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从学科发展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

【内容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在现实需求角度既具有紧迫性也具有长期性。今天，我们有必要从学科的长期建设和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首先，“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因此，更需要重视学科建设中的基础理论和课程设置问题；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新兴的一级学科，更需要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师资队伍；最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具有典范性意义和政治性意义的一级学科，更需要在草创阶段就树立起“风清气正”的学科发展气质和整体氛围。

【关键词】学科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人才培养；典范性意义；政治性意义行动

【作者简介】杨立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由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柯贵福采访整理。原文发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正文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学科体系调整的潮流，这与技术变革、社会分工结构变化与知识生产体系变化密切相关。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又存在自身的客观规律。

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有自身稳定和持续的问题领域。当下的学科体系变革，多涉及交叉学科建设问题，希望以交叉学科建设实现学科创新与学科稳定发展的平衡。但实际上，这些交叉学科真正酝酿出新学科的，还比较少见，目前基本属于学科交叉阶段，没有找到自身的稳定问题域。如果没有确定和持续的问题领域，学科发展的基础就会相对缺乏。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问题的研究，无法支撑将有限的研究活动拓展为持续发展的学科的进程。

除了确定和持续的问题域之外，学科建设还需要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更进一步，教学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必须有真实的、持续的国家和社会需求。如果没有真实的、持续的社会需求，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我们可以从上述三个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问题。

首先，从稳定的问题域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面对的问题域无疑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因为民族问题本身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持续性问题。“民族”的观念和概念，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历史性的特点。“民族”这种自我认同，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深植于历史文化基础中的、是在历史文化土壤中逐步成长出来的，不是单纯的人为构造。

一个长期存在的民族，往往具有独特的发展历史、生活方式、礼俗传统、价值取向和物质生活形态。虽然物质生活形态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趋同性，如工业化、城市化对于人类社会生存状态的深刻影响。然而，趋同性也不会彻底消弭差异性。不管如何变化，我们会发现，不同民族在近似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体系支撑下的物质生活形态，还是会有所不同。从这一角度出发，民族问题就是需要去研究和关注各民族内部的问题、各民族自我发展的问题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在新中国的学科传统中，有民族学学科和民族院校作为重要载体，来研究和回应这些问题。但是，学科传统与学校体系的革新速率，往往与实际的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从今天的实际需求角度出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我们更应该明确的问题，是需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应对可能存在的分化和矛盾；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对民族间交往、交融、共存的过程进行认识和把握，深刻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问题。

这要求我们需要意识到，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要保持一定的多元性，不能消除掉民族的基本性格，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就如同生态的多样性一样，这也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保证，此种多样性要指向更宏观层面的团结与联合，指向大共同体。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大一统”的理念，在今天，我们有“中国”这个基本的共识。早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之初，“五族共和”就是我们的理想。“五族共和”就代表着民国肇建时期各民族共同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意识。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实现各民族的团结一致与共同发展。这也意味着，加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相关问题有必要性，而其中的一些问题更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从可建设的、成体系的知识系统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涉及民族学研究、民俗学研究、社会学研究、人类学研究、史学研究的研究积累和研究内容。这些研究积累和研究内容，需要加以整合，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的整体视野、问题意识和基本框架中加以综合，由此，才能更直接、更具体地面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长期的历史任务。因此，如何将已有的知识积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里整合融通，然后系统地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也具备相当的发展基础。目前，中国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涉及的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非常充分，而且相关人才的储备也相对充足，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领域持续而大量的投入。

从人才培养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所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民族工作者。与过去的经验相比，今天我们需要培养更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目标的民族工作领域人才，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国家影响力的持续上升，随着世界各国、各地区人员及信息流动性的进一步增长，中国还需要培养更多国际组织领域的人才、跨境民族交往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具有相当的急迫性。这些工作意味着，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话语霸权和经验惯习，正在为人类社会中各个民族实现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方式探索新的经验、积累新的知识、寻求新的政治方向。

从上述角度衡量，“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不仅有现实而紧迫的需求，也在知识思想领域和知识积累方面具有可持续性，不仅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对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探索价值。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可能面临的主要难题

学科不断调整，涉及到现实变化，也涉及到不断“正名”。高等教育的学科目录是适应一段时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过了一段时期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名实不符”，需要重新“正名”，加以调整。

当前，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需要，很多高校或学科系统，往往通过建设二级学科、交叉学科的方法，来尝试学科创新。目前，采取新建一级学科方式进行的探索，主要是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有必要建立一级学科，因为它无法放置在其他一级学科之下，成为一个二级学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具有宏观层面的政治性意义，如果只是放到其他学科目录下，以二级学科的形式进行尝试，又会导致“名实不符”。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一级学科建设，也需要面对一些主要难题：

首先，有没有这么多院校和科研单位，能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建设任务？目前来看，这一难题是可以解决的。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民族类高校和科研机构，包括各类民族院校、民族边疆区域的重要高校和社科院体系等等。这也意味着，相关院校的大量学者，是可以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一级学科建设之中的。而对于民族类院校、边疆区域的高校、社科院体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也意味着新的、重大的发展机遇，一个有需求、有前景、意义重大的一级学科的新建和发展，意味着重要的学术增量和发展契机。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相比，“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实际上更为困难。绝大多数高校实际上并不具备建设和发展“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本条件，这使得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在支撑体系上远不如“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例如，北京大学已经属于建设“区域国别学”基础较好的学校，但也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人才的短板、知识体系的短板、教学的短板，都比较明显。在某种意义上，“区域国别学”或许意味着外语类学科、外语类院校的新的发展契机，因为随着语言教育普及化和信息技术发展，外语学科本身的社会需求、国家需要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停留在以语言教育为主的单一性技能阶段，需要向纵深发展。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既需要探索和奠定自身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基础，也需要发展自身下设的二级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

一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探索超越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架构和政治叙述。如何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创造，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本身所应具有的核心问题意识。而要有效回应这一问题意识，需要理论界与政治界的密切互动，需要综合各方面的研究基础和人才队伍。以刚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本教材为例，它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上述问题意识，也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内容和方向。它的编写及此后的修订工作，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学科建设和教学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框架下的二级学科设置，需要区分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在历史研究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之间的关联，即“一和多”的关系，是一个必要研究方向。民族间的历史交往和现实的共处之间的关系、民族与宗教的问题，也各自构成必要的研究方向。在理论部分，也有几个分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重要思想，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回应、介绍、阐发西方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构成必要的理论资源，也有必要对这些理论资源的整体逻辑进行深入梳理。在现实经验研究方面，治理问题研究也构成一个重要的研究面向，包括各民族地区的治理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治理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建设问题等等。

最后，在课程设置方向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课程设置需要具有相对明确的取舍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课程设置，必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着诸多交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等。从中可以衍生出一系列课程，而这些课程也有较强的混合性，它们既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在视角和方法层面对其他学科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所涉及的交叉领域非常众多，如在历史方面，涉及民族交流史、“三交”史；在哲学方面，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思想基础、方法论基础；在宗教学方面，涉及宗教史、宗教交流史；在文学方面，涉及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叙述、涉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出发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在经济、法律、边疆治理领域，涉及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课程设置，在早期阶段可能会出现“摊子铺很大”的局面，但对于教学和人才培养等长期关注而言，课程设置需要确立主干性课程与辅修课程的必要分工。这些课程分布的合理性，也需要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持续加以探索和调整。

三、代表性作品和领军型学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奠基的关键

在顶层设计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明确认可和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国家民委等部门在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一级学科建设探索。由于学科的政治站位较高，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问题。

一级学科建设涉及本科生培养和研究生培养，涉及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过去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很多学科的发展，往往是数量扩张型发展，在学科积累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有很大欠缺，不可持续。例如，为了在学科评估中取得好的成绩，一些高校往往举全校之力来发展一两个学科，导致这些学科人员众多，文章发表量高涨，但代价往往是其他学科发展受限。更为严峻的是，此种短期内的“学术GDP”优势，往往无法转化为学术积累和人才培养优势，进而导致大学学科发展与社会需要、国家需求的脱节日益严重，最终导致学科发展虚假繁荣，国家对于学科发展寄予的深切期望无法实现。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本身承载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示范性特征。为了实现实质性创新的目标、落实示范性的效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学科建设，需要从相对较长的角度进行整体性规划。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在本科生培养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可以借助民族学的一些经验积累、学科积累进行尝试，比如借鉴民族学的主干课程，进行自主改造，将其作为本科阶段的主干课程来实践。更大的困难，其实来自研究生培养方面。一级学科需要设置硕士点和博士点，这又涉及研究生教学中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试错”问题。在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之前，研究生教育，尤其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培养，需要一段相对较长的探索期来进行尝试，设立短、中、长期目标，进行持续“试错”、加以不断“修正”，从而使学生培养走上正轨，稳定发展。

例如，当前的交叉学科实践中，在学生培养方面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学生的论文评审问题：交叉学科的选题和论文，还是需要送往既有学科分类体系下的评审专家手中进行评审，这就产生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评审专家从自身专业的学科标准出发，会认为交叉学科的论文选题及写作水平相对较浅，缺乏具体的创新性或达不到应有的深度。这会造成交叉学科学生的论文评审，往往会出现较多争议。这意味着，交叉学科要形成自身的研究方法论、研究成果评价标准，还需要一段时期积累，需要形成自身的同行评价体系、形成自身的权威认证体系，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交叉学科涉及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新的政策的形成和塑造问题。交叉学科的建设有其必要性，但具体实践又存在一系列难点。理工科的交叉学科建设是难点，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建设更是难点。“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立建设，应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的一个示范项目来加以推进，展现出其更为广泛的学术和教育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一级学科来建设，其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培养，必须量少而精，不能采取“一窝蜂”式招生。在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就需要在培养规模上进行限制。每一所院校，它的物理空间和各方面资源的投入都是有限的，导致它所能培养的人也是有限的。从学科创立之日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逐步形成真实有效的问题意识，再围绕这些问题意识进行持续的研究和探索，才能真正做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新兴学科建设需要给出一定的试错空间，而试错涉及成果和后果的可控性问题，不能在短期内全面铺开。例如，在理工科方面进行学科交叉探索一些经验，有人觉得化学和生物交叉，主要应以化学方向为突破口，也有人认为要以生物方向为突破口。从逻辑思辨角度来看，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究竟何种方向正确，往往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因为人的认识能力都有局限性，无论聪明程度如何。在具体做研究的过程中探索，进而修正我们的认知，是学科发展中的一个客观经验。正像有的研究选题和方向，一开始会有很多学者觉得认为其很重要，但坚持了一段时期的研究后，才发现做不出来成果，这也是试错过程。试错是必要的，但试错的成本，也需要进行控制。量少而精，才方便进行深度的创新性尝试，才可以在尝试、犯错、校正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学科发展经验积累。

在一级学科孵化和探索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也需要建立起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师资队伍。在学科的草创阶段，就需要考虑如何在现有人才队伍的基础上，建立起专职的教学科研队伍的问题。

在早期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必然需要来自其他学科的资深学者的指导和支持。这些资深学者本身处于其他一级或二级学科专业分工下，他们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往往属于兼职。对于这部分学者，目前必须依靠双聘制来鼓励他们参与学科的早期建设工作。

在资深学者之外，既需要大量借用博士后，更需要培养年轻一辈的教学科研队伍。而培养专职的年轻一辈教学科研队伍，又必须防止“烂尾”——培养出来之后发现没有用武之地。专职人才队伍，也需要以“小而精”为主，这样才能保证人才队伍培养的连贯性，要着重培养有潜力的青年学者，需要一批不超过45岁、有学术潜力的年轻人，进行一些长期研究、持续研究。

目前，为了拿到学科评比中的A类指标，很多大学往往会做一些短期功利行动，向其他高校“挖人”、把精英人才集中在优势学科中、把中青年学者大量转为博导，结果导致很多问题，如大量的博士生无法就业，需要长期消化。很多大学刚建立了博士点，就招收众多博士生，尤其是文科专业，培养了大量博士生，导致供给大于需求，大量博士无法就业。此类做法会从整体上破坏学科发展的生态，导致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因此，新兴学科建设工作不能再走此种老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从开始阶段就需要有学科发展的全局性意识，学科发展的质量要求必须高于学科扩张的数量动机，要满足国家对于相关人才的客观需要，但又不能进行盲目扩张。在学生培养上，要“小而精”。一个学校一年的本科生培养，三五十人规模，研究生十五至二十人，规模少，好消化。这些学生毕业之后，优秀的可以留校继续培养或任教。在博士生培养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进行更明确的总体性布局：中央民族大学作为民族类院校的代表，具有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博士的客观条件。它培养出的博士，可以到其他的民族院校去任教和从事科研。而除了中央民族大学，其他的大学培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学”博士人数应该严格限定，既不能人数太多，影响学科有序发展和就业格局，也需要激励地方性院校的人才培养热情，滋养人才培养土壤，培养符合自己学校实际情况的合格的、优秀的人才。

最为关键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作为具有典范性意义和政治性意义的一级学科，更需要在草创阶段树立起“风清气正”的学科发展气质和氛围。从一开始，就要坚决抵制“学术GDP”冲动，从学科长期建设的角度出发，从对国家和社会的深远意义出发，做到“风清气正”。

一个学科，如果有大师，能形成经典化的思考和写作，这个学科就能奠定坚实基础；如果长时间形不成自己的经典作品和学术大师，学科发展就会沉寂下去。学科之间水平是有高低的。学科内有没有经典、有没有必须共读的经典，是判断学科真实发展状况的一个客观标准。一个学科，如果学生们觉得学不到东西，没有经典可消化，那么学科存在的正当性也会遭受质疑。因此，学科发展需要靠经典化的学者和经典化的著作来奠定基础。在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建设方面，一开始就要强调真实的学术推进，要破掉唯项目、唯帽子的功利主义思想。一级学科建起来之后，一定要沉淀沉潜，不急功近利，不明确指标，短时间内不纳入学科评估体系。

比如说中国哲学学科，如果没有那些一代代的经典化作品和代表性学者的积累和沉淀，没有在经典作品和代表性人物基础上可以持续推进的研究，学科本身的存续和发展就会遭遇危机和质疑。学科既要有持续的需求，也需要有有效的培养。因此，作为一个一级学科，要思考怎么能培养出自身的标志性学者。一个学科，要有几个标志性的学者，才经得起考验。标志性学者要拿出“硬东西”来，为学科发展的“正当性”辩护，回应学科的政治、社会需求。

凡是涉及历史性的，其实都是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能否建设成功，关键之处在于，第一代建设者能不能奠定出经典。正像中国社会学的确立，离不开费孝通等第一代学者。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箴言（后来汤一介先生建议最后部分改成“和而不同”，费孝通先生接受此意见）。这十六个字，直至今日依然对于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它也回应着社会学学科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这是一个学科对其社会需求最好的回答。

今天，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新兴学科，就不能让那些中青年学者在年富力强之时，被功利性的标准所裹挟。从学科建设角度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需要培育自己的经典学者、经典作品、经典研究。尤其是在学科草创阶段，需要产生出自身的第一代领军型人物。他们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真正的以学科的未来发展为己任。唯有如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才能真正“立得住”，才能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