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琦：清末博迪苏使喀尔喀宣慰十三世达赖史事探析

【内容摘要】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爆发后，十三世达赖被迫离藏出走，在多次辗转后，最终行抵喀尔喀蒙古，驻锡在赛音诺彦部的咱雅班第达地方。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俄国频繁接触，清廷担心他会北上投靠俄国，故特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等人以“考察蒙古游牧事宜”为名，实则前往喀尔喀宣慰十三世达赖，并催令其尽快回藏。本文根据汉藏俄等语种史料，对此次清廷遣使宣慰十三世达赖之史事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述，认为清廷派遣博迪苏等出使喀尔喀，对于安抚十三世达赖、令其回藏及阻断俄国谋藏的野心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博迪苏；十三世达赖；喀尔喀；德尔智；宣慰

【作者简介】孙琦，男，天津人，现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史。

【文章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因排版需要，注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西南各民族参与‘四个共同’的历史研究”（项目号：21BMZ014）的阶段性成果。

正文

1903年，英国悍然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次年7月，在英军迫近拉萨之际，十三世达赖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且不愿与英人缔结条约，不得不逃离拉萨，经青海至内蒙古，再辗转到喀尔喀蒙古，在此驻锡两年之久。这是清末西藏地方史上的一件大事，故学者关注颇多。然而，对于清廷曾遣使赴喀尔喀宣慰十三世达赖一事，却谈论较少。本文根据汉藏俄等语种史料，对此次清廷遣使宣慰十三世达赖事宜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进而分析此次宣慰活动的意义。

一、出使背景

17世纪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揭开了英国在亚洲殖民侵略的序幕。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它集中力量侵略、经营南亚次大陆，先后吞并了孟加拉和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8世纪中期，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并将目光投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然而，清朝自乾隆后期即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闭关政策，因此，英国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打开销售市场的企图一再碰壁受挫。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转而设法“越过喜马拉雅山从我国西藏地方来打开一条直达我国腹地的通道”，从而开拓中国内地的市场。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英国加速了对西藏地方的侵略。1888年，英国擅自划界，并以西藏地方政府在隆吐山设防为借口，悍然发动了第一次武装侵略西藏的战争。西藏地方战败后，中英之间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不仅直接吞并了中国西藏地方的藩属哲孟雄，而且割占了西藏南部的部分领土。此外，英国还通过《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在亚东开通了商埠，大量英印走私货物进入西藏地方市场，严重损害了中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传统经济联系。1899年1月，寇松（L.Curzon）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从此，英属印度政府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之前，英属印度政府在处理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时，通常是通过清政府进行的。然而，1895年十三世达赖亲政后，寇松认为有必要绕开清政府，同西藏地方直接交往。但是，十三世达赖深知其险恶用心，因而屡次婉拒英国人的直接交往请求。

这一时期，俄国密切关注英国在西藏的种种活动，俄国政府十分清楚西藏的战略意义，从印度方面来看，它是“亚洲的门户（Ключа Азии）”，如果让英国占领西藏，将使俄国在亚洲的利益严重受损，因此，俄国政府必须设法阻挠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活动，并进而施加俄国对西藏的影响。十三世达赖身边的亲信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德尔智（Агван Доржиев）就是俄国政府安插在西藏的间谍，他时常向达赖喇嘛灌输“亲俄”思想，并鼓吹“俄国（Россия）是多么地美好、强大，所有佛教徒均在沙皇菩萨（царь Бодисатва）的庇护之下。”自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结束后，西藏地方僧俗大众对清廷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十分不满，情绪异常激愤。这使十三世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层认识到清廷的腐朽与懦弱，于是也希望寻找新的求援目标。在阿旺·德尔智的鼓动下，十三世达赖也心向俄国，先后三次派遣德尔智前往俄国求援。然而，十三世达赖与俄国互相示好，终为清廷所察。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也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因此上奏清廷说：“据最新的情报显示，达赖喇嘛已与俄国联络，将准备对抗英国。为防患于未然，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清廷虽然对十三世达赖私自遣使赴俄的行为有所谴责，并向俄国表明主权国家的立场，但仅此而已。然而，对于英国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多次拒绝与他们通信的达赖喇嘛，竟然会派人到俄国，欲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于是他们被激怒了，深感在与沙俄争夺西藏的斗争中输给了他人，长期苦心经营的侵藏成果，都将化为乌有。在这种情绪下，寇松提议采取武装行动迫使西藏与英国建立关系，使之成为英国控制之下的缓冲地。1903年11月6日，在寇松的授意下，荣赫鹏（Sir Francis Younghusband）率领一支军队向西藏推进。荣赫鹏是寇松精挑细选的人物，在出发之前，他就与寇松密谋策划，做好了一切军事准备和部署。12月10日，他与麦克唐纳率领的另一支英军在纳塘会合，拉开了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序幕。1904年3月底，英军凭借精良的武器和狡诈的计谋，连续击败装备极差的藏军，逐渐迫近拉萨。1904年7月下旬，荣赫鹏带领英军到达曲水宗。朱绣《六十年大事记》记载，这时，十三世达赖“亲请有泰赴曲水议阻，有泰不允”。可见，为了阻止英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多次敦促有泰前往曲水与英人会晤。有泰不但没有前去议阻，反而派人前往曲水欢迎英军，并“拟给英大员荣赫鹏照会”称：“贵大臣风霜辛苦，远道驰驱，该藏番蠢愚顽梗，不听开导，本大臣实觉怀惭！”有泰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待有泰与英人荣赫鹏等会晤时，“达赖亦不知去向”。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藏历木龙年六月（1904年7月），英军到达曲水铁索桥（lcags zam）附近，扬言要到拉萨同达赖喇嘛直接谈判。十三世达赖考虑到如果会见英国军官，谈判时只能屈服于英方的条件，这样就会给西藏地方的政教大业带来危害，于是产生了出走内地，向皇太后和皇帝面奏佛教事业遭难的念头。该月十二日（7月25日），十三世达赖中断修行，直赴布达拉宫，任命赤仁波切洛桑坚赞（Khri rin po che blo-bzang-rgyal-mtshan）为摄政，并对政事详尽叮嘱。十五日（7月28日）后半夜时分，十三世达赖向所凭依和供奉的护法神做祷告后，带着少量随行人员离开拉萨。”显然，十三世达赖是因为坚决不肯与英国军官荣赫鹏等直接谈判，担心在逼迫下签约，蒙受阶下囚的耻辱，才选择从拉萨出走的。十三世达赖出走后，驻藏大臣有泰以“兵败潜逃、声名狼藉”的名义向清廷奏请“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清廷也著照所请，“将达赖喇嘛暂行革去，并著班禅额尔德尼暂摄”。

1904年7月27日（藏历木龙年六月十五日），十三世达赖等人星夜离开拉萨后，一路向北进发，经青海、内蒙古，最终抵达喀尔喀蒙古的库伦，后来又辗转到赛音诺彦部的咱雅班第达地方。清廷担忧十三世达赖会北上投靠俄国，因此，秘派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等出使喀尔喀宣慰十三世达赖，并催令其尽快回藏。

二、博迪苏其人及奉旨宣慰

博迪苏，生于1871年11月15日（同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祐第三子，僧格林沁嫡孙，其家族显赫，多次与清皇室联姻，为中央政府稳定边疆出力颇多。博迪苏自幼生长京师，精通汉文，诗文造诣很高。作为贵胄子弟，博迪苏很早就深受清帝优加恩赉，赏镇国公衔；1888年8月（光绪十四年七月），赏戴“花翎，在乾清门行走”；1891年12月（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著赏给辅国公”；1899年7月（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任“正黄旗汉军副都统”；1900年3月（光绪二十六年二月），“署左翼前锋统领”，8月（八月），“为正蓝旗蒙古都统”；1902年8月（光绪二十八年七月），“署正白旗蒙古都统”，10月（十月），寻“署正红旗汉军都统”；1903年3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光绪帝命其“管理虎枪营事”，授“阅兵大臣”，7月（六月），赏其“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12月（十二月），寻命为“御前大臣”。1906年4月11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辅国公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等人受朝廷委派前往喀尔喀，名为“考察蒙古游牧事宜”，实则“密奉谕旨”，宣慰流亡的十三世达赖，“婉劝回藏，以为中英改定藏约之张本”。清廷的这道谕旨，至今保存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之中，题名为“字寄博迪苏等著前往慰问达赖喇嘛妥定栖止”，具体内容为：“自藏中多事，达赖喇嘛备历艰苦。朝廷深为悯恻，迭经降旨，饬令官吏照料保护。惟该喇嘛道路风霜，迄无定所，何以重宗教而惠番众.兹特派御前大臣博迪苏，内阁学士达寿前往宣示德意，存问疾苦。念该喇嘛一时未能回藏，著博迪苏等商度相安地方，妥定栖止，以慰廑系。将此谕令知之。钦此。”由此可见，当时清廷遣使赴喀尔喀的真实目的就是慰问十三世达赖，同时又担忧达赖可能会经过喀尔喀北上投靠俄国，因此督促其尽快回藏。当时同行的州判李廷玉也在其日记中点明道：“接练兵处电，令调宣府马队三十名，带赴蒙古，始知此次奉差，实为处置达赖喇嘛起见，政府因事关秘密，特藉考察游牧为名，以免消息泄漏耳。”看来，清廷怕走漏风声、落人口实，从而不敢公开派员宣慰达赖喇嘛之事实，只能假借“考察游牧为名”。

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使命，博迪苏在人员选派上做了充分准备，除了内阁学士达寿之外，他还请求添派商部员外郞魏震、县丞薛锡珍、州判李廷玉及守备李飞鹏等人，均得到光绪帝的“允可”。1906年4月30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博迪苏蒙受慈禧太后、光绪帝的召见，领受了后者颁赏给达赖的慈圣御笔墨绘观音大士像一轴、菩提念珠一串、御书心经一册、黄云缎四匹，敬谨赍往，并由练兵处领到经费银二万两。

1906年5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博迪苏等人自京起程，经居庸关、榆林驿、怀来县、鸡鸣驿、响水铺等站，于9日抵达宣化府。同时，博迪苏等接到北洋大臣袁世凯电令一封，命其挑选宣化府马队三十名，带赴蒙古，“为达赖暗带俄兵之抵制”。此后，又经柳河川行至张家口，博迪苏等会晤察哈尔都统溥仲路，并“催传驼马”。然而由于“连年台站报灾”“一时恐难齐备”，因此，博迪苏等商定“李廷玉先行”。李廷玉认为“多带军队，达赖惊疑，必至北走俄疆，牵制藏约”，乃仅带马队三十名先行出发，前往赛尔乌苏等待。而博迪苏等“俟驼马到站换回后”，再行出发，并同时致函库伦办事大臣延祉至赛尔乌苏相见。5月16日（四月二十三日），驼马齐备，博迪苏等由张家口起行，经察罕托罗海、布尔哈苏台、哈留、鄂罗依琥图、奎苏图、札哈苏、察察尔图、布鲁图、吉布拉克、霍尼齐、卓布哩、库图勒多伦、塔拉多伦等三十余站，一路风雨，最终于5月30日（闰四月初八日）抵达赛尔乌苏，与先到的李廷玉等人一起会晤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延祉是在1904年10月（光绪三十年九月）因清廷得知十三世达赖进入库伦的消息后才被任命为库伦办事大臣的，其目的是妥善迎护达赖，专门处理达赖在库伦的相关事宜，并督促其尽快回藏。延祉作为满族大员，曾任河南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重要职位，履历丰富，且待人接物较为老练，可见清廷在选派迎护达赖喇嘛之人选上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博迪苏等人从延祉口中得知了十三世达赖“现驻咱雅班第达地方”的消息，并听说将要前往喇嘛各艮（Lama Gegeen）处，但何时起程，还不清楚。此外，延祉还向博迪苏等透露了十三世达赖先前驻库伦时与八世哲布尊丹巴之间的矛盾：“前达赖喇嘛驻库，蒙人供给多厚达赖，渐疏于哲布尊丹巴，渠乃与达赖为难，几酿事端，近始稍知检束。”由此可见，十三世达赖到达库伦后，与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因“布施利益”产生纠纷，以至于后来哲布尊丹巴“日渐不愉，产生厌恶之情，命人捣毁了达赖的法座，并在达赖面前吸烟，做出种种失态之事”。

在得知十三世达赖现在驻锡咱雅班第达处的消息后，博迪苏等人于6月6日（闰四月十五日）起程，经默端、哈比尔噶、希保台、沙克舒尔噶、察布察尔、哲楞等十余台站，于6月9日（闰四月十八日）宿于翁锦。“是夕达赖遣人来致殷勤”“叩星使旅安，兼递哈达，以表敬意”。博迪苏等人从使者口中得知十三世达赖“仍驻咱雅班第达”，便“饬来使传语达赖，约于该处相见”。6月10日（闰四月十九日），博迪苏等人行至赛音诺彦王府，会晤赛音诺彦王那木囊苏伦。因前方台站尚未齐备，故留宿于此。6月14日（闰四月二十三日），前程台站设妥，博迪苏等起程，经毕齐克图、敖兰土鲁，15日（二十四日）抵霍吉尔图。是日，赛音诺彦王派差官送茶食，十三世达赖亦遣人送礼物，并言明日当走迎。16日（二十五日），经胡合苏莫、齐齐尔里格等台站，最终行抵咱雅班第达处。

三、面晤达赖之情形

1906年6月16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博迪苏等行抵咱雅班第达地方，该地“古刹甚多，绀宇庄严，幢幢幡影，蒙民约一千余户。自达赖来驻于此，远近奔走顶礼，布施山积。内地商人麕集，几成繁盛之区。”乌里雅苏台将军奎焕早已在此处等候迎接，“设圣安棚恭请圣安”。蒙古百姓亦夹道欢迎，“络绎于途”。十三世达赖派人来送食品，并“订于次日午刻预备仪仗，恭迎圣旨”。是日，暂借寓于咱雅班第达之喇嘛庙，明日再行会晤达赖。

6月17日（闰四月二十六日），午后，博迪苏等往见达赖。十三世达赖派遣僧徒“持执幡幢、鸣鼓乐来迎”。博迪苏向达赖宣读圣旨，并颁发慈禧皇太后、光绪皇帝御赐观音像一轴、菩提念珠一挂、心经一部及黄锦缎四疋。十三世达赖跪请圣安，并行三跪九叩礼，恭谢天恩。待礼毕入座后，博迪苏向达赖“详述朝廷德意”，并“妥商安禅处所”。十三世达赖表示自己“仍愿回藏”，至于起程日期，尚需斟酌。这是博迪苏等人第一次会晤达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博迪苏的描述，“达赖年三十余，怒眉狞目，情形叵测，若纵之藏中，定非疆圉之福也”。同样的形象也见载于李廷玉的日记中：“（达赖）年三十余，身长约四尺，粗眉直竖，目多白睛，鼻小有斑，口阔唇薄，牙齿外露，面色黑而近枯，髭鬚疎少，左足跛行，举动有类贫僧，且目好转睛，坐不能定。”显然，博迪苏等人对十三世达赖的初始印象极差，在他们的笔下，十三世达赖完全不像是一位高僧大德的模样。然而，根据当时见过十三世达赖的日本僧人寺本婉雅所记，“达赖本年三十三岁，未穿僧衣，身着黄色蒙古服饰，头戴宗喀巴式圆锥形黄帽，乍看像蒙古喇嘛，即使与众喇嘛骑马混在一起，也很容易分辨。达赖气质高贵、体肉肥满、脸长褐色、鼻高虎髯、额广眉秀，眼光奕奕，数步射人，一看就知绝非凡人”。由此可见，寺本婉雅眼中的十三世达赖就是一位活佛的性相。那么，我们不禁有所疑问，为什么在同一时期见过十三世达赖的众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呢？这或许与他们的身份有密切关系。博迪苏、李廷玉等人身为清廷官员，代表的是清廷的利益，当他们听说十三世达赖“不量权力、不度时事”、一意主战抵抗英军侵略时，心中就落下了十三世达赖刚愎自用、不听劝阻的恶劣印象。而寺本婉雅代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他进藏的目的就是拉拢十三世达赖，企图分裂西藏，使之成为日本的附属，况且他也是一名僧人，在他的眼中，十三世达赖就是最高教主的性相。

6月18日（闰四月二十七日），午后，博迪苏等人再次会晤达赖表示，按照大皇帝谕旨，“朝廷因达赖转徙两年，靡所定处，虑有难言之隐，故格外施恩，饬先择一安居处所，以重宗教而惠番众，然后徐图归藏”，因此，达赖可以先在“西宁、五台二处择地栖止”。但十三世达赖却表态说，“圣恩优渥，体恤备至，自应钦遵。惟西藏徒众，屡次来接，言藏中业已平靖，一切教务待理孔亟”，况且自己“世受国恩，眷怀西土，甚愿归藏”。“商酌再四”，博迪苏察其“回藏之意甚切”，于是当即表示自己“务将各实情具文声明，即为代奏请旨”。十三世达赖十分感激，并称愿意“遣徒进京入贡”。6月29日（五月初八日），博迪苏等又往见达赖，告知大皇帝电旨准其回藏，“取道西宁一带行走”，并准达赖“遣徒入贡”。达赖对此甚是欢喜，并表示大约五月底可以起程。闲聊之中，十三世达赖又询及“藏中究竟如何情形，英人如何交涉”。博迪苏答以“藏约已定，一切平靖”，请达赖放心。7月1日（五月十日），博迪苏等又往见达赖。十三世达赖称“此次归去，无论藏中情形如何，眷怀故土，势难中止”，但他表示自己想了解朝廷与英人新订条款的内容，便询问博迪苏是否可以告知？博迪苏答以“俟到藏后，必由驻藏大臣知照”。十三世达赖对此回复并不满意，再三恳询，“愿睹全约为词，言之不已”。博迪苏等“现虽携有西藏新约”，但“应否全行宣布”，他们不敢擅自决断，只是回复达赖“可咨明本大臣再为据情代询政府可也”。此外，十三世达赖还请博迪苏等代奏可否规复达赖奏事权力，因为他表示自己“前在藏时，远隔君门万里，偶欲有所陈奏，或为驻藏大臣阻遏，不得径达”。显然，十三世达赖认为大皇帝慈护西藏，不可能置西藏利益于不顾，一定是驻藏大臣故意欺瞒，导致朝廷不能了解西藏实情。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驻藏大臣有泰奉行投降主义，不仅不予抵抗，反而欢迎英人进入拉萨，逼迫达赖与英人谈判签约。因此，达赖认为朝廷不能了解西藏的实情，是造成西藏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达赖出走拉萨时即声称要赴内地向大皇帝和皇太后面奏西藏佛教事业遭难的实情。博迪苏听后只是无奈的摇头，答以“此事关系重要，且事隔多年，其中有无别情，本大臣未携档案，无从详查，似乎不便代奏也”。

7月8日（五月十七日），咱雅班第达附近各部落王公演躀跤、跑马为达赖送行，博迪苏等受邀往观。7月17日（五月二十六日），博迪苏等接到清廷电旨催令达赖起程讯息，便于午后往见达赖，询问二十七日是否起程？达赖答以“明日一准南行”，并追问藏约之事可有回电。博迪苏表示接有电旨“藏约系外交要政，未便宣示”，但“英人既不干预藏中政治，及不占并藏境”，即是约中最要关键。闲谈之中，十三世达赖还告知了自己已派堪布札木扬丹巴（Vjam dbyang bstan pa）进京入贡的消息。

7月18日（五月二十七日），十三世达赖起程，“番乐前导，从者百数十骑”。达赖乘黄缎轿，“以四马驾之”。清廷委派内阁学士达寿“随带员弁，沿途照料”。博迪苏等人“俟达赖起程后，先行回京”，于二十九日起程，7月22日（六月初二日）行抵赛音诺彦部，当日寓于赛音诺彦王府。十三世达赖“已先一日至”。23日（初三日），午后，十三世达赖遣人请会晤，博迪苏与达寿同往。达赖仍询藏约，并问驻藏大臣有泰曾参革达赖喇嘛名号事。博迪苏告以“此次朝廷既遣员慰问，原以保安黄教，注念番民，藏约一事，于教权番俗，均无损害。达赖返藏，自可遵约办理。至于有大臣前事，达赖既未奉该大臣录旨知照，事之有无，未携档案，无从确查也”。看来，十三世达赖十分在意“藏约”及“名号被革”之事，因此，在回藏前还要摸清清廷的态度。其实，在十三世达赖出走拉萨之后，英人荣赫鹏等诱迫驻藏大臣有泰签订《拉萨条约》，但有泰慑于清外务部电令诘责“藏约有丧主权”，从而未敢擅自签约。其后，清廷又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谈判，最终于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双方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至于“达赖喇嘛名号”之事，在噶厦、三大寺及西藏僧俗大众的全体请求下，驻藏大臣有泰于1905年7月1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奏请开复达赖喇嘛名号，清廷也朱批“俟达赖喇嘛由库伦起程后，再降谕旨”。这表明只要十三世达赖起程回藏，就降旨恢复其名号。

1906年7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博迪苏等自赛音诺彦王府起程回京；8月9日（六月二十日），至张家口，寓于副都统署；8月17日（六月二十八日），入居庸关，宿沙河镇；8月18日（六月二十九日），由沙河镇起程，午正抵京，预备复命，并请圣安，从而顺利完成了此次出使喀尔喀的使命。

四、此次宣慰活动的意义

清廷派遣博迪苏等出使喀尔喀蒙古宣慰十三世达赖有如下诸意义：

首先，切断了十三世达赖北上投俄的念头，也成功阻止了俄国对十三世达赖的拉拢行为。十三世达赖当初选择前往喀尔喀蒙古的部分原因，就是受到德尔智的蛊惑，欲经喀尔喀北上投俄，得到俄国皇帝的庇护与援助。当他在库伦驻锡期间，心里一直关注着西藏形势的发展，盘算着怎样求助俄国，得到俄国的庇护，为此，他与俄驻库伦领事馆频繁联系，表示“若他委身俄国，俄国政府能否公开声明保护西藏、抵御英军”，其后，他又派遣德尔智前往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欲与俄国政府进一步洽谈。与此同时，俄国也密切关注十三世达赖在喀尔喀的活动。俄国的驻华公使雷萨尔（Лессар П.М.）就曾秘密的将达赖在蒙古的影响致函俄国政府，他认为，“俄国（Россня）可以利用达赖喇嘛的宗教领袖身份，使之成为掌控蒙古（Монгодия）地区的有力工具”。显然，十三世达赖来到俄国的东大门外，这对俄国“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是一件政治上特别重要的事”，对于俄国正在积极策划分裂中国蒙古的活动是有利的。为了了解达赖的真实情况，俄国政府先后派遣了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和俄国驻华公使璞科第（Покотилов Д.Д.）前往库伦探望十三世达赖，并向其表示俄国政府要达赖相信，英国已向俄国保证不侵占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内政。十三世达赖对此十分欢喜，亲俄之心亦坚，于是对清廷“催令起程回藏”的谕旨一拖再拖，最后迫不得已辗转至杭达多尔济王旗。达赖前往杭达多尔济王旗，是由杭达多尔济亲王本人一手策划的。他是亲俄的，尤其是他的王旗靠近俄国边境。据李廷玉的《游蒙日记》记载：“代青王杭达多尔济素为亲俄派，只身赴库为达赖磕头，赉品物甚丰。达赖大喜，杭与特堪布（指阿旺·德尔智——引者注）密计，请俄政府羁縻达赖。俄利达赖之愚，藉可窥藏，兼资图蒙也，乃派专使慰之，且厚币饵之。达赖为所动，附俄之念益坚。杭、特等迎机而导，竞诱赴代青王旗，俄以为中其计矣！然祉（延祉——引者注）派干员监视之，达赖不敢公然走俄。”由此可见，在杭达多尔济与德尔智的密谋策划下，十三世达赖才决定前往杭达多尔济王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投靠俄国，然而在清廷官员的密切监视下，他不敢公然进入俄境。其后，又在咱雅班第达僧人的邀请下，前往赛音诺彦部的咱雅班第达处驻锡。赛音诺彦部的亲王那木囊苏伦，即为后来倡导外蒙古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也是亲俄的一派。虽然有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在达赖身边监视，但清廷仍十分忧虑，于是特派博迪苏等人前往喀尔喀宣慰十三世达赖，事态紧急，火速前往，“此去万勿迟，盖迟则此孽为俄有，藏事亦不可收拾矣”！最终在博迪苏等的劝慰与周旋下，十三世达赖坚定了回藏的决心，并先一步打消了俄国派佛教人员护送达赖的念头。

其次，清廷遣使宣慰使达赖看到了中央政府的诚意，增强了其内向之心。自接到十三世达赖行抵库伦的消息后，清廷就委派延祉为新任库伦办事大臣妥善处理达赖事宜。延祉到达库伦后，带来了清廷赏给十三世达赖的礼物，“黄蟒袍料一件，黄云缎、八丝缎各四件，银六千两”，赍交达赖祗领。足见清廷抚慰达赖之诚意。其后，清廷因担忧达赖投俄和他在库伦与哲布尊丹巴的矛盾，催令他尽快起程返回西藏。但十三世达赖始终对俄国抱有幻想，一拖再拖，先后辗转到杭达多尔济王旗和咱雅班第达地方。当时，清廷通过电报等信息早已对达赖“亲俄”一事心知肚明：“探得达赖由拉萨逃入蒙界，求庇于俄，并进贡物，均俄人阿嘎汪（指阿旺·德尔智——引者注）为之决策。达赖抵库后，俄皇遣使慰问，以礼答报。俄使会晤达赖时，屏退从人，语言诡密，及延大臣迫令达赖离库，达赖又走岱青王府第（亲王名杭达多尔济）小住，阿嘎汪由是回国，未审作何运动。”但清廷深知达赖“顽固性情，几事不可勉强”，从而决定派遣博迪苏等人前往喀尔喀宣慰达赖，增其内向之心。博迪苏等会晤达赖时，向其颁发了皇太后、皇上所赏物件、详述了“朝廷德意”，并与达赖“妥商安禅处所”，而对达赖“亲俄”一事并未说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达赖留有颜面，使其“恭谢天恩”“意甚感激”。最终，“商酌再四”，十三世达赖坚定了自己“甚愿归藏”的想法。

最后，此次宣慰活动为后来十三世达赖晋京朝觐奠定了基础。博迪苏等在咱雅班第达地方会晤达赖时，十三世达赖就谈及了关于“奏事权”等问题，并表示了自己想将西藏事宜面奏皇帝、皇太后的想法。直到后来在西宁塔尔寺驻锡一年多的时间，十三世达赖再次表达了自己晋京朝觐的想法，希望清廷允准。清廷在一番权衡之下，降旨准许，先邀十三世达赖赴五台山朝佛，暂住休养，做入觐准备。其后，在十三世达赖行抵保定府的时候，清廷特意派遣曾经宣慰达赖的博迪苏前往保定劳问达赖。之后，在达赖离京时，又是博迪苏护送达赖到保定府，并责令各省督抚及都统，在达赖途经各省时，派高级军政官员护送并予以协助。由此可见，1906年的这次宣慰活动为后来的十三世达赖晋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之，在俄国积极拉拢十三世达赖的危急时刻，清廷决定派遣博迪苏等出使喀尔喀宣慰达赖的活动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不仅成功阻断了俄国谋藏的野心，也坚定了达赖的内向之心，更是为后来达赖晋京朝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时人评价说：“迩来事变日新，疆邻窥伺，卫藏既毗连印度北边扼塞，又接近俄人，惴惴焉，疆索衅端俨如朽索驭六马。而所谓达赖喇嘛者，尤为蒙藏妇孺所归心，使操纵不得其宜，必致涣群情，贻边患。况闻达赖为人，狡焉思逞，苟加以群小荧惑，输款外人，则一蚁溃堤，此后之隐患滋大。我两宫洞鉴及此，故始则与英人订定条约，此公法学所谓对外主权也。再则遣使安抚番民，此国法学所谓对内主权也。然则博公此次之使命，谓以诏书一纸胜于张皇六师焉可也，其所系顾不重哉？”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