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胡美术：作为中国边疆学构成的民族学边疆研究及其知识生产

【内容摘要】在现代主权国家视域下，边疆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屏障，又是联结周边国家与世界的桥梁。在新时代的国家战略格局中，作为中国边疆学构成的民族学边疆研究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国家安全三大议题，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中国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事实，运用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建构关于边疆人群及其社会文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何明，云南大学东陆学者特聘教授，西南联合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胡美术，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任务；2022年4月25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正逢其时”，长期致力于边疆研究的专家们纷纷行动起来，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倡议。那么，作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民族学边疆研究在其中的位置是什么？其知识生产主题、资源来源和基本方法是什么？本文拟对此作一论说。

一、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边疆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我国学界就开始致力于边政学、边疆学学科的讨论与建构。吴文藻论说“边政学”时就认为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由多学科的集合：“欲使边政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端非专从边政学本身着想，可以竣事；必须设法与相关的学科，密切联系，始克有成……在理论社会科学方面与边政学关系最深者，首推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其次，则为经济学、法学及教育学，又其次，则为史学、地理学以及其他有关国防科学。欲使边政学的观点正确，方法缜密。非如此不足以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近年来，多位著名边疆研究专家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和功能进行论证时，也一致认为中国边疆学属于交叉学科。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学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包括传统的历史学、地理学，还因为考古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及某些技术学科的介入，使中国边疆学不仅成为一门学科群体，而且又是一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邢广程明确指出：“中国边疆学不是一个单一学科，而是融合度很高和交叉性十分明显的学科，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由多个学科交叉集合而成，而多个学科之所以汇集于中国边疆学的大旗之下，主要在于它们也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功能，即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以归纳为文化积累功能和咨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来说，又可以分解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众多学科因研究中国边疆而成为中国边疆学的组成部分，分别运用各自学科的学科理念、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边疆，从不同学科的视角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

边疆是混合了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特殊空间，承载着历史与现实交织、事实与价值混融的综合性社会现象，需要有研究对象不同、学术范式各异、研究方法有别的相关学科共同参与研究。马大正说：“由于中国边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多维性、复杂性，中国边疆研究体系中包括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性结构，仅仅历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边疆问题研究的全部，因此，中国边疆学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诸学科间互通、交融和集约成为必要，中国边疆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经验。”邢广程指出：“研究中国边疆学问题应在研究方法方面寻求突破，应运用多学科来解决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和发展与周边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拓宽领域，完善理论，注重研究内容的综合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着力解决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理论上的难点问题。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要善于把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理论、方法，深化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发展。”李大龙的表述具有更明确的指向性，他说：“我完全同意在现有的历史学的大框架下谋求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发展壮大，但我们也要尝试着在具体研究中突破历史学的束缚，一方面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诸如研究生培养、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突出多学科综合的特点，为最终形成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稳定的研究队伍而做准备。”学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是，中国边疆学需要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研究边疆，构建完整的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民族学的边疆研究，是构成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群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民族学的边疆研究能够为中国边疆学贡献什么知识呢？

首先是人群知识，即边疆的民族、族群及亚群体知识。边疆并非只是地理的存在、物的存在和制度的存在，更是人的存在。正是人与人的交往与互动，填充了边疆这一特殊空间，使之从物理空间转化为社会空间，赋予了政治、社会等功能和文化意义。中国边疆学的知识体系，不能“只见物不见人”，生活在边疆的人群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多民族国家，边疆大都是少数民族的主要分布地区。作为国家之间的地理交接地带，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民族或族群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分布着众多跨境民族，在我国边境地区，居住着30多个跨境民族；另一方面是居住着众多跨国移民。由于地理空间接壤或相近，边境地区跨国流动频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从周边国家进入我国务工、经商以及与我国居民结婚的外籍人口不断增长。作为以民族、族群、亚群体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的边疆研究聚焦于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群（特别是跨境民族和跨国移民），生产有关边疆民族、族群、亚群体及其社会文化的知识。

其次是“一手”数据。民族学的知识生产主要运用田野工作方法，要求研究者置身于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之中，进行较长时间的参与性观察、深度访谈和共情性理解，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社会生活的第一手材料。以此为基础撰写民族志，呈现研究对象的生活和行为，运用归纳逻辑进行分析和概化，阐发蕴含于日常之中的脉络和意义。因此，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基础和依据是研究者自己实地调查获得的经验证据，即“一手”信息和数据。

最后是“主位”视角。民族学强调，在田野工作中，不能仅仅从“客位”的角度，即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视角理解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也不能完全以学者的标准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其因果关系进行解释，需要尽可能从“主位”的角度即研究对象的立场去理解其社会文化。重视研究对象的态度和立场，听取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及其中的行为和事件的解释与评论，掌握其知识体系和分类系统，清楚他们使用的概念、话语及其意义，并尽量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甚至以报道人或其他研究对象群体成员在文化描述和分析中所使用的范畴为最终判断。

民族学通过田野调查获得“一手”数据并关注“主位”视角生产关于人群及其社会文化的知识，是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也是参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

二、新时代民族学中国边疆知识生产的核心议题设置

中国社会科学的核心议题设置，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征和国家战略。民族学的中国边疆知识生产应该设置哪些核心议题呢？

边疆的社会空间有哪些特征呢？首先，边疆具有阻隔与联通的双重属性。齐美尔在论述交往中的分离与联系时分别运用“桥”与“门”两个形象的语词表述，“门”指联系中的分离，“桥”指分离中的联系。“门”为房屋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的活动“挡板”，既有分离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功能和意义，又存有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相连接的可能性。从边疆学的视角来看，“门”与“桥”是边疆基本属性最贴切的隐喻。国界框定了国家主权的空间范围，阻隔着国界外的军事入侵和未经允许的人、物、信息、活动等非安全因素的进入，从而使边疆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与此同时，边疆还履行着连接相邻国家的作用，成为跨国人员流动、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桥梁。这种阻隔与联通的张力始终是边疆的基本事实，也就成为国家必须面临和平衡的一个矛盾。其次，边疆兼具相邻国家文化的杂糅性。这种杂糅性主要体现在文化景观与同一时期的非边疆地区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通过饮食、服装、建筑、习俗等呈现出来。如在中俄边境会看到更多的俄罗斯人、俄罗斯商品及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在中缅边境则可以看到脸上涂着“特纳卡”的女青年和穿着“笼基”的男青年等。再次，边疆具有政治敏感性，边疆犹如晴雨表一样表征着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相邻国家相互信任、深度合作时，国境呈敞开、畅通状态，体现着两国的密切合作关系；当相邻国家相互仇视、敌对时，边疆成为防范对方渗透、破坏乃至入侵的盾牌。

边疆的基本特征与新时代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的三大战略任务直接关联。

我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也是民族工作的重点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对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理特征，分布着与周边国家人群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语言和文化的跨国民族、跨境人口和商品流动频繁、跨国社会网络交织等现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进步的需要，也是维护边疆各民族福祉、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民族学的边疆研究设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议题，发挥民族学的学科优势，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经验研究，既是我国边疆地区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学边疆自主知识生产和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需要。

我国边疆地区也是我国联结周边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扩大与深化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国家包容性发展，既是边疆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边疆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履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民族学的边疆研究，应该发挥其研究国外民族、族群及其社会文化的学术传统和学科资源，聚焦“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开展调查研究，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合作交流，为构建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边疆学“涉外”部分的自主知识建构作出贡献。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边疆处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交接地带，是国家安全的屏障和第一道防线。边疆地区因地理空间的相近性及人员、物资、信息等跨境流动的频繁性等因素，面临着跨境贩毒贩枪、电信诈骗、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传播、境外战乱蔓延、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风险隐患，存在着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民族学的边疆研究必须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发挥关注民间日常生活的学科特长，提高防范边疆地区重大风险隐患的敏锐性，为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积极稳妥处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识形态问题、健全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的体制机制、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总之，新时代民族学边疆研究知识生产的核心议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贯彻落实。

三、民族学中国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资源来源

民族学的中国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资源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民族学中国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马克思对民族学、人类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实际出发撰写的《人类学笔记》关注了农村公社、土地、民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人类社会问题。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将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依靠全人类的解放，才能最终解决民族问题。而“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的论断则认为各民族之间都有相互学习的基础与必要，进而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等的发展历史。马克思通过对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早期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两大规律，证明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建构、民族民主运动与国家建设等指明了方向，至今仍被奉为圭臬。其后，列宁、斯大林等关于民族概念、民族问题、民族国家运动等的实践与理论成果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是民族学中国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来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则是民族学中国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另一个重要资源。从宏观层面来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从微观层面来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而形成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认识发展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论断是有待完善的，因为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与艺术等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实践，都可以获得认知发展。毛泽东“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反对本本主义”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观等辩证思维与实地调查解决问题的方法契合边疆民族学从实求知的传统，都可以成为指导民族学边疆研究的重要理论与方法。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论述，以及沿边开发开放、稳边固边、兴边富民、“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性决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为新时代民族学边疆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中华文明和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民族学边疆自主知识生产的重要资源。中国起源于华夏文明，“华夏”一词，始见《尚书·周书》的“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即华夏（各民族）与“四夷”（夷蛮戎狄）相率而使奉天成命。中华文明中蕴藏着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智慧。古代中国就十分注重处理好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据《尚书》记载，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帝尧能发扬昭明大德，使各氏族和睦相处。通过表彰引导朝中百官及各氏族有能有德之人，使国家和谐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李大龙认为，先秦时期以文化和分布区域的不同来认识和区分民族，“天下观”“华夷之辨”与“用夏变夷”等思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处理民族关系、构筑统治体系的指导思想，并进而对三代疆域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之后历朝历代经营边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中华文明是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来源，也将为民族学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建设发展提供不竭的资源。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是边疆民族研究的重要宝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享本民族智慧的同时，也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智慧和营养。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历代王朝国家时期，中原主体民族与边疆各民族都以其独有的方式参与了边疆建设、边疆扩展和边疆稳固等工作。如从王朝国家的维度，征战、和亲、互市、朝贡等是中央王朝为了确保边疆稳定而实施的政策；而在边疆地区之内，军屯与民屯政策、金瓶掣签制度等则是王朝国家和地方持续互动的成果。这些政策的落实，对于确保边疆地区稳定、促进边疆地区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差异化扶持政策提供了经验。

三是中国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边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为民族学边疆研究的知识生产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屯垦戍边、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80年代的沿边开发开放、90年代的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大会战、规范后的边民互市贸易及对口援藏援疆，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实施和进一步推进沿边开发开放政策的落实，使得边疆地区逐渐从边缘走向“前沿”，区位优势逐步凸显。以各种博览会及合作论坛为基础的经济合作等，极大地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加速了边疆地区文化、教育、科技、交通等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自2000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政策、2014年启动的“精准扶贫”政策等对推进西部边疆地区人们与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这些边疆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都为民族学的边疆知识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事实和研究论题。

综上所述，中国边疆学是以边疆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集群，其中的各个学科均从本学科的学术范式出发，在边疆与国家发展格局的叠合之中寻找自身的研究内容和核心议题。在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民族学的边疆研究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国家安全三大议题，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国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中国边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事实，建构关于边疆人群及其社会文化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