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江平：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

【内容摘要】西藏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但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和艰难性并存。本文在总结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历史过程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了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系统论、生态平衡论、生态风险论、生态价值论和生态发展论，探讨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提供支撑。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构建；西藏

【作者简介】方江平，西藏大学副校长、教授。

【文章来源】《西藏发展论坛》2024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上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文明建设的思考。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字，原义是指房屋（house）或住所。在没有人类干扰的情况下，自然界中各种生物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生存状态，所以通俗讲生态就是指生物的生存状态。如今“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非常广泛，除自然科学之外，人们的“衣食住行娱”都可以加上“生态”来修饰，如生态食品、生态交通、生态社区等。在社会学中也大量使用“生态”一词，如生态民族、生态行政等。美好的事物，如平衡的、永久的、健康的等均可冠以“生态”润饰。

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的有利于认识和适应客观世界、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和发明创造的总和。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生态文明”一词，强调人类在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保护自然并利用自然，进而造福人类。这种新的文明，虽然在学术上存在新文明形态和后工业文明阶段之争，但在物质上明确了人们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推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精神上唤醒人们生态意识，从而引发一系列生态学化的大学科群迅速崛起。

西藏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具有独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因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和人类干扰十分敏感。其生态与环境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气候变化和生态安全，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北半球的影响都非常大，是全球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采取综合举措，加大对青藏高原空气污染源、土地荒漠化的控制和治理，加大草地、湿地、天然林保护力度”，“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这些指示为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西藏生态环境建设描绘了蓝图。和平解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起步建设阶段（1951—1977）

和平解放前，西藏的环境保护仅限于传统的山水保护，没有涉及到全面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民主改革之后，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成立生态环境组织机构、大力推动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苗圃建设、发展经济林等措施，取得了一些环境保护效果。当时西藏广大农牧区仍然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仅拉萨、昌都等城镇有少量工业，人对自然界的影响还非常有限，绝大部分草原、森林和农田保持着原生状态。

（二）改革探索阶段（1978—200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增长，同样出现了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导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为了避免出现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中央在《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强调，包括西藏在内的重点区域的重点任务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环保规章和法规性文件。这一阶段实施了“西藏‘一江两河’综合开发”“山南防沙治沙国家综合示范区”等农业生态工程，初步形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环境保护与综合发展的建设模式。

（三）快速发展阶段（2009—2019）

2005年，中央首次提出构建西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概念，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该《规划》明确了2008—2030年期间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目标和总体布局，将投入155亿元，实施3大类10项生态保护、生态建设和支撑保障工程，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这标志着西藏社会发展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原生生态系统保护或行业发展中环境建设，而是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综合生态工程，既是一个“生态”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建设的过程。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实施开局良好，高原生态系统整体上处于稳定状态，重点工程区的生态效益已经开始发挥，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得到有效维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确定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结合社会发展实际，探索创新实践，总结凝练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西藏特殊的地理环境状况，巨大的生态屏障功能，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西藏自治区党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线，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立足世界大生态、全国大环境，着眼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未来，积极推动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把西藏建成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战略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示范地、绿色发展试验地、自然保护样板地、生态富民先行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1 生态系统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相互作用，彼此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形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系统由生物群落和非生物环境二部分组成，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组成，其种类数量和种群丰富程度对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非生物环境又称无机环境、物理环境，如各种化学物质、气候因素、土壤条件等。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如碳、水、养分元素等）通过生物生长、分解、循环过程不断地转化，能量通常是通过食物链和食物网来实现流动，以此达到生态系统稳定的目标。不同生物种群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着独特的“生态位”，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和草”。也就是说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沙漠、农田、城市和人都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彼此之间必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成为一个循环的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统筹兼顾、区域协调、多策并举的原则，坚持治山、治水、治气、治城一体推进，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必须坚持协调统一的思想，强化流域系统观念，倡导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建设理念，以系统论的观点来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各环节和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把握。

西藏地势变化明显，地貌类型多样，自然条件、地域差异很大，由此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境类型，具有从热带、亚热带到高山寒带和从湿润、半湿润到干旱、极干旱的生境类型，为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类型的发育奠定了基础。西藏几乎包括了除海洋生态系统外的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拥有从热带雨林到寒带冰雪生态系统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生态系统类型为多样性生物物种资源的形成与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王君正书记在中国共产党西藏自治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我区拥有大江河大湖泊、大草原大湿地、大森林大雪山等生态资源，在全国乃至世界生态格局中的影响大、贡献大、责任大、价值大”。意味着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大工程，要针对西藏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生态系统类型，采用不同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在国土空间开发、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城市发展、城乡平衡、法制教育等方面进行系统设计，形成“立体网络系统结构”，坚持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并重，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并举，处理好人口和资源均衡发展，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问题，才能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自然资源得到节约的基础上，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生态产品。

2 生态平衡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平衡（Ecological Equilibrium）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状态。换言之，当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组成成分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相等，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受到外来干扰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初始的稳定状态。自然生态系统经过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演代，最后形成相对稳定状态，其物种在种类和数量上保持相对稳定，系统中的有机体将所有有效的空间都填满，环境资源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利用，但这种稳定状态是一种动态平衡，此时系统内仍然有物质循环和能源流动，这是生物维持正常生长发育、生殖繁衍的根本条件，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生态平衡也是一种相对平衡而不是绝对平衡，因为任何生态系统都不是孤立的，都会与外界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会经常遭到外界的干扰，如果干扰超过生态系统自身恢复能力，那么平衡就可能被破坏，会使各类生物濒临灭绝，生态系统退化或开展新的平衡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如何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则；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就是从人对自然的依附性、人和自然的矛盾发展、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认识阶段，最终这一认识也确定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主要表现为“高、寒、旱、陡、风、冰、强”七个方面，即海拔高、气候寒冷干旱、藏东地形坡陡、藏西北风大、冰雪覆盖面大、紫外线强，所有这些环境因子都限制了植被的生长。在广漠的高原夷平面上，高寒干旱环境下形成的草原植被结构简单、生长期短、自身调节能力很弱，原生生态系统破坏后很难恢复；在藏东南高山峡谷地区，地形坡度大部分区域超过25度，植被受干扰后造成土壤侵蚀量远大于成土速率，生态系统重建是不可能的；在藏中南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区，裸地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土壤干燥缺水问题突出，表层土壤凋萎湿度持续时间8个月以上，经长期筛选的原生植被一旦遭到破坏，就有可能形成无法利用的荒漠沙地。客观条件要求西藏生态文明建设，优先选择保护原生生态系统，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从外界要输入物质和能量，以提高生态系统平衡质量。进入新时代，西藏清洁能源开发步伐加快，形成了以水电为主，油、气与光伏、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逐步实现了在保护基础上的新平衡状态，促进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

3 生态风险论——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分可能产生的影响，其结果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伤，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生态风险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含义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哪种风险和造成这种风险的灾害是不确定的，人们事先难以准确预测危害性事件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和范围；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势必会受到外界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危害和影响，也就必然存在隐性风险。当然生态风险判断也不是束手无策，可以通过事件先前发生的概率信息，采用科学严谨的态度进行生态风险评估，进而去推断和预测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风险类型和大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出台制定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领域文件，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制定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40多项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建立了“环境一票否决”“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等体制；逐步建立环境价格体系，实行排污总量有价分配制度；逐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生态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欠发达地区实行生态补偿制度。2018年组建生态环境部，这是因为随着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的提高，需要更全面地扩大环保执法的边界，以更全面地应对人类在地球上面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带来的挑战。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被称作“世界上最后一块净土”的西藏，目前也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预警区、敏感区。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成果表明，过去50年，西藏地表年平均气温平均每年升高0.031℃，超过全球同期增温速率的2倍，并且极端高温事件频次显著上升，年降水量累计增加33毫米。与此同时，高原冰川加速退缩，储量减少15%，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念青唐古拉山等冰川面积缩小20—30%，80%以上的湖泊出现扩张，由此可能导致冰湖决堤溃坝，高原多年冻土面积减少了16%，这对青藏铁路、青藏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都极为不利。鉴于上述客观因素，国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进一步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防控生态风险，保障生态安全。西藏人大同时实施了《关于全面贯彻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决定》，《西藏自治区冰川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正在分开征求意见阶段，《拉萨市雅鲁藏布江保护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法规也相继出台，这表明西藏党委政府正在通过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确保西藏生态环境安全，为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4 生态价值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价值（Ecological Value）是指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能够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所有惠益，包括产品供给服务、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以及生命支持服务。生态服务价值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中得到的利益，主要包括生态系统向经济社会系统输入有用物质和能量、接受和转化来自经济社会系统的废弃物，以及直接向人类社会成员提供服务。生态价值具有全民共享性、连续有用性等特点，是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提供的正向外部经济，同时生态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多样化，其定价往往取决于质量而非数量，导致调查方法、采样手段、指标体系很难统一，价值评估结果难以信服而无法真正提供决策参考。另一方面，生态产品的度量、抵押、交易、变现等方面，仍缺乏制度和机制层面上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绿水青山的优先地位“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发展要求，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彻底扭转了过去一味GDP增长的价值理念，是对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全新认识。首先要坚定资源节约的发展观念，要摒弃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资源节约和经济结构相匹配的优化配置，必须把经济发展能力控制在生态系统可调控范围之内；其次要坚持绿色发展的引领作用，在生态环境可承受、自然资源可再生的基础上，实现绿色资产不断增殖，人们幸福指数不断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最后要坚守生态红线的发展理念，生态系统虽然是开放的系统，但自身都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经济发展控制在生态红线之内，就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美处理好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

根据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结果，西藏120万平方公里土地，每年生态服务价值为5.81万亿元，远高于西藏2023年GDP值2300亿，充分说明西藏生态系统功能价值非常巨大，但目前还没有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根据自然资源部批复的西藏“三区三线”划定结果，西藏红线面积高达60.74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50.5%，划定比率和划定面积均居全国首位。新时代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充分认识到对生态环境价值转化需求也将越来越强烈，以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西藏一定要“坚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发展观，始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道路。一方面，处理好保护生态和富民利民的关系，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机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机制、建立生态补偿等。另一方面，把一些过去野生动物生活的地域还给它们，过去的无人区、海拔非常高的居民向相对条件好、生产资料相对富裕、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地区搬迁，把草场、畜场还给野生动物。

5 生态发展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生态发展（Ecological Development）即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所谓生态发展即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经济上既要增长，环境质量也要不断改善，发展必须保证人类对环境资源的永续利用，保证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生态发展首先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要，同时又要限制需要以防止对未来环境构成危害。在经济上鼓励增长而不是以生态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基础；在生态上确保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在社会上强调发展的本质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的需求，首先是要提高当代人的生态环境质量，在优美环境下生活，人民群众的人均寿命和自身健康水平都会得到显著提升，所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健康生活的基本民生保障。同时生态发展也不能影响到未来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未来人类同样也要追求美好的环境，他们也应得到基础民生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将生态环境权益上升到基本的人权，进一步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高度自觉性，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和新高度。

众所周知的原因，西藏客观条件并不好，人类生存条件相对较差，所以历届党委政府始终把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近几年来，西藏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安排百亿资金，实施超5000个行政村的生态治理工作，深入实施“两江四河”流域造林绿化工程和消除“无树村、无树户”行动，持续广泛开展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支持开展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等，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同步实现作为发展的根本目标，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和永续利用。

综上所述，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为基础，按照生态学中的生态系统论、生态平衡论、生态风险论、生态价值论、生态发展论的逻辑演化而来，充分证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其来源于实践中，也最终要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一科学体系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坚实的哲学基础、丰富的内容体系、鲜明的理论特质和深远的理论价值，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