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孙昭亮：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与启示

【内容摘要】藏文文献对清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治下汉、藏、满、蒙古关系的阐述有其特殊的理解。在涉及清代政教相关内容的叙事中，藏文文献往往将“汉藏蒙”并置为一个整体，“满”常被融入汉的相关叙述之中，从而达成了“汉藏满蒙”共同体的共识。该观念的形成是元代以来藏文文献中多民族历史书写传统的延续，也是清代汉、藏、满、蒙古等各族关系发展的写照。文献作者对清朝国家和民族关系，以及藏族在多民族国家中地位等问题的现实考虑，也助推了“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这一认识被藏文文献书写者所普遍接受。

【作者简介】罗宏，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孙昭亮，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辑。地址：成都市望江路29号，邮编610064。

【文章来源】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正文

清代是藏族和其他各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作为清代族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藏族与蒙古、满、汉等族有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藏族的统治阶级上层与清朝皇室、蒙古各部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宗教往来。许多高僧也曾赴中原布道弘法，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与汉、藏、满、蒙古等相关的记述。这一时期藏文文献对上述四个族群之间关系的叙述都比以往更为丰富，反映出藏文文献书写者对于国家政权和族群关系的独特认识，为我们深入了解清朝统治下汉、藏、满、蒙古等主要群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具价值的参照视角。

一、“rgya bod hor”（“汉藏蒙”）在文献中的表述与认知

一般而言，“rgya bod hor”即汉文“汉藏蒙”之对译，是清代藏文文献中的一组惯常表达。其中，“bod”为藏族对自身及其聚居区的称呼。文献中又以腹心和边陲的地域差异，而将“bod”进行简单的区分，称“bod dang bod chen”，即蕃和大蕃。“rgya”则为“rgya nag”之缩写，汉文对译为“汉人”或“汉地”。在佛教经典《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的授记中，“rgya nag”所指称的地方被认为是文殊师利所摄而教化之地。一般而言，藏文文献中常把“汉”记作“rgya”或者“rgya nag”，另外还有“tsi na”（即“支那”）或“ma hA tsi na”（即“摩诃支那”）、“shen Te'u”（即“神州”）等多种称呼。例如，《土观宗派源流》一书在论及汉地人群和地域概念及由来时就曾言：

这个伟大的疆域，汉语本名神洲（shen Te’u）即神圣之邦，又名县洲即身胜州之意。天竺人则呼为摩诃支那（ma hA tsi na），摩诃（ma hA）以为大，支那（tsi na）乃汉语，是秦字的讹传。汉地皇帝之中惟秦朝的秦始皇武功最盛，版图最大，征服了中心和边远地区，因之边远人均以朝代名称呼汉地名为秦国。由于秦的语音展转讹传，遂衍变为支那二音。藏人称呼汉地为甲那（rgya nag），意为广黑，因为汉地的人衣重黑色，故立此名。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

该段叙述中，土观活佛明确提到“shen Te'u”的说法出自汉语，意为“神圣之邦”，并且认为“ma hA tsi na”一词是天竺对汉地的称呼，发音源自古代的“秦朝”。作者尤其就藏族对汉地的称呼“rgya nag”作了解释，认为这一称谓与汉人衣着重黑色的习惯有关。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对汉地称谓、来源及含义的三种解释，反映了三地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对汉人和汉地称谓的不同理解。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这里提到“ma hA tsi na”是印度人对汉地的称谓，实际上藏文文献在表述汉地时，也经常用到这一个词。

“hor”即“霍尔”之藏语音译，常被译为“霍尔”“霍耳”“回纥”“伙尔”“夥尔”等。该词在藏文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不同时期用以指代的人群也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汉文文献中的“胡”与此相关。《藏汉大辞典》对该词的解释为：“不同的时期，所指的民族不同，唐、宋时期指回纥；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东嘎藏学大辞典》对“hor”一词的解释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界定，有时指蒙古族，有时指藏北牧人，时而还指突厥国。”清代的藏文文献多将其用以指代蒙古，以及藏北、甘孜一带的霍尔部落等。除此之外，藏文文献中也时常称蒙古为“sog”或者“sog po”。“sog po”一般被译为“蒙古”“阻卜”“索波”“索布”等。和“hor”一词类似，“sog po”在不同时期指代的人群也各有差异，时常指代蒙古，有时候也用以指古代的粟特等人群。在具体使用时，“sog”也时常与“hor”连用，称“hor sog”。

综合来看，“rgya bod hor”或“rgya bod hor sog”（“汉藏蒙”）是清代藏文文献中的一组惯常表述，偶尔亦被称作“rgya hor bod”（“汉蒙藏”），但后一种情况并不常见。史家讨论清朝统治区域内的人群和地域时，该词和概念被频繁使用。兹举几例，试加说明。

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顺治皇帝前夕，就当时的政治局势称：“在以前第悉藏巴时期，正当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岳莫活佛通过素尔金刚持大师转告我说，《伏藏授记》中所说的具业心传七弟子中，其中文殊的化身将出现在卫地，如果不遇到意外的遮障，他将教化汉、藏、蒙古各个地方。”桑结嘉措在讲述五世达赖喇嘛的弘法业绩时，称其“广泛结交汉、藏、蒙各族人士，没有民族偏见”。

阿旺伦珠达吉、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在追忆六世达赖喇嘛生前事迹时分别谈道：“尊者道：先前当我在本土朝拜梅朵塘拉姆拉错圣湖时，玛索麻神在湖中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汉、藏、蒙古等一切地方……”“喇嘛与众僧一起祈祷三宝佛子，祈愿汉、蒙古、藏及一切地方的亡人及早解脱，早入佛道，祈愿彼等之善根回向为善菩提之因”。

土观活佛在描绘六世班禅喇嘛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的盛大场景时写道：“汉藏蒙古及各个地方，贤哲之数与行星相等，与历代出世的大施主，结为供施广建诸功业。”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蒙”一词的内涵，以及著者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仅从字面意义来看，该词的具体所指当为汉、藏、蒙古三个人群，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其概念还存在明显的泛化现象。该词在使用过程中多置于“各族人士”“各个地方”等之前，通常借以泛指当时清朝统治范围内的所有地域和人群。如乾隆元年（1736）春，七世达赖喇嘛曾接见“汉、霍尔、藏各族一切尊卑信徒”。乾隆三十四年（1769）章嘉国师在给佑宁寺的诵经训词中也曾提到“汉、藏、蒙古等各个地方”。可见在藏文文献的表述中，该词所指的人群和地域十分广泛。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以“满”为例，根据学者的研究，清代藏文文献的记载中存在大量“认满为汉”的现象。“满”在藏文文献中虽有“jur cid”（居尔济特）、“man ju”（满洲）、“many+dzu”（曼殊）等几种表述，但通过对清代藏文文献中与“满”相关记载的梳理，发现大量涉及“满”的史实被置于与“rgya nag”（汉或汉地）有关的叙述范围之中，不仅满洲人聚居和活动的地域被视作“rgya”或者“rgya nag”，皇帝任命前往西藏拜谒或者驻扎的许多满洲人官员和将领也经常被称作“rgya dpon”（汉官）。这反映了清代藏文文献的历史书写中，“满”在“汉藏蒙”这一概念的建构过程中并未被排斥在外，而往往被融入“汉”的相关叙述中。因此，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汉藏蒙”一词，实际上也暗含了满洲人。这反映出藏文文献书写者对清代族群观念和相互关系的独特理解。

其次，从具体使用场合来看，“汉藏蒙”一词常与对政治、宗教等相关人物、重大事件的记载与评述相联系，用来展现藏传佛教仪式的盛况，以及忽必烈、达赖喇嘛等政治领袖和宗教人物的权势和影响。如章嘉·若贝多吉在其所著的《七世达赖喇嘛传》中记载，七世达赖喇嘛赴塔尔寺期间，出现了许多奇异的缘起的征兆，使得“皇帝的官员等汉藏蒙贵人皆生起无限信仰心”。而从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1719—1722）每年春节期间，七世达赖喇嘛均会为汉、藏、蒙古各族众多达官贵人及信众摩顶赐福，在其圆寂后，“汉藏蒙尊卑虔诚捐献”。这类记载通过对“汉藏蒙”等各族人群共同参与庆典等活动的描述，反映藏传佛教上层人士深受人们拥戴，以及其所具有的广泛政治和宗教影响力。此外，对于一些政治人物的评述也会有类似的记载。如《安多政教史》一书中记载：“忽必烈彻辰汗权势强大，统治着汉、藏、蒙及印度之一半地区与克什米尔边境以北的地方。”《松巴佛教史》中则称忽必烈“至金羊年（1271年）间统治了汉、藏、霍尔等地”。据此可以看出，该词汇在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叙事中影响甚大。

最后，“汉藏蒙”一词在清代藏文文献中的使用相当广泛。该词在清代的藏文文献中大量出现，频次非常高，并且使用者不限于藏族学者，诸如松巴堪布、贡布嘉等一些使用藏文写作的蒙古学者也同样使用该词。这说明“汉藏蒙”作为表达清代族群或民族的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而成为当时藏文文献写作者的一种常见表述。

从上述与“汉藏蒙”相关的历史书写和叙事中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藏文史籍中常以“汉藏蒙”而非“清朝”作为主体来指代当时清朝所统辖的人群和区域。据笔者目前所见清代藏文文献中关于清朝政权名称的记载，仅贡布迦《汉区佛教源流记》及土观活佛《土观宗派源流》等著作中有极少叙述，称“ching”（清）。其余绝大多数文献涉及清朝治下各族群时，几乎都以“汉藏蒙”代指。这类表述在前代藏文典籍的书写中也有鲜明反映。例如，后弘期以来的藏族史家在论及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关系时，基本也都按照人群的划分而分别加以记述。特别是14世纪以后，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二，清代藏文文献的记述以“汉藏蒙”指当时其所认知的主要地域和人群，说明在清代藏文文献著者的认识中，“汉藏蒙”是当时的主要族群。并且如前所述，这一概念实则也包括当时的满洲人。因此，汉、藏、满、蒙古在藏文文献的人群和地域认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上也与清代民族关系中以上述四个族群为主轴的客观事实相符。

第三，将“汉藏蒙”三者并置，反映出书写者在叙事过程中的一种强烈的思想观念，即将汉、藏、蒙古及其中暗含的满洲人等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统而论之。这一做法不仅客观上是对清朝治下汉、藏、满、蒙古之间紧密关系的一种简单明了且直接的事实表达，而且从主观层面承认并进一步建构起“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思想认识。这一观念从思想文化层面深刻反映了藏族与汉、满、蒙古各族，以及相互之间交往互动过程中深层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折射出藏文文献书写者对清代民族关系的认识和态度。

二、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形成的背景

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出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史家的现实考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与14世纪以来藏文文献形成的多民族历史书写和编纂传统存在密切的关联。元代以来以《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等为代表的藏文史籍中大量出现有关各族群、各地区的王统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在文本体例、内容等方面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固定的文献编纂传统。就人群和地域而论，14世纪以来的许多藏文文献均以汉地、吐蕃、蒙古等人群的历史状况为叙述重点。一些史籍也兼及木雅、于阗等其他族群和区域。这些文献广采不同民族的史料，系统梳理了上述人群和地方的王统及社会发展脉络，反映出藏文文献书写者对于青藏高原和周边各人群和区域的重视，展现出宽广博大的多民族史观和情怀。在此基础上，元以来的藏族史家还特别注意对汉、藏、蒙古以及木雅等人群最终汇入元朝多民族王朝国家历史进程的考察。在汉、木雅、于阗等各篇的最后，文献书写者均会强调这些人群和区域的王统传承最后归属于元朝的历史。这一论述逻辑的背后，体现出藏地史家对元以来汉、藏、蒙古等人群共同生活地域的一种整体性关照和认同。通过对元朝及其统治确立前各区域王统历史的梳理，藏地史家事实上建立起了汉、藏、蒙古、木雅、于阗等人群和区域的整体性认识。明代以后成书的《西藏王统记》《青史》等藏文史籍中往往将汉、蒙古王统置于同一章节进行论述，以明朝接续元朝正统地位，使得王朝国家之下各人群的共同体观念得以延续并不断发展。

清代成书的《松巴佛教史》等藏文史籍有关王统历史的记述在写作内容和撰述思想方面无不承袭元以来的多民族历史叙事。其中对于“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和塑造，无疑与14世纪以来藏文史籍中所体现出的汉、藏、蒙古等多族群、多地区并置，以及由此上升到对统一王朝国家人群和区域共同体整体关照的历史书写和编纂传统有着重要且密切的关联。后者从藏族思想文化史的角度，为清代藏文文献书写者在民族关系方面的相关阐述提供了直接的历史借鉴。

第二，清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建立，汉、藏、满、蒙古等各族互动交流频繁，族际关系不断发展，为藏文文献中民族共同体思想的呈现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历史上汉藏关系长期以来都是中原同青藏高原人群交流往来的关系基石。自唐至清，青藏高原的人群频繁与中原发生互动，其中汉、藏两族之间的交往构成了两地民族关系的主要脉络。藏族在和中原人群关系的书写过程中尤其强调其与汉人之间的关联。历史上藏文文献也时常将氐、鲜卑、党项等许多非汉族群建立的政权视作“rgya nag”，并以此建构藏族自身同汉族之间的历史关系。前文所述清代藏文文献中出现的大量“认满为汉”的现象也是上述文化逻辑的一种突出表现。由此可见，与汉之间的关系在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13世纪开始，蒙藏两族通过藏传佛教结成了密切的宗教和政治关系。元朝统治上层由此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对后者在蒙古地方和中原的发展大力扶持。16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再次向蒙古地区传播，并且深入蒙古民间社会，形成了广泛的信仰和文化基础。不仅如此，通过蒙古的扩张并入主中原，藏族也同中原之间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政治联系。元朝的空前统一，将青藏高原纳入政治版图。这一政治隶属关系又被明朝继承，进一步巩固了藏族同蒙古、汉之间的政治、宗教和民族关系。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硕特蒙古固始汗灭藏巴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共同确立起在西藏的统治，强化了蒙藏之间的政教联系。

明末清初，满洲人崛起于东北，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赢得了蒙古各部的归附，其后又以满蒙联盟为基础入主中原。清朝的建立，是在继承元代以来汉、藏、蒙古之间政治、宗教、民族关系遗产的基础上。崇德元年（1636）以林丹汗子额哲为首的内蒙古诸部归附后金政权。康熙二十八年（1689）喀尔喀部南下归附清朝。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朝平定噶尔丹，后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兵西藏驱逐准噶尔部。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大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东归，臣服清朝。随着蒙古各部的归附，清朝在蒙古地区建立并不断完善盟旗制度，并且通过满蒙统治阶级上层的政治联姻等各种形式，强化对蒙古的控制。

在与蒙古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接触到藏传佛教，并且认识到藏传佛教在稳定蒙古方面的重要作用，于是积极建立同西藏的联系。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曾致书固始汗从西藏礼请高僧。从顺治元年（1644）开始，清朝多次遣人进藏迎请五世达赖喇嘛。顺治九年（1652）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并于次年抵达北京，受到顺治皇帝的特殊礼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清朝通过对准噶尔等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将西藏的统治权从蒙古手中转移到中央政权。此后，通过金瓶掣签、设置驻藏大臣、出兵平乱等方式，清朝不断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在政治上，清朝努力维护汉、藏、满、蒙古等族群之间关系的和谐，以构建其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因此，清代对元、明以来政治和民族关系遗产的继承，以及清朝从政治、宗教层面加强对满、蒙古、藏、汉各族关系的建设，客观上促进了当时各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清代藏文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汉藏蒙”一词以及“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无疑是对当时各族群相互之间密切关系的写照。

第三，清代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和阐述，与藏文史籍书写者主观的现实考虑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考虑主要反映在书写者如何认识和处理清朝统一王朝国家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藏族在清代国家和民族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上。元代以来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以《红史》等为代表的藏文史籍的著者重新审视自身地域、民族与周边的关系，将汉、藏、蒙古、木雅、于阗等人群及地域的历史记载置于元朝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之下，加以系统性的论述。这种以承认和突出中央王朝正统的合法性为基础，努力构建多民族关系历史，并从中为自身民族寻找位置的思考，从元历明，一直延续到清。清代藏文文献对于“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与元代以来形成的历史阐述有着相似的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展现王统在蒙古、汉、满几个族群中的流转，从而推动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塑造。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在清代藏文文献的著者看来是无可争议的。如《松巴佛教史》在第二总目的第三部分对汉地王统世系的记载，认为三皇五帝之后依次为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而“宋朝以后有霍尔王朝、大明王朝、满清王朝”。藏文原文参见松巴堪钦：《松巴佛教史》（藏文），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931页。这里的霍尔王朝即蒙古建立的元朝。在松巴堪布的认识里，清朝被置于中原王统的历史脉络之中，是中央王朝传承的正统。其后，在关于“摩诃支那”历代王朝的记述中，清朝同样位居正统之列。

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与其王统的来源有密切的关系，而王统的来源又与历史上的民族因素紧密相连。藏文史籍著者比较一致地认为清朝的王统继承自汉人建立的明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如《安多政教史》在述及明朝王统向清朝转移情况时，有“内地的皇位被满洲所得”和“汉族的江山为居尔济所有”的说法。《五世达赖喇嘛传》中也写到：“李自成夺取了明朝的皇位，但是没有保住江山，丧失于居尔济特人之手。”可见，上述藏文文献作者对于清朝接续了明朝王统这一历史事实有清醒的认识。此外，史家还通过对历史上所谓传国玉玺流传故事的演绎，建构起清朝王统继承自蒙古建立的元朝这一认知。这一点以《汉区佛教源流记》中的记述最为详尽，兹列于下：

复次，此闻名世界之珍宝玉玺，于世祖帝之父王太宗博克多（即清太宗皇太极——译者注）时期获得。此即当年蒙古林丹汗率军进藏时，于途中阵亡，仅剩囊台户及苏泰台户二妃、额二克孔果尔额哲及阿巴乃二王子，以及眷属，即察哈尔八部落三千士兵之军队所剩三分之二人，其多半财产如大风扫树叶一般失去，二妃皆沮丧。此时，彼等将祷祝一尊随身携带之纯金护法神像宝帐怙主，此乃当年八思巴怙主亲自勘测及装藏陀罗尼咒经者也。将神像置于枕前，面向彼等，并在金像前广设供品，然后如此发愿道：“现余二寡妇暂且放弃余等二孤儿能自理之愿望，靠一大户是唯一之生路，愿怙主何方之大户眼前和将来对余等有利，请将容颜转向此方兮。”随之就寝。翌日一看，见神像面向东南方。彼等久闻博克多之声誉，神像所向亦与博克多所居相同。于是彼等奔赴奉天，投靠博克多，并将珍宝玉玺献与上。

《松巴佛教史》中的记载也与之类似，只是在篇幅上略有缩减。这则故事常见于藏文文献关于宋以后的王统论述之中。该故事强调满洲人因为蒙古黄金家族林丹汗之子额哲的归附而获得传国玉玺，称“我朝大清皇帝降旨晓于天下后，不费吹灰之力而落入世祖帝之手”，意在表明清朝继承了来自元朝的王统，其获玉玺是天命之所向，在历代王统传承脉络中的正统地位无可争议。该故事本身可能来源于汉地的相关传说，但藏文文献著者广泛引用，反映出其在观念上对该故事情节和内容等方面所持有的肯定态度。

如前所述，清朝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为藏文文献著者在书写国家及民族关系历史时提供了现实的参照。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的大一统格局作为一个既成的客观现实被藏文文献著者普遍接受，承认和肯定清朝在历代中央王朝序列中的正统地位。为了更好地阐释其正统地位的来源，藏文文献著者将清朝王统与历史上的明朝和元朝相联系，展现了王统在蒙古、汉、满几个族群中的流转过程。这种对清朝王统合法性的解释路径，事实上将汉、蒙古、满置于同一民族共同体中，使得清朝的统治和民族因素产生了紧密联系。换言之，在藏文文献的叙述中，鉴于清朝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与汉、满、蒙古、藏等民族因素之间的特殊关系，其王统的合法性与历史上汉、蒙古两族所建立的政权相关，文献的书写正是在论述清朝王统合法性的过程中，达成了对“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认识。

其二，清代藏文文献中民族共同体观念的书写和阐释，有着为藏族在汉、满、蒙古各族关系中寻找自身定位的现实考虑。入关以前，在皇太极遣人寻求同西藏建立联系的同时，格鲁派上层也曾派使团赴关外试图联络当时势力日渐上升的后金政权。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觐见顺治皇帝前夕，曾就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汉、藏、蒙古几大族群之间的关系发表了看法：

在以前第悉藏巴时期，正当我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岳莫活佛通过素尔金刚持大师转告我说，《伏藏授记》中所说的具业心传七弟子中，其中文殊的化身将出现在卫地，如果不遇到意外的遮障，他将教化汉、藏、蒙古各个地方。他们认为我是文殊的化身，我想我怎敢奢望是文殊化身呢？可能只是与文殊菩萨有些缘分而已。汉、藏、蒙古三个地区的领袖中，有的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有的是君主与臣属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能发誓说不会出现这些关系。

根据前面的论述，五世达赖喇嘛口中的“汉”在清代藏文文献的语境中实际上可以定义为包含汉、满两个族群。从他的这段话中，可以得知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这段话中五世达赖喇嘛先是否定了自己是文殊菩萨化身这一说法，称自己“可能只是与文殊菩萨有些缘分而已”，实际上是认为当时入关不久的顺治皇帝才是文殊的化身，在清代藏传佛教的世界观中，汉地是文殊菩萨的教化之地，中原的皇帝是为文殊菩萨的化身。为自己即将进京陛见顺治皇帝埋下一个伏笔。第二，“奢望”一词反映出五世达赖喇嘛对当时清朝顺治皇帝地位和权势的一种崇敬。结合文殊化身“将教化汉、藏、蒙古各个地方”的说法，说明五世达赖喇嘛内心对清朝统一以后可能形成的汉、藏、满、蒙古各族一统局面已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第三，五世达赖喇嘛对于汉、藏、蒙古各族之间关系的阐述，其所认为的施主与福田当指蒙古各部与藏之间因藏传佛教而产生的政教联系，君主与臣属则指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第四，“对于我们来说，也并不能发誓说不会出现这些关系”一句，反映出五世达赖喇嘛站在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的位置，对藏与汉、满、蒙古等族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的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同时也表明，以五世达赖喇嘛等为代表的政教上层人士已经在就如何定位藏族在汉、满、蒙古等族关系中的位置进行思考。

清代藏文文献所努力构建的“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可以视作是藏族（也包括一部分蒙古族）史家在历史书写层面对五世达赖喇嘛上述看法的一种回应。在这一共同体中，藏文历史书写者承认和强调满洲人在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并且通过藏族与汉、蒙古两方面的历史关系，将满洲人纳入自身的关系网络之中，即一方面以历史上长期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汉藏关系为基石，通过赋予满洲人以“rgya nag”的身份，将满洲人纳入传统的汉藏关系的脉络之中，以建立同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关联；另一方面以13世纪以来蒙藏之间业已形成的政教关系纽带，将其延展至与蒙古有着紧密关系的满洲人群体中，通过藏传佛教文化在清朝宫廷及满洲人民间的传播，不断扩大和增强藏族在清代民族共同体中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清代藏文文献中关于“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观念的书写和阐释，其背后无疑有着为藏族寻找自身定位的现实考虑。这种考虑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时期藏文文献书写者对清朝国家和民族关系的思考。

三、汉藏满蒙共同体观念形成之意义与启示

清代藏文文献的编纂继承了元代以来藏族学者对族群、区域关系历史的书写传统，结合清朝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具体现实，以汉、藏、满、蒙古等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为参照，就国家和民族关系，以及藏族本身在多民族王朝国家中的定位等问题进行了思想上的探讨，从而达成了“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这一观念的出现对于理解清朝以及当下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第一，以往对清代族群关系的探讨，存在以某一人群为主体的研究倾向。这类研究往往以汉文或者满、蒙古文献为基础，或强调汉人在族群关系中的主导作用；或通过对满、蒙古等语言材料的解读，过分地塑造出清朝非汉化的内亚形象，并且批判前者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观。这些研究在学理和政治层面多少都面临一些问题，因此引起了诸多纷争。

从客观上而言，清朝的族群关系原本就有着相当复杂多元的面向，很难以某一人群的语言材料对整体概而观之。因此，对清朝治理下汉、藏、满、蒙古等族群的多元互动关系的讨论，需要从清代的客观实际出发，立足族群关系的整体而非局部来加以研究。本文对清代“汉藏满蒙”共同体观念的形成，虽然是从藏文文献视角对族群关系进行的观察，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汉、藏、满、蒙古等主要人群之间历史与现实关系发展的整体面貌，是对以往清代族群关系研究的有益补充。这一点无论是对清代族群关系的探讨，还是当今民族问题的认识都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清代藏文文献中所构建的“汉藏满蒙”共同体认识是一种被藏文文献书写者普遍接受的观念，影响很大。如前所述，清代认同这一观念并且将其诉诸笔端的学者，不仅包含了五世达赖喇嘛等藏族高僧大德，也包括像松巴堪布、贡布迦这样的蒙古族学者。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元以来至清代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清代的藏文文献将其不断总结、提炼、概括、呈现，并且流传至今，恰恰说明这一认识在藏族思想史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关系的阐述等方面所具有的持久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

第三，藏文文献中“汉藏满蒙”共同体观念形成，是史家对清代族群关系的认识和总结。清代藏文文献中关于汉、藏、满、蒙古各族关系的历史书写，及其体现出的多民族史观与人群、区域的共同体认识，是清代藏族史家们就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和民族关系等问题，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一种回应。作为以满蒙联盟为基础建立的统一王朝国家，清朝政权的合法性如何确立，统治区域内复杂的族群关系如何协调，不仅是作为统治阶级上层，同时也是汉、藏、满、蒙古等族需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清代藏文文献书写者以元代以来藏文史籍中的多民族历史叙事为参照，将其借用到对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清朝统辖区域内各个人群和区域的论述中，达成了“汉藏满蒙”民族共同体的普遍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使得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各族之间的关系，在藏族的思想认识层面得到了妥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