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昭寺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在此后长达1300多年的时光里经历了兴建、废弃、维修、扩建和定型的过程，最终形成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51万余平方米的大型建筑群。1961年，大昭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昭寺作为布达拉宫的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予以高度评价：“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并且开创了藏式平川式寺庙布局规式······”
纵观大昭寺，整体建筑坐东朝西，东、南、西均有入口，正门西向。全部建筑基本上沿纵向中轴线分布，建筑群由二至四层的楼房组成，有门廊、庭院、觉康主殿等主要建筑以及分布在四周的僧舍、库房等，并按南北两院布局——北院大门为大昭寺正门，为五开间二层建筑，底层为门厅，两侧绘制四大天王和护法神像，二层为“三界殿”。上拉章（达赖公署）和下拉章（班禅行宫、摄政王公署）分列在寺门两侧。过正门以后，有一个约110平方米的方形千佛廊院，四周的回廊满绘大型佛教故事壁画，这里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举行传召大法会的主要场所。全寺的中心建筑觉康主殿位于北院偏后方，整个大昭寺的屋舍以其为中心环绕。南院主要是为举办传召法会而设，有传召机构、厨房、仓库等建筑，辩经台设在南入口的西侧。
觉康主殿为一密闭院落，是大昭寺的精华之所在。主殿建筑平面为正方形，殿高4层，下面两层是大昭寺建筑中历史最悠久的部分——内院式外廊，平屋顶，每层有房18间。主殿的核心部分为主供释迦牟尼佛殿，位于神殿最后的正中，达两层楼高。释迦牟尼佛殿的两侧，是强巴佛像、十一面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师以及西藏各大教派的始祖造像。此外，主殿二层供奉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赤尊公主的塑像；三层为一天井，是一楼殿堂的屋顶和天窗；四层正中为4座金顶。
在大昭寺的整个建筑群中，只有主佛殿觉康仍旧保存了吐蕃时代的建筑结构和装饰风格。例如主佛殿的梁架、斗拱和藻井，金刚藻井的立柱、彩绘莲花柱头，尤其是半圆雕人面狮身像等，都受到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以及西域等地的影响，展现了吐蕃建筑极强的多元文化特色。此外，这座神殿还有着浓郁的中原地区建筑风格，特别是人字大叉梁结构这种唐代建筑手法，被巧妙地融汇在了藏式建筑之中。
大昭寺的典藏文物也特别珍贵，尤其值得称道。除了由文成公主带入西藏的释迦牟尼佛十二岁等身像，还荟萃了历朝历代文物之精华，数量繁多，其价值难以估量。其文物主要包括数量众多的各种金铜造像、唐卡。其中，公元1419年明朝使臣杨英赴藏时赠送给大昭寺的两幅“大明永乐年施”题款的刺绣唐卡——胜乐金刚唐卡和大威德金刚唐卡，是朝廷赏赐给西藏地方宗教首领的珍贵礼物，至今完好保存。大昭寺还藏有一套108卷的朱印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印刷装帧十分精美。从这些丰富的历史文物与文献资料，我们看到了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西藏社会与中原地区的深厚渊源，看到了大昭寺与西藏政治经济、宗教信仰、文化艺术、节日习俗以及其城市发展的紧密关系。
作为一处极其重要的建筑和空间，大昭寺的形成与西藏社会的发展与演进密切相关。大昭寺始建，是因为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后为其修建宫殿，此时规模并不大，只是全部宫殿建筑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朗达玛继任赞普后开始“灭佛兴苯”，大昭寺残破凋零，200多年后佛教才又开始在西藏复兴。直到公元11世纪，大昭寺觉康殿被维修扩建；公元12世纪，觉康佛殿周围增建转经廊，早期建筑与珍贵的吐蕃时期的壁画得以修缮。五世达赖喇嘛用了近30年时间持续对大昭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特别是扩建了正门、上拉章、下拉章和噶厦政府机构等附属建筑。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又陆续扩建，增设了许多佛堂。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噶厦政府机构迁至大昭寺内，使其建筑功能发生了新的变化。
大昭寺建成初期被命名为“惹刹”（藏语，意为“羊驮土填的地方”）。有传说称，当年修建大昭寺时是民众赶着成千上万的白山羊驮着泥土往来运输土石等建材的。之后，大昭寺被称为“祖拉康”（藏语意为“经堂”），又称“觉康”（藏语意为“供奉释迦牟尼佛的殿堂”），明清之际才被称为“大昭寺”（昭，蒙古语，意为“寺院”）。
除了是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大昭寺也是西藏地方政府统辖西藏的重要场所，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重要空间。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建立后，噶厦政府机构便设于大昭寺内，主要集中在庭院上方的两层楼周围。许多重大的政治和宗教活动，如金瓶掣签等都在这里进行。在拉萨，大昭寺与布达拉宫、罗布林卡一道，共同构成了历史悠久、积淀沉厚、精美和谐的胜景。
（作者张荣德为 西藏文化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本文刊发于《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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