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等：“多麦东本”：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从“萨玛王朝”的传说说起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刊学术委员；降央松姆，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黄辛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摘要】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不仅有被当地人称作“萨玛王朝”的遗址，也流传着诸多“萨玛王朝”同德格土司家族渊源关系的传说。为厘清该问题，笔者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史籍文献的记载，对此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讨。元代，德格家族的四郎仁青因担任八思巴的首席侍从官，在八思巴举荐下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成为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即传说中的“萨玛王朝”。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文献与历史背景的分析，认为“萨玛王朝”的建立时间即四郎仁青受封“多麦东本”的时间1264年，“多麦东本”是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也成为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发展为康北地区最大势力之根脉。尽管元朝1325年才设置管辖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但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却始于1264年。因此，“多麦东本”作为元朝中央在康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关键词】萨玛王朝；元朝中央；八思巴；多麦东本；德格土司

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境内，存在一处比较大型的建筑遗址，当地村民称作“萨玛王朝”遗址。遗址中陆续采集到一些建筑构件和宗教物品。当地村民中有关“萨玛王朝”的传说很多，最主要的说法是，“萨玛王朝”遗址原系德格土司家族的祖屋和祖源地，是德格土司的发祥地，德格土司的前身是当地藏族民众所称的“萨玛王朝”。“萨玛王朝”在当地存续了160余年，在民众中很有威望，当地民众均为其属民后裔。此后，“萨玛王朝”及其家族开始向北迁徙，在多次迁徙后，最后到达今德格县林葱土司所在地，最初为林葱土司的属下，之后逐渐坐大成势，最终取代林葱土司成为康北地区势力最大的德格土司。按照传说，德格土司乃是由“萨玛王朝”北迁之后发展而来。

传说扑朔迷离，细节生动而丰富，是当地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那么，这些流传于当地的“萨玛王朝”传说是否可信？是否有史料依据？为搞清楚笼罩于历史迷雾中的“萨玛王朝”究竟是史实还是传说，笔者一行应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委领导和白玉县委、县政府的邀请，专程前往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对“萨玛王朝”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实地考察基础上，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藏、汉文史籍文献，及对史料文献进行细致梳理、比较和研究，对当地民众传说中“萨玛王朝”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面貌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本文即是笔者在对“萨玛王朝”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初步报告。

一、关于“萨玛王朝”的传说与史实记载

根据笔者在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一带藏族民众和寺院僧人中收集到的传说，德格土司家族祖源地是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在德格土司家族第三十代时，其三兄弟之一的四郎仁青（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追随元朝国师（后封为帝师）八思巴，担任八思巴的侍从官。据说当时八思巴身边有13位侍从官，四郎仁青因深得八思巴信任，地位颇高，居13位侍从官之首，是八思巴身边专门管理饮食的侍从官。之后在八思巴的举荐下，四郎仁青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多麦千户，མདོ་སྨད་སྟོང་དཔོན།）。“多麦东本”在当地统治160余年，并在沙马乡德托村一带修建了萨玛寺。由于“多麦东本”是由元朝中央所册封，在当地的地位和威望颇高，在属民中很有影响力。当地属民遂将其称作“萨玛王朝”。

约在德格家族第三十四代之后，噶拖寺高僧更登降参通过打卦问卜告知德格家族，若要家族事业兴旺发达，须向北迁往一个3条河流交汇且看到的天空是三角形的地方，并有一条河流是自西向东流淌。德格家族听从其建议开始北迁，最初迁至今白玉县河坡镇一带，后又迁往今德格县龚垭乡，发现两地均不符合上述条件，继续北迁，最后才到达与上述地理环境及条件完全吻合的今德格县更庆镇，即今德格县城所在地。其时，更庆镇一带尚为林葱土司辖地，北迁的“多麦东本”依附于林葱土司麾下。经过200余年的惨淡经营，势力逐渐坐大，遂取代林葱土司，成为康北地区势力极大，号称“天德格、地德格”的德格土司。

按照以上传说，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德格土司并非由林葱土司发展而来，从地望、家族血统和政治脉络看，德格土司家族的发源地是白玉县沙马乡，家族血统渊源于沙马乡之四郎仁青家族，政治脉络则始于元朝中央册封的“多麦东本”，亦即当地所称的“萨玛王朝”。德格家族在北迁之后之所以能够坐大，取代林葱土司而发展成为金沙江流域最大的地方势力，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其家族中的四郎仁青曾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并在今白玉一带进行了长达160多年的统治。这一身份和背景，正是德格土司家族能从白玉县沙马乡的“多麦东本”这棵“小树苗”，最终发展成地跨金沙江两岸、康北地区的德格土司这棵“参天大树”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背景来看，白玉县沙马乡的四郎仁青被元朝册封的“多麦东本”即所谓“萨玛王朝”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德格土司何以坐大，并发展成为康北地区最大的地方势力，至为关键。

元朝中央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将今白玉县沙马乡的四郎仁青册封为“多麦东本”的？据我们遍查记叙元代萨迦派及萨迦政权史实的《萨迦世系史》《萨迦世系史续编》《红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朗氏家族史》《青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安多政教史》等藏文史籍和《元史》等汉文史籍，均无关于元朝中央册封“多麦东本”的记载。但元朝中央册封“多麦东本”的记载，却清晰地保留在有关德格土司世系的各种记载中。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德格世德颂》中的记载：

德格土司家族以噶尔·东赞为第一世。其传承至二十八世时，改宗萨迦派，至第二十九世时家有两子，长子名为达玛云登，次子名为更登巴坚参，其有三子，长子名邬金巴，次子名为四郎仁青，幼子名为欧巴古如，欧巴古如有九子但没有记载名字。更登巴坚参次子四郎仁青，曾被生灵之怙主法王八思巴称赞为拥有“四德十善”之智者，此为“德格”名号的由来。四郎仁青为帝师八思巴十三侍从中排名为首的索本（管理饮食），拜见皇帝忽必烈后，得到管理康区的权力，获得水晶敕书等九件物品，以及虎头如意宝等，被册封为多麦东本。此后年老时建立萨玛寺，萨玛寺也开始有了千余人的僧团，此为佛教之根本，自此德格家族掌握政教大权。

除《德格世德颂》外，德格版《般若十万颂目录》也有记载：

其长子四郎仁青追随怙主法王八思巴，担任法王的十三侍从官之首“索本”（负责膳食）之职，顺应皇帝忽必烈之心意，与忽必烈汗结成供施关系，收到水晶敕书和虎头官印，如意三宝等封赏，委以崇高之职位，晚年建立萨玛（扬）寺，管辖千人之僧团，佛法之根基始建于此。其弟欧巴古如有九子，小妃淳氏赤本萨生三子，长子欧杰即是达瓦桑布统治萨玛的“多麦”政权，被皇帝册封为“萨玛千户”以文书形式赋予了其崇高的地位。

德格版《丹珠尔总目录》亦载：

此后（更登巴坚参）有两子，长子为禅师四郎仁青，次子是欧古如。长子四郎仁青精通佛法与世间之法的学说与道理。因其心性已达到了殊胜之境，拥有高尚的品行和无上智慧等圆满功德，而依止持一切无误佛法的智者法王八思巴。法王座下所安立的职务：索（司膳官）、森（侍寝官）、却（供祀官）三者；可宾、仲译、司库三者；司厨、引见、营帐三者；管鞍具、管马匹、管牛、管狗四者，是“高位者”所需的十三种侍从官，此（侍从体系）流行于法王萨迦巴·具德八思巴时期。（四郎仁青）担任其法王的十三种侍从之首“索本”之职。尔后，其职位逐渐晋升，被授予千户敕书、虎头官印，三宝与军队等，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后在萨玛（扬）寺掌管千余僧团，奠定了其宏大的佛法之基。

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与《郭扎佛教史》记载相同：

四郎仁青礼奉法王八思巴，担任索本职位，皇帝忽必烈赐予他玺印、敕书，取得很大的权力和地位。晚年，在萨玛（扬）寺时管理千余人僧团。

以上记载，表明如下几个事实：

第一，四郎仁青受元朝中央册封的史实，较为清晰地保留在记载德格土司世系的各种藏文史籍中。

第二，四郎仁青曾经担任帝师八思巴十三侍从中排名为首的索本（管理饮食），并拜见过元世祖忽必烈。

第三，四郎仁青被元朝册封为“多麦东本”，是在忽必烈当政时期。

第四，德格土司家族信奉萨迦派，并建立属于萨迦派的萨玛寺，均在四郎仁青时期。萨玛寺曾经有千余名僧人。

以上四点，均是我们从记叙德格土司家族历史的《德格世德颂》、德格版《般若十万颂目录》、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德格版《丹珠尔总目录》《郭扎佛教史》等史籍中获得的历史信息。

很显然，这些历史信息与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一带藏族民众和寺院僧人中的诸多传说，内容和情节大同小异。由此看来，德格家族中四郎仁青受元朝中央册封一事，至少得到两方面的印证，其一，德格土司世系的诸多史籍中均有此记载；其二，当地流传的传说中，清楚地反映了四郎仁青受元朝中央册封的史实和历史记忆。这两方面的证据吻合，可彼此印证。

二、元朝中央册封“多麦东本”的时间

那么，四郎仁青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究竟是在什么时间？这对于理解“萨玛王朝”史实至为关键。

关于“萨玛王朝”，《白玉县志》有这样一段文字：

南宋景定四年（1263），德格家族第29代四郎仁青随帝师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墨东本”（多麦东本）。他在沙马地方建“亦思马儿甘军民万户府”，史称“萨玛政权”或“萨玛王朝”，这是白玉境内建置的开端。

南宋景定四年为公元1263年。至于为何确定为景定四年，文中没有说明，对其依据，我们尚不得而知。

陈庆英先生在《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一书中，对元朝册封四郎仁青的情形，有如下论述：

在四川甘孜地区，第27世德格土司乌金巴的弟弟索朗仁青（四郎仁青）相传是八思巴的侍从，为萨迦派的名僧之一，由八思巴举荐受封为朵麦千户（多麦东本），管辖今天的巴塘、宁静、白玉等地，他在白玉和巴塘相接的萨玛村，修建了一座名叫萨玛寺的寺院，作为他的宫殿，故其政权有“萨玛政权”之称。

藏族学者格勒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中，对萨玛政权有如下论述：

到了宋末元初，萨迦派的势力崛起，并开始伸向康区。这时德格土司已传到第二十五世鲜鲁多吉（གཞོན་ནུ་རྡོ་རྗེ）。萨迦教派在土司的支持下，首先在德格地方发展壮大，并且名德辈出，教法宏扬，遐迩闻名。第二十七世德格土司乌金巴（ཨོ་རྒྱན་པ）的弟弟索朗仁青（བསོད་ནམས་རིན་ཆེན），传说是元朝帝师八思巴的侍者，为萨迦的名僧之一，曾受元朝之封为多墨东本（མདོ་སྨད་སྟོང་དཔོན），管辖今巴塘、宁静、白玉等地，因他在白玉与巴塘相接的萨玛村，修建了一座寺院名为萨玛寺（ས་དམར་དགོན），作为他的宫殿，故其政权有“萨玛政权”之称。这里，德格土司第一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有人考证，《元史》中的“亦思马儿甘军民万户府”疑指“萨玛政权”。

格勒虽提及索朗仁青（四郎仁青）被元朝册封“多墨东本”（多麦东本）一事，却并未涉及册封的时间。陈庆英虽认为是公元1264年，但对册封过程却作了模糊处理，称：“八思巴返回萨迦途中（1264年），在四川甘孜地区，第27世德格土司乌金巴的弟弟索朗仁青（四郎仁青）相传是八思巴的侍从，为萨迦派的名僧之一，由八思巴举荐受封为朵麦千户（多麦东本）”。从表述看，似是1264年八思巴返回萨迦途中，在四川甘孜地区，四郎仁青由八思巴举荐受封为多麦东本。也就是说，四郎仁青受封为多麦东本是发生在八思巴返藏的途中。然仔细推敲，这显然缺乏操作性。首先，册封尽管是由八思巴举荐，但实施册封的主体必是元朝中央，不可能是八思巴本人。其次，八思巴一行行至今四川甘孜州境内，要对四郎仁青进行册封，必须获得元朝中央的应允和授权，而以当时的交通或通信条件显然均不允许。加之，元朝中央绝不会如此草率、随意将册封权力交到八思巴手中。

事实上，我们不难注意到，前文所引藏文史籍《德格世德颂》、德格版《般若十万颂目录》、德格版《丹珠尔总目录》、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郭扎佛教史》所记四郎仁青受册封一事，均明确提到一个事实——他是由元朝皇帝忽必列亲自册封。此不赘述。

既然四郎仁青是元朝皇帝忽必列亲自册封，并赐予他水晶敕书、玺印和虎头如意宝等物，那么，对四郎仁青的册封，就绝不可能发生在八思巴途经康区之时，而应当是八思巴一行离开元朝大都前夕在大都进行的，并由忽必列亲自进行册封。从这一逻辑和背景判断，《白玉县志》的描述显然相对准确：“德格家族第29代四郎仁青随帝师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墨东本’（多麦东本）。……史称‘萨玛政权’或‘萨玛王朝’”。四郎仁青随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麦东本”的判断，显然符合情理，也更真实可信。

问题是，四郎仁青随帝师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麦东本”的时间，究竟是1263年还是1264年？综合史籍文献记载看，1264年似较为合理。藏文史籍《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离开上都前往西藏之时，忽必烈曾赐予他珍珠诏书，并明确提及“朕之诏书于鼠年夏五月初一日在上都写就”。对此年，陈庆英等有一个诠释：“此鼠年为藏历第四饶迥阳木鼠年，公元一二六四年。是年八月，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改年号为至元。而八思巴也在接受这份诏书后于是年夏离中都启程回萨迦”。四郎仁青作为八思巴的侍从官，也应在这一年夏天随八思巴离开大都前往藏地。从这一情形来判断，元朝中央册封四郎仁青的时间，很可能在1264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元大都的前夕。在他们启程前夕，忽必烈不仅赐予八思巴珍珠诏书和优礼僧人诏书，而且也对八思巴居首位的侍从官四郎仁青进行了册封，并赐予水晶敕书、玺印和虎头如意宝等，作为正式册封之凭据。1264年八思巴一行途经康区，乃正式颁布和兑现元朝中央的册封。既然四郎仁青是“随帝师八思巴朝见忽必烈”被封为“多麦东本”的，那么表明四郎仁青受到册封不仅出于八思巴的举荐，册封也是“随帝师八思巴朝见忽必烈”之时进行的。四郎仁青受册封，乃因他是当时八思巴团队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多麦东本”的地位与影响力

关于四郎仁青的封号“多麦东本”，“多麦”（མདོ་སྨད།）一词系指地方；“东本”（སྟོང་དཔོན།）则是“千户”的意思。故“多麦东本”封号，意味着元朝中央是将四郎仁青正式册封为“多麦”地方的千户，即管辖“多麦”的地方政权。陈庆英认为，“多麦东本”亦即萨玛政权管辖区域，大致包括今天的巴塘、芒康、白玉等地。

“多麦”一词在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藏文文献中已出现。敦煌藏文写卷P.T.1288中常出现“多麦”的记载。人们也将“མདོ་སྨད། ”（即“多麦”）译为“多思麻”。从敦煌藏文文献的记载虽难以判断其具体所指区域，但可以肯定，“མདོ་སྨད།”乃是吐蕃人对东部地区的一种称呼。

传统上藏语中一般将高地称为“多”（མདོ ），将高地所对应的地势较低、较平的地方称作“多麦”。故任乃强认为，“多麦”一词，“犹云‘安多’之下方，所包之地应甚广也”。这一点，在第司·桑结嘉措所著《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中得到充分反映。该书将八宿、边坝、洛隆、江达、波密等划归“朵康堆”（མདོ་ཁམས་སྟོད），将昌都、芒康、察雅、左贡、甘孜、康定、巴塘、理塘、木里划归“朵康麦”（མདོ་ཁམས་སྨད）。把金沙江流域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称作“多麦”，极可能是卫藏人的一种传统习惯。如191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委派噶伦强巴丹达担任多麦基巧（མདོ་སྨད་སྤྱི་ཁྱབ།），处理多麦（即昌都）地区的军政事务。多麦基巧所管辖的区域，“为金沙江以西之康属全境，惟丹达山以西之嘉黎、太昭两县除外，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以前，江东尚有邓（柯）、德（格）、白（玉）、石（渠）四县，后即退出”。根据这一事实，到1932年以前，多麦基巧的管辖范围包括金沙江东西区域，这与清代藏文文献中所称“多麦”地区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从上述史实，我们不难看到，在卫藏人的观念中，金沙江沿岸相当一部分地区均被称作“多麦”，这是一种传统的地域概念，在元代更是如此。因此，元代将祖居于这一区域的四郎仁青册封为“多麦东本”，即“多麦”地区的千户，也就不难理解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四郎仁青的册封，同以往册封藏地某人某某称号性质截然不同，把治下某一区域赐予某地方头人，授权其进行管理，这是元朝所开创的土司制的独特模式。忽必烈应八思巴的举荐，将四郎仁青册封为“多麦”地区的“多麦东本”，正是元朝在藏地推行和实施土司制的开端。

对四郎仁青册封为“多麦东本”以后的情况，记叙德格土司世系的各藏文史籍中均有记载（见前引文）。元朝中央对四郎仁青的册封，不仅使其获得很大的权力和受人尊重之地位，而且管理广大区域，还在晚年时修建了萨玛寺，“萨玛寺也开始有了千余人的僧团”。任乃强、陈庆英和格勒均认为萨玛寺兼有双重功能，既是寺院，也是“多麦东本”四郎仁青的衙署和宫殿。这样，“多麦东本”遂成为以白玉为中心的金沙江流域最重要的地方政权。当地民众至今仍广泛流传的“萨玛王朝”传说，正反映了“多麦东本”当年的崇高威望和地位。可以说，元朝中央将四郎仁青册封为“多麦东本”，使之成为管理多麦一带政教事务的地方政权，不仅是德格土司家族发迹的源头，也是后来德格土司家族北迁、坐大成势，并取代林葱土司发展成康北地区地跨金沙江两岸最大的地方政权之根脉。

从很大程度上说，至今仍存在于当地民众中的“萨玛王朝”传说和历史记忆，正是对元朝册封“多麦东本”及“萨玛王朝”在当地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力的最好说明。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大体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在记叙德格土司家族历史的《德格世德颂》、德格版《般若十万颂目录》、德格版《大藏经〈甘珠尔〉总目录》、德格版《丹珠尔总目录》和《郭扎佛教史》等藏文史籍中，均清晰保留着历史上德格土司家族中四郎仁青被元朝中央册封的记载。册封的原因，是因为四郎仁青是帝师八思巴十三侍从中排名为首的索本（管理饮食），深得八思巴信任，是八思巴政教团队中地位显赫的一位重要人物。

第二，关于四郎仁青受册封一事，各史籍记载有一点非常一致：四郎仁青是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册封的。

第三，四郎仁青既然由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册封，那么，册封地点显然不是在康区，而是在元大都，是在八思巴受忽必烈派遣离开大都启程前往西藏建立行政体系的前夕。按照此背景推测，四郎仁青受册封的时间，应是在1264年。

那么，元朝中央对四郎仁青的册封，是否能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和支持？从目前看，至少有以下3个证据可资印证：

其一，今德格县所在地的原德格土司家族最重要的寺庙，亦即作为德格土司家庙的更庆寺，属于萨迦派寺庙。这显然是当年四郎仁青追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并建立“有僧千余”的萨迦派萨玛寺的历史传承与孑遗。也是四郎仁青以来德格土司家族在宗教上一脉相承地崇奉萨迦派的重要旁证。尤为重要的是，至今德格土司家族仍将曾经位于白玉县沙马乡德托村的萨玛寺尊为祖寺。

其二，德格土司家族的历史上起公元7世纪初，下至民国时期，跨度达1200余年，历经50代。一个土司家族世系能有如此漫长的历史，保留达50代的完整家族历史记忆，这在目前的土司家族世系中实属罕见。这说明，德格土司家族在历史上曾有过极大的光荣。而这份光荣，应当与元代四郎仁青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的辉煌事迹密不可分。

其三，德格土司家族世系，将其先祖追溯到唐代初松赞干布的大论噶尔·东赞。据《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噶尔·东赞是极具才干的能臣，在松赞干布去世后，其家族势力崛起，权势炙手可热，引起赞普王室的极大不安与猜忌，于是发生翦灭噶尔家族事件。在此背景下，噶尔家族遂向东奔逃，并投靠唐朝。德格土司家族是否出自吐蕃时投靠唐朝的噶尔家族之后裔，已不可稽考。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噶尔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向东投靠唐朝。德格土司将其家世来源追溯至吐蕃时期的噶尔家族，此历史记忆清楚反映了一点——德格土司的家族记忆中，对以中央政权作为靠山甚为认同，并深谙依附和投靠中央政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种家族历史记忆同德格土司势力发展壮大的路径比较一致。

石硕在《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一文中，曾对元朝在藏地设立的3个行政区同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的关系作过系统探讨，提出元朝在对藏地的治理、管辖过程中，对其地理区域的认识有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元朝曾设置3个军政机构来管理青藏高原地区，它们分别是1269年设置的“土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1292年设置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1325年设置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这3个军政机构所对应的管理区域，分别是“安多”（即甘青地区）、西藏和“康区”（今川滇西部及藏东）。从这一情形看，元朝通过设置“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对康区实施管理的时间明显偏晚，直到1325年才设置管理“康区”的军政机构。这似乎意味着元朝对康区的认识和了解明显滞后。其实，这种认识显然偏颇。事实上，从四郎仁青1264年被元朝中央册封为“多麦东本”，建立管辖今白玉、巴塘、芒康等地的地方政权看，元朝对康区金沙江流域进行管理和经营的时间相当早。据《元史·百官志》记载，1325年元朝设置管理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下辖有13个机构。任乃强先生认为，其中的“亦思马儿甘军民万户府”即1264年册封的“多麦东本”。

《元史》之“亦思马儿甘军民万户府”疑即此区（指多麦东本管辖区域），“思马儿甘”似为“萨玛更”之异译。藏官有东本（千户长），无万户长。汉云“万户府”，即藏文之东本也。

这意味着，1325年元朝设置管理康区的“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覆盖和囊括了“多麦东本”即所谓“萨玛王朝”辖区。因此，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元朝在康区的行政建制，实际上是始于1264年对白玉地区四郎仁青的册封，“多麦东本”即所谓“萨玛王朝”正是元朝中央在康区册封和设立的第一个地方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四郎仁青被册封为“多麦东本”的1264年，元朝治藏政策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这一年，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战争中获胜，地位趋于稳固。因其先前已收回了诸王在藏地的封地，如何对藏地进行管理，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和充分兼顾藏地特点，忽必烈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和充分倚重国师八思巴的做法。这一年，忽必烈于元朝中央设置了专门管理藏地事务的总制院，让八思巴领总制院事。通过扶持、倚重国师八思巴作为助手来管理青藏高原地区，这是1264年元朝治藏政策作出的一个重大调整。正是在此背景下，八思巴身边深得信任的首席侍从官四郎仁青，经八思巴力荐，率先被元世祖忽必烈册封为“多麦东本”即管辖多麦地区的千户，也成为元朝中央在康区设置的第一个地方政权。此举不但在元朝建立藏地行政体制中具有示范作用，也成为孕育后来康北地区最大地方势力——德格土司的一粒种子。从此角度说，元朝所册封的“多麦东本”被当地民众称作“萨玛东本”（ ས་དམར་སྟོང་དཔོན། ），用汉语则表述为“萨玛王朝”。这充分说明“多麦东本”在元朝建立康区行政体制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标志性意义。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1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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