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波：“十七年”康藏——青藏公路文学书写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容摘要】1954年底建成通车的康藏——青藏公路（简称“两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国家的政治、国防、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两路”承载着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的丰富历史实践，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路，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路。本文以“十七年”文学中的“两路”书写为考察中心，探讨“两路”及其文学实践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和精神，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提供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经验的学术探索。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十七年”文学；康藏——青藏公路

【作者简介】马海波，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一、引言

学术界目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一般较多从政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视角展开探究，而较少关注其在文学层面的表述经验和实践方法。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议题，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体现在历史和现实的各方面，需超越既有已被固化或制度化的研究范式，从更为多元和更具想象力的层面展开讨论。这不仅有助于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同时也会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现实和未来诸多问题提供新的眼界和新的思路。本文从“文学实践”的视角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因为文学不仅在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同时其也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容。文学所具有的深度的政治能动力和社会参与性使得以下问题被提出，即文学如何与各族人民的团结运动和凝聚进程产生深层互动？文学如何表述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体经验？文学又是如何激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记忆、现实和未来？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予以认真追问和重释。本文聚焦于“十七年”文学中有关康藏——青藏公路的书写实践，意在初步探究“两路”及其文学表述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思考和解答上述这些问题。

1954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各族人民历时四年左右艰苦修筑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正式建成通车。当天，隆冬时节的拉萨各界各族人民在布达拉宫前新建的广场隆重举行盛会，庆祝“两路”全线贯通。“两路”建成通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要事件，具有重要而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通车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称：“这两条公路的通车，更密切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的联系，更加强了藏、汉两族和青、康、藏地区各民族间的团结，对于全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西藏人民以及青、康、藏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重大作用。”

“两路”建成不仅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西藏边疆与内地间的联通和交流，成为青藏高原各族人民心中的“金桥玉带”。其不仅是一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更是一项包含多重文化政治内涵的实践行动。除明确实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发展边疆经济社会的目的外，“两路”建设同样重要的是要实现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以及根除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地区的活动和影响等。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的解放和入藏公路的建设只有放置在以人民为主体的革命进程中才能充分理解，它与此前历史上的政权对西藏的经略存在根本差异。“两路”及其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应在此思想背景中予以理解。正如汪晖教授所阐述：“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与人民主权的概念一道诞生的，脱离这一革命进程及其价值观讨论现在中国与帝国结构的相似性，并不能把握作为一个政治民族的中国概念。”

此前学界对“两路”及其精神的研究和阐释一般较侧重于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入手，较少关注其在文学领域的书写实践脉络。直至目前，学界还未有专门考察此一文学实践的研究。一方面，“十七年”时期的“两路”文学作品在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处于边缘，鲜少有学者关注；另一方面，这些文学作品又在一般的“两路”研究中处于被忽视的位置。这种现状是学术研究中学科细分化以及学科之间缺乏视野和方法上的交流导致的结果，值得反思。然而，研究的欠缺不能说明此问题并不重要。事实上，文学生产与社会主义解放和建设事业之间始终存在紧密互动和相互塑造的关系。解放西藏和建设“两路”的队伍中，众多文艺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的参与以及相关文学实践活动是构成当时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初步探讨，从“边缘”的视角出发，主要以“十七年”时期的“两路”文学书写实践为中心，采用跨学科的方法，揭示“两路”及其内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呈现和表述，并产生何种塑造性的影响等，以期丰富人们对“两路”及其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层认知。

二、肩并肩：“两路”建设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学实践

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分别起自西康雅安（1955年西康省撤销后，康藏公路改为川藏公路，起始点为四川成都）和青海西宁，共同联接西藏拉萨。期间需要穿过自然环境复杂恶劣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面临着高山、峡谷、河流、沼泽、沙漠、盐湖、戈壁、雪地、冻土、地震和极端天气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是人类历史上修建难度最大的交通工程之一。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还不是十分先进的情况下，想要打通这两条入藏公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完成祖国大陆统一、解放西藏的历史大势面前，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毅然决定修筑入藏通道。“两路”从开始修筑就始终与作为人民主体的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紧密相关。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伊始，毛主席即指示所有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为了帮助西藏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接着又指示，“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各族战士和筑路工人历经四年左右的艰苦修建，“两路”终于在1954年底共同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两路”不仅是沿线各族人民的解放之路、发展之路，同时也是各族作家和诗人进行创作的诗歌之路、文学之路，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路。“两路”不仅穿越和联接中国西北和西南众多民族地区，同时各族人民也都积极投身参与筑路过程。仅以康藏公路的修筑为例，在四年左右时间内，参加此项工程的各类军工、民工人数前后共有十万人左右，“这支庞大的队伍包括了汉、藏、苗、回、彝等十多个民族，他（她）们来自祖国的城市和乡村”。因此，“两路”的修筑过程本身即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现场，在此，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亲如一家，共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同时，“两路”也是体现他们对社会主义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空间。正是在中华民族团结精神的鼓舞下，各族筑路工人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打通了这两条入藏通道。时随西南军区慰问团在康藏公路沿线慰问的青年诗人梁上泉在《“金桥”，通车了！》一诗中展现的就是这种民族团结精神：

我们有这样的大家庭，

我们有一颗团结的心，

在这世界的屋脊上，

才有这条公路的诞生。

作为一位部队诗人，梁上泉的第一批优秀诗篇正是他在康藏公路沿线慰问时写出的，他也由这批诗作跻身当时中国优秀青年诗人的行列。《“金桥”，通车了！》是其中的一首。除此之外，还有《牦牛队的姑娘》《阿妈的吻》《姑娘是藏族卫生员》《谒张福林墓》《登布达拉宫》等诗作在当时广受好评。1956年，诗人梁上泉的首部诗集《喧腾的高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的诗作均是诗人根据其在康藏公路沿线的见闻所创作。其中很多诗篇后来被收进1957年出版的《金色的拉萨河谷——康藏公路诗选》。这本诗选由当时的《西南文艺》编辑部编选出版，是当时少有的集中呈现“两路”建设内容的专题性诗歌合集，其中的作品都是在当时艺术水准较高、传阅度较广的诗歌，其中包括杨星火、周良沛、高平、顾工等诗人的作品。其中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是梁上泉，共有他的八首诗歌。这些诗人在当时都是亲身参与或见证“两路”修筑过程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他们的作品是记录这场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珍贵文本。不过，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的叙述中，他们的生命经历及文学实践均逐渐被人们淡忘，成为需要再次重识和重写的文学史段落。此问题一方面映射出时代变动带给文学史研究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十七年”文学中所具有的独特而复杂的“政治性”，已对后来的人们构成了认识和解释上的困难。如果将文学与政治置于二元的结构已无法充分认识这些作品内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只有从此认识论陈式中跳出，从更为辩证和历史化的眼光来看待，才有可能对“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文化政治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会看见以及激活此时期文学作品的“当下性”。其中，“十七年”时期“两路”文学中的各民族团结进步的表述尤其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珍贵的思想资源，具有重要借镜和启发意义。

诗选《金色的拉萨河谷》所呈现的仅是“十七年”时期有关“两路”文学实践的很小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相关文学作品。此时期，部分诗人甚至不止出版过一本相关的作品集，比如前文提到的诗人高平曾经相继于1955年和1957年出版过两本“两路”题材诗集，分别是《珠穆朗玛》和《拉萨的黎明》。此外还有一些散篇如《青藏公路恋歌》等，以及由“两路”延伸出来的藏地题材诗集《大雪纷飞》等。这还仅仅是高平一人的创作实践。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是构成“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部分，同时它们当中所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十分浓厚，值得在今天重读和总结。这些作家和诗人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各族筑路工人的艰辛与付出，展现了他们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同时，这些作品也反映了沿线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共同奋斗的精神，强调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那段可歌可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创业史”，更传承了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它们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传递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价值，即团结、奋斗、和谐、共同繁荣。这些作品曾在当时及此后的广大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修筑“两路”的过程也往往重新勾起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红军”记忆。作为亲身参与此过程的部队文工团成员高平所写的《红军回到俄洛村》一诗就呈现出这种历史场景：“俄洛村里红通通，/藏族同胞提红灯，/听说红军回来了，/八十的老人也穿红。//牵来了肥羊送红军，/表表咱兄弟民族一片心，/弯弯的角上栓红绳，/拴上红绳送亲人。”正是由于作为亲人的各兄弟民族秉持的是“一片心”，所以欢迎已是解放军的“红军”来解放和发展就是当地少数民族的真挚心声。而扮演解放和发展作用的“两路”就获得了沿途各地各族民众的期待、支持和参与。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写到了包括汉、藏在内各族工人肩并肩共同建设的场景。高平在诗歌《在甘孜草原的夜里》写道：“山坡下边，一片灯光，/排列着帐篷和新房。/内地的工人，/藏族的工人，/住在一起，/是家庭，也是家乡。”显然，这是一幅各民族工人团结合作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家乡的生动画面。在共同建设的过程中，各族人民也加深了彼此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梁上泉在《登布达拉宫》一诗中也有呈现，他写道：

那些挥着长袖的人们，

曾修起这座雄伟的宫殿，

辉煌的金顶，

都是他们血汗的结晶；

藏胞的手和战士的手，

又一起开辟了漫长的大道，

每一座里程碑，

都记载着共同战斗的欢欣。

在另一首诗《山谷的一夜》中，诗人也记述了修筑公路的部队战士与当地藏族老阿妈之间亲人般的深厚“鱼水情”。事实上，“两路”修筑过程中，沿线各地各族民众除直接参加外，还以其它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为筑路队伍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援。同时，地方党组织和新建立的基层政权也在此过程中加强了民族边疆地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因此，“两路”由各族军、民联合修筑而成的性质本身，体现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独特内涵，也映射出中国各民族在革命与建设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路径及意义。顾工的诗《共同的愿望》生动地呈现出这一主题，诗歌书写的是当地藏族民众与筑路部队之间团结合作的感人故事。诗中写道：“有天来了一位健壮的藏胞，/从马背上卸下一袋袋的米包；/他自己的干粮袋却早已遗失，/他饿得在我们的脚边昏倒。//一路上他忍受着饥饿的煎熬，/但他决没有将一颗米减少；/啊！他是多么诚实可爱的弟兄，/我们感动地把他紧紧拥抱。//我们的家乡有的在太原城郊，/我们的家乡有的在山东半岛，/但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让藏胞的收获日益丰饶，/要让康藏像家乡一样地美好。”

“两路”建设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为此牺牲的英雄人物，他们被埋葬在公路沿线，其陵墓和塑像成为当地各族人民悼念和缅怀的对象。比如高平的诗《他站在桥头上》写的是一位在风雪之夜在山谷架桥时牺牲的筑路战士，他的塑像后来被竖立在桥头，被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各族人民致敬。诗人以深情的笔调写道：“他看着四季常青的古松，/他看着汽车日夜来往，/他欢送到内地去的藏胞，/他迎接各民族的兄弟来到康藏……他收下了拖拉机手的敬礼，/他收下了藏胞的青稞酒，/他收下了雪白的哈达，/他站在桥头上。”诗人史征在《不朽的生命》一诗中这样描写这些牺牲的英雄：“是他们把春天带到了边疆，/是他们给高原送来了太阳，/是他们用自己的血和肉呵，/在这儿搭起一座金色的桥梁。//他们爱藏胞像是亲人一样，/他们爱康藏犹如自己家乡，/他们爱祖国远胜过自己的生命，/他们呵，把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实际上，这些牺牲的筑路烈士不仅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建设事业的英雄，同时也是凝聚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精神的标志，更是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他们面对艰苦环境和重重困难，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精神不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两路”正是通过无数各族军民的团结合作和艰苦奋斗才最终修通，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要交通工程和社会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伟大实践。

三、手牵手：“两路”建成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学实践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建成通车，沿线如拉萨、雅安、西宁等地各界各族人民举行了丰富多样的庆祝活动，尤其以“两路”的终点拉萨当天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最为盛大。据当时的记录，“这一天，拉萨布达拉宫前新建的人民广场，装饰得五彩缤纷，四周挂着庆祝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的巨幅标语。三万多人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当从康藏、青藏公路开来的满载着筑路的功臣、模范和战士、工人、民工的三百五十多辆汽车在布达拉宫前会合时，广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鼓掌声和欢呼声。”大会上展示着毛主席为“两路”建成所作的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时为西藏军区文艺工作者的青年诗人周良沛在拉萨亲身参加了此次庆祝活动，他在当天深夜所写的诗《拉萨夜歌》记录了拉萨当日“沸腾”和“狂欢”的欢庆场面：

汽车驰过一辆又一辆，

姑娘们个个打扮得像嫁娘，

她们互相挤挤嚷嚷，只有喇叭

的叫声才能拆散她们的队伍

和引起她们一阵喜悦的惊慌……

拉萨第一天出现的交通警察在指挥车队，

他们的白手套在左右摇晃。

车轮带着歌声滚滚向前，

也载着我们康藏奔向前方……

看，舞袖飘拂，像起伏的波浪，

满天撒着花粉金黄，

像天上的彩云被欢笑震落，

一片片飘降在地上……

人们跳啊，唱啊，像见了奇迹一样。

在人群里，我见城市微笑得像这片灯光，

闪着对生活更大的信心和希望……

周良沛在诗中以亲历者的视角生动呈现出“两路”建成时拉萨当天热闹与喜悦的欢庆气氛。诗中充溢着社会主义的浪漫和乐观情绪，这不仅是亲身参与历史进程的诗人个体的真实体验，同时代表着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整体的精神面貌。当时诗歌和文学的基调和社会政治的基调是同步的。“十七年”时期，文学书写与国家建设事业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之间深度契合。文学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和政治抒情的功能；另一方面，文学也深度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具体进程，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力量。这是一种崭新、综合、辩证统一的文学形态，不同于那种将“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文学”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蔡翔教授认为，国家政治的视角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观察世界的叙事方式”。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进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解放和发展就成为“十七年”时期“两路”文学书写的核心议题之一。首先，这些文学作品通过描绘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强化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认同感。其次，它们通过展现各族人民在共同建设、共同奋斗中的团结协作精神，传递了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这种团结进步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当时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同时也贯穿于社会主义时期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当时许多文学作品描绘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反映了当地各族人民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繁荣的深切渴望。在拉萨举行的“两路”通车庆祝大会本身即是生动而集中地呈现这种中华民族共同心声的一次典型历史现场。除周良沛外，另一位优秀的边疆诗人、时为西藏军区文工团团员的杨星火创作的诗《金色的拉萨河谷》书写的也是同样的主题，其副标题为“记拉萨通车的一日”。诗中记述的是“两路”通车后，筑路战士在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以及前者与后者间结成的亲人般的情感：“车灯照亮了拉萨的夜空，/金色的拉萨河谷人声喧嚷。/驾驶员刚刚推开车门，/立刻被人们高举在头上。/老爷爷好像回到了黄金的年华，/‘嗬嗬嗬嗬’笑得像孩童一般。/激动的阿妈，/眼泪里也闪着欢乐的亮光……那边跑来一群拉萨的姑娘，/她们拉着他的军装：/‘走吧，亲人，/在那金色的林卡中央，/人们正等着你去跳锅庄’……”当时著名的藏族诗人擦珠·阿旺洛桑在《金桥玉带》一诗中也记述了各族民众如亲人般在拉萨团聚庆贺“两路”建成通车的激动场面：“修路队伍大团圆，征服了天险、地险，/汉藏两族的兄弟们，/在拉萨人民广场上：/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实际上，“亲人”叙事是整个“十七年”时期“两路”文学书写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当时关于民族边疆主题的主要书写模式，其背后不仅包含着各族人民是一家的情感指向，同时也内蕴贫苦人民一条心的阶级光谱。在“两路”建设的文学书写中，“亲人”叙事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感人的故事情节，展现了各族人民在共同建设、共同奋斗中结成的深厚情谊。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都以亲人般的情感对待彼此，共同克服困难，共同追求幸福。这种情感指向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心和凝聚力，也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关系。在“两路”建设的过程中，贫苦人民是主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但都有着共同的阶级属性和奋斗目标。他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种阶级光谱的展现，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不论是当时“两路”主题的文学实践，还是有关民族边疆的认知和叙述，都是内含在中国当时社会主义解放和建设的整体语境当中。脱离这样的语境是无法真正理解“十七年”文学的面貌和特征，同样也无法深刻理解当时“两路”文学书写中所呈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价值。

四、心连心：“两路”建成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学实践

“两路”建成通车以后充分发挥着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中丰富而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政治层面，它巩固国防，推动西藏社会历史性地从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到社会主义制度，广大贫苦的农奴、农牧民翻身获得解放、当家作主，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权，使得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层面，它促进西藏及沿线各地的经济建设，使得当地农、牧、工、商、服务业等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提高了沿线各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文化层面，它推动西藏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的高频率和高质量交流，促进当地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有力提高沿线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归属。除此之外，“两路”也有力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伟大祖国、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感。因此，“两路”具有鲜明而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底色，它是各民族团结奋斗的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和最有力的标志之一。因此，“两路”被当地藏族人民形象地称为“金桥”和“彩虹路”等。

“十七年”时期很多文学作品均对“两路”的这种中华民族共同体属性有所书写。张苛的诗《驾驶员和藏族阿妈》写的是入藏公路上一位青年汽车驾驶员和沿路一位藏族阿妈之间的团结故事，这首诗通过细腻的人物对话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在艰苦环境中，不同民族之间如何携手共进的动人画面。在诗中，青年驾驶员不仅承担着运输任务，更是传递着友谊和温暖的使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与藏族阿妈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藏族阿妈则以她的淳朴和善良，感动了驾驶员和每一位读者，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谐。诗中写这位藏族阿妈从未见过汽车，也不知道公路通向何方，于是她上前问驾驶员：

这“彩虹”真能通到北京？

“彩虹”上真能飞来“铁马”？

“铁马”背的盐巴真比山上的雪还多……

这事实啊，是一片灿烂的神话。

藏族阿妈口中的“彩虹”指的是刚刚修成的入藏公路，“铁马”指的是在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对于她来说，这一切伴随西藏解放到来的新事物和新生活仿佛是“灿烂的神话”。这一方面体现出“两路”建成通车为藏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因为交通的畅通加深了藏族人民与外界之间的交流，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更体现在藏族人民的精神面貌上，他们变得更加乐观，并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这也昭示出沿路各族人民对“两路”及其联接的祖国首都北京的热爱，同时也隐含着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是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它超越了地域和族群的界限，使各族人民如亲人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诗歌接下来通过驾驶员与藏族阿妈心连心的亲人情感来表现这一主题：“阿妈不去管那奔散的牦牛，/也不去擦掉那热滚滚的泪花，/好像是儿子已从远方归来，/一把手扶住了青年的臂膀。//慈祥的神色顿时把陌生溶化，/陌生的语言却像温暖的阳光，/那情意像欢畅的河水，/青年的心儿像在摇篮里荡漾。”

回族作家胡奇在1950年代创作的小说《五彩路》以“两路”修筑作为故事发生背景，通过藏族少年曲拉、丹珠和桑顿克服重重困难寻找给藏族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五彩路”的过程，艺术再现的是“两路”建设及其背后连带的解放和发展进程对西藏各族人民的重要历史意义。小说中藏族少年寻找“五彩路”的过程象征着藏族人民寻求解放、发展和光明未来的内心愿望。因此，“两路”在小说表述中不再是一项单纯的交通工程，而是包含着多重丰富的政治主题与文化内涵。事实上，除了书写作为各民族团结精神符号的“两路”主题外，胡奇的这部小说创作本身也是构成当时包括汉、藏、回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实践。除胡奇外，湖南土家族诗人汪承栋在“十七年”时期有关西藏边疆和“两路”主题的文学创作也具有这种实践特征，在诸如诗集《雅鲁藏布江》《边疆颂》《高原放歌》、叙事长诗《黑痣英雄》和小说《雪莲花》等作品中，他也尽情描绘了雪域高原人民的社会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生的剧烈变迁，以及在此其中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和团结进步的历史经过。

“两路”当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也体现在联通内地与西藏边疆方面，尤其是直接将首都北京与拉萨连接，这不仅增强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祖国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推动了前者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很多“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这一主题。高平在《接岗以后》一诗中写道：

多少桥，铺平了山谷和江河，

连结起通往北京的大道。

大道上骡马的铜铃叮当响，

藏胞的歌声比铃声更高。

诗人在另一首诗《藏族姑娘的话》中描写了一位藏族姑娘对公路另一头连接的北京的向往，因为北京不仅是祖国的首都，同时也是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希望和方向的所在：

大路通到我的家门口，

也通到遥远的北京城。

北京城里住着毛主席，

夜里，他就是北斗！

白天，他就是太阳！

此外，在《在指挥部》一诗中，高平也描绘了“两路”将不同社会空间连通后出现的生动景象：“多少村庄又联结起来！/多少新房又打好了地基！/多少藏胞又熟悉了北京！/多少战士又把喜报寄回家去！”事实上，“两路”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将边疆地区与内地连接，同时也拉近了各族人民的情感和心灵，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诗歌《阿妈，你不要远送》述说的就是战士们与当地藏族阿妈在筑路期间结成亲人关系，在公路修成后又不得不分别的伤感场景。诗中不仅呈现两者在筑路期间的团结互助，同时还写出筑路战士志愿为当地藏族民众开垦荒地、播种粮食的感人细节。这一细节也在诗歌《在甘孜草原的夜里》有所呈现：“藏人耕了地，/解放军播了种，/麦子熟在山坡上。”因此，由当时这些文学作品的生动表述可以看见，“两路”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和物资运输线，同时也是各民族情感的纽带和互动团结的生动现场，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空间。基于“两路”逐渐修建形成的细密交通网络深入中国各个地方的城镇和农牧区，将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资源共享和互补，更体现在精神层面上的共同追求和价值认同，它如同中国社会的精神血脉一样，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祖国和各族人民的发展进步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供氧”。“两路”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历史，也承载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未来。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两路”及其文学书写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铸牢和发展。

五、结语

在“十七年”文学中，“两路”及其相关的边疆民族主题是其中独特的书写内容，占据着重要的历史位置。这些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各民族团结的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值得认真重温和总结。在今天看来，重温这些文学作品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经验，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和借鉴，推动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由此视角出发，采用跨学科的方法，重新审视此时期“两路”文学实践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试图丰富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通过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本文在考察“十七年”时期“两路”文学中相关实践文本的基础上，梳理了其中内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面貌、性质和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两路”建设与当时社会主义政治和文化之间存在紧密关系，背后暗含着多重丰富的社会内涵，修筑公路的过程与边疆地区和沿线少数民族的解放和发展同步，各族人民通过“两路”不仅促成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他们也由此凝聚为互相不可分离、亲如一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两路”不仅是解放之路和发展之路，更是民族团结之路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路。

在解放西藏、修筑“两路”以及沿线各地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全国各地的各族作家和诗人参与其中，书写了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成为今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经过的宝贵文本。这些创作者主要以当时担任入藏部队、西南军区和西藏军区等部队的文工团团员为主，如梁上泉、杨星火、周良沛、高平等等。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们在50年代的这段入藏文学创作的经历逐渐被人们遗忘。以其中的周良沛为例，今天人们一般只认识作为诗歌编选者和评论者的他，而并不了解其在“十七年”时期有过丰富的关于“两路”和边疆主题的文学创作实践。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生动描绘了当时发生在“两路”上的民族团结的感人故事，这些作品承载着丰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在今天深入挖掘和重新阅读，同时它们也构成我们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参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建设。关于这一方面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用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着力解决我国民族学研究中存在的被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所左右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出发，从中国本土的史料文本出发，从中国本土的理论思考出发，才能建立具有中国自主品格和自主气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由此结合本文来说，“两路”构成中国本土的实践经验，“十七年”时期的“两路”文学作品构成中国本土的史料文本，基于前两者要素作出的探讨是构成立足中国本土的理论思考。针对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本文仅是从“十七年”时期“两路”文学书写实践的角度出发作出的一次尝试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