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明清时期藏彝走廊的连接作用——兼论边疆开拓的民间机制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本刊学术委员。

【摘要】文章认为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连接作用显著增强主要由4个因素造成：1.明朝中叶规定藏地僧俗朝贡必须经四川道往返；2.丽江木氏土司在明朝支持与鼓励下持续向北扩张；3.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使横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开始成为清朝治藏的交通枢纽和依托之地；4.雍正时期川、滇、藏划界，标志清朝将藏彝走廊地区纳入直接管辖，形成川藏紧密依存格局。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带来3个结果：依托川藏道的汉藏贸易逐渐兴起和繁荣；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并因汉藏通婚而落籍当地，大量融入藏族之中；纳西族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交往的枢纽和桥梁。文章提出明清时期促成藏彝走廊开拓中，存在中央王朝与民间两种力量，二者虽紧密依存，但功能和目标却不尽一致。

【关键词】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边疆开拓；连接作用；民间力量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川、滇西部及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域。该区域北连甘青，南接滇西、东南亚，东与川西平原相接，西接青藏高原，是一个典型的地理、文化上的连接与过渡地带。因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6条大江自北向南流过，形成若干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逐渐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流动的场所，是中国历史上西北同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联系的重要孔道。

因地处著名的横断山脉地区，山高谷深，崇山峻岭，相对高差极大，地理环境极为破碎，可以说在中国各自然地理区域中，藏彝走廊是通行最困难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在元代以及元以前，藏彝走廊尚是一个寂寂无闻的偏僻之地。令人瞩目的是明清时期，藏彝走廊的连接作用突然大幅度加强，开始成为中央王朝同西藏地方乃至西南各民族之间发生联系的重要枢纽和桥梁。这一变化，使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交流更加频繁和密切，也带来了民族格局的重要改变。藏彝走廊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该区域的民族互动及民族格局的变化，其间发现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我们认识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与民族格局有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此，本文拟对明清时期藏彝走廊的连接作用与民族互动交融的生活逻辑作一讨论。

一、明清时期导致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的四个事件

1.明朝中叶对藏地僧俗朝贡路线的规定，使横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得以开通和繁荣，并成为内地连接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枢纽

藏彝走廊被崇山峻岭阻隔交通，因而该区域在元代尚寂寂无闻、活跃程度低，其重要性未被充分认识。直到泰定二年（1325），元朝才设置“土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来管理这一辽阔区域。元明鼎革，明朝虽承袭元朝对青藏高原的统治和管辖权，但总体上趋于松弛。元朝对藏地的统治较为直接，不仅派军队并清查户口，也建立了行政构架和管理体系。与元朝相比，明朝对藏地的统治方式发生较大变化。明朝未在西藏派驻一兵一卒，亦未对行政管理体系作大调整，而是采取“多封众建”和“优予贡利”等措施来维系和实现对藏地的统属关系和治理。明朝先后在藏地册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众多地方僧俗首领，被册封者可凭明朝册封印信，每1—3年朝贡一次，朝廷对朝贡者“优予贡利”，其赏赐往往数倍或数十倍于贡品。此政策产生两个显著效果：一是使整个藏地僧俗首领异常珍视明朝册封；二是有明一代藏地僧俗首领的朝贡队伍络绎道途，规模逐年扩大，甚至达三四千人。明朝中叶，因西北地区蒙古势力崛起，明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力减弱，为了防止蒙古与西藏联合，明朝采取了隔离蒙番的政策，正式颁布法令，规定藏地僧俗首领不得经由甘青地区，必须经由四川前往京城贡朝。《明史》载，成化三年（1467），明朝下令“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此规定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明朝后期，藏地各僧俗首领的朝贡均经“川藏道”往返，使藏彝走廊连接作用骤然增强，并日趋繁荣。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王朝同青藏高原地方的交通重心由西北开始转移至西南。

2.在明朝支持与鼓励下，丽江木氏土司持续向北扩张，极大改变了藏彝走廊西南部的民族格局

导致藏彝走廊连接作用骤然增强的另一重要事件，是丽江木氏土司势力在明朝支持和鼓励下持续向北和金沙江以西地区扩张。丽江木氏土司的册封虽始于元代，但在当地众多土司中，其地位和重要性尚不明显。明初，滇西北地区藏族势力较强，对滇西北丽江木氏土司管辖区域及诸多民族构成威胁。为遏制藏族势力向滇西南的扩张和蚕食，维系横断山区各势力的平衡，明朝初年，遂扶植扼藏番南下通道的丽江木氏土司。此政策在洪武、永乐时逐渐形成，之后日渐明朗。在明朝大力扶持和鼓励下，丽江木氏土司的势力逐渐向北扩张，第一阶段通过频频用兵，基本控制今中甸、木里和维西等地，第二阶段则在巩固上述占领区基础上继续北上，并大幅度地将势力推进到今云南德钦、四川巴塘及西藏芒康一带的涉藏地区。史载：“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自纳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木氏土司北向扩张始于明朝初年，终于崇祯年间，前后持续百余年。木氏土司的北向扩张，导致藏族与纳西族的联系日趋紧密，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藏彝走廊南部的民族格局和地缘政治。

3.清朝“驱准保藏”，使横穿藏彝走廊的川藏道在清朝治理西藏地方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更加凸显

在清朝入关的同时，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在格鲁派集团援引下，也率军进入拉萨，建立起对西藏的世俗统治。到固始汗之孙藏巴汗时期，藏、蒙古及背后各教派间矛盾日趋尖锐。在此背景下，一直觊觎西藏的准噶尔蒙古骤然发起对西藏的进攻。1717年，由策凌敦多布率领的一支7000人的军队，翻越昆仑山，选择一条偏远难行的道路向拉萨进发。当这支准噶尔军队突然出现在拉萨，西藏及和硕特蒙古方面完全措手不及，准噶尔军队顺利实现对拉萨的控制，并扶持宁玛派而打压格鲁派，西藏政局陷入一片混乱。藏巴汗向清朝发出求救信号。清朝当即派出一支5000人的军队从西宁向西藏进发。但由于缺乏高原作战经验，对高海拔地区气候、环境认识不足，清军在藏北一带遭准噶尔军队伏击，致全军覆灭，此事引发朝野震动。在极为困难和被动的情形下，康熙帝力排众议，坚持再度出兵西藏。这一次，清朝进行了充分运筹、线路规划和准备，于1719年分兵三路向西藏进发：一路从西宁进发，由皇子允禵率领；一路由打箭炉经川藏道向西藏进发；同时从云南调兵，经滇藏道入藏。由于准备充分，进军异常顺利，其中由岳钟琪率领的川藏道清兵，在沿途几乎没遇到大的抵抗下，最早进入拉萨。准噶尔军全面溃逃，清军终结了准噶尔对西藏的占领，全面恢复西藏地方秩序，使蒙古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权转移至清朝手中。“驱准保藏”的军事行动，使清朝充分认识到川藏道的便捷、安全，是对西藏地方进行有效管辖的交通枢纽和依托之地。在“驱准保藏”后，清朝遂在川藏道沿线设置粮台（相当于“兵站”）并驻军，揭开了清朝直接控制藏彝走廊地区的序幕。

4.雍正时期川、滇、藏划界，标志着清朝将藏彝走廊地区纳入直接管辖。之后“打箭炉厅”和“成都将军”的设置，清末“固川保藏”、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和“西康建省”等，均缘此背景展开

“驱准保藏”后，青海和硕特蒙古因丧失对西藏地方的控制，虽配合清朝“驱准保藏”却未从中捞到任何好处。1723年，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在平息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清朝对西藏及周边行政区进行了重新划分，这就是雍正时期的川、滇、藏划界。划界结果为：迪庆归滇，四川与西藏以宁静山为界，以西由西藏地方管辖，以东归四川管辖。这样，清朝遂将藏彝走廊主体部分纳入直接管辖。紧接着，清朝迅即加强对该区域的经营。雍正七年（1729），设立打箭炉厅，管辖范围囊括今西藏宁静山以东地区。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平定金川后又设置针对藏地作战的“成都将军”。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面对西藏地方危局，清朝采纳“固川保藏”战略，派遣赵尔丰大力经营川边，并于1906年设立“川滇边特别行政区”。1911年，以“川滇边特别行政区”为基础的“西康建省”被提上议程，省会确定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该计划因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而搁置。

这些措施，无论是“固川保藏”，还是“川滇边特别行政区”及“西康建省”计划，均体现了藏彝走廊地区的特殊地位，是清朝治理西藏地方的连接枢纽和桥梁地带，具有突出战略意义和地缘价值。所谓“治藏必先安康”，正是对藏彝走廊地区特殊地位的最好说明。

二、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带来的民族交流与互动

边疆开拓，从来都是王朝与民间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虽是中央王朝直接推动，但紧随其后的却是民间力量介入所发挥的作用——民族交流接触渐趋密切。就民间层面而言，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连接作用增强，带来了3个大的变化：

1.依托于川藏道的汉藏贸易逐渐兴起和繁荣

从明中叶起，随着川藏道成为汉藏交流联系的主要通道，依托于川藏道的汉藏贸易也日益兴起并繁荣。明代后期，由于朝廷对藏地僧俗前往京城朝贡的人数进行限制，而藏地僧俗首领朝贡热情不减，致使大批藏地朝贡者不得不滞留于汉藏交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隆庆三年（1569），明廷申令阐化、阐教、辅教三王，俱三年一贡，贡使各一千人，半全赏，半减赏。全赏者遣八人赴京，其余留于四川。其次，前往京城的朝贡者返回也均由川藏道。在返回之前，他们多将朝廷的赏赐在成都换茶携入藏地。明后期，内地局势纷乱，明廷限制私茶的禁令成一纸空文。明末，张献忠大西政权入蜀后，汉人为了躲避兵灾，携带茶叶等物品渡过大渡河，到打箭炉直接与藏地喇嘛交易。乾隆《雅州府志》记载：

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祸，过河（按，指大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

可见，川藏道的开通为汉藏以茶叶为大宗的贸易提供了更大空间，双方的贸易规模日增。这在藏文史料中也得到反映。明末清初，当康区白利土司阻断川藏道时，五世达赖喇嘛曾发出这样的慨叹：

木狗年（崇祯七年，1634年）“在此时期，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之桥（གསེར་གྱི་ཟམ་པ），各个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第巴桑结嘉措（སྡེ་པ་སངས་རྒྱས་རྒྱ་མཚོ།1653—1705）追忆白利土司时，也写道：

以前全藏区受到白利土司和却图汗等人的侵害，中断了汉、藏交往的金桥，一些富裕的有钱人缺乏茶叶而需要熬孽树根。北方无法旅行，人们只有用碱水代替食盐用。甚至灾荒饥馑而出现人们吃人肉的现象。险路隘道经常遭遇强盗土匪抢劫，使过往行人必须结伴而行。

五世达赖喇嘛把川藏道称作“黄金之桥（གསེར་གྱི་ཟམ་པ）”，桑结嘉措则直接称“汉、藏交往的金桥”，可见，“黄金之桥”是当时西藏地方的习惯性称呼。该称呼足以说明川藏道对于西藏地方的极端重要性。

清初，瞻对土司势力经常骚扰和阻断川藏道，招致清廷与西藏地方的联合清剿。清初，地扼川藏道要冲的瞻对土司，因其辖区素有“夹坝”传统，常对川藏道往来商旅劫掠，不但劫掠清廷赏赐达赖喇嘛的礼品和物资，也抢劫达赖喇嘛回赠朝廷的礼物和物品。清朝在屡次清剿不奏效的情况下，遂派军队与西藏地方军队联合实施清剿。这是西藏地方配合清廷采取的联合军事行动。1746年，在西藏地方与清朝军队紧密配合下，基本剿灭瞻对土司势力，消除了川藏道的梗阻。此事件说明，依托于川藏道的汉藏贸易当时对清廷和西藏地方均不可或缺。

2.以单身男性为主的汉族移民大量进入藏彝走廊后，往往娶藏族妇女为妻，落籍当地，大量融入藏族之中

“驱准保藏”后，因清朝在川藏道沿途驻军、设置粮台，为内地汉族前往谋生提供了安全保障，开启了汉族向藏彝走廊地区的迁徙。最早迁入藏彝走廊的汉族主要是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他们大多为单身男性，因地处高原，与内地路途遥远，环境艰苦，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成为迁入汉族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记载：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引者），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

通婚使大批汉族以入赘方式落籍当地，其后代被藏语称作“扯格娃”。两三代之后，无论是通婚的汉族还是其后裔，均落籍当地成为藏族。对于汉藏通婚导致的汉族大量融入藏族的情形，日本著名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先生曾有如下描述：

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中根千枝特别强调“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当地为高原环境，而藏族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更适应高原环境。在高原地域环境中，“汉”向“藏”的融入，对人的生存而言，不但适宜，也是最明智的选择，这是促使大量汉族融入藏族的根本原因。费孝通将此情形归纳为汉族充实到少数民族之中。因此，明清以来藏彝走廊地区汉藏民族之间呈现出一种以通婚为基础的深度交融与整合。尤其是清代的巴塘、康定等地，汉藏通婚极为普遍，成为当地特色。其结果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深度交融局面。格勒对此曾作过如下生动描述：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既供佛，又题对联，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西装、汉装。

这种以婚姻为纽带发生的民族深度交融，是环境和文化适应的结果，更是边民的生存之道。

3.纳西族成为藏族与滇西各民族交往的中介和桥梁

明朝支持和鼓励木氏土司向北扩张，本意是遏制藏族的扩张，以建立西南民族间的某种平衡。但木氏土司持续近百年的北向扩张，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使纳西族与藏族形成特殊联系。

雍正时，丽江一带已成为滇茶销藏及经贸往来中转站。乾隆年间，仅滇茶经丽江行销藏地一项，“每年户部颁布茶引三千张，每张载茶三十三筒，抽收引税三钱二分，由阿喜口，赴中甸销售”。不少藏族马帮商人将各种藏地土特产运往丽江，直接进入纳西族聚居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并与当地纳西等族房东结成稳定的主客关系，借助房东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完成商贸交易。自清中叶以来，纳西族商人深入藏地，不仅在中甸、阿墩子、昌都、拉萨、察隅、木里、康定等城镇开设商号，还仿照藏族马帮组织进行货物运输、贸易，不少纳西族马帮保持藏族生活方式，操流利藏语。赴藏经商的纳西族商人则通过向寺院布施、结交藏族社会上层、与藏商结成生意伙伴、同藏族联姻等方式介入藏族社会生活中。以丽江纳西族为主的云南商人还在拉萨建立“云南会馆”，供奉三多守护神，将纳西族的文化元素引入西藏。自明清以来，纳西族日益成为藏族同云南众多民族之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中介和桥梁。

三、讨论与认识

毫无疑问，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连接作用的增强，主要驱动力是中央王朝力量，这种力量是主动和有意识的；除此而外，还有另一种力量紧随其后，这就是民间力量。明清时期，这种力量主要表现为内地汉族人口的大量进入。雍正时在川藏沿线驻兵、设置粮台，为交通沿线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驻军日常生活需求也提供了商机。于是，一些内地人口陆续进入西藏等地区，主要活动于交通沿线。清初，川陕为同一行政区，较早进入藏彝走廊地区的主要是陕商（包含大量回民）。他们不惧吃苦，学习藏语，走村串户，向当地藏族销售商品，获利甚丰。极端情况下，当时甚至可用一根针换取藏族百姓的一头牦牛。这极大吸引了内地生活困苦的汉族移民。其时，除官兵外，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等流入边地，主要为自发行为，以谋生为目的。且流入的汉族移民多为单身男性，因边地遥远，往返不易，大多选择同藏族妇女结合而落籍当地。汉藏通婚成为内地移民普遍的生存策略和选择。

在民族交流中，族际通婚即不同民族的人组成同一家庭，是民族交融的最高形式，是民族之间形成零距离“一家亲”的直接途径。那么，明清以来藏彝走廊地区出现的大量汉藏通婚，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综合各种史料看，汉藏通婚所导致的民族交融，所产生的最大结果除了政治、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外，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汉藏共享文化及共享符号的大量涌现。自明清以来，藏彝走廊地区出现了诸多汉藏共享文化及共享符号，如关帝庙、文昌庙、观音阁（藏族称作度母殿）成为汉藏民族共同祭拜场所。郭达将军信仰成为打箭炉汉藏群众共同尊奉的信仰，文成公主传说故事成为汉藏民众共同传颂的历史记忆，川西小调成为汉藏民族共同传唱的民歌，凉粉、锅盔和豆花等成为汉藏群众共同喜爱的美食，雅江“倒话”以藏语的句法说着汉语的词汇，格萨尔说唱被称作“藏三国”，等等。大量共享文化与共享符号的出现，为边疆文化带来了多样性和稳定性，是对边疆文化的极大开拓与丰富。

在边疆开拓中，王朝力量与民间力量虽紧密交织，但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如明朝鼓励和支持木氏土司向北扩张，本意是遏制藏族势力向滇西南扩张，但结果却使纳西族与藏族在各个方面发生密切关系。不仅使一部分纳西族融入藏族之中，也使藏传佛教信仰传入纳西族地区，藏族与纳西族建立起文化上传统亲密关系。纳西族被藏族称作“巴”。清代，纳西族无论是在物资贸易还是在文化交流上，均充当了藏族与滇西各民族的媒介和桥梁。在藏彝走廊南部，即滇西北地区彝语支民族中，普遍存在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弟兄祖先”传说，该传说主要分布于属于彝语支的13个民族之中。传说的基本范式是：开天辟地、洪荒之始，一对兄妹成婚，生下几弟兄，这些弟兄长大后变成了不同民族。丽江一带，纳西族的“弟兄祖先”传说中，通常包括藏族、纳西族、傈僳族及毗邻的民族，这些传说正是纳西族在藏族与滇西其他民族交往中充当媒介与桥梁的生动反映。

需要指出，过去在讨论边疆开拓时，常有两种倾向，其一，主要关注王朝的力量，相对忽视民间的力量；其二，不自觉地将王朝力量与民间力量视为一体。事实上，两种倾向均存在一定认知偏差。在边疆开拓上，王朝的力量与民间力量虽相互交织，相得益彰，两者目标、功能并不完全一致，王朝虽是边疆开拓的引擎和驱动力，但主要遵循民间、民族交往及生活逻辑的民间力量，却是边疆开拓中起决定作用的稳定剂和凝固剂。田余庆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时，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文化才是中国统一真正的凝固剂。”边疆开拓亦同样如此。对边疆开拓而言，王朝力量的基点是政治需求，文化因素则主要来自民间。从此意义说，来自民间并适应边疆环境、边民及民族生活逻辑的文化，才具有长远的决定性意义，是边疆开拓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稳定剂和凝固剂。马长寿先生在论及边疆稳定时说：“发展边民的自己的生活之道，强于灌注一种外来的方式”，意在强调民间力量的重要作用。

翁独健先生对民族关系演变趋势，曾有一段精辟论述：“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明清时期藏彝走廊连接作用显著加强，使民族接触与交流互动日益紧密。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过程。如果我们在有关边疆开拓的研究上眼光向下，更加关注民间力量的功能和作用以及边疆民族生活层面的变化及相互融合过程，将可以看到更多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精彩内容。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4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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