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明代藏族家族史编纂中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

【内容摘要】明代藏族家族史最主要编纂旨趣是抬高家族地位，很重要的编纂方式是撰写家族历史和著名人物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家族史与世系史的作者在当时社会身份非常特殊，有的是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人物，也有的是家族族长或大学者，他们所表述的思想，是当时藏族社会政治意识的直接体现，这就有力证明了当时西藏地方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与归属。从家族史撰写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去揭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内涵，有利于挖掘出深化于内容之中的精神实质，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藏族家族史；编纂旨趣；中央王朝；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杨洁，女，汉族，内蒙古包头人，绵阳师范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文历史文献。

【文章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朝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使臣往来文献资料整理和研究”阶段性成果。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与中国史学的编纂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随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明代藏文历史文献编纂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有着深远的传承因素与深刻的历史沉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汉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藏族史学家认识到了撰写历史对于家族和世系之兴亡的重要性。史书是当时社会政治与历史记载的一种互动体现，明代家族史和世系史虽然与综合体史书、人物传记等在编纂形式、目的、内容等方面均有差异，但是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却是深化于内容之中的思想精髓。深入到藏族家族史和世系史的著作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藏族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意识。

一、大司徒绛求坚赞守护中央颁赐的“虎钮印章”

元朝中央曾为绛求坚赞颁发“虎钮印章”，以史书中记载的“虎钮印章”为主线，能更好挖掘其政治思想。绛求坚赞在文地谷顶会晤贡巴，贡巴说：“现在萨迦人所做此事，我止贡人早做了”。绛求坚赞听到贡巴的话立即表示否定，理由是：“请勿出此言。那时（止贡）的喇嘛是京俄大师，贡巴是释仁，你们喇嘛和长官连拇指大小的印章都没有，亦未出任过皇帝的帝师，在拉堆岗噶地区南面十八沟以北的此地盘内，五年发展，八年安定，两年衰落，总共仅有十五年。而萨迦派担任皇帝的师长，主宰赡部州业已一百余年，皇帝的敕令传到哪里，萨迦派的势力就到达那里，被皇帝封拜管理直至海滨的村庄和寺庙，受用无尽。您可不要在他人面前说这类话。那时虽说您权势大，但大概也只是我所管辖的这么大。”说明绛求坚赞以元朝册封及元朝颁发的印章为统治西藏地方的正统标志。当旺尊逮捕绛求坚赞后，绛求坚赞宁死也不交出元朝中央发给他的“虎钮印章”，并言道：“在宴席上他逮捕了我，强迫我跪在羊脂石上，吼叫说：‘快将虎钮印章交出来!’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惩处和盘诘，然而我未交出虎钮印章，嗣后把我囚禁在贡塘九十三天。虽然他咆哮说：‘把虎钮印章交出来’！我硬是不交。”之后，捎信给乃东的旬努尚波说：“他们把我逼到这般地步，我绝不会交出职位，即使我被裸身捆绑押到乃东，你们也不要交出乃东官寨，若不交出乃东，就有帕木竹巴的地方政权，就有我，就有你们诸位，就有雅隆，纵然我蒙难被杀被剥皮，也不要交出乃东，你们诸位是明白上述话的含义的。”

“虎钮印章”为何物，实则在《朗氏家族史》中已经交代清楚，拉萨拉康团伙阴谋煽动战乱，绛求坚赞管制萨迦大殿，以何为管制的标志呢，就是“虎钮印章”。如文中所述：“我刚得到‘虎钮印章’，喇嘛就声称：‘这乃是萨迦人的记魂石，可厉害啦！’”这也是后来归还萨迦大殿的标志，因此“虎钮印章”是元朝中央授权给萨迦派统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标志。不仅如此，元朝皇帝为西藏的各类官员颁发的皇帝诏书、封号、印章，都是《朗氏家族史》记载的高频词，全书大部分都是围绕这些内容展开的。绛求坚赞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并且珍视元朝中央发给他象征权力和地位的印章，每一次诉讼或与对手抗争时，绛求坚赞总要拿出元中央发给他的象征中央赋予权力的凭证和印章。如书中记载：“当司徒刚巡视阿里完毕，我立即邀请他们一行至雅隆，在南杰（意为帝释天），我把以薛禅皇帝颁发的封赐帕竹领有直拉山以内地方之封诰为代表的圣谕、旨令、劄子、文件和封地文书等呈现于司徒座前，供其审查，以便对证。司徒瓦郎、巡使和译师等人惊愕地说道：‘有如此完整的封诰、文件，岂容争辩，（雅桑）应退还直拉山以内的领地。’”大司徒绛求坚赞临终之前写下了遗嘱，遗嘱开头说自己患病了，但是他所迎请的钦差到达，他带病急匆匆地前往宣旨钦差座前多次辩驳。他非常重视中央赋予的权利，自始至终，直到临终重病，他还是始终如一，在代表中央的钦差面前据理力争，非常重视且胸有成竹。大司徒绛求坚赞在遗嘱中也强调：“（我）以为释迦仁钦适合安住乃东之高位，已派遣拔喜哲前往大都请得封诰，依据敕令，举行仪式，宣读了封诰委任为万户长。”纵观《朗氏家族史》记载的史料，显示了对中央的无比重视。与活佛转世的规则一样，万户长的册封同样是要严格遵守中央的封诰，要依据敕令举行委任仪式。此时元朝中央已经风雨飘摇了，大司徒绛求坚赞作为新兴势力才冉冉升起，这时的绛求坚赞十分重视元朝中央在西藏地方的统辖权力，他自始至终心向中央，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流露于字里行间，在他的遗训中也嘱托了后代要遵守皇帝圣旨：“东方皇帝以前就关怀（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宣旨钦差。”《朗氏家族史》的译者佘万治、阿旺认为：“如果说绛求坚赞毕生竭诚为巩固和加强西藏同祖国的关系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我们认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朗氏家族后代也是奉行此种精神，在明朝建立之后，朗氏家族后代积极主动与明朝中央取得联系，并且始终忠于明朝中央的统辖，直到帕竹政权最危难关头，依然不远万里来到明中央汇报情况寻求帮助，只可惜当时的明朝中央也已经穷途末路了，无力挽救帕竹。因此，帕竹地方政权与明朝差不多同兴起同衰亡，这并不是偶然，充分说明帕竹地方政权的发展与兴旺离不开中央政权信赖和扶持。

二、萨迦人对萨迦大殿的推崇

萨迦大殿作为后藏地区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元朝中央政权的扶植下便已确立，但在1358年萨迦派发生内乱，绛求坚赞借机夺取了萨迦大殿的控制权。明朝中央为了扶持萨迦派在后藏的势力，明永乐皇帝于藏历水蛇年（1413年）派遣侯显、宋成为首的500人使团，远赴西藏将诏命送至扎巴坚赞的手中。此后又经过了长时间的商讨，终于在藏历阳土狗年（1418）年二月，在萨迦寺举行了空前隆重的“前藏人交还萨迦大殿”的盛大庆典。为了庆祝自己家的大殿终于回到手中，萨迦人兴高采烈地宣称:“为让前藏的人们看到对萨迦拉钦佛殿的重视，显示萨迦巴请来的强有力的贵宾的威风，请你们在萨迦停留和献礼布施八天”。萨迦人如同朗氏家族捍卫“虎钮印章”一样，从阿旺贡噶索南著的《萨迦世系史》中看出萨迦派对于萨迦大殿十分珍视，同样能够感受到萨迦人对萨迦大殿具有深厚的情怀。有元一代，萨迦派得到了元朝中央的极大扶植与重视。元末明初，萨迦派失势，再不可与元朝受到的待遇同日而语，但是萨迦派并不甘心走向衰落的命运，也与明中央取得积极联系，并且得到册封。《西藏佛教史》中说：“到明朝中晚期，萨迦派僧人在明廷中的活动虽然愈来愈少，甚至没有什么影响。”阿旺贡噶索南作为明朝末年萨迦派的僧人，回忆昔日威风并汇集先前史料，重新整合、完善有关萨迦世系历史内容的资料，从而编纂了一部全新、详细的《萨迦世系史》。阅读其内容，能够感受到对于萨迦曾经盛极一时风光岁月的赞扬与缅怀，萨迦大殿成为当时萨迦荣光的寄托。萨迦大殿是元朝中央册封萨迦派统领西藏地方政教大业的权力中心，元代以来萨迦辉煌百年，萨迦大殿更是萨迦权力的象征，故阿旺贡噶索南在《萨迦世系史》中曾38次重点提到了萨迦大殿，可见其对萨迦大殿的重视。直到今天萨迦大殿中还保存有高10米、长60米、约有8.4万卷的“经书墙”，以及元明时期历代皇帝赐予萨迦的佛像、法器、珍宝、诏书、印章等，特别还藏有珍贵的贝叶经、《布德甲龙马》大藏经以及全世界最重的金汁经书——《铁环经书》，重约1000多斤。

阿旺贡噶索南著的《萨迦世系史》引用了达仓译师、藏强巴多杰坚赞和西饶多杰著的《萨迦世系史》以及有关记载萨迦历史的诸多史籍，其中记载：“藏强巴多杰坚赞《萨迦世系史》著于吉祥萨迦寺创建四百零三年的藏历阴木猪年，此时曲弥巴罗追旺秋54岁，他正宣扬佛法，做利益众生之事。”历法并不简单是记录时间，在古代汉族的观念中，历法纪年的改变，一般是新旧时代的交替。藏族纪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以藏历为主，其他历法也在使用，有时候用几种历法形式纪年，因此，纪年方式也是作者编纂思想的一种重要体现，在这里以萨迦大殿的创建时间纪年，无疑是对于萨迦大殿的重视与推崇。

此外，从《萨迦世系史》的礼赞文中看出，礼赞文前半部分是赞美昆氏家族，后面部分赞美了贡噶仁钦一生的功绩。萨迦班智达与八思巴之后萨迦历史上的名人众多，作者在礼赞文中重点赞美贡噶仁钦和他的心传弟子绛阳等人。说明作者认为贡噶仁钦对于萨迦家族是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文中赞颂道：“犹如天界神殿落大地，神幻之萨迦大殿的近旁，如同奇异无量宫之拉康，次第降生萨迦胜后裔。转动法轮的大乘法王，成为大地君主的顶饰使萨迦教法如太阳显明，对你的功业虔诚顶礼！愿这些贤正善良诸功德不劳自成之佛法上师将太师圣贤之化土卫、藏、康三地教化！”贡噶仁钦不仅是细脱拉章的第二代继承人，而且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萨迦派上层领导人物，据《萨迦世系史》记载：“贡噶仁钦藏历狗年返回萨迦寺。元朝皇帝封他为‘灌顶国师’，赐大水晶印和大银印等，并把法王八思巴的寺庙划拨给细脱拉章。”此后，拉萨宗巴等人洗劫萨迦寺，将萨迦大殿据为己有。贡噶仁钦在扭转时局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贡噶仁钦积极寻求贵族势力的支持，与侵占萨迦大殿的拉萨宗巴等人作斗争，他采取一切措施，重新收回了萨迦大殿，光复萨迦教派的荣光。对此《萨迦世系史》记载说：“贡噶仁钦自20岁起，尊奉遍知一切的萨迦大译师之旨意，对萨迦寺法座进行护持，使佛法如死灰复然。”可见作者阿旺贡噶索南认为贡噶仁钦能够收回萨迦大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功绩，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将维护萨迦寺及萨迦派的尊严看得非常重要。阿旺贡噶索南作为昆氏家族萨迦派的本钦，在萨迦派不复当年荣光的时候回顾了萨迦派的光辉历史，通过歌颂在萨迦大殿蒙受屈辱时贡噶仁钦挽救萨迦于危难之中的事迹，表达了对力挽狂澜英雄的无上崇敬。的确，萨迦大殿能够成功收回对于萨迦世系的延续和萨迦教派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萨迦派辉煌也在萨迦大殿，衰落也在萨迦大殿，如前所述，这是萨迦派的灵魂所在。

元代以来萨迦大殿作为萨迦派执掌西藏地方权力的中心，明代以来萨迦权势一去不复返，但是明朝中央依旧非常重视萨迦派：“贡噶仁钦于61岁的藏历阴土兔年六月二日在萨迦大殿去世后，其子罗追坚赞曾受明朝封为国师。”罗追坚赞与明中央政府往来不断，且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此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封萨迦派贡噶扎西为大乘法王，封萨迦派都却拉章的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明廷如此封授萨迦派，一方面反映出明朝中央对西藏“多封众建”策略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朝中央对萨迦派的高度重视。从阿旺贡噶索南著的《萨迦世系史》中看到了萨迦大殿在萨迦人心目中的无比崇高而又重要的地位，这也说明了萨迦派对于中央赋予的神圣权力和地位的无比珍视，且已经深入骨髓。

元朝以来，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之中，这是诸多汉藏文献史料可以充分说明的。在《萨迦世系史》中也有明确记载：据说此时把吐蕃三区算作是一个行省。并解释了行省一词的意义。蒙古薛禅汗治下共有十一个行省，吐蕃三区虽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之驻地及教法弘扬之区，故算作一个行省奉献。西藏是元朝册封行省时的一个行省，这也从另一面看到《萨迦世系史》作者编纂思想和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意识。

《萨迦世系史》非常重视记载萨迦人物被封为帝师及国师，并赏赐象征权力的印章。“自从贡噶仁钦建巡礼法轮以来才开设了经院，是时，贡噶仁钦迎请贡如西仁巴，随其闻习教法。此后大司徒派人来请，藏历狗年返回萨迦寺……是时，皇帝封他为‘提领教法司大元国师’并赐印册等。”《萨迦世系史》记载：“详说萨迦派细脱拉章。最初从天降下天神三兄弟至今萨迦世系未有中断。为卫、藏、阿里、汉地和蒙古等辽阔土地上的诸众生谋求利益以及统管萨迦寺者即为众所周知的达尼饮波桑波贝。”这种汉蒙藏一体意识流露于字里行间。不仅如此，《萨迦世系史》还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皇帝诏书和法旨，萨迦从帝师八思巴开始，元代历任皇帝都为担任帝师和国师的萨迦首领颁发有诏书、印章和法旨。目前不仅在西藏保存有多件皇帝的诏书和法旨，而且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民族文化博物馆也保存有许多皇帝颁发的诏书、印章和法旨。这些珍贵的文物，是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领属关系的重要见证。

三、撰写家族与中央王朝关系是抬高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

《萨迦世系史》与《拉堆绛世系史》等家族史与世系史，最重要的编纂目的就是赞扬家族的辉煌与功业。在西藏具有影响力的家族和世系，他们炫耀家族辉煌功业最重要的途径几乎都是强调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或凸显中央王朝授予其封号以及赏赐礼物。美国的艾略特·史伯岭在《评〈拉堆绛（家族）世系〉》中认为，该书的特别之处有两点，其中一点就是该书引用了明朝中央赐给该家族的爵位，引用记载在《明实录》中的封赐多少都有点夸耀的成分，是为了强调元朝的统治结束之后，拉堆绛地区的政治地位和统治者的家族身份（以及他们同江孜法王的交往）。在元代拉堆绛家族虽然与元朝中央没有直接往来的关系，但是写到元朝统治西藏地方时，作者通过描写拉堆绛家族与萨迦昆氏家族的密切关系，来间接说明家族的荣耀地位与高贵种姓。在《绛巴那杰札桑传》中，关于明代藏族著名的学者绛巴那杰札桑家族来源时记载说:“绛巴那杰札桑之家族出生于世界吉祥之地，其祖辈曾到过汉地的一座王宫（任职），并于西夏第六代西乌王逝世时任‘七期荐亡’之善事官。”，这就清楚地说明其家族为显赫、高贵之族系，与汉地宫廷和西夏王有直接往来的关系。

《仁蚌世系史》中记载，玛本却多之子名叫仁钦杰波，他的儿子名叫仁钦珠，其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杰波沃、扎西贡布、尼玛沃、多吉贡布。仁钦珠曾任域顶之内臣，扎西贡布曾做过法王京俄札仁巴和杰瓦果鲁巴之侍从，统辖域顶地方的六大部落和六小部落，修建了昌珠寺，并且建有金龙。杰波沃有两个儿子，名称仁钦坚赞和释迦贝。释迦贝曾做过元朝、萨迦、乃东之接待官。释迦贝有两个儿子，名为释迦坚赞和释迦本。释迦坚赞曾拜京俄札仁巴为师，堪布协果巴为其授沙弥戒，京俄札仁巴和仲钦仁波且赐予其修行帽和僧衣，并赐予噶央等地本钦之大权，同时任命其为雅韦二寺之法官，掌管却丹林寺院。释迦本有四子即南喀坚赞、索南坚赞、坚赞桑珠、却吉杰波。索南坚赞之儿子名为堪布降秋贝，其掌管雅桑之法座。坚赞桑珠之子名为札噶吉沃，札噶吉沃进入噶举之法门。却吉杰波之子名为塔勒巴。南喀坚赞曾担任国师之内臣，并亲自颁布了大司徒之命。吉祥之年的二十一日，被任命为仁蚌宗之宗本，此后又担任后藏秋米地方的大官，由此传出“大官南喀坚赞”之名。此后，国师为其赐予萨迦大殿本钦之礼服，其修建有仲钦之塑像，并修复了俄迷之圣地，于锡金修建有顿多寺，亲自还修建有许多修行圣地。虽然上述史料来自《仁蚌世系史》略本，但是仍然十分重视对于家族内部人员所任中央册封官员的记载。同时，认为仁蚌巴宗本南喀坚赞曾经担任国师内臣又担任过后藏地区大官，以及在萨迦大殿授予本钦之礼服是家族的荣耀，故记载在册，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凸显家族显赫的地位。以上《仁蚌世系史》的记载体现出了作为仁蚌家族重要成员的阿本对于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这样的政治认同在明代的史书编纂中具有普遍性，只是表现的角度、内容及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意义深远。

《大慈法王传》通篇文字都在赞扬大慈法王的政教功绩：“智慧之光四射的太阳啊，你把众生的愚昧之夜一扫而光！浊世怙主，有无数个亲传弟子，你的教证高深如同山岳，杰出的思辦力，倍受赞赏!尤其赤黄色装束的法轮，在幽静的曲顶弘法三年，中间猪年受到东方君主之请，此刻第二佛陀给你讲：你的祈祷如同大海的威力，为了在彼处佛法得到弘扬，你当前去宣扬佛法利益众生，以喜悦之情千嘱咐万叮咛……尤其依靠神变佛祖之教证，乳海中的精华第二佛陀的教法，能运载到东方的高大马车，你的大海般的功业，谁能衡量！为此东方的无双君主，赞誉你是‘无与伦比的上师’，授予你如此的封号：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传记中除以诗文的形式歌颂了大慈法王弘法利众及建寺培养弟子之外，还叙述大慈法王受到皇帝的褒奖与册封，在政教大业方面的丰功伟业。三大法王是拥有特殊身份的传主，其功业不仅停留于西藏社会，在内地所作出的功业同样在传记中得以体现和宣扬。把受到中央皇帝褒奖作为传主最大荣光，体现了明代西藏社会及僧俗群众心向中央的认同心理。

藏族是非常注重家族世系的民族，在藏文历史著作中都有记载家族的惯例，所有高僧传记都要介绍其家族出身。《江孜法王传》实际上是家族史与传记的合体，而且作者明确指出，著作传记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介绍江孜家族。其中重视江孜法王政教功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江孜法王与明朝中央的关系以及受到明代中央的赏赐与册封。政教人物传记几乎都具有相似的记载特点。尤其是元末明初开始以专门史形式撰写家族史，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的精神实质已深化于内容之中。明代的家族史和世系史虽然与综合体史书、人物传记等在编纂形式、目的、内容方面均有差异，但是对于中央的政治认同却在记载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中皆有明确的体现，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藏族史学者在撰写史书时对中央政治认同的意识，而且这一点在家族史与世系史记载中得到更好的体现与说明，因为撰写家族史与世系史的作者在当时社会身份非常特殊，就拿朗氏家族史的作者绛求坚赞来说，他更重要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历史编写与叙述，也是其政治思想和认同的一种直接流露。同样《萨迦世系史》的作者也是昆氏家族的大贵族和萨迦的班钦（大学者），他所表述的思想，也是当时其政治意识的直接体现。如果说综合体史书对于周边民族的记载，对于不同民族语言文字资料的引用是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自觉流露，那么家族与世系史似乎有当时地方政府公文的态度和主张，是当时西藏地方统治势力思想意志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明代以来藏文史书体裁不断创新，家族史与世系史无疑是最与众不同的一种史书体裁形式，编纂的主要目的是记载家族传承、弘扬家族历史、抬高家族地位，甚至在编纂旨趣方面有着突破佛教藩篱贴近世俗社会等特点。为了抬高家族地位，很重要的编纂方式是强调家族著名人物与中央王朝的亲密关系，体现出对中央的政治认同意识。其撰写内容与家族地位、势力等具体情况相关联，从本家族特点出发，将家族发展过程中最有价值的内容记录在册，突出记载为家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与事迹。目前从已收集到的家族史与世系史的内容上看，这些资料具有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价值，从历史文献编纂的角度解释文献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明代藏族历史的重要补充。藏文历史文献编纂与藏族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联系密切，对于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