列出，引用请务必以纸质版为准。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两段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一句话加上“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深刻内涵值得探究：如何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涵是什么？历史生成的逻辑是什么？中华民族的“家文化”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哪些可用资源？

目前，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集中在历史溯源、理论建构、实践探索等方面，进而从增进历史认同、利益认同、政治认同、心理认同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团结立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共建共享民族文化资源等方面，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现有的研究站位较高，视域宽广，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汲取中国大家庭文化研究明显不足。

二、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建构

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铁血横流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建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体系作为增强民族内聚力的原点。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一词的运用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其含义确定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本认知。1938年中国共产党人杨松思考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在《论民族》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毛泽东同志在此基础上更具体化地指出：“中华民族包括了汉族和‘数十种少数民族’”，他们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显然，此洞见把中华民族从“组合体”拓展到“命运共同体”，从阐释中华民族的构成要素转向政治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话语建构从自在性向自觉性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同纲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版）有明确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提法。《共同纲领》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几种表述不断丰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从“友爱合作”到“自由平等”）。1981年，邓小平同志就新疆工作作出指示之后，中央书记处明确表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并在论述“三个离不开”观点时再次使用了这样的表述。在党的文件中，以下几种话语表述也时常交替使用：“祖国大家庭”“民族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等。

2014年，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清晰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涵，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这一表述从中华民族结构的整体性、构成的层次性、认同的序列性等维度上明确中华民族大家庭内“中华民族”“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基层民族团结代表时提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明确地赋予“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纽带与政治建设的功能，创新与拓展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更为具体阐释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特点，指出：“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特点最精炼最本真的表述——守望相助。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时，不仅强调“共同体”的情感内核，同时赋予明确的政治目标，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构建理论。

三、“中华民族大家庭”蕴含的依恋情结

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源于家庭，借鉴依恋理论，在个体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长期互动中，经过濡染与熏陶、磨砺与培植，最终形成了个体对大家庭的价值依恋、政治依恋、文化依恋和情感依恋，这四种依恋情结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水源头。

（一）价值依恋。中华民族大家庭在形成与发展中汲取了众多优秀文化，凝练了一套符合社会良性运行的价值体系，如国家观、行为观与道德观等，这些优秀文化作用于个体并产生价值依恋，从而把个体牢牢地吸附在大家庭中。

1.“家国一体”的国家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来没有把家与国分开，“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一体”既是历史传统，又是纵横捭阖的人格素养，正如《礼记·礼运》所言：“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孟子认为：“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荀子则言：“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家与国的高度同构，形成彼此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有通过国家共同体才能够得到真正实现。在此理念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国情怀的价值追求，以及言必信、诺必诚、行必果的社会人格。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能放在‘家国天下’的谱系之中来理解，而且它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又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国家”一词本身就体现出“国”与“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基本的政治秩序的建构是以家为起点，再推而及于宗党，进而至于师徒、东夥、君臣等关系。”中华文明并没有像汤因比所说的大多数文明那样——由“统一宗教”和“统一教会”全面支配全社会精神生活，“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纽带不是宗教所代表的心志伦理，而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伦理。”

2.尽忠行孝的行为观。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成员间不仅具有血缘、物质的联系，更拥有情感和精神上的连结，并且把维护情感纽带作为个人处事原则与价值体现。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普民社会中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把“仁爱”的价值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转化为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中国文化中意蕴着深厚的“家”文化，家规、家法、家教、家风、家貌等子系统共同指导和规范着个体的行动实践，通过“家文化”的熏陶与濡染，使个人内化了恪守法度、敬畏“王法”、尽忠行孝的价值准则。 

在家国叙事体系中，往往通过反衬的方式表达国家的畸变、动乱与家庭的离散、解体有关，从而警示人们国家的治理、安定与家庭的和睦、稳定是相互嵌入的。传统意义的“家庭”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的命运就是“家”的命运。尽忠与行孝是“国”与“家”一体化运行的“两翼”，成为中华民族成员基本的行为准则。

3.他人取向的道德观。中华民族大家庭演绎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利他型社会微组织，或许是价值依恋最核心的内容。在大家庭中，他人取向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共同体能够赓续的命脉。每当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时，老百姓往往践履的是舍“小家”而顾“大家”的价值追求。如《金史·曹珪传》记载，曹珪在镇压江志作乱时，他的儿子在贼党中，但他大义灭亲，一并诛杀。史学家之所以浓墨记录此类案例，就在阐释何谓“大义”。在家庭“场域”里，基本准则并非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投资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法则。家庭中，“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是一个高度互惠性的组织，酣畅淋漓地发挥了“以义制利，以道制欲”，“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大家庭”中他人取向的道德观既为中华民族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把国家治理的宏大叙事具化到“大家庭”中，那么所有的矛盾与纠纷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异于兄弟阋墙，妯娌之怨，说白了都是一家人的事，如此大大缓释了社会治理的刚性摩擦力。

（二）政治依恋。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润泽了个体良好的政治情愫，使个体真正成为大家庭政治文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大一统”是政治情愫的根基。中华民族高度的政治文明是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绵延前进的核心密码，其中“大一统”是传统政治文明的精华。“大一统”的核心理念是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决不能出现国中之国，而“天下大治”则是大一统的最终目标。按《春秋公羊传》的阐释，邦国、诸夏、夷狄尽管有内外和远近之别，但同在“王者”统一主宰的“天下”范畴中，这个“天下”范畴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早期雏形。公羊学派学者董仲舒对“大一统”作了深刻阐述，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还以“天道无二”为理论依据，阐述了君权至上，天下统一的政治观点，认为“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显然，他认为“天道”与“王道”是政治一统的核心思想，由此培育了中国的政治文明是“自我为中心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五方之民皆有性”，这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特点的基本认知，如何把“五方之民”统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必须解决的原题。肇始于秦代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华民族就步入了大家庭实体化的旅途，“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国域内语言文字、交通、经济、社会生活等一体化。汉唐时期，着力对各民族采取“华夏同构”的方式，“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原道（卷1）》），这说明华夷的分野不在种族和地域，而在于是否认同中华文化，这为“汉夷互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历朝历代对“五方之民”采取的是“有教无类”的文化化的手段。古代“家”与“国”一体化的政治格局，形成了“齐家治国”“保家卫国”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

2.“和合”观念是政治情愫的基本要义。“大家庭”中蕴含着“多元”和“一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各民族是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各民族之间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家庭成员关系。从东西方世界观看，西方文化主要是从矛盾对立的视域来观照宇宙万物的本质规律，典型的如赫拉克利特的“矛盾论”。他强调“相反者相成”，认为“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正是从这种对立统一的思想出发，赫拉克利特得出了“对立造成和谐”。据此，他提出了“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命题，他指出：“战争是普遍存在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赫氏学术思想成为西方文化的底色，其后霍布斯、斯宾塞鼓吹的“弱肉强食”法则，洛克、亚当·斯密和边沁所鼓吹的自利至上、功利至尊法则等，为美国今天奉行的霸权和冷战思维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利玛窦自己所承认：“欧洲人常常垂涎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世界，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凸显世界运行的矛盾性与对立性。在此视角下各个主体有强弱、优劣、高低之分。因此美国把世界任何国家都看作是潜在对手，尤其是“可能”对美国产生所谓“威胁”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很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

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逻辑是从和谐、平衡、互补的视域审视万物。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到墨子的“交相利，兼相爱”，再到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们都强调和谐性原则，崇尚和谐精神，追求和谐的价值取向。和谐思想已经凝练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集体意识，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乃至生成一种民族个性、民族精神和集体人格。“相亲相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合聚之道”，到今天中国人民致力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践行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三）文化依恋。“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蕴着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民族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构筑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即共同认同的文化。个体之所以能对“大家庭”产生文化依恋，与中华文化在大家庭体系中发挥的功能密切相关。 

1.认同功能。“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客观而言，我国疆域辽阔，文化多样化特点显著。从气候特点看，地跨寒、温、热三带，拥有从北到南的辽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五大水系，孕育了多样化的文化，如草原文化、齐鲁文化、中州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江浙文化、岭南文化等，绚丽多彩的文化装扮着缤纷的世界，“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但是，各种文化“外异内同”，“异”并未失“同”，多样化并不等于多元并重，就如同一场音乐会需要一个指挥来协调众多乐师的演奏节律和音域高低一样。

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人口处于快速的流动状态，若延续抗日战争时期将中华民族界定成“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则无法涵盖更多的主体。据资料显示，全球海外华人、华侨人数超6000万，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分布数量最多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泰国（均超过1000万）、马来西亚（740万）、美国（508万）等，海外华人华侨的数量约等同于英国或法国人口。如此庞大的群体仅通过地域认同或简单看国籍确定是否是中华民族太过于简单，此时文化认同就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根脉。海外数千万中华儿女即使移居国外，但是中国情结永远是他们引以自豪和强大的归属感来源。换言之，无论华夏儿女身在何处，是否拥有中国国籍，只要认同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因此构筑“千里共婵娟”的精神家园，使其成为祖国内外中华儿女乡愁的纽带。

2.规范功能。大家庭文化之所以能成为各个朝代治理天下的政治资源，不仅在于其包容性与博大的涵养性，更在于其具有行为规范的实践意义。从文化运行论看，在历史长河中只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优秀文化才能被源源不断地传承下来，并被吸纳为社会治理的资源，从而达到社会有序化与人的行为规范化。“家文化”负载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民族气节，聚拢着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儒家文化中的“推己及人”“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人，皆须爱”“凡出言，信为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之钙，也陶冶了国民的心性与文化素养。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以家风育人，家庭美德镌刻于中国人的心灵，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继往开来的巨大精神力量。家学渊源往往振奋人心、催人上进，对团结奋斗精神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涵养作用。当中华“家文化”与国家主流意识整合之后，便超越了其原有的文化范畴，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民族情结与日常行为逻辑，引领着各民族文化朝着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方向发展，这是对其原有内涵、范畴、价值、目标的巨大创新与能量赋值。

3.互鉴功能。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具有纵横两个方面的穿透力，愈久弥香。从纵向看，“家文化”从时序上穿越了中国历史不同时期，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维护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性与统一性。从横向看，“家文化”不是封闭的，兼听则明，在空间上能够跨越民族国家的地域界线，实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就唐代与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家文化”以超强的韧性奠定了内部的统一性，又以博大胸怀拥抱世界文明，从张骞出使西域探索周边世界始，其后著名的旅行者有甘英、法显、玄奘、鉴真、杜环、裴世清、汪大元等。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航海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通过陆海丝绸之路，中国向世界输送茶叶、丝绸、瓷器及各种技术等，并把四大发明推送到世界。造纸术传到西方后，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记述，“15世纪后期，文书的生产从抄书人的书案转向印刷商的作坊。”印刷术瓦解了欧洲上流社会对知识的垄断，指南针推进了世界航海的进程和世界贸易的繁荣。仅十六到十七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10000吨左右，即中国占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西方也掀起了学习中国热，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出版了四种拉丁文本、三种法文本以及德、西、意、英各种文本，成为西方的热捧书目。又如柏应理（Philip Couplet,1624-1693）和殷铎泽等人把《论语》《大学》《中庸》译为拉丁文，又把《中庸》译为法文，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学习汉学达到历史高潮。同时，中华民族也大量引进新文化、新技术。南美洲的土豆、番薯、玉米的引入，使粮食供给大增，从而保障人口的快速增长，在清末中国人口已达4亿。坦言之，中华民族很早就融入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途中，“家文化”不仅在域内成为“一家人”的纽带，而且成为世界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 

4.捍卫功能。中华民族大家庭之所以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与“家文化”中保家卫国，捍卫民族尊严的思想分不开。“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中华儿女为民族尊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体现。当前，美国赫然将维护和推动其文化价值观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印度也在国际舞台上极力推崇自己的本国文化，正如印度电影评论家万西·朱卢里所言：“任何印度英雄都要保持印度的传统价值观，所以，克里什的力量来于大脑，而不是肌肉。这意味着印度将成为一个传统而智慧的国家，而不光是靠武力来解决问题。”目前，文化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有加强的趋势，国际秩序中“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导致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彼此交锋。在世界的角逐中，竞争的不仅是军事经济等“硬”势力，文化这个“软”实力也被纳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竞技场”中。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家文化”已经突变成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遏制国际文化霸权主义的尖刀利器。

（四）情感依恋。从情感角度而言，家园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且是人类情感归宿与灵魂的憩息之所。当人们一想到“家”这个词汇时，常与美好、友爱、互助、温暖、亲情等一系列积极词汇所连接的象征体系附会在一起。“家庭”是内部凝聚力最强和情感最浓厚的共同体，这种向心力和情感有利于减少利益计较和矛盾摩擦。西方学者拉比诺维茨 (D. Ｒabinowitz）则强调家庭与“一系列积极的内涵有关，包括紧密团结、亲和熟稔、意图相仿、价值一致以及共享的认同感，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并具有一种温馨、温暖与舒适感。”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情感依恋如何产生？ 

首先，情感依恋源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步培育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进而在政治心理、文化价值理念、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民族精神上的共同性日益增强。其次，各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得益于经济上互通有无，共生发展，逐渐凝积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经济供需上的相互补充增强了不同民族心理上的相互依赖与信任感。再次，情感上的亲近源于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近代，文明蒙难、民族受辱、国家危机时，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成员铁骨铮铮，同仇敌忾，铸造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五个认同”成为国家主流价值观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决定着各民族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发展方向。最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为情感依恋提供条件。个体情感的持久性必须依赖现实生活中的不断体验与情绪相互感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情感有具象化的生成逻辑，各民族共乐于普民化的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清明节等；共享于统一的语言与文字；共情于祖国美好山河与建筑，如长江、黄河、长城、故宫等；共忆于悠久的历史与祖先崇拜；共续于红色精神与“三北精神”等，由此大家庭文化滋养成具有社会凝聚力、精神感召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

四、培壅“中华民族大家庭”依恋情结，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众多挑战。从国际环境而言，自二战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明确提出要在全世界输出美国思想，由此开启美国的“文化外交”。一些西方腐儒甚至大肆鼓吹：“美国冷战的胜利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力量使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日益尖锐，与此同时全球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冲击着民族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世界文化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正如德国学者赖纳特茨拉夫指出：“霸权主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的欧洲，危机感严重的中西亚、边缘化的非洲和现代化、区域化与民主化共同制约的拉美，构成了当今世界多样化的文化战略格局。”亨廷顿明确指出：“20世纪以后，儒教和伊斯兰教将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

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看，市场经济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以私人经济为根基的个人主义的孳生。个体的欲望不断被催生，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式微。马克斯·韦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认为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导致社会高度分化，从而引起整个社会日益多元分散的离心力倾向。社会解组理论持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当传统上面对面的首属关系解组后，必然会引发价值冲突、文化冲突、规范冲突。从社会建构特点看，个人利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仍存在张力，要规避社会离散化并疗愈青年群体因社会压力带来的“疤痕效应”，需要回归到大家庭的话语体系建构上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培壅中华民族大家庭意识，二者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与建设目标的一致性。失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依恋情结，国家认同维系的纽带也将难以存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演进表明，家庭不是被动承受的客体，而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会主动采用创造性的策略处理问题，中华民族大家庭把个体从无序、分化、断裂中拯救出来，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体现出超强的韧性与能动性。培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依恋情结，契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特性，从国家宏大历史叙事中汲取精神力量，进而又赋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

（一）以价值依恋提振“国之大者”的责任担当。中华民族大家庭不仅是情感归属的港湾，同时也是教育大众与规范个人行为的价值理念系统。价值依恋决定了中华民族成员牢固树立各民族意识必须服从与服务于国家意识，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来审视所有的利益关系，担负起“国之大者”的责任伦理。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价值依恋的目标不仅在于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也意味着规避民族凝聚力的衰败，积极引导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情怀。当家庭成员的力量在平等的关系中呈现出1+1>2的合力时，就会汇聚成磅礴之力，这样以家庭作为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根基，唤醒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从而将家庭成员的权利与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越是在波诡云谲，生活起伏波动之际，越要培植大家庭的依恋情结。 

(二）以政治依恋铸就各民族的“五个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所有的人际情感、义务和责任由此生发，从而形成一种“天下—国—家”位序的集体主义情怀，有力地把“家”与“国”镶嵌在一起，把实现自身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耦合在一起。政治依恋培育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依恋就是一种群体本位的叙事观念与实践，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从依恋维度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价值维度，为国家政治一统与政治民主化打开一扇大门，践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责任伦理。培壅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依恋，就是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打造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基石与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中华民族大家庭蕴含的政治依恋情结带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进程中，把维护祖国统一、捍卫民族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责任作为个体与社会链接的依恋纽结，从而锻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以文化依恋培根铸魂。通过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各民族共有共享共情的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纽带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华民族大家庭整体化考量有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中国的家庭制度一直是社会稳定、历史延续和个人安全的根源。中国人对家的依恋形成了国人特有的信仰体系和精神世界。就家庭方面说，中国人重视“家和万事兴”“团圆”“和睦”等观念，这更有利于建构和谐的民族关系。文化人类学家的考察认为，情感作为文化最深层的内核，表征一定民族文化成员的行为时，是变化最为缓慢、最为保守的成分。中华文明并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夭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孕育的知识底蕴、价值根基、国家治理与社会自我治理谱系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与自我修复能力，张弛有道，与世界任何先进文化接触、碰撞与融合总会相得益彰，在互补中协同发展。今天，中国的家文化更是祖国域内外所有华夏儿女认同的重要纽带，也是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名片”。 

（四）以情感依恋厚植对伟大祖国的情感沃土。感人心者，莫先乎于情。亲密的情感最柔软，也最具有穿透力。中华民族大家庭自身蕴含的情感归属、情感依赖、情感共享是中华民族作为“情感共同体”最核心的要素。家庭的情感关系如同引力场，以亲情和生活协作感召家庭成员，有助于家庭成员达成共识，知道如何在不破坏家庭平衡的情况下摊开问题并协商解决。在家庭的情感系统中，每个成员之间或多或少都具有情感磁性，由此产生、形成并加固代际韧性与家庭稳定性。大家庭的叙事有助于激发大众的情感共鸣、以互信建构情感关系、以共情增进彼此理解、以身份认同增强民族交融的牢固性，规避情感稀薄与情绪对抗，发挥情感的建设性价值。同时，大家庭是陶冶情操、润泽心灵和澡雪精神、利他尊他，孕育民族性和民族情感的独特精神空间。美国学者查韦斯（D. M. Chavis)和麦克米兰（D. W. McMillan）的研究表明，“真正共同体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共享的情感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情感”“情怀”“人心”等具有依恋意涵的词汇成为高频词汇，反映了党中央及社会各阶层对培壅情感依恋的高度重视。情感依恋是人生来就带有的基于生物根源的情感纽带，可以被一些价值、共同利益、身份唤醒，这种本能的反应可能会持续一生。无论是对过去的眷恋，还是对当下的满足，抑或是对未来的渴望，总是传递着一种和睦、惬意、平和的情感体验。中华民族大家庭塑造了以集体主义潜意识为前提，以炽热的情感为基础，把爱家、爱国、爱民族由情感依恋转向责任伦理，演化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责任担当，使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现家国情怀的情感诉求。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大家庭孕育出超强的代际韧性，能够把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多项子系统传承下去，同时家庭代际韧性在抵御外部风险、情感感召、凝聚社会共识以及提升家庭安全感与社会安全性等方面作用于家庭共同体，使其具有其他共同体组织难以替代的作用。

总之，“家文化”是最具中国文化特征的本源性传统。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大家庭蕴含着跨越空间的普遍性价值和超越时间的恒久意义。中华民族大家庭蕴含的资源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效与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发扬光大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