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生武、苏尕藏嘉：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变化及现状空间格局特征分析

【内容摘要】安多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藏传佛教寺院空间格局形成的必要前提，而西藏文明东向发展与中原文明走向一体，藏传佛教“主向北上”“逐步东渐”和历史时期中央政权扶植政策渐趋强化，及西藏地方和安多地区政教合一等复杂社会历史影响，是这种历史演变和现状格局形成的主导性因素，显示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大势。文章结合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数据库数据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认为寺院总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和相对聚集性特点，东部形成一个极高密度区和一个高密度区，寺院之间空间冷热点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西梯度式变化。格鲁派寺院分布范围最广，宁玛派寺院形成青海—甘肃、青海—四川两条分布带，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苯教寺院多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带。从历史来看，宋代佛教本土化形成，元朝快速“北传东渐”，明代格鲁派“脱颖而出”，清代格鲁派形成格局性覆盖。

【关键词】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现状格局

【作者简介】毛生武，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尕藏嘉，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23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23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藏传佛教大约是7世纪印度佛教和中原佛教几乎同时传入青藏高原之后，在与藏族原始信仰——苯教长期斗争、吸收、融合、发展中形成的一种重要宗教形态，已有上千年历史，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藏传佛教在其形成发展中，与中原文化和汉传佛教长期交流融合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政治、社会、文化等产生重要影响。多视角深化藏传佛教研究，有利于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藏传佛教寺院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之一，其历史作用不仅仅在传播宗教、宣示教义，同时也体现在文化教育、医疗历算、文学艺术、建筑技艺的传承发展等诸多方面。藏学界有关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也日趋丰富，除历史演进、佛学典籍、宗教文化、音乐舞蹈、寺庙经济、寺院管理等外，人文地理学界也将地理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引入藏传佛教寺院研究，探索其空间格局和地理分布规律，对深化藏传佛教本身认识、加深青藏高原人地关系认知、拓展藏学研究框架有借鉴意义。总体看，这类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分布研究，主要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不同地域地理、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历史时期的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分布作出解释。二是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地理研究，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探究不同历史时期寺院产生的人文地理背景等，为藏传佛教寺院地理研究的内容深化和方法创新提供参考。但是，目前就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所属寺院的时空分布变化与空间格局性特征作分区域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安多地区918座寺院为对象，引入几种GIS空间分析方法，将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历史演进影响结合起来，对各教派寺院的阶段性空间分布变化和格局性现状特征进行初步分析。

一、对象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与传统安多地区基本对应的青海、甘肃、四川省部分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寺院为对象，汇集整理研究区表证自然环境典型条件和所能收集到的宋元明清4个历史时期寺院相关文献资料，建立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数据库。

（一）对象区域概况

传统安多地区（见图1）处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区域，境内山脉众多，河流广布，地势南、北部高，中部低。主要山系有北部的祁连山脉，南部的巴颜喀拉山脉和东昆仑山及阿尼玛卿山脉，河流水系主要有黄河、大通河、湟水、大夏河、洗河、白龙江等。特殊地理区位使该地自古以来便是西藏通往祖国内地的交通要地，并成为中原文明与青藏高原文明交流交融的天然连接区域。安多地区既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亦是向蒙古地区“北传”和向中原方向“东渐”的重要中介地带，形成并保留了大量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以特定的格局性现状存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借助Google地图对所获取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精准定位，基于点位置信息可获取原则，对寺院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确定安多地区918座藏传佛教寺院为分析对象，建立时空关系数据库（如表1）。

藏传佛教寺院相关信息来源有：DEM数据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据中心”，河流水系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藏传佛教寺院标准名称等信息源于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开数据，各寺院基本情况数据源于青海、甘肃、四川等省民族宗教部门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文本资料，再查阅有关历史文献以补充部分寺院建成年代及教派信息等。

本文将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与社会历史演进影响结合起来，利用叠加分析、缓冲区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传统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时空分布变化，并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等方法，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现状格局特征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自然环境条件对寺院时空格局分布影响

自然环境框定寺院的空间分布格局，而地貌、河流是影响寺院时空分布最为显著的自然要素，其从客观上制约着不同历史时期寺院的分布形态、扩展方式、建设规模和空间密度，是影响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格局的基础和前提。这里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

（一）地貌影响

作为土地的固有属性，高程和坡度的区域差异直接关系自然资源的分配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宗教寺院这一社会实体的时空演化。

基于数据库对不同高程条件、不同历史时期寺院数量与分布数据的统计分析，宋代与元代的寺院高程分布曲线较为一致，总体区间为2000—4000m，集中分布于高程2500—3500m的地区；明代与清代的寺院高程分布曲线也较为一致，总体分布区间为1500—4500m，集中分布于高程2500—3500m的地区。从历史变化趋势看，寺院高程呈现“集中—均衡”的变化过程，即相较于宋元两代，明清时期的寺院发展出现同时向低海拔和高海拔两个不同方向推移扩展的趋势（如表2）。

按照国际地理学会地貌调查与制图委员会7级坡度划分标准，基于数据库各历史时期寺院数量与地处坡度统计分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寺院坡度分布曲线总体较为一致，数量最多的坡度等级均在第3级。从整体趋势来看，这4个历史时期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有随坡度增加而数量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动趋势。在第3坡度等级之前，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寺院数量增加；在第3坡度等级之后，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寺院数量减少，并在第6坡度等级之后寺院数量趋于平稳。

（二）水系流域影响

河流是人类集聚性生存与活动获取水源的基本途径，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扩展、变迁与水系流域关系极为密切。选取数据库中各主要流域5级以上河流数据，建立以2km为间距的10级河流缓冲区流域分析样本，定量分析河流对寺院时空格局变化影响。结果表明，在20km河流缓冲区流域内，宋元明清4个历史时期的寺院数量大致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20km之内寺院数量随河流缓冲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其中在0—2km的河流缓冲区内4个历史时期的寺院数量占比均最高，表明河流水系流域对于寺院时空分布变化有比较强的影响力（如图2）。

进一步将各教派藏传佛教寺院与主要水系流域进行空间叠加，发现在黄河、湟水、大通河、洮河、大夏河、白龙江主要沿线分布着许多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如黄河一级支流湟水流域的塔尔寺、夏琼寺，洮河流域的西仓寺、禅定寺，大夏河、隆务河流域的拉卜楞寺、隆务寺，大通河流域的天堂寺，还有黄河流域外白龙江畔的郎木寺、赛当寺等（如图3）。

上述这些较大的一级支流较之于在高山峡谷中穿行的黄河干流，其海拔较低、地势平坦、资源富集、气候适宜，为建寺提供了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由于这些流域主要是传统安多地区中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人类开发历史较长，具有人口相对稠密、交通便捷、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比较优势，为寺院建设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社会人文条件，这也是历史时期湟水流域、洮河流域、大夏河流域等大型寺院林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随海拔逐级提升，农区、半农半牧区向幅员广大的牧区过渡，寺院规模呈递进性有序变小，且牧区多帐房寺院。至于现在的部分牧区寺院变多变大，则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宗教政策和牧民生活相对富裕有关。

三、社会历史演进对寺院及所属教派时空格局变化影响

相较于自然环境因素，社会历史演进则有着更加复杂、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所属寺院时空格局变化的主要推动因素。基于建立的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关系数据库，简要考察宋元明清4个历史阶段寺院的时空分布演化。

（一）宋代：藏传佛教开始本土化，推动西藏佛教向安多地区“北上”扩散

佛教在青藏高原的本土化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佛教寺庙地理空间分布的扩展过程。赤松德赞时期，佛教已经在西藏逐步占据一定地位，但王室内部与民间反佛势力强大。至赤祖德赞时，由于其对于佛教的过度尊奉，尤致崇信苯教大臣强烈不满。其殁后，末代赞普达磨（朗达玛）发动大规模灭佛，本人也被佛教徒刺杀，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吐蕃佛教僧人为寻求生存，开始向周边的甘青川及西部阿里地区转移，使佛教在青藏高原快速扩散。如著名的“佛教三贤哲”（藏饶赛、约格迥、玛尔·释迦牟尼）携佛典辗转逃往青海，到今西宁河湟一带传法。

在西藏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失去王室支持的佛教僧人不得不把传法重心转向民间。一方面割据势力各自为政，利用佛教扩张自己的地盘；另一方面佛教僧人也依附于一些地方势力，在民间扎根和扩大信众基础。加之佛教本身就存在部派之分，藏传佛教各教派对佛教教义解译不同、传承各异，逐渐发生教派之别，遂于10世纪前后逐步形成宁玛、萨迦、噶举等教派，藏传佛教发展进入后弘期。至此，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地理传播和影响范围已广为扩张。

有宋一代，传统安多地区基本上是宋、西夏、青唐、六谷蕃部等势力占据和交界地带，也是佛教后弘期主要发展区。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安多地区藏传佛教传法既有地方政治势力支持，也靠教派自身力量发展，建立的佛教寺院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影响力有限。根据文献记载和现状考察，当时的寺院主要分布于安多地区东北部和东南部，区域空间相互独立，有记载40余座，现存34座，以宁玛派和苯教为主，分别为16座和18座（图4a）。

（二）元代：“凉州会谈”开启中央王朝支持先河，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加快传播

1247年著名的“凉州会谈”后，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新兴势力上层，开启中央王朝支持先河，藏传佛教在安多地区加快传播。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后，藏传佛教开始面向蒙古族聚居区“北传”，也加快面向中原方向的“东渐”。1260年忽必烈继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总领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元代中央王朝大力支持，萨迦派一举成为藏传佛教中最有势力的教派，佛教寺院扩张发展由此前主要依靠自身或依附地方势力，提升至中央王朝政治扶持和皇家经济资助新格局。在政治上层和地方势力极力推动藏传佛教“北上”的同时，安多洮岷地区作为藏传佛教“东渐“传播的中间区域也表现活跃。如八思巴居洮州间命弟子创建临洮大寺，并设佛经译场；也大致在同期，派弟子建卓尼禅定寺等。元代藏传佛教业已显现出的这种“北传东渐”弘传趋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时空格局的形成。

在这些重大政治和社会历史背景影响之下，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加速发展，寺院数量和地理分布范围相较于宋代均有明显增加，其中尤以萨迦派为最。佛教寺院的增加趋势主要表现在安多东北部，但东北部分布区与东南部分布区仍相对独立。计有教派记载的寺院76座，以萨迦派、宁玛派、苯教为主，分别为23座、20座、25座，噶当派和噶举派寺院数量则较少，分别为6座和2座（图4b）。

（三）明代：“多封众建”和宗喀巴宗教改革，格鲁派在安多地区“脱颖而出”

1368年，明王朝建立之初便对藏族地区施行“多封众建、贡市羁糜”的怀柔政策，广泛册封僧俗首领，并给予优厚的“贡市”之利。史称“宣德、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景泰间起数渐多，然亦不过三百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及今前后络绎不绝，赏赐不赀，而后来者又不可量”。安多地区因其特殊便利的地理区位，成为朝贡队伍进京和沿途贸易活动的首选。相较于元代，明代对西藏相对松散的政治控制和利益驱动的“贡市”政策，反而推动了藏传佛教向安多地区的“向东倾斜”，客观上创造了各教派建寺“北传”与“东扩”的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

明永乐年间宗喀巴创立格鲁派，推行宗教改革得到广大僧众和信教民众支持，在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扶持下快速崛起，但之后又遭遇噶举派藏巴汗政权严重打压。此一时期，恰遇蒙古人分批次大规模入驻安多地区，占据青海环湖区域等。1578年，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会于青海湖附近之仰华寺，蒙藏势力在安多地区再度联手，不仅使格鲁派在西藏走向强盛，更使藏传佛教文化圈大幅度地向北向东延伸。通过藏传佛教这一共同信仰，大大增进和密切了汉、藏、蒙古、满相关诸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客观上又推动了藏传佛教各教派持续“北传东渐”，尤着力于建寺传法。

终明200多年，在多种因素影响、多方作用之下安多地区成为格鲁派最重要的拓展传播区。相较于其他教派，这个时期格鲁派“脱颖而出”，既表现在格鲁派寺院数量猛增，也反映在安多地区蒙藏等各民族大多信仰格鲁派方面。明中后期格鲁派寺院数量已超过其他教派，且多集中于安多地区东部，并与东南部寺院分布区在空间上逐渐形成一条近似弧形的分布带。明末记载寺院234座，其中格鲁派占大半计120座，宁玛派、苯教分别为45座、35座，萨迦派寺院减少了9座，噶举派寺院增加4座，觉囊派寺院为14座（如图4c）。

（四）清代：中央王朝和西藏地方大力扶持，格鲁派在安多地区发展至全盛

明末清初，青海蒙古土默特部被信仰噶举派的外喀尔喀部却图汗打败，后者随即入驻青海并联手藏巴汗、白利土司、林丹汗等势力欲消灭格鲁派，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第巴等向卫拉特蒙古求援。1637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挥师南下消灭反格鲁派势力，在西藏建立蒙藏联合的政教合一甘丹颇章政权（亦有称“和硕特汗国”）。为了巩固新兴的西藏地方政权，固始汗与格鲁派观大势以遣使寻求与即将入主中原的关外清朝联结为盟。此时的清朝虽无暇顾及西南西北，但如能拉拢藏传佛教中已居于主导地位的格鲁派，对其日后统治西藏与蒙古各部均有益，于是在定鼎北京之后不久，清顺治帝旨请西藏政教领袖，出现1652年途径安多地区的“五世达赖晋京”这一历史性事件，格鲁派势力为之大振。此后的1870年，六世班禅经安多进京为乾隆祝寿，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在清代，藏传佛教“北传东渐”传播趋势中的“北传”仍然是一个主要方向。此时，安多地区河湟走廊的影响和地位开始超越此前的洮岷地区，湟水领域兴起塔尔寺、佑宁寺、广惠寺、却藏寺等一批大型寺院，这一重要现象与整个安多地区既处于汉藏蒙满文明汇于一体之“中介地带“直接相关，也与前述几个重要历史事件关联。清朝从维护自身统治需要出发，在安多地区大力扶持格鲁派，使格鲁派发展进入鼎盛。格鲁派也借助各方支持建立诸多活佛传承世系，修建了大量寺院，加上部分其他教派寺院改宗，形成对传统安多地区的格局性覆盖。清末，有教派记载的寺院658座，其中格鲁派就达423座，宁玛派增至143座，其他教派寺院数最也均有增加（如图4d）。

四、传统安多地区寺院空间分布现状格局特征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传统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现状时空分布显示出以4下个方面的格局性特征。

（一）教派及所属寺院总体空间分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自10世纪之后藏传佛教弘传扩张，相继有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等主要教派建立和发展，比较各教派及所属寺院的空间分布现状，总体呈现鲜明的地域性分布特征。相比于其他教派，格鲁派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区域性政教合一地方势力，有力推动本教派大范围建寺，几近覆盖整个安多地区。格鲁派六大寺中的塔尔寺和拉卜楞寺两大寺院体系即在这里，以河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如图5a）。其他教派发展则受到一定挤压，如宁玛派寺院大致形成两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分布带，即青海—甘肃分布带、青海—四川分布带（如图5b）；而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苯教寺院分布范围则较散且小，多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带（如图5c）。

数据库统计显示，目前安多地区格鲁派寺院数量最多，为493座，占寺院总数的53.70%；宁玛派寺院次之，为200座，占21.79%；苯教、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寺院数量较少，分别为56座、16座、8座、28座，仅占6.10%、1.74%、0.87%、3.05%。

（二）相对呈现聚集性空间分布，分区域呈东多西少格局

运用空间分析最邻近指数法，对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空间分布类型进行比较，寺院平均观测距离5.80km，理论最邻近距离12.59km，最邻近指数NNI=0.46，且通过0.01置信水平显著性检验，显示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空间上呈相对集聚分布。再对应现状行政区划观察，位于安多地区东部和东南部区域的寺院分布最多，西部地区则较少，呈东多西少分布特点。其中，四川省的马尔康市和青海省的贵德、化隆县寺院最多，分别为61座、59座、57座（如图6）。寺院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反映，聚集性的空间分布特征凸显安多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人文社会内部发育的差异性，较大程度影响着藏传佛教寺院的现状分布。马尔康地区人口相对集中、农牧和工商业经济较为繁荣，而贵德、化隆一带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条件较好，区位辐射和交通条件也比较优越。

（三）北部河湟为极高密度分布区，南部阿坝—果洛为高密度分布区

现状考察进一步发现，青海省的河湟谷地寺院分布密度最高。该区域处于青藏高原东北缘，自古便是西藏地方与中原内地交流的主要廊道。元明清藏传佛教之主向——“北上”，河湟谷地以其人口众多、农牧业条件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等为藏传佛教传播与兴盛提供了环境条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及果洛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寺院分布也相对集中，该区域既是藏传佛教较早传播和“东渐”的重要方向之一，也具备诸多建寺弘法的有利条件。我们提取数据库相关数据，运用ArcGIS10.7软件分析各寺院之间的空间密度特征，考虑到空间分布的整体与局部关联关系，经多次试验后选取带宽h为60km，显示出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空间上形成一个极高密度区域和一个高密度区域。数据分析结果与上述区域现状观察一致（如图7）。

（四）寺院分布空间正相关特征明显，冷热点区域呈梯度性变化

空间自相关作为空间关联性的重要表现，可以测度藏传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布类型。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全局Moran's l=0.170，P值<0.01，Z值＞1.96，显著拒绝零假设，表明寺院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借助局部关联指数观察具有显著统计聚类特征的区域，并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寺院空间布局分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4个类型。观察发现，就安多地区寺院分布整体而论，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于东部，次冷点区集中于东南部，冷点区则集中于西部。冷热点分布数量对比，热点区和次热点区29个，占48.33%，次冷点区和冷点区31个，占51.67%。实地观察这些寺院的空间正相关趋势，也显示出冷热点区域由东向西具有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的梯度变化。

五、余论

传统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及寺院的时空格局变化，总体应当是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与复杂的社会历史演进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包括海拔高程、地理坡度等，特别是重要水系流域的资源环境是影响寺院时空格局形成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性条件。复杂社会历史演进中，西藏文明东向倾斜发展与中原文明走向一体，藏传佛教“主向北上”和“逐步东渐”的大趋势，加上历史时期中央政权对藏传佛教扶植政策趋向强化，以及西藏地方和安多地区大多实施政教合一制度等影响，是藏传佛教寺院历史演变和现状格局形成的主导性因素，同时也集中呈现了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基本趋势。

现状格局中，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总体具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空间分布呈相对聚集状态，分地域为东多西少格局，并在东部地区形成一个极高密度区和一个高密度区，寺院布局之间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冷热点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西向梯度式变化。其中，格鲁派寺院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几乎涵盖整个安多地区；宁玛派寺院次之，形成青海—甘肃、青海—四川两条分布带；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苯教寺院数量较少，多分布于四川、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带，其中苯教主要分布于白龙江和岷江流域等。

分历史时期看，宋代随藏传佛教本土化进程加快，藏传佛教呈现“北上东渐”趋势；元代中央王朝的支持使藏传佛教向安多地区大举“北上”扩散；明代宗喀巴宗教改革和中央政府“多封众建”“贡市羁糜”政策促动，各教派致力主向“北上”和“东渐”，格鲁派势力在安多地区“脱颖而出”；清代西藏地方政权走向政教合一，安多地区也形成多个区域性政教合一地方势力，加上康雍乾三朝“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格鲁派及其属寺在安多地区发展至全盛，形成格局性覆盖。

本文分析虽有助于客观认识藏传佛教各教派及所属寺院的空间分布规律，对加深藏传佛教寺院的认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分析维度和文献引用影响因子提取比较单一。藏传佛教各教派及其寺院的空间变化有着复杂的历史过程，研究还涉及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另外，教派及寺院的历史发展又是一个多元交叉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多领域多学科知识客观系统地研究其产生、发展、变迁的社会历史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