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筱清：汉藏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认同的积极意义

一

尽管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存在差异，但汉地与藏地通过文化交流，最终形成了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藏地，泛指我国版图中以青藏高原为主要区域，以藏语为主要语言，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西藏及川、滇、甘、青四省藏族聚居区。汉地，泛指我国内地或中原地区，指我国版图中以汉语为主要语言的传统汉族聚居区。

历史经验表明，在不同民族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消除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民族的多样性，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不应是分裂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各民族交流与合作的动力与起点。

二

汉地和藏地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伊始，汉藏两地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的互动和交流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

公元7世纪初叶，吐蕃王朝建立后，就与强盛的大唐帝国进行政治结盟，先后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建立了与中原皇室的亲属关系。从此，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大规模地传入吐蕃。汉地出产的丝绸、茶叶等物品，逐渐成为藏族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而吐蕃的牲畜产品和药材等也大量流入汉族地区，吐蕃的服饰和工艺、马球运动等，曾对唐朝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到了13世纪中叶，蒙古王子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甘肃武威的凉州会盟，西藏正式纳入元朝的直接行政管辖。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任命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担任帝师，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行政事务。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藏地长期的内部分裂割据局面，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繁荣了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元代汉地的建筑技术、造船技术、陶瓷工艺、雕版印刷技术等相继传入藏地，对西藏科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及其文化艺术也先后传入中原，对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朝对藏族地区的统治，充分利用原有的施政基础扶植藏传佛教噶举派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明朝中央政府除在藏族地区设置卫所，委任藏族僧俗首领外，还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的深远影响，大力封授各派宗教领袖，推行僧纲制度，通过宗教加强中央政府对藏地的影响。在明朝对藏传佛教领袖的封授中，以永乐年间封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为大宝法王、封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封格鲁派高僧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宣德年间加封为大慈法王）最为重要，其次是封藏传佛教的高僧为大国师、国师及禅师等。这些措施密切了藏地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使西藏出现了政治局势稳定、社会休养生息、文化长足发展的局面。

清朝定都北京后，继承元明两朝治理藏地的政策，五世达赖喇嘛1652年进京朝觐顺治皇帝，他和固始汗受到清朝的册封，明确了藏地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

在西藏多次出现统治阶级内争和外部侵扰时，清朝几次派兵平息内乱、驱逐外敌，1727年起清朝在西藏设驻藏大臣，以后多次订立章程，1751年确定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领导西藏地方的噶厦政府体制。清朝在西藏驻扎军队，设立驿站，派驻官员，征发差役，管理司法，对西藏地方政教上层封授官职爵位，还设立金瓶掣签制度、摄政制度等，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清朝册封的西藏大活佛的转世认定和坐床事务进行管理，使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了制度化和法制化阶段。

1775年，图谋侵略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英国军队向当时西藏实际的政教领袖提出签订通商等条约，六世班禅大师坚决反对，鲜明地表态说，“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所有军政事务必须得到“大皇帝”的指示。他有力地回击了侵略者的图谋，因而备受乾隆皇帝赞赏。汉藏民族的上层交流在清乾隆时期以六世班禅朝觐为标志，达到了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中国，并从西南边陲侵入了藏地。清政府已无力维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主权关系，1888年和1904年，英国两次武装侵略我国西藏，西藏人民进行了坚决抵抗，在江孜保卫战中和侵略军殊死搏斗，写下了西藏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辉篇章。

1905年，英国侵略军进入扎什伦布寺，挟持并强迫九世班禅赴印度会晤英国王子。九世班禅以“决不丧权辱国，慈悲为怀”为宗旨前往印度。在会见英王子时，侵略军头目狂妄地要求九世班禅行跪拜礼，九世班禅断然拒绝：“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在武装侵略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英国改变手法，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否认中国中央政权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煽动西藏地方脱离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培植下，西藏地方部分政教上层形成了一股分裂势力，于民国初年中国中央政权更替、内忧外患并存之际，掀起了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藏独”逆流。民国时期，由于外国势力插手涉藏事务，造成藏地地方政府内部矛盾加深，藏地局势动荡。1923年11月，九世班禅带领少数随从出走，北上寻求支持，与分裂势力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使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三

在国家建构和认同中，文化的共享是重要心理基础和精神纽带，共享的文化和宗教情感可以激起内心的共鸣，并相互产生同情和理解。纵览一千多年来汉藏两地交流的历史可以发现，伴随着上层人士的交往，民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交往也逐步走向深入，从陌生到熟悉，从生疏到认同，已经逐渐在不同语言文化间建立了一种信任和认同。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里，汉藏两地的佛教领袖和佛教徒建立了一个以泛亚洲佛教观念为基础的，汉藏佛教一体化的共享的“中国佛教”概念，在战乱与苦难的现实世界中营造出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藏地的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喜饶嘉措、七世章嘉活佛等藏传佛教大德，汉地的太虚、大勇、法尊、能海、观空等汉传佛教高僧们及汉族居士在汉藏两地频繁互动，在民族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弥合了民族差异和利益追求，成为重要的、关键的决策背后的心理背景和情感基础，遏制了分离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密切联系，二者互为因果。文化上的背道而驰，是分裂主义的原动力，只有培育和增进同质和共享的文化，才是实现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根本方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自古以来，藏民族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创造了自己灿烂的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宝库，对中国乃至人类文化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藏传佛教通过建筑、壁画、唐卡、堆绣、金铜泥石酥油造像、彩砂坛城绘制、建筑木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态表现宗教思想，通过不断完善、发展与传承，且吸收地域文化的特色，造就了藏传佛教艺术灿烂夺目的显赫地位。

综上所述，加强汉藏两地之间的民族文化及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展示和交流，既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又可以用富有西藏文化特色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成果展现国家对西藏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促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发爱国热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促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得力抓手，对藏地的繁荣稳定和经济跨越式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来源：微言宗教，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4年第6期，本文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佛教教义教规中的优良传统及其现实意义”课题阶段性成果，作者宋筱清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