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爱中：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与中央政府治藏互动关系考察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边疆治理。通过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邸报发挥了宣达皇命、沟通上下、分工协作、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信息传播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充当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工具，便利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联系，确保了清代“大一统”治理格局以及西藏局势的整体稳定，也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和了解。

【关键词】邸报；边疆治理；大一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袁爱中，西藏民族大学教授；卢春宇，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邸报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对维系“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对清中央政府来说，底定中原和治理边疆是实现“大一统”目标的两个重要面向。清朝建立了一套以奏折制度为核心的信息收发系统和以邸报为核心的信息发布系统，借助驿传系统助推国家治理。邸报可以把最高权力中心的政情，“以比较快的速度，公之于一个地域极为广阔的空间，准确地表达皇帝的意志，体现其权力在空间上的延伸，是表现中央权威、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一种方式。”当前学界在中国新闻传播史、少数民族新闻史以及清史研究中，利用邸报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研究的成果较为匮乏，成为一个亟待开拓的领域。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究其原因，一是根据清朝规制，驻京提塘负责办理邸报的编辑、发行业务，但西藏、青海、蒙古等边疆地区并没有设置驻京提塘，这是清代邸报在边疆传播较少，研究匮乏的原因；二是目前学界尚未发现清代邸报在西藏等边疆地区传播的直接证据，加之清代前期邸报原件多不可得，特别是乾隆以前，邸报实物原件更是少有存世；三是学者研究邸报时缺乏边疆视角，对清代典籍中涉及传播到边疆的邸报史料未予特别关注，邸报在边疆地区的传播成为研究的空白点和薄弱点。

通过挖掘史料，笔者发现雍正二年（1724），镇守四川松潘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周瑛入藏平叛，在呈奏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有“臣于西藏接阅邸抄”的表述。这说明邸报最晚于雍正二年已经到达西藏，雍正以后邸报还在西藏实现了相对稳定的传播。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邸抄》影印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京报（邸报）》中亦发现了丰富的涉藏内容；《申报》全录京报也有大量涉及西藏的邸报内容，通过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西藏和藏事满汉文档案以及藏事奏牍、日记、笔记等间接文献，也有涉及西藏内容的邸报记载。通过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本文拟就清代邸报在西藏传播与西藏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作出一些新的探索。

一、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

康熙五十七年（1718）春，准噶尔部蒙古攻占西藏，胤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进驻青海讨伐。在西宁，胤禵收到了康熙帝赏赐的诸多食品，其中有“随同二月初二日前来之邸报赏送之江南藕四箱”以及用“装邸报之匣”盛放的热河榛子等物。

另外，《藏纪概》一书也提到涉及西藏的邸报内容。《藏纪概》是目前公认最早成书的西藏地方志，由康熙末年随清军入藏的李凤彩撰写，记录了康熙五十九年抚远大将军胤禵指挥清朝北路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的经过及内容，对西藏的山川地貌等也作了介绍。《藏纪概》在“卷之初”有《录邸抄所载圣祖论地理水源文》（以下简称《论地理水源文》）相关内容：

康熙六十年二月初四日抚远大将军王允禵折奏。奉上谕：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尔等将山川地名详细改正具奏。

《藏纪概》所录邸报《论地理水源文》与清朝巩固在西藏的统治权与治理权相关，体现了“驱准保藏”后清朝认识边疆状况、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需要。 

“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许提塘官誊录事目，传示四方，谓之邸抄”。“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表明邸报源自从内阁发抄的皇帝谕旨与臣僚折奏，这些谕旨与折奏经过驻京提塘抄录后在全国发行形成邸报，其目的在于“天下公知”——“凡朝廷示谕京外大臣一切应办之事，以及用人行政并有当使天下人共知之件，若无月报，则何而知之？故由内阁衙门发抄，改名邸抄，交报局刊印通行”。这里特别提及“示谕京外大臣一切应办之事”，边疆地区也应该包括其中。《申报》“全录京报”刊载了许多涉及边疆事务的内容，同时也提出边疆“臣民”阅读邸报的必要性：

圣人之言，公而无私，国家之事亦公而无私。既可宣诸谕旨，其尚有忌讳之意而不使人知者耶？外省则有远近之别，其云贵、边疆且至百余日之程限，若京中则至近也。谕旨一出，臣民皆知。岂京中之臣民可以当日恭读，而外省之臣民必故示以秘密乎。

这表明邸报在边疆与内地皆有发行，且同等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邸报的编辑、发行主体均在北京，涉及边疆的内容没有超出宫门抄、谕旨、奏折范围，在版面安排上具有行省与边疆一体化编排特点，没有为边疆地区专门编辑发行，也并未出现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手抄本的邸报在明清时期有多个版本，明发谕旨是不同版本必录的内容，至于奏折会根据发往地区、对象不同，依据接近性、相关性原则予以选择、报道，发往京外的邸报存在信息损耗现象。因此，涉及边疆内容的邸报不仅在全国发行，更会发往边疆地区。因为，具奏人员经常从邸抄上了解朝廷对其上报内容的批示，也会看到自己及其他人员的任免奖惩信息，这是邸报受到官员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末年，清朝成功驱逐入侵西藏的准噶尔军队，康熙在《论地理水源文》中提及“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同时将西藏纳入《禹贡》九州的传统空间秩序之中，表达了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理观念。《论地理水源文》不仅记录在《清圣祖实录》中，也出现在邸报中。周霭联在嘉庆六年汇辑成的《西藏纪游》一书中，同样抄录了康熙上谕《论地理水源文》，说明他不仅完整接受康熙的西藏地理空间知识和观念，而且将这些地理观念内化并自觉主动传播西藏地理知识的动力。编纂于清乾隆末至嘉庆初年的《卫藏通志》，也将《论地理水源文》置于山川部分的最前面，使西藏成为世人较熟知的地理空间，形塑了关于西藏地理的空间观念。“地理空间划分与描述是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结果，但是，地理空间反过来又是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标志”。西藏地理空间知识就在这种宣传中逐渐内化为国民共识，不断塑造着国人的国家疆域意识，也孕育了国民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

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到乾隆后期清代疆域达到历史巅峰。在将边疆地区纳入主权治理范围的过程中，清廷总会及时宣扬皇帝开疆拓土的历史功绩，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和信息传播体系，在更广阔空间内完善国家主权构建，出刊诸邸报就是其中重要举措。邸报在边疆地区的传播，适应了清朝构建国家主权的政治需要，反映了清代对边疆直辖式、一体化管理的特点。边疆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邸报属于并服务于这个系统。清代邸报的功能不是一个抽象的论述，需要根据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与清朝边疆治理的互动关系加以论证。分析清代邸报中的涉藏内容，举凡中央驻藏官员、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的任免奖惩，西藏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西藏军政、宗教事务以及与四川直省的往来关系等均有呈现。

二、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与治藏政策的演变

《论地理水源文》明确指出西藏三危之地“犹中国之三省”的空间身份，揭示长江上游支流岷江、金沙江、汉水皆“源发于西番”的地理认知和媒介镜像。作为一种媒介形态，邸报还聚焦于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阿尔布巴叛乱、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抗击廓尔喀侵藏战争、英军侵藏以及川军入藏等重大事件，并予以媒介呈现。清代邸报中的西藏镜像，不仅体现了清朝对西藏地方行使政治、军事、宗教、外交等方面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同时展示了邸报与清朝治理西藏政策演变的互动关系。

（一）清代邸报对西藏重大军政活动的媒介呈现

雍正二年，清廷平复罗卜藏丹津叛乱，周瑛在入藏平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受到嘉奖。在呈递给雍正帝的谢恩折中，有“臣于西藏接阅邸抄”的字样：“镇守四川松潘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臣周瑛谨奏，为恭谢天恩事。雍正二年六月二十日，臣于西藏接阅邸抄，仰蒙圣主天恩，赏臣一拜他拉布勒哈番。”

雍正六年，西藏爆发了卫藏战争，清廷平复阿尔布巴叛乱的内容出现在邸抄中：“乃有阿尔布巴等逆天背理，侵扰西藏。皇上胞与为怀，赫焉震怒，特命大臣等带兵前往，纠察情由，分别治罪。一切机宜皆预定于宸衷胜算，今渠魁已经就擒，从此沙漠永清，共乐升平矣。奴才接阅邸抄，不胜踊跃，欢忭之至，为此具折称贺以闻。谨奏。”

乾隆十五年，西藏发生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邸报呈现了事件的起因及过程：“乾隆十五年，朱尔墨特那木札尔（记作朱尔墨特）之变，其始皆驻藏大臣纪山酿之……而纪山先已拿交刑部治罪，上怒甚，念其父曾经出师阵亡优恤，不忍肆诸市，命刑部尚书阿克敦、内大臣嵩春赍旨往狱中，令其自尽。详见乾隆十六年邸钞。”方浚师转抄邸报内容，对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勾结准噶尔蒙古部发动叛乱的过程作了说明，对驻藏大臣纪山的罪行及皇帝令之自尽的事实进行了描述，并提示具体内容“详见乾隆十六年邸钞”。

乾隆五十三年、乾隆五十五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所载“阁抄”，发现邸报对尼泊尔两次入侵西藏的起因、过程及结果进行了记载。廓尔喀第一次入侵西藏，与驻藏大臣隐匿廓尔喀致清政府的表文贡物直接相关。乾隆帝派普福进藏办理藏务，但普福等官员隐匿实情，相关阁抄涉及对驻藏大臣普福处罚的上谕。在谕旨中乾隆帝提到：“我国家纲纪肃清，朕临御以来，凡遇大小臣工陈奏事件，无不躬亲综理，随时核办。内而大学士九卿，外而督抚及新疆驻扎大臣，设有纵恣贻误，一被指参，无不立时惩究，谁敢匿不上闻。况边隘重情尤当巨细毕陈，候朕裁夺。普福首先隐匿，俘习浑、雅满泰知而不举，此而不分别严惩，何以肃政治而儆官常。着将此案办理缘由通谕中外，嗣后各直省督抚及新疆驻扎大臣遇有地方及边隘事务均宜据实奏闻，如有隐匿不行陈奏者，一经发觉必当重治其罪。”“隐匿不行陈奏”，暴露了驻藏大臣制度设置以来存在的问题，谕旨最后提出“一经发觉必当重治其罪”。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尼泊尔向清朝纳表进贡，清朝对西藏治理体系做了大幅改革，制定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有关尼泊尔向清朝朝贡、金瓶掣签等改革举措也出现在邸报中。

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姚莹两次赴康藏地区调解宗教纠纷。姚莹在《康輶纪行》中多处记录了其在康藏地区阅读邸抄情形。清朝末年，英国发动两次大规模侵藏战争，俄国也参与西藏的利益角逐，这些事件“见诸邸抄历历可数”。光绪九年，藏历正月，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发生了僧人抢劫尼泊尔商店事件，邸报对事件缘由及处理结果进行了记载。僧人与廓商冲突案导致藏廓关系进一步恶化，喜马拉雅南麓边防告危。分析《申报》全录京报内容，发现邸报对清朝处理瞻对事件、巴塘事件及钟颖率川军入藏等事件也做了翔实记录。

（二）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发展与治藏政策演变相辅相成

清代邸报对上述重要事件的媒介呈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有一些规律值得探寻。上述事件发生后，清朝治藏政策出现了相应调整和强化，其中对邸报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是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以及西藏驿传系统、邮政事业的发展，而英国侵藏也给邸报带来了深远影响。

1.驻藏大臣的设立对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至关重要

设立驻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完善西藏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驻藏大臣制度史，实际上是一部清代治理西藏的政治史”。驻藏大臣不仅掌控了西藏“具折奏事重务”，同时也掌握了西藏驿站管理大权。这为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首先，驻藏大臣奏折构成清代邸报在西藏传播的重要内容，驻藏大臣也成为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主要阅读和接收的主体。邸报抵达西藏，驻藏大臣等驻藏官员接阅邸抄后，一般还会通过译咨形式传达给达赖、班禅等知晓或者办理：

窃照本大臣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接阅邸抄，九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裕钢著授为驻藏办事大臣。钦此。钦遵……为此合咨贵达赖喇嘛，请烦钦遵查照施行。须至译咨者。右译咨达赖喇嘛。

作为传播主体、接收主体，驻藏大臣是所有涉藏信息得以传递或最终解决的“必经之点”，邸报也成为联系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中介。

其次，驻藏大臣体制衰微也影响了涉藏邸报内容的呈现。邸报对驻藏官员及西藏僧俗官员等的任免奖惩信息进行了明确记载，上文处罚纪山、普福的上谕就是例证。乾隆帝深为痛恨的“隐匿不行陈奏”行为在后世也无法禁绝，驻藏大臣恩麟、景纹、文海、有泰之流屡有贪腐谎报弊情，中枢机构深有所闻，但屡禁不绝，均体现了驻藏大臣职权的衰微，也影响了涉藏邸报内容呈现，大量批评驻藏大臣的内容频繁出现在清代邸报中。以同治时期驻藏大臣恩麟为例，《申报》全录京报刊录同治皇帝上谕，因恩麟溺职、渎职各端交部议处，后恩麟因遗失《廓尔喀善后章程汉字档》，也就是《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汉文本，皇帝再次对其加以处罚：“前任驻藏大臣恩麟遗失档案，殊属疏忽，着交部议处。”邸报记录了驻藏大臣恩麟庸碌、贪腐、渎职、误国形象。朝野抨击、批评、参奏驻藏大臣言论也出现在报刊上：“藏事之坏皆由驻藏大臣，因循坐误所致，枢府之言是也。然既知其因循坐误矣，则曷勿参之、撤之、惩处之。”作为应对危机的新政举措，宣统三年清朝改革驻藏大臣体制，对此邸报亦有报道。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被遣返，一同终结的还有邸报在西藏传播的历史。

2.清朝驿传体系、电报技术保证了邸报在西藏的发展

首先，完善的清朝驿传体系是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也为邸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有清一代，慎重边防、绥靖怀柔、修明武备是清朝边疆治理的基本国策。清代历次用兵于西藏推动了当地驿站的发展，也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邸报在西藏的出现、发展与西藏驿站的完善紧密相关。“驿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使国家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信息与资源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清代“塘”的设置，“既有传递军营文报之军塘、营塘，又有传递朝廷邸抄之塘……保证了整个清帝国军政信息的顺畅流动。”

其次，川藏一体化交通对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影响深远。清代经营西藏离不开四川的交通保障。西藏交通设施由通藏台站和西藏内部台站构成，打箭炉、理塘、巴塘是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清朝驿站系统通过四川连接到西藏，四川是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联络的中转站。清代驿传由兵部车驾清吏司具体管理，在西藏则以驻藏大臣为首要负责人，并形成了川、藏分段管理的驿传体制。川藏驿传分段管理，但西藏塘汛官兵及粮务均由四川选派。鉴于西藏没有设置驻京提塘，四川提塘以及川藏交通在邸报传递到西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电传邸报提高了西藏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效率。清朝末年，电报的使用衍生出电奏、电旨、电寄明降谕旨等新形式，从而使清代文书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创新，还带动了邮政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驿差制。由此，电传邸报形态得以产生。打箭炉等地电报开通后，电传邸报也以更快速度由四川转入西藏。根据驻藏大臣有泰的日记记载，他多次接收到由四川转进的电传邸报。电传邸报提高了西藏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效率，增强了边疆与中原的交流交往，对清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加强边疆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3.外国侵略势力入侵西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朝对邸报的管控

嘉庆二十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催生了中国近代报刊业的萌发。随后，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均将转载邸报作为重要办报举措。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刊印了一本英译《京报》合集，译者就是马礼逊。东印度公司作为入侵西藏的前沿，英译《京报》自然不会忽略邸报中的西藏信息。不仅如此，英国还通过邸报公开条约形式逼迫清廷信守“条约”，后形成惯例，这对清朝管控邸报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就围绕《京报》信息的控制权展开了争夺。“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英方开始在这场信息权力之争中占据优势，中方处境则日趋被动”。《申报》曾发表评论称:“西人远在各省，近在京师，于我之所为，几于声息皆知。各省之廷寄，京师军机处之密咨，内阁例不发钞之邸报，外人未及悉，官场未及知，而西人已早得之矣。”这种情况也涉及西藏事务。鸦片战争后，英国不断提出扩大与西藏通商的要求，清廷均加以拒绝。1876年，英国借马嘉里事件强迫清廷签订《烟台条约》，同意英人入藏游历、探路。在处理马嘉里事件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朝廷应降旨责问岑毓英对滇案失察，遣使道歉及责问岑毓英等谕旨，须明发并在京报上公布。”这一方面表明西方对邸报权威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清朝对洋务、外交事件报道的控制。

随着边疆危机加剧，清朝加强了对西藏治理力度，包括西藏在内的边疆事务得到报刊更多关注，报刊版面编排上也给予了边疆地区更重要地位。以《申报》为例：“至各路新闻，亦首纪京师，而后外洋，外省、外府，州县依次而殿以本地……中国则宜先内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青海、西藏；次东三省，次新疆、陕甘……此一定之次序也。”由此可见，邸报进入外报及《申报》等新式报刊系统，传播的广泛性、公开性、连续性均有很大提升，世人获取涉藏信息从渠道到内容上都有进一步的扩展。

三、清代邸报服务于边疆治理需要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也是清朝统治者孜孜追求的目标。通过清代邸报中呈现出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清代邸报具有服务于边疆治理的功能，同时也服务于清朝大一统格局。

（一）宣达皇命，沟通上下，维护大一统格局

清朝皇帝的谕旨是封建王朝的最高旨令，中央和地方官府的行政管理均将皇帝的诏旨当作施政的基本依据。明发谕旨是邸报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不同版本邸报必须登载的内容。前述清朝历次用兵于西藏，战前决策应变、战事期间调度指挥、运筹帷幄，战后的论功行赏、善后安排，谕旨的公开传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合上文邸报内容可知，谕旨的公开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同时伴随对事件的解释与规定。解释与规定是一种以指示、教育、说服和灌输为主的传播活动，目的是将皇帝的意图、诉求及价值取向充分表达，给支持皇权的人、事、物带来一种正统化效应。雍正帝对周瑛的嘉奖、乾隆帝谕内阁赐纪山自尽、对普福等的严惩，表明谕旨能够对政府认可的人员和事务赋予社会地位、提升其名望作用，也会对偏离社会规范的言行施加制度性压力，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这种作用也表现在对藏传佛教管理方面。根据“乾隆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经历司为阁抄停止从蒙古王公子弟内私出呼毕勒罕陋习改雍和宫掣签上谕拟行各处呈堂稿”以及《雍和宫满文档案译编》相关记载，金瓶掣签制度颁布、执行情况也出现在邸报上：

……朕为护卫黄教，整饬流弊,制一金奔巴瓶，供于西藏大昭寺，俟将来出达赖喇嘛等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时，将报出幼孩内择选数名，将其出生年月名字缮签入于金奔巴瓶，交达赖喇嘛会同驻藏大臣念经，在众前签掣，确定呼毕勒罕。

在“停止从蒙古王公子弟内私出呼毕勒罕陋习改雍和宫掣签”的长篇上谕中，乾隆帝对蒙藏地区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原因、做法、要求作了系统阐释，也对在雍和宫掣签的理由和做法作了说明，在谕旨最后乾隆帝提出：“著将此旨发交驻藏大臣，传知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并通行晓谕各处蒙古番众等，咸使闻知，以示朕维持黄教，厚爱蒙古番众之仁意。”谕旨表达了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执行金瓶掣签制度的决心，传达了清朝政府一体化整顿蒙藏活佛转世事务的意志，也有效地向蒙藏地区活佛、官员、民众传达了相关法律和规范。清末时期，褫夺十三世达赖喇嘛封号的上谕也出现在了邸报中，表明清政府严格管理藏传佛教的态度。

皇帝藉朱批谕旨勖勉臣工，指授方略；外任臣工藉奏折下情上达，奏陈请旨。邸报宣达皇命、上下沟通的功能，使其成为皇帝对西藏事务“间接在场”的凭借；邸报作为清廷的耳目喉舌，是清朝巩固统治的舆论工具,同时服务于清朝大一统治理目标，这种功能也为中外学者所认可——“没有什么方式能比邸报更具指导意义，更能使官吏循规守法，从而避免可能的错误”、“皇帝通过嘉奖和惩戒，以扬善抑恶，从而具有‘全面监督’的教益功能。”

（二）分工协作，交流沟通，服务大一统目标

边疆治理是一个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系统，清朝在中央设置理藩院，形成治理边疆、贯彻边疆民族政策的强有力管理机构，确保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和统治。除此之外，清廷通过军机处主导的直辖性驻防体制，把国家权力延伸到边疆地区，实现了对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直辖性、同质化、一体化管理。分析清朝邸报涉及西藏的内容，除了驻藏大臣奏折、陕西及四川等地的涉藏事务奏折外，军机处、六部、理藩院等京中各部院准奏议复应行发钞事件，也出现在邸报中：

奴才色楞额、奴才崇纲跪奏，为遵旨举办前藏布施作善熬茶念经事竣，恭折先行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奴才色楞额于光绪七年六月初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奉上谕：理藩院奏大行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大事，应行布施西藏各庙念经，声明成案请旨一折。所有颁给达赖喇嘛等敕书赏件，即着由驿颁发，交四川总督转递。至布施念经各事宜，着驻藏大臣办理。应给赏项银八千两及茶块，着四川总督备办。

以上邸报内容涉及为病逝的慈安皇太后在西藏布施及各寺庙念经事宜，相关事宜涉及多个办理主体和多重行文关系。作为最终落实主体和奏折主要撰拟主体，驻藏大臣在“遵旨举办前藏布施作善熬茶念经事竣”后上折请旨。奏折首先采用倒叙手法介绍了军机处字寄驻藏大臣的上谕，后以正叙手法讲述接准理藩院来咨后，内阁、内务府、兵部、四川总督这些责任主体落实谕旨情形；驻藏大臣根据谕旨办理前藏布施作善熬茶念经事宜，并“译行通善济陇呼图克图，并译咨班禅额尔德尼钦遵在案”。在办理完以上所有事项后，驻藏大臣上折汇报整个办理情况。由此可见，清代邸报涉及西藏的内容，形成了以驻藏大臣为中心的沟通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中央部院及与其他行省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传播网络。清代邸报充当了不同治理主体间沟通的桥梁，促进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政治沟通，保障了清朝权力系统正常运转。

清代邸报涉藏内容展现了清朝中枢机构与中央各部院围绕涉藏事务分工协作的特点，清代邸报涉及边疆事务内容的编辑和发行，军机处、内阁、六部、理藩院及六科书吏、报房均参与其中。从北京发往西藏的邸报，四川等行省也给予了支持：“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三……竹君接联大人札文信件，是由东路来。阅邸钞，侗逡斋因差使懒惰，开去副都统。”有泰接到联豫的札文信件“由东路来”，可以证明邸报由四川转送西藏。围绕着邸报的编辑和发行，清代邸报将相关部门参与涉藏事务的历时性过程变为共时性在场活动，将组织内的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变为大众传播，通过信息传达和反馈，各部门既各司其职，又在统一目标下协同作业，形成服务于大一统的行政系统和信息传播系统。

除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外，邸报从一种朝廷向官僚内部传达公务的信息传播系统发展成为一种向下开放、更普遍的资讯传播形式，进入到一般士人的观感范围；空间上各自分散的读者透过对同一份公报的阅读形成了共同的视野。雍正二年春天，在平逆将军延信等奏贺年羹尧等剿灭青海罗卜藏丹津折中奉有朱笔谕旨曰:

大将军年羹尧所奏喜报已到，可抄送尔等。此报已到，全军营必欢腾。如何晓谕众人，如何布告各省，著议奏。钦此。钦遵。议后，拟照抄大将军年羹尧之奏折后，以布告各路将军、天下各省……臣等即行布告于所有官兵乃至百姓，而闻此者无不欢腾，无不畅快。

雍正帝要求喜报要布告“各路将军、天下各省”，延信遵旨“即行布告于所有官兵乃至百姓”，布告天下的手段除了告示外，还有邸报。江宁织造曹頫接阅邸报后恭上贺折：“窃奴才接阅邸报，伏知大将军年羹尧钦遵万岁圣训，指授方略，乘机进剿，半月之间，遂将罗卜藏丹金逆众羽党，歼灭殆尽……江南绅衿士民闻知，无不欢欣鼓舞。”由此可见，邸报也延伸到了基层民众视野之中，阅读邸报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了解，同时促进了国人国家共同体意识的生成。

（三）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维系大一统局面

清朝藩属国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不仅影响西藏局势变化，亦影响到清朝的治藏政策。西藏地方历史上与廓尔喀等清朝藩属国一直有着密切往来，根据《清代野记》记载，光绪末年邸报对廓尔喀入贡之事仍有记载：“惟廓尔喀与前清相终始，至光绪季年，犹见邸抄中有入贡之事。”查阅《申报》全录京报，从光绪二年到光绪三十四年，邸报至少记录有24条廓尔喀朝贡的报道，可见《清代野记》所记不虚。廓尔喀进京入贡是清代中尼关系史尤其是贸易关系史上的大事，廓尔喀进京入贡彰显了清朝作为“天朝上国”形成“八方来贡，万国来朝”的盛大状况，清廷自然乐于用邸报的形式将之宣示中外。

鸦片战争后，英国、俄国对西藏侵略加剧，《申报》对此也有报道、评论：

英自马嘉理被害于滇边，合肥爵相在烟台与威妥玛立约中，有英人入藏探路一语，遂频频遣使罙（深）入其间，险阻不辞，大有有志竟成之意。一面派兵占据独吉岭，加意经营，偪近藏边，意殊叵测。迨去岁，忽复有英兵阑入藏地，明目张胆，择要安营我中国，驻藏大臣深恐藏番狉狉榛榛或致酿成祸患，因令达赖喇嘛谆谆诰诫，忽遽与开衅端，见诸邸抄历历可数。

邸报所载对外交涉事宜，影响了国人及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及西藏局势的认知。19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时期。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就曾向道光奏报义律购买《京报》借此刺探情报之事。此后，耆英就进犯吴淞的英人“每日阅看京报”一事再次上奏。有学者提出，在英国人借邸报刺探情报的同时，“林则徐正组织人翻译西书西刊，以‘刺探夷情’……一个是西方人‘看中国’，一个是中国人‘看世界’。或许两者对彼此的无知和偏见程度不一样，但这种急欲了解对方的心态是相同的。而近代中西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正是从这样初步的‘互看’开始。从这一点而言，传教士翻译《京报》的‘中介’作用也是值得一书的。”英国两次入侵西藏，同时也运用邸报刺探西藏情报并干预西藏事务，影响了清朝边疆治理。

载有大量朝廷信息的清代《京报》因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备受青睐，这些特质也令邸报成为清人编修历史的重要参考。清人修史多“以编年为体，上谕为主，对于上报奏章，仅存摘由，事简不详，原委难悉”，故史家扩大采录范围，依据邸报等对历史文书进行补全，朱寿朋所编《光绪朝东华录》即是循此方法搜集整理成书。吴丰培辑录的《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取朱寿朋所编《光绪朝东华录》，凡有关藏事，一一摘出，以成续编”。

邸报不仅具有“备史臣之采择”功能，而且能够贯通古今发挥治边稳藏的现实作用。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所谓“藏学家”，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没有汉文版本为借口，提出章程“独一论”、“伪造论”等荒谬说法。笔者在邸报中挖掘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原始版本存在的独家史实，“对藏学界一直未能发现也未能找到原始版本的原因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对某些质疑章程真实性、权威性的不实之词予以了有力回击。”这一史料的发现，表明邸报不仅能够丰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档案史料，还能补足现有档案的不足，充分证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有效治理以及在活佛转世问题上拥有的主导权，对深入开展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史料。

清代邸报在西藏的出现，源于边疆治理需要的同时，也服务于边疆治理需要。根据清代邸报中呈现的西藏镜像，可以发现邸报发挥了宣达皇命、沟通上下、分工协作、连接中西、沟通古今的信息沟通功能。这种功能，不仅充当了清政府治理西藏的手段和工具，便利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连接、联系，确保了清代大一统治理格局以及西藏局势的整体稳定；同时，邸报的公开传播，还增进了各界人士对西藏的关注和了解。邸报在西藏的发现，还提供了清朝中央政府治藏主权的明证，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清代边疆邸报研究是一座学术“富矿”，值得进一步深入开拓、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