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张露：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及其汉藏关系论

【作者简介】汪洪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张露，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李安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摘要】李安宅是我国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基，也有扎实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素养，具备多视角、多学科、多维度考察涉藏地区社会的优势。其藏学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视历史文献；既着眼于基础研究，又放眼现实问题，最终落脚点在于沟通汉藏，对国家建设、民族关系做出理性思考。李安宅的藏学研究源于西北之行，集中在拉卜楞寺调查，延及汉藏关系及中华民族整体性论述。他明确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他超越学界对其定性的“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从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将汉藏关系史放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叙述中，着力调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李安宅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益贡献。他在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的基础上，强调“真正统一”原则下的“区域分工”，志在巩固国家认同。这是李安宅建构在整体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实整体的文化模式的学术努力。

【关键词】李安宅；藏学研究；汉藏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李安宅（1900—1985）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独特存在。其人生与学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及其学术研究所涉学科和领域的复合性，使李安宅研究近些年来颇受关注，得到了较快推进。对其“技术特长”，李安宅自称是“民族学”，同时也注明“亦称人类学”。在其民族学研究领域中，无疑藏学最富盛名，其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被誉为“通过实地考察和社会调研而撰写的有关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中国藏学出版社对李安宅研究成果整理倾力最多，先后出版《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989年）、《李安宅藏学文论选》（1992年）。不过学界对李安宅的藏学研究或着重介绍评析其研究成果，或分析其藏学研究的特征，而较少立足其人生史，对其藏学研究历程及隐匿其中的学术关怀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根据李安宅档案及相关资料，梳理其藏学研究历程及成就，对其涉藏地区社会文化考察及汉藏关系认识试作辨析，并对其中华民族整体性思考进行初步讨论。

一、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历程及概况

李安宅藏学研究从抗战时期持续至新中国成立后，足迹涉及海内外。具体言之，李安宅1937年春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即参加“绥远考察团”，考察内蒙古五当召藏传佛教；1939年年初从兰州来到甘南拉卜楞寺，考察藏族宗教；1941年到华西协合大学主持社会学系及华西边疆研究所工作，多次组织藏学考察活动；1947—1949年在美国、英国研究访问期间继续搜集整理藏学研究资料；1950年参军入藏后参与西藏考察和教育活动。

（一）内蒙古考察

李安宅1937年5月为《社会研究》复刊一周年而作《由内蒙旅行说起》，检讨“旅行知识界的动向”“实地研究的准备”。其间谈到他是年4月参加“燕京清华两校合组的绥远考察团”：团员31人4月4日从北平西直门车站出发，16日返抵清华园车站，往返皆由绥远省政府派车，旅途由政府派员协调。全团分三组，其中一组11人赴百灵庙大庙一带，另两组各10人分赴包头东北的五当召及西北的西公旗。李安宅参加五当召组，考察该地寺庙及藏传佛教情况，尤其关注庙内教育制度及当地生产关系，特别提醒国人要“推翻”诸如“汉人有统治的优势，蒙人有落伍的文化”一类旧有观念。据于式玉自传，李安宅带队前往五当召研究当地藏传佛教，雷洁琼带队去西公旗做有关社会制度研究。因考察时间短暂，“对蒙古的社会组织只了解到一点概况便回校了。各人所了解到的一点也曾写过一篇材料存在社会系里”。多年后李安宅将考察笔记节录发表，着重介绍了五当召喇嘛教育制度及汉蒙人不同的社会地位，认为“蒙人教育、生产，汉人移垦与蒙汉的关系等”，“都需要长时间的实地研究与远大的眼光”。此次考察是李安宅研究藏传佛教的起始，也可看作其藏学研究之起点。

（二）甘青调研

1937年暑后，燕京大学在日本占领北平的情况下复课，凭借教会背景尚能保持正常教学。李安宅除在课堂宣传抗战，每逢周四晚间还在家中召集师生座谈，为大家分析局势，坚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观点，增加了被日本人盯防打压的风险。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多次希望李安宅出任燕大法学院院长，于式玉也被日本人胁迫担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李安宅夫妇拒绝后下决心离开北平。1938年春，李安宅以燕京大学派出教师身份，与兰州科学教育馆开展合作。于式玉则按请假办理，无工资，来到甘南拉卜楞，发现此地正是李安宅强调的“民族学研究的乐园”。她从学藏语融入藏族老百姓入手，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支持下，办成拉卜楞女子小学。1939年1—2月，李安宅参与筹办临夏小学教师讲习会，后前往拉卜楞与于式玉会同从事藏学研究。李安宅初到拉卜楞即大受震撼，发现“拉卜楞是拉萨以外最大的寺院，宗教、文化、经济、政治均在西藏以外是最大的中心”，但当地不少藏族居民“不会汉话，也不知自己是中国人”，于是意识到“藏民处处值得帮忙，值得深入了解”。反观内地关于边地的记载，却“每多转相抄袭，甚或出诸嘲笑口吻”，由此李安宅下决心扎根该地开展田野调查。

李安宅知道寺庙是藏族社会的缩影，具有独特地位，故潜心研究拉卜楞寺。在黄正清协调下，拉卜楞寺各学院（扎仓）喇嘛代表与李安宅对接，嘉木样活佛允许李安宅夫妇到寺中书库翻阅藏文书籍。李安宅拜喇嘛旦爵窝撒尔为师，学业大进。喇嘛告知其材料“有寺院的概况与护法的种类、其形相及象征的远义”，且替李安宅“口译了拉卜楞的历史”。经实地调研，李安宅认为，“汉族与藏族多半都是信佛教的，只是由于显密制度不同，语言不通，遂致彼此隔阂甚深”。他将涉及当地民族与宗教的多篇文章发表在《新西北》，成了外地人员和机关参观拉卜楞寺的义务解说员。

李安宅多次在涉藏地区旅行，1939年游历西仓寺、工八寺、甘家滩等地，与夏河县治所在地东面的亚述谷、观音沟一带房居藏族民众接触尤多，了解农业区藏族分布与人口概况。当年7月李安宅夫妇参观太子山的山神祭祀活动，后发表《藏民祭太子山典礼观光记》。8月考察黑错、临潭和卓尼一带，后返回拉卜楞。9月再次游历，“将夏河县境绕了一周，计一月”。1940年，李安宅以教育部视察员名义，由重庆、成都，经草地穿过涉藏地区，过茂县、汶川、松潘抵达甘南。在藏学研究上，李安宅有周密计划，“准备搞完宗教制度之后，再写一本民族分布，一本文化接触，一本经济结构”，不过其研究计划最终并未完成。

（三）华西执教

1941年，华西协合大学“聘请李安宅、冯汉骥、蒋旨昂、梁仲华诸先生来校与旧有教授姜蕴刚等，构成中国当时一极健强之社会学系”。李安宅担任系主任，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有关边疆的课程即有“藏人历史地理”“边疆政策”“边疆民族问题”“边疆教育”“边疆社会工作”“边疆行政”等。同时他还筹建和主持华西边疆研究所。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行政院社会部长谷正纲为研究所名誉董事，交通部长张嘉璈担任董事长，董事陶孟和、李济、顾颉刚、辛树帜、于斌、凌竹铭、瞿菊农、刘文辉、张笃伦、张凌高，傅绍达、彭焕章等政学军界名流及拉铁摩尔、葛维汉、启真道、戴谦和等外籍学者担任顾问，郑象铣、任乃强、于式玉、黄明信、玉文华、陈宗祥、谢国安、刘立千等曾在该所任职，冯汉骥、蒋旨昂、刘承钊等曾担任“合作研究员”，可谓阵容强大。尽管所谓“董事”“顾问”者，大多只是名誉，但也印证了马长寿所观察到的“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此殆把握现实，揣摩时髦，以自列于通达之流”。研究所与社会学系合作开设藏文班，在石羊场设立乡村服务站，出版了《续藏史鉴》《印藏佛教史》等著作。由于研究所聘任学者中不少是由李安宅专门聘请的藏学研究专家，如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华西边研所几乎就成了藏学研究所”。

这一时期李安宅多次参加国内边疆工作及学术活动，如1943年12月被聘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1944年1月参加国民党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中国边疆学会理事会，1946年12月26—27日应邀出席边疆教育委员会。李安宅多次组织涉藏地区考察并撰写了不少有关康藏社会、宗教、文化等情况的论著。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李安宅与任乃强、玉文华前往西康调研，沿北路经康定（1944.7.29—8.15）、甘孜（8.28）、竹箐寺（9.17），到德格（9.23），随后李安宅独自由德格（9.23—11.5）经南路巴塘（11.21—12.2）、理塘（12.12）回康定（1944.12.27—1945.1.4）；由康定步行8日至天全，1945年1月11日乘汽车返回成都。李安宅除在德格订印大量藏文参考资料、搜集德格藏族人口数字，还调查了藏传佛教各教派历史与制度。因拉卜楞寺属格鲁派寺院，西康除此之外还有苯波、宁玛、萨迦等教派，李安宅将在拉卜楞的研究与此次调研加以对比，“加上旧派，便将藏族主要宗教派系，它们的制度，与居民的关系等，找到相当系统的概括”。这一时期李安宅出版了《边疆社会工作》，并发表《喇嘛教育制度》《萨迦派喇嘛教》《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等论文，其藏学研究成就受到学界瞩目。1947年7月17日，中国边政学会举行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欢送柯象峰、李安宅出国，会长吴忠信致辞，“略谓柯李二氏在抗战期中于西南康藏社会文化之研究，颇多贡献”，对其成就高度赞赏。

（四）海外访学

李安宅的海外研究经历，主要是在美英。李安宅于1934—1936年在美国留学，先后在加州大学和耶鲁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彼时对藏学并无关注。1946年于式玉接受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聘请，主要负责整理日文图书。1947年8月于式玉转入耶鲁大学图书馆任职。随后李安宅受聘耶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客座教授，除了授课、访学，主要工作就是将其前期系列成果整理成《藏族宗教制度之实地研究》英文稿本。1948年，李安宅获得罗氏基金资助，到伦敦大学人类学系访问，除出席各种学术会议，发表关于西藏历史文化和藏传佛教教育制度的演讲，搜集一些英国出版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外，还参观了牛津、剑桥、爱丁堡等大学，并得牛津大学托马斯教授相助，在该书稿本中增加必要的梵文术语，重新整理后送耶鲁大学出版部，惜因政局变动并未出版。1949年6月于式玉离美赴英，与李安宅会合，10月乘船经塞得港、红海、印度、香港返回成都。

（五）参军入藏

李安宅夫妇回到华西后不到两个月，成都即宣布解放。二人参加了12月30日解放军的“入城式”。据于式玉回忆：“我们进城欢迎入城的解放军刚回家，解放军也就送来了我妹妹托他们带的信。司令部也约我们第二天去看他们。”随后李安宅、于式玉与贺龙多次会谈西藏情况，同意参军，且动员华西边疆研究所有关藏学研究同事参加解放西藏。经贺龙向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举荐，李安宅等藏学专家于1950年2月参加十八军研究室，后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1月，刚成立的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委托李安宅夫妇筹备昌都办学事宜。1951年1月12日，昌都办学董事会推选昌都寺二活佛谢瓦拉为董事长，李安宅、于式玉皆为董事。董事会经商讨决定先办冬学，学生无论年龄、性别、信仰、民族、贫富，均可入学，授课以藏文为主，汉语为辅。1951年10月底，李安宅夫妇随十八军进入拉萨。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为了顺利开展在藏工作，培养优秀民族工作人员，特设立进藏部队藏语文训练班，以藏语学习为主，兼及印度乌尔都文和尼泊尔文。李安宅夫妇协助开办，分别担任教务长和教育办公室主任。精通英、印、尼、藏语的谢国安，精通藏语和佛学的祝维翰、邓明渊，藏语文专家刘立千、张西申、傅湘，佛学家韩镜清，民族学家林耀华等，都曾在藏训班开课。1952年8月，李安宅和多杰才旦、陆一涵创办拉萨第一小学，并担任第一副校长。1954年，李安宅参加西藏工委干部赴内蒙古参观团，后到四川暂住当时重庆西藏工委办事处候命。1956年春参加四川省政协，旋调入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工作。

（六）晚年余热

就学术生命而言，离开涉藏地区，李安宅即已进入晚年，其藏学研究唯有余音。1956年，李安宅担任西南民族学院民族问题民族政策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春改任副教务长。1958年夏调至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藏族史资料小组，参与“西康建省”档案整理以及《藏族简史》提纲编写工作。1959年冬返西南民族学院参加科研科的报纸资料工作，后担任英语教学工作。1962年4月，李安宅调四川师范学院担任外语系主任兼副教务长，外语教学工作繁重，不复有精力从事藏学研究。但其早年的藏学论著并未被学界忘却。1981年6月，《西藏研究》创刊号发表李安宅《从拉卜楞寺的护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义——兼谈印藏佛教简史》。1982年8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英文版《拉卜楞寺——李安宅的调查报告》（Labrang，A Study in The Field by Lian-che）。

李安宅具有深厚的传统儒学根基，也有扎实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理论素养，具备多视角、多学科、多维度考察藏族社会的优势。他进入藏学研究领域，既是时势所驱，也是面对边疆研究落后于人而亟思改变的主动作为。他指出：“以西藏而论，我国出版报告屈指可数，东西各国之研究，无论为曲解，抑为客观叙记，其见于各种文字中不下数百种。我所应知者不知，彼所不应知者知之，‘知识即力量’，遑论其他之策动与阴谋？”这对顾颉刚所见民国时期“边藩之地，如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处，彼等均有详细之调查”，“吾国国人，对于边疆之情势，非特不知为详确之考查与研究，即欲有所知亦多借助于外人之著述”，可谓具体而微的印证。

二、李安宅对涉藏地区社会文化的认识

李安宅认为中国涉藏地区，“就是说藏话和有藏族文化的民族聚居区”，包括西藏、西康和安多等三个文化区，这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在他看来，那时“国人对于所有藏民区域多不明了，所以发号施令背后的舆论不易开明，而具体的设施也不易切合时宜”。他特别关注安多区域，认为“安多成为一个自然区域，就等于西康、前藏、后藏等各个成为自然区域一样”，但是在“一切藏民区域之中，安多又是最少被人知觉的角落”，“划归三省以后，国人视为内地，便无过问的预备了”。他明确指出，藏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涉藏地区与内地应互助共进，其中安多可作为“根据地”发挥作用：“藏民是中华民族当中很有生力的一部份，他那诚朴勇敢急公忘私的精神足为内地文化的强心剂，他那疾病、死亡、知识不普遍，生活甚落后的情态也需要内地较高技术的提携，以使他发挥出他所应有的力量。那么，经营安多区以与其他藏民区域配备起来，并为之根据地，乃是需要以军事政治的眼光来高瞻远瞩，至于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更是明白的事了。”他认为安多“不但自成天然区域，且有高屋建瓴，摄制其他区域之势。汉藏、蒙藏、回藏等冲突，在历史上层出不穷，概由于此”，而且该地“犀角、麝香、皮毛、马匹（中国三大产马地之一）的出产，茶谷杂货的输入，更为西北主要经济生命线之一”，此区域若得不到建设，不为国家之利，必为国家之累。其中拉卜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利于示范性推动边疆民族工作的区域：一是“拉卜楞寺有表率群伦的资格”，其僧人人数为所有涉藏地区“拉萨以外蒙藏寺院之冠”，“在品质上”也“远超他寺之上，而有与拉萨三大寺相提并论的趋势”；二是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年富力强”，拉卜楞寺大活佛嘉木样为其弟，“以教权为其保障”，在对有冲处突方面具有“许多自然的优势”；三是“拉卜楞一带在种族宗教及一般文化的接触上，方面比较多，过程比较自然，问题比较富于代表性，作为服务、研究、训练，三而一，一而三的工作中心，也比较容易推广”。

李安宅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贯穿其藏学研究始终。他认为，“宗教在边疆的势力较在内地为大，故欲建设边疆，在文化一方面应以宗教为对象，因为宗教在边疆不但常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而且常是惟一的教育”。他发现很多初到边地者不熟悉当地民风、民仪及其制度，“以所不知者视为无有”，认为该地“没有礼教”“没有教育”，实际上，“站在沟通文化的立场，这是十分可惜而需要纠正的事态”。边疆宗教问题在沟通文化、发展教育等领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教外人士对宗教抱有敌视或歧视的态度，“必致引起教内人对于一切教外人的怀疑”，“沟通文化的事功”就会存在极大困难。

李安宅是站在沟通文化与比较宗教学的立场上研究藏传佛教的。在他看来，“专行的佛学，非专行的人太不容易了解”，但行外人士研究也有益处，“必是非专行的人加以研究，才以一般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即对于佛法的弘扬，亦应有非专行的裨益”。他发现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已形成最有力的制度：在宗教范围以内其影响“弥满于人生各方面”，非内地佛教所可比拟；在宗教范围以外还是“教育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一切舆论、价值、权术的枢纽”，其地位之高、影响之大不容忽视，如不了解蒙藏地区社会生活，即无法开展有效的边政建设，“为了建设蒙藏，我们不能不用社会制度的观点研究喇嘛教”，但这不是“专行的佛学者所肯于作的范围”。可见李安宅研究宗教文化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在通过历史梳理、现状剖析，分析其功能，最终为研究蒙藏社会，推动边政工作和边疆建设提供借鉴。李安宅发表藏族宗教研究论文甚多，《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更是集其藏学研究之大成，另一著作《边疆社会工作》同样受益于藏学研究，该书“自序”即交代“写这一本书的动机”：“到了甘青交界的拉卜楞藏民区，看见许多事业需要作，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许多人事需要调整，便感觉到一种《边疆工作手册》是需要编写的。”

李安宅提倡在涉藏地区实行创化教育，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对准了真问题来想办法的有生力的教育”。他认为当时所谓“边疆式的学校”，即在藏传佛教寺院、清真寺及福音堂之中，其中藏传佛教最是完善，相当于“初小进而至于研究院的组织，如文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历算学院”。据其调研，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是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尤其是教育中心”，“一个寺院就是一个大学，或者专门学校。不过这类大学或专门学校是从小学办起而以研究院为学术的府库罢了”。判定寺院是大学还是专门学校主要看其有几个学院。安多区域拉卜楞寺就是个典型的“大学”，在其六个学院中，显教的文学院（帖桑朗扎仓）最大，其余五个系密教，人员总数不及显教。这五个密教学院，包括两个神学院，即续部下院（居曼巴扎仓）、续部上院（居多巴扎仓），两个天文学院，即习北京历的欢喜金刚院（吉多扎仓）与习拉萨历的时轮金刚院（顶科扎仓），还有一个医学院（曼巴扎仓）。其中显教重理解，类似大学教育；密教重修持，类似技术或专门教育。李安宅认为这些学院“兼有书院制与课室制的长处，没有两者的短处。不但没有两者的短处，而且还有两者所没有的长处”。不过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之不足也较为明显：一是内容限制太多，不能使学生学到与社会进行交往的必要知识；二是知识和学者都集中在寺院里，一般群众缺乏受教育机会。李安宅认为，如能将寺院视作教育机构巧加利用，“逐渐加入现代常识，且于没有国语之处，逐渐加入国语，始能文教沟通，情感流畅，两存其便，方得一致处达成全国一致的公民标准，个别处适应因地制宜的地方特点”，对于推动边政极为有利。

李安宅强调“实地研究”是“产生正确知识的惟一方法”。他发现国人“对于边疆知道得太少”，在于内地与边地“社会距离过远”，“彼此不能采取设身处地的看法，当然更使彼此不能了解，而且也就促成孤陋寡闻与夫文化不同的缺陷”。李安宅认为开展实地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服务、训练的“连合”。他强调，“最有效的宣传，乃在使人共同参加实地研究，实地服务；使在实地研究，实地服务当中证得实地工作的意义。我们主张研究——服务——宣传三位一体，便是这种道理。而这种三位一体的理想，大能实现于实地工作之中。”李安宅在西北藏族聚居区数年，即是践行这一思想，后来在四川工作付诸实践，特别是参与指导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并撰成《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这是其“三位一体”的实地研究的结晶。

三、李安宅对汉藏关系的论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强调是当时边疆民族研究的一个基本语境。所谓整体性，从全局角度看，是要实现全国融合多民族为一族；从区域上看，就是要实现边疆与内地的共同发展。1939年因为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所引发的论争，即是在政学两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持续强调的背景下发生的。众多来到边地的各学科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在与边疆民族的交互中，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性探索。李安宅即是其中较有代表性者。他超越学界对其定性的“功能学派”的研究范式，从汉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对中华民族整体性问题提供了有力证据。

李安宅从事的藏学研究，主要涉及的区域是安多和康巴地区。两地均为汉藏连接、交汇地带，是汉藏文化交往交流密切的前沿地带。在时人眼中，拉卜楞既是“四不管地带”，也是“汉藏民族的边缘”，更是“沟通汉藏文化的一个枢纽地方”。康区也类似，“在东西方向上是藏、汉民族之间的过渡带与连接带，是藏、汉民族接触、交流、互动的通道，也是汉、藏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地区”。李安宅认为德格是“西康文化中心，旧派著名寺院多在境内；而且康藏关系以此为枢纽，横的接触，纵的历史，均有举足轻重之势”。清代民国时期，这些地区汉藏民族交往频繁，汉藏文化深度交融，逐步形成多元共生格局。然就当时对汉藏关系的研究而言，中外呈现出不同面向。进入中国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西方旅行家、传教士，致力于寻找汉藏间的人类学差异，预设“二元对立”的两极想象。相比而言，国人对边疆研究投入不足，落后于人。20世纪30年代起，藏学研究成果多为调查报告，既缺乏理论框架分析，在数量和覆盖区域上也相对不足。言心哲发现，对外蒙古、新疆的情形，“要请教俄国人”，对西藏、青海等处的情形，“要问英国人才清楚”。李安宅注意到不少国人对“藏族社会基础与制度究竟是什么样”近乎“一无所知”，认为“为了有助于抗建事业，团结两大民族，势非好好促进双方了解不可”。

李安宅虽以民族学为专长，实则在历史学领域素养甚深，其代表作《〈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就不妨看作是分别以社会学与民族学方法所作之史学研究。李安宅在对汉藏关系的考察中，注重二者的历史交织及其间的多元一体关系。一般认为，历史学和人类学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都有明显差异，分别重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前者注重文字资料，后者倚重田野考察和口头资料，但时下兴起的历史人类学却凸显了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民族关系是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及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共时和历时的社会历史现象。研究民族关系，需要运用多学科方法与视角，从纵横两个方面揭示其规律。李安宅的藏学研究及其发表的论著就具有这种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的研究特点，有学者将这种特点归纳为在“历史的圜局中”探索民族间的“文化多层覆盖和置换关系”。

在藏族的族源问题上，李安宅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多学科纵横探索的特点。当时学界多以羌为藏族起源。郑天挺认为西藏土名“Bod”为发羌之对音，从音韵学上论证发羌即吐蕃的先世。翦伯赞认为“吐蕃”可能是藏语“TO-PO”之直译，吐蕃种族“既不始于东汉之发羌，更不始于东晋末之秃髪”，其“人种之主要的成份是南徙之诸羌，并非发羌之一族，更非后来之秃髪族”。李安宅认为藏族是“许多民族的混合居民”，其理由是藏族最早见于汉文记载，是唐代的吐蕃，“在这个区域中还有羌、氐、吐谷浑、戎、附国、东女国等，且在唐以前最重要的民族记载是羌，历史学家也把藏族叫作羌族”。他以安多为例，通过实地考察，结合当地留存的“古城废址”“梯田的遗迹”“各处县郡志书”“各喇嘛寺院与土官的私藏谱系”等，认为安多“在藏民移殖过来以前，已经有了汉人的文化”，“藏民既是后起的，而且语言系统也不同，当然不就像一切人所说是羌民的后代”。他分析甘青两省羌人一部南迁了，如四川羌民，其他则被同化，“既同化于汉，也同化于藏，‘伏羌’‘宁羌’‘镇羌’一类的地名，便是对付羌人的‘文化遗留’——然不可将那时的羌与吐蕃混为一谈”。李安宅进一步“考之古史”，引用“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流也）鲧于羽山以变东夷”。此事最早出自《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整理《尧典》，而后增益有关“三苗”的资料。换言之，早在先秦时期中原与四夷已有密切交往，既以文化区分族群，自然可通过文化改变族群身份。通过梳理史实，李安宅指出：“这样悠久的文化生理等过程，不但使历史上的伟人成了我们共同的祖先，即书不同文的藏民，一自唐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嫁与两代藏王（公元后六四一与七一〇）以来，也与我们有不可分解的血缘关系。”李安宅通过发掘汉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展示双方历史渊源，力图消除彼此的误解和隔阂，以此拉进双方的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汉藏关系放入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综合探析汉藏文化的多元一体关系。

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化必然具有“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汉藏文化传统历史悠久，都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都是在吸收、融合各种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李安宅通过文献记载和田野考察两种路径，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汉藏文化互相吸收、渗透、融合的考察与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文化差异性的承认，同时又在寻求两者的共性。“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以来，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问题。寻找一个能够彼此紧密团结的超越性情感纽带，是实现多民族国家构想的关键。对那时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李安宅并未直接参与，但并非没有定见。与多数人类学家、边疆学者不同，李安宅在行文中很少用“民族”这个概念，多以“部族”来表述，也很少用“少数民族”或“边疆民族”，多以“边民”“边胞”代之。在他看来，普通人所谓“民族的问题”，“都是文化问题，或怎样利用文化，创造文化的问题”，因此，“复兴民族，归根到底，就是要甚么样的文化，并怎样利用文化创造文化的问题”。

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关系问题上，李安宅明确提出“公民原则”，其实就是在中华民族认同下的民族平等原则。他认为“帝制时代”各民族的“权利义务不尽同”，边政常体现为“压迫、羁縻”乃至“愚民为政”；但在“公民权利义务是相同的”条件下，“可以既有全国一致的国语，又有各地不同的方言；既有中心思想，又有各派宗教，既同样属于中华民族，又有血统的分别；既有统一的典章制度，又有各别的设施与习惯”。在他看来，“一”与“多”相互依存，且相互成就：“今后则要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多以成其复异丰富，一以成其庄严伟大”，“这种在统一中求得各别的适应，又在各别适应中达成真正统一的原则，普通的说法叫作公民原则”，亦可叫作“精神的区域分工”。他强调公民应以国为本位，“国之所以为国，即在不以血缘为界限、不以宗教为范围，而以地缘为界限，以共同的权利义务为范围”。在公民原则下，地方可发挥其所长，“同时授以现代常识，使其明了现代国民所应有之权利与义务”，不必“狃于部族、种色、宗教、语言各方面的偏见，或者形式的一致”。与当时流行的确定了主体民族的中华民族观念不同，李安宅提出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并未特别强调某一具体民族的主体作用，而是在承认中华民族内部差异性、多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强调“真正统一”原则下的“区域分工”，盖分工之目的无非在合作，强调公民原则志在巩固国家认同，更好铸牢中华一体意识。这显示出李安宅着力调和“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在整体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实整体的文化模式。

如卫惠林所言，“接触到边疆民族问题，无论是政治的或学术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民族观念问题”。从历史来看，汉藏文化交流，受各种政治、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并不只是直线的、良性的，亦常有曲折的、非理性的。就以时人对藏族称谓为例，即可见一斑。时人著述中，就有将藏族划分为“汉化的熟番”和“野蛮的番夷”。任乃强曾谈道：“对于番人常存轻视心，鄙薄心，疏远心，厌憎心，驯至汉番情感隔阂，距离日远。”曾承本将内地对于康藏等地区的带有歧视性质的称呼视为其地“形成动乱的状态，加深了民族间的危机”的最大原因，认为“番子”“蛮子”或“夷人”等称呼，“对于康藏民族的历史上，不但不能连系，反多矛盾之处，况且番蛮等的称谓，含着粗野蛮横的意思，而在事实上又往往虐待加害康藏人民，因之两者之间成形了莫大的隔阂，感情亦逐渐决裂”。研究者不能落入此等认识误区。李安宅强调，沟通物质文化的人，“对于衣食住等不同的方式，要有设身处地的同情心，才能推求其所以然的道理，而不被外表的歧异所隔阂”；沟通精神文化的人，“对于宗教制度等不同的方式，也需要设身处地的同情心，才能舍末求本而彼此相会于心，共证自我领域的扩大，人生水平的提高，情操基调的加强”。

四、结语

李安宅是我国较早运用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方法进行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其藏学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视历史文献；既着眼于基础研究，又放眼现实问题，最终落脚点在于沟通汉藏，对国家建设、民族关系做出理性思考。

在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热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民族理论是当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语境之一。众多民族学家“或投身田野，或钩沉史海，在人类学科的框架下阐释国家与民族、中华民族整体与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观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支持，在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安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时人即认为，其边疆研究并不是为边疆而论边疆，而是从整个国家去看边疆，将边疆建设视作“建国大业的一环”，将“边疆工作与整个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他将汉藏交往放入中华民族交往史中，着力调和“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是对中华民族理论的有益贡献。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2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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