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彰显

【内容摘要】民族典籍英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行为，更是一项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可在价值维度、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持续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尤其在实践维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译的实践系统，提升民族典籍英译效果。围绕该实践系统，民族典籍英译可从翻译模式、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以我为主”“文化传真”和“深度翻译”的路径，进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典籍英译；民族外宣工作

【作者简介】沈晓华，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华民族文化典籍英译。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第4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英译及研究”（18BYY036）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民族典籍指中华民族中除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的典籍，是中华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典籍英译即是将这些浩如烟海的民族典籍译成英文，使之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传播。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党的民族外宣工作之一，民族典籍英译也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翻译的每一个环节，以民族典籍为重要载体，讲好中华各民族的故事，尤其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对外展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文化基因。民族典籍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创、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源泉之一，其中记录了中华各族儿女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集体记忆，呈现了中华各族儿女“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历史画卷，深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典籍英译不仅是文本的跨语转换活动，更是关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英语书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成为民族典籍英译的总纲，指引民族典籍英译模式、原则和策略的实施，进而确保民族典籍英译在内容传达和价值传播上再现原文的深度与厚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紧密团结的文化根脉。

一、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民族典籍英译近年来备受关注，亦产生了数量可观的英译作品。然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典籍译本中的体现及在相关翻译研究中的论述尚付诸阙如。当翻译界将目光转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翻译界的研究者们将显著地发现其对于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典籍英译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格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深入我国民族地区传教或考察，并开始英译当地史诗和民间故事，如德国传教士弗兰克于1896年进入西藏拉达克地区，并于1905年用英文译介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美国文化学者洛克1922年进入云南丽江，并于1939年英译出版纳西族叙事长诗《鲁般鲁饶》等。这一时期可视为民族典籍英译的萌芽期，其所关涉的民族较少，参与英译的主体也以西方来华人士为主。因而，该时期译介至海外的民族典籍译本无法体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族语言文学工作者通过民间采风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并通过科学的编排和记录使之文本化，后又陆续将之翻译成汉语，奠定了民族典籍英译的底本基础。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英译作品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问世，如戴乃迭英译的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艾黎英译的傣族叙事长诗《朗鲸布》等，由此民族典籍英译在新中国迎来了起步期，使得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开始为世界所了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外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民族典籍英译进入快速成长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涵盖了南北方众多民族，涉及英雄史诗、迁徙史诗、创世史诗等，向海外读者敞开了一扇充分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口。这时，更多本土译者在民族典籍英译领域崭露头角，并逐步形成了以高等院校为中心的民族典籍译介队伍，为在英译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体现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译本创造了有利的主观条件。西方学者对我国民族典籍的译介往往出于异域文化认知的需要，缺乏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译文书写，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翻译问题。如王宏印教授就曾指出某位西方汉学家在民族典籍翻译中将“汉人”译为“Chinese”，而不是“the Han people”。他为此呼吁：“要研究西方汉学家的有意误译与偏差背后的文化翻译策略与意识形态、权利的关系……使世界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相较于西方学者，本土译者不仅具有母语和本土文化优势，同时浸润于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与传统，肩负着民族外宣的重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升华，为本土译者在对外译介民族典籍时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指导译者辩证全面地传译民族典籍，让海外读者得以通过译本了解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交流互动、共生共进，最终融为一体的真实历史，深化海外读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与理解。

（二）有利于民族典籍英译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

在历史上，由于躲避战乱、外出营生、越洋留学等各种原因，一部分中国同胞移民海外，在异国他乡扎根、发展，形成了海外华人群体。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就有先民跨越山海阻隔前往周边地区生活，如周代箕子远走朝鲜，秦朝徐福东渡日本，求法僧侣西去天竺等，在这些移民活动中，战国时期迁往越南的一部分“百越”族应是最早的少数民族海外移民。此后，我国边境省份的苗、瑶、傣等少数民族多以东南亚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20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又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同胞移民至欧美、澳洲、拉丁美洲及非洲。可见，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向外移民的历史悠久，在全世界分布广泛。少数民族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一直心向和认同中华文化，并使中华文化在海外赓续传承。“海外各民族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超越性源于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原生情感、历史记忆，但又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维度”。少数民族海外华人对中华故土和文化的依恋是跨越时空的血脉相承和情感归依，这种内在的乡愁式的认同感需要来自故土的回应和关照，而民族典籍英译正是回应和关照的方式之一。尤其是当这些海外华人在异乡身陷文化冲突和排斥的夹缝中时，来自故土文化的情感共鸣不仅为他们带去慰藉和力量，更能强化他们的中华文化认同，提升他们内在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当他们透过英译的民族典籍文字重回熟悉的文化传统时，他们所重温的是与国内同胞所共享的精神财富：民族典籍译本成为加深民族情感的纽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的民族典籍英译突出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译文书写，如译者对于“龙”、“射日月”、“指路经”、“祭祖”等中华文化共有记忆的英译、解读和深度阐释，而当这些符号及关于其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诠释经由民族典籍译本深入海外少数民族华人内心时，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更容易统合于他们对于本民族的认同感。当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不断在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中得到强化时，他们在情感上首先确认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群体认同，而后是他们各自民族的群体认同。在这一点上，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民族典籍英译显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有利于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勒弗维尔提出的“改写理论”将意识形态纳入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为译本的深层解读及文化阐释提供了基于认识论的研究维度。早期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布道为目的，他们对于《圣经》的汉译源于基督教的使命感，是宗教意识形态的外化。在西方殖民时期，部分西方学者对于被殖民地文献的翻译出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需要，成为侵略和奴役的帮凶。甚至于当代西方世界仍在对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翻译中不同程度地透露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气息。就文本内容而言，民族典籍涉及哲学、历史、宗教、地理、艺术、医学等，是我国悠久的多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体现了中华文化恢宏的整体性。一些西方学者在英译我国民族典籍时往往秉持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将所翻译的我国某一少数民族的典籍作为孤立的典籍文本，使该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英译脱离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语境，甚至以此为依据与西方文化进行比对，或贬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或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从中华文化整体中割裂出去，其所呈现的民族典籍译本有意“打散”和“矮化”中华文化。因此，民族典籍英译的主动权应掌握在中国本土译者的手中。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针对文化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提出了“文化自觉”，他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作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者和交流者，本土民族典籍译者对于中华文化的“自知”是其从事民族典籍英译的前提，构成译前准备的关键环节。而当本土译者深入理解自身文化时，基于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观、价值观、国家观、民族观等共同理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译者提供了一把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在意识形态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译者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规律和中华文化的统一性特征，进而理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因子的民族典籍的中华文化底蕴。“文化自觉”是译者翻译的先决条件，而“文化自信”则是振奋和鼓舞民族典籍译者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译者的文化自信在不断增强的对于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认知中更加坚定，其译文更能体现统一的大中华文化包容、坚韧、团结、奋进的特点，更能以平等对话，而非屈从、顺应西方文化的姿态进行中西文化交流。译者的文化自信进一步通过译本感染读者，增强海内外各族儿女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

二、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维度

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多元一体，这一特征理应也必须在中华文化典籍的对外传播中得到传达和阐释。基于这一特征，充分彰显民族典籍中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特质和文化符号是对外译介民族典籍的必然要求。换言之，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民族典籍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性质所决定的，是民族典籍英译的内生动力。这一内生动力在价值、历史和实践三重维度持续推进民族典籍英译工作。

（一）价值维度

在民族外宣工作中，民族典籍英译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是中华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翻译要素层面，民族典籍英译涉及翻译主体、翻译客体和翻译受众。翻译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决定着翻译行为的开展及翻译效果的呈现。语言文字工作者在翻译引入国外图书资料时应当把好意识形态安全关，在对外译出我国民族典籍时也应当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检验翻译行为的标准，确保参与翻译活动的各方在思想上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站位，坚决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在民族典籍翻译和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这是民族典籍英译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翻译客体即翻译中的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其中源语文本是译者的翻译对象，译语文本是译者的翻译成果。翻译成果是否达到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对象的价值能否被还原和再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民族典籍得到了系统性的抢救和整理，其中记载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朴素的传统美德和多彩的民俗风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哲学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这些文化价值财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传承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之一。在民族典籍英译中将这些文化价值传播出去，对外表达中华民族独特的共同价值体系，即中华民族敬天爱人的伦理价值与和谐共进的价值，回应了全球化语境下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呼声。在民族典籍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系的传播增强了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共同站在文化和价值交流的世界舞台让中华各族儿女更加亲密，更加团结。民族外宣工作也由此进一步夯实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和文化基础。海外读者是民族典籍译本主要的受众群体，他们的“期待视野”包括了对于译本中哲学、审美、伦理等价值的阅读期待。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共同价值追求，而民族典籍中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我国数千年文化和思想的积淀，是普世的真善美价值观。在翻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之一是让译本再现和突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体系，使民族典籍译本在价值观层面与读者的“期待视野”产生“视域融合”，如此便能引发海外读者的思想共鸣和价值认同。基于普世价值观的认同，民族典籍通过英译路径在海外的阅读和接受对我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在海外读者群体中的传播具有正向引导作用。

（二）历史维度

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时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多元一体的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偶然，其形成过程伴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是中国历史演进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缺乏深刻认识便不能真正读懂中国历史，而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历史脉络和思想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国各族人民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各族人民都将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的历史记忆刻录在本民族的典籍文献之中，形成了一部恢宏的中华历史文化长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民族典籍与汉族典籍文本中互为印证，成为当代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文献史料。汉族典籍中，《史记》就有《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匈奴列传》等数章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专门史篇，后世的《汉书》《明史》《清史稿》等典籍中关于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及与中原汉族交流融合的专篇更是不胜枚举。民族典籍中，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西南彝志》、土家族的《摆手歌》等都有关于本民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风雨同舟的记载。同时，诸如南诏的《南诏德化碑》、吐蕃的《唐蕃会盟碑》等碑文以及各地出土的考古文物都强有力地佐证了民族典籍中记载的我国古代各族先民融合团聚、维护统一的历史。因而，在翻译内容上，民族典籍英译本身便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英语书写。而作为这段历史的英语讲述者，民族典籍译者在叙事方式上自然应当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现中国历史叙事中中华民族精神源流、形成和铸就的过程，在译本中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乃人民之必然选择的历史逻辑，进而对外树立和传达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并呼应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民族典籍译者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英译全过程亦反映了译者的历史观和历史立场，即译者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将民族典籍译本置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空间和维度之内，在主、副文本的翻译书写中选择符合历史话语的恰适的译词以及体现文本历史叙事的英语表述。近年来，民族典籍英译开始倡导将民族典籍译本作为民族志加以深度描写，这是英译书写方式的巨大跨越。然而，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我国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书写绝不能脱离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描写和阐释。我们的文化源自我们的历史，因此任何一部民族志式典籍译本所呈现的文化都应根植于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记忆。忽视、割裂甚至架空中华民族历史的孤立的民族典籍译本是一种失实的片段性文化记录和伪民族志，也极易落入别有用心之徒的窥视之中，对我国民族外宣安全和国家语言安全造成威胁。

（三）实践维度

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实践，打造优秀民族典籍译本，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做深做实民族外宣工作的重要举措。在探讨如何推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国内学者提出了“信达雅”“化境”等翻译思想，亦建构了整体性的翻译实践路径，如“生态翻译学”“译介学”等，丰富了译学研究对于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于民族典籍英译而言，虽然以往这些不同视角和框架的思想或理论均有其在实践中的适切性，却并非针对民族典籍英译的专论。直至王宏印提出一系列民族翻译的核心理论和概念并建构了完整的学科话语体系之后，民族典籍英译实践才得到专门的学术关照和理论支持。王宏印所提出的民族典籍翻译中的“四大落差”“古本复原”等理论，以及“异语写作”“无本回译”等翻译类型为民族典籍英译实践向系统化和多学科交叉的方向提供了理论指导。作为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奠基者和领路人，王宏印指出：“关于中华民族是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事实，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认识，是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的认识基点和逻辑起点”，这一论断从翻译学学理上明确了开展民族典籍英译的认识论基础，即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因此，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夯实的正是民族典籍英译实践的基石，为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民族典籍英译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民族工作的主线，在民族外宣工作中具有总揽全局的普遍指导性；同时，亦如前辈学者所提出的“信达雅”“化境”等翻译思想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翻译状态，从民族典籍翻译的思想认识基点出发，民族典籍英译实践最终所要达到的理想翻译状态，或曰翻译目标，也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作为翻译思想的目标指向。对应“道法术人”四个层面的翻译实践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翻译指导思想的英译工作是一个系统化的有机整体（详见以下图示）：

如上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翻译思想的民族典籍英译实践包括道法术人四个要素，分别对应翻译思想、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和翻译模式。道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践系统中的“知”，而法术人三要素由道而生，形成推动实践开展的“稳定三角”，为实践系统中的“行”。道的纵横向维度为旨和象，分别对应翻译目标和译本表征。如前所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翻译目标，是英译实践的理想翻译状态，即“稳定三角”欲达之“旨”。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译本中的凸显亦成为译本自身的功能特征，为译本表征之一，即“稳定三角”欲构建和呈现的“象”。

三、加强民族典籍英译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为这一重要思想全面指导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础。作为党的民族外宣工作之一，民族典籍英译如何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是民族典籍译者应着力思考的重要课题。在民族典籍英译实践系统中，法术人三要素形成英译的“稳定三角”；持续强化和夯实这一“稳定三角”是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一）翻译模式：以我为主，传达中华文化的价值与理念

在20世纪初民族典籍英译的萌芽期，实施英译的主体为西方译者，及至当代，仍有相当一部分民族典籍由西方译者译出。民族典籍翻译界也一直有观点认为，由母语为英语的西方译者英译民族典籍是理想的翻译模式，因为这种顺向翻译以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书写译文，比中国本土译者所进行的逆向翻译更能实现民族典籍在域外的广泛传播。诚然，顺向翻译在译文表达上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语言阅读习惯，就如同译者是在对同一母语读者进行的语内讲述一般，在语言层更易亲近读者。但一部好的翻译文学作品应在语言、文化和思想三个层面同时再现原作价值，而西方译者的译文往往在文化和思想传达上产生信息欠额或偏差，这势必影响民族典籍译本在这两个层面的经典性再现。虽然中国本土译者会因英语为二语习得的原因而在行文上略显逊色，但这一语言上的缺憾完全可以通过译文的反复琢磨和母语人士的校审修改而最大程度地得到补偿。相反，若中国本土译者因逆向翻译的缘故而不主动承担民族典籍英译，那么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将变为中国本土译者作为旁观者，由西方译者决定传播内容的被动民族外宣，极易造成民族典籍中文化价值与思想理念的传递失效或变形，导致中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失真与误读。同时，如前文所述，民族典籍英译中应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而中国本土译者正是构建这一安全防线的主力军。由于某些西方译者自身错误的政治立场和历史立场，其译本所呈现的基本价值态度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严重损害了我国国家利益，违背了基本的译者伦理和职业道德，也提醒中国本土译者，应积极投身民族典籍英译事业，推出更多优质的彰显我中华文化价值与理念的民族典籍译本，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保卫战。无论是从传递文化价值和理念还是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民族典籍英译都应坚持“以我为主”的翻译模式，即以中国本土译者为主体的英译或以中国本土译者为主导的中西合作的英译。在英译全程中，译者时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翻译行为、优化译文效果，即在译本内容上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突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用英语世界易于接受的译文书写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对中国本土译者提出的时代要求，也应当成为中国本土译者为之不断努力的事业。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对话者之间充分展现各自的文明，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在文化身份和国家身份上，西方译者并不能成为代表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对话者；同时，若他们用西方的立场描写和言说中华民族典籍，致使译本内容存在片面性和偏离度，那么文明之间便无法充分交流，更难以达至“美人之美”的互鉴目的。由上可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本土译者应当掌握民族外宣工作的主动权，担当起民族典籍英译的主体责任，成为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实践者、对话者和贡献者。

（二）翻译原则：文化传真，彰显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

从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始终建立在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之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各族人民在共同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之上做出的必然选择。它既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文化价值引领，也是中华各族人民继承和发扬共同文化遗产的行动指南。这一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从中华文化而生，又推动中华文化而行，具有鲜明的文化指向和文化属性，为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基于文化翻译的英译实践指导思想，指引译者进入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场域，自信地展示和阐述中华文化价值。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指导思想的民族典籍英译应关注文化的传译，以文化为翻译单元实现意义的充分有效传递。著名翻译家孙致礼认为，“‘文化传真’是文化翻译的基本原则。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属性却不宜改变，一定要如实地传达出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导下，通过民族典籍英译“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译者以“文化传真”为原则，衡量译文的传译效果，消弭文化误读和文化误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高度概括了民族典籍中所呈现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是民族典籍英译对外传达的核心要义，因而基于“文化传真”原则的英译必须将这一基本的文化事实传递出去，否则便是“文化失真”，是难以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翻译目标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对外翻译传播记录在民族典籍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真实历史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译者责任。当西方部分译者、媒体和政客用虚假信息歪曲中国历史、妄图蒙蔽世界人民之时，民族典籍英译中的“文化传真”不仅是翻译原则，更是揭穿谎言、还原真相的强有力的反击武器。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赓续至今而不衰，与典籍在全民族中的传承和共享密不可分。历史上，汉文的《论语》《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经典被译成其他兄弟民族文字，而民族典籍，如藏文的《四部医典》、蒙古文的《蒙古秘史》等名著，也被译成汉文，广为流传。中华各民族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共同传承和保护全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使中华文明包容开放、逐渐累积，进而成为唯一延续不断的人类古文明。因而，中国本土译者作为中华文明的后继者和传承者应始终秉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接续先辈传承中华文明的荣光，在民族典籍英译中以“文化传真”为准则，全面准确地传达中国声音和中国价值，让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惠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翻译策略：深度翻译，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早期的中华民族典籍英译本由西方书写和解读，顺应西方的叙事逻辑、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是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产物，并不能传达真正的中华文化。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开始突显自己的话语方式，这一变化同样反映在民族典籍英译领域。以我国本土译者为主力的民族典籍英译队伍逐渐意识到于译本中彰显中国话语的重要性，于是本土译者开始更为自信地在译本中使用异化策略。但译者的中国话语意识还远不能确立民族典籍英译中的中国话语权，因为话语权的确立需要话语在国际上被共识和接受，这就需要译者夯实译本的历史高度和文化深度，丰富译本的中华文化信息容量，使中国话语为世界所信服和认同。作为深度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深度翻译策略为呈现文化性和学术性的民族典籍译本提供了重要的路径。通过这一英译路径，译者采用扩增式的翻译方法，如添加导读、引言、文外注释、辅助图片等，讲述和注解中国话语所传达的价值和人文精神，使中国话语在民族典籍英译本的海外阅读中成为读者愿意倾听并深入理解的叙事语言，进而彰显和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深度翻译策略在展现中国话语内涵和力量的同时，更能借助其对于文本的延伸和拓展“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其中尤以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为重要书写对象。民族典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符号极为丰富，是中华文化同一性的鲜明表征。代表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龙”“黄帝陵”“伏羲八卦”等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符号印证了中华各族儿女“同源共祖”的历史，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也凝聚了中华儿女千百年来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这些共同文化符号在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心中是熟悉和亲切的，也是无须注解便能引起共鸣的民族身份象征。然而在其他海外读者眼中，这些符号的中华文化同一性及象征意义是无法从表面的符号“能指”中获得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提出语境概念时将其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根据这一分类，若语言符号的意义仅涉及情景语境，海外读者或能从字里行间理解符号“所指”，但若其意义必须放置在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中才能理解，则译者需要对其进行深度的译语书写，借助多样的副文本形式阐释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符号是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语境中的概念，其在海外读者群中的理解和接受必须通过译者在文外提供更为丰富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语境的注解才能实现。在这一深度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关于民族典籍中中国故事的讲述变得更为详尽，而故事中所形塑的中国形象也将更为“可信、可爱、可敬”。

结语

与其他民族工作一样，民族典籍英译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在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对外传达和全面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华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典籍译者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做大做强民族外宣，向海内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民族典籍英译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价值维、历史维和实践维这三重维度上推动民族典籍英译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在工作实践中，民族典籍译者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翻译之道、翻译之旨和译本之象，并通过翻译中的法术人“稳定三角”在英译中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具体而言，在翻译模式上，以我为主，传达中华文化的价值与理念；在翻译原则上，确保文化传真，彰显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在翻译策略上，采用深度翻译，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