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俄智多杰：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的时代特点及其价值——安多地区格鲁派高僧在清朝蒙藏治理中的连接作用

【内容摘要】18世纪由青海佑宁寺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撰写的《如意宝树史》（又名《松巴佛教史》），在藏族史学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最为重要的藏传佛教史著作之一。《如意宝树史》产生的时代背景，充分反映了17至18世纪安多地区格鲁派高僧在清朝边疆治理中发挥的重要纽带和衔接作用，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朝蒙藏治理方略及“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的政教举措，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和生动的诠释。

【关键词】安多地区；格鲁派；清朝蒙藏治理；松巴堪布；《如意宝树史》

【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教授，主要研究藏族史、中国民族问题；俄智多杰，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藏族史。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9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如意宝树史》是18世纪由安多地区著名格鲁派高僧松巴堪布·益西班觉撰写的一部在蒙藏地区影响深远的著作。松巴堪布佛学造诣深厚，并具有多语言交流能力，曾两次应诏进京，觐见乾隆皇帝，并协助章嘉国师完成乾隆皇帝主持的藏文《大藏经》的蒙译工作。其经历表明，安多地方格鲁派高僧在清朝蒙藏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学界对《如意宝树史》虽有诸多研究，但却较少从蒙藏共同信仰和清朝蒙藏治理的政治背景进行分析。除《益西班觉著作〈如意宝树史〉中的蒙古史资料》、《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史和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等论文对此有所涉及外，也较少从蒙藏地区政教历史角度进行研究。为此，本文拟从较开阔的学术视野，特别是从清朝蒙藏治理的社会政治背景，对《如意宝树史》产生的缘由作一讨论。

一、《如意宝树史》系统呈现了格鲁派在安多地区的发展脉络

16世纪中叶以来，安多地区格鲁派发展迅速，成为除卫藏以外最主要的传播区域。其原因同卫藏地区的教派竞争和地方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土默特部俺答汗会晤前的近一百年中，格鲁派在卫藏地区一直被噶玛、直贡噶举和与其联盟的仁蚌、藏巴汗政权排挤和打压。在此形势下，格鲁派一方面需要寻求强大的世俗力量支持，另一方面需要广建寺庙吸纳更多僧人以壮大自身力量。明万历二年（1574年）和四年（1576年），入据青海的蒙古土默特部汗王俺答汗两次邀请卫藏地区格鲁派领袖人物索南嘉措前往青海传教，正好契合了格鲁派向外发展的需求。

16世纪格鲁派向安多地区的发展，得益于索南嘉措在青海的传教活动。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为格鲁派在安多地区的传播打开了局面。塔尔寺、卓仓寺、仙米寺、彭措南杰林寺等诸多寺庙都是在他的倡导下修建的，并构建起以宗喀巴大师诞生之地塔尔寺、学法之地夏琼寺为中心的安多地区格鲁派寺院的基本框架和格局。

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圆寂后，其转世灵童云丹嘉措诞生于蒙古土默特部，更体现了格鲁派集团需要获得蒙古支持的强烈意愿。万历三十年（1602年），由格鲁派三大寺领袖和诸多地方官员组成的迎请转世灵童的队伍前往蒙古，也是为了与蒙古政治力量达成进一步的合作关系。

此后，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受到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严重排挤和打压，可谓风雨飘摇、命运多舛。在此期间，卫藏地区的格鲁派一直以安多地区为避难所，纷纷前往安多地区传法。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支持格鲁派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队进入西藏，建立起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格鲁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才彻底改观，成为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最有权势的教派。此后，格鲁派在安多地区发展势头强劲，先后新建了却藏寺、郭莽寺、拉莫德庆寺、拉卜楞寺等重要寺院，原有的塔尔寺、佑宁寺等寺院也得到了修缮和扩建。安多地区的格鲁派寺院规模日趋扩大，影响力也逐渐增强。

哥伦比亚大学的滕华睿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整个涉藏地区的活佛转世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安多活佛的数量增长与格鲁派在安多的传播密切相关，且总体数量远远高于同时期卫藏和康区的活佛数量。哈佛大学的金汉雄对整个青藏高原格鲁派高僧的文集进行统计，发现安多地区格鲁派高僧的文集总数仅次于前藏，甚至18至19世纪的安多文集数量略高于前藏的文集数量。这一情况说明，格鲁派在安多地区已获得相当可观的发展，开始成为当地占主导地位的教派。

之前，安多历史叙述甚少见于《弟吴宗教源流》《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传统教法史著作。但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从卫藏地区向康区和安多地区的不断传播，康区和安多等地区开始进入藏族史家的视野，被纳入到藏传佛教传播历史的叙事范围。卡那译师·班觉嘉措于1630年撰写的《噶丹教法源流·如意宝树贤者悦》、夏·噶丹嘉措于1652年撰写的《安多佛教史略》、第司·桑杰嘉措于1698年撰写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等都对安多地区格鲁派传播历史有过各具特色的记载。然而，安多地区格鲁派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情况，却并未被纳入格鲁派传播史的叙述框架之中。《如意宝树史》的价值在于，首次将安多地区的历史叙述完整地纳入到整个藏族历史叙述的宏大框架之中，弥补了藏族历史叙述以卫藏地区为主导，而缺乏其他如康区、安多等边缘地区历史叙述的局面。

当然，这与时代特点和政治背景密不可分。17世纪以来，安多地区格鲁派有了极大发展，其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特别是在格鲁派逐渐向整个蒙古地区传播以后，安多地区因地处卫藏与蒙古之间的独特地缘优势，其历史进程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也逐渐占有一席之地。这正是我们认识《如意宝树史》的时代特点和独特价值的重要视角。

二、《如意宝树史》有关“西藏、蒙古、汉地”的划分与清朝蒙藏治理格局

藏族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地域范围自14世纪的《红史》开始出现转变，从古代印度和我国藏地扩展至囊括汉地、蒙古、西夏等周边地区多重叙述模式，但18世纪的《如意宝树史》对教法史著作的地域范围重新作了调整，将其简化为印度、藏地、汉地、蒙古等四个基本区域。其中，印度为佛法之源，其王统和佛教源流是藏文教法史著作的固定叙述单位，而其余三者则是17至18世纪的地缘政治和格鲁派传播等因素综合反映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撰者出生并常年生活的安多地区，在17至18世纪的卫藏、蒙古、汉地三者之间较强宗教、政治之链接作用在历史书写上的呈现。

16世纪开始，安多地区在藏、蒙、汉等多民族宗教和政治互动交流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尤其清朝入关后，安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正如学者李怀印指出的，清代“国家的地缘战略从明代视华北为核心地带，对长城以外的游牧部落采取守势，一变而为以满洲和大漠以南的蒙古族聚居区为核心，以内地省份为腹地，靠边疆提供防卫保障的新格局”。并且，“对于清廷来说，边疆各地的重要性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满人与漠南蒙古之间的联盟以及京师在地理上所依托的内蒙古的战略安全。其次是西藏。西藏的战略安全和对朝廷的臣服，对于控制蒙古至关紧要，这是因为藏传佛教构成了链接满族和蒙古王公的精神纽带。最后是新疆和外蒙古。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了西藏和内蒙古的安全”。地缘上，安多地区恰好处在西藏、蒙古、汉地三者的交界处。而安多地区的格鲁派在17至18世纪得到蓬勃发展，并与清廷所重视的战略区域蒙古和西藏关系密切。在此情形下，大力扶持和优待格鲁派的清廷自然会注意到安多地区的独特优势，并利用这一区域的政教纽带作用来维系蒙古和西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具体来说，清廷选择扶持安多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与青海蒙古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1648年，甘州发生回民起义，清军联合和硕特蒙古平息了起义，起义军残余势力投靠和硕特部。和硕特部则学习利用回民的火枪技术提高作战能力，并试图向东扩张占领甘青边境的牧场，成为清廷治理西北的潜在威胁因素。对此，清廷并未采取武力手段解决，而是以特殊的宗教手段，即扶持青海地区的格鲁派寺院来维护清廷与和硕特部之间的友好关系。1697年，清廷通过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劝导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等青海蒙古王公入京觐见，封巴图尔为和硕亲王，其他王公也各授爵赏。至此，青海蒙古全部投附清朝。此外，由于安多地区是操多种语言的文化交汇区域，该区域的僧人依靠其独特的语言优势，或就职于北京宫廷，或担任蒙古地区寺院的主持。安多地区多民族共居，当地博学的高僧往往懂得多民族语言文字，尤其是蒙、藏语言文字，在处理蒙藏事务中常能发挥巨大作用。此外，一世赛赤·罗追嘉措、二世章嘉、二世土观·却吉嘉措等活佛高僧在处理边疆民族事务中凭借忠诚和卓越才能，使清廷对安多地区的活佛高僧产生较大信任与依赖，将他们委任高职，效力朝廷。

康熙年间创立的驻京呼图克图制度，便是清廷重用和优待安多地区高僧活佛的有力证据。清代共有13位转世活佛被册封为驻京呼图克图，并分为“清廷四大呼图克图”和“驻京八大呼图克图”。其中，除济隆呼图克图、察罕达尔罕呼图克图、鄂萨尔罕呼图克图三者之外，其余10位均为安多地区佑宁寺、塔尔寺、拉卜楞等寺庙的主要活佛系统。诚如李德成所指出，驻京呼图克图“充分发挥他们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作用，使其出使地方，宣化政策，安抚民众，消弭纠纷，在中央政府和蒙藏地方发挥着政治纽带的重要作用”。

1691年，康熙皇帝在多伦诺尔召集由外蒙古三部、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参加的“多伦诺尔会盟”，外蒙古三部归附清朝。康熙帝应诸蒙古王公请求，于1701年在多伦诺尔敕建汇宗寺，并规定“各部落居一僧以主持”。理藩院则进一步详细规定，蒙古各旗均要派遣两名僧人住在汇宗寺，其中一人必须是王公扎萨克之嫡子，并规定派遣总数为305人。1731年，雍正皇帝在汇宗寺的西南处敕建善因寺，作为汇宗寺的附属寺庙，使汇宗寺的规模扩大。清廷将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设立于汇宗寺，任命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为“多伦诺尔喇嘛庙总管内蒙古喇嘛事务之扎萨克喇嘛”，确立了由章嘉呼图克图主持的汇宗寺作为总管内蒙古藏传佛教的中心地位，加深了蒙古对清中央政府的尊崇和拥护。1701至1798年的近一百年内，除了毕力格图诺们汗外，其余五位掌印喇嘛皆是来自安多地区的驻京呼图克图，由他们管理和主持漠南藏传佛教信仰中心多伦诺尔寺院及僧人事务。

同样，自1705年二世章嘉被任命为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之后，1705至1793年的近一百年内，除七世济隆·洛桑丹贝坚赞之外，其余10位任职者均为来自安多地区的主要寺庙如佑宁寺、塔尔寺、广惠寺、剌茂德庆寺等的主要活佛系统。据金峰的《呼和浩特史蒙古文献资料汇编》（第1辑）所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广惠寺的寺主郭蟒呼图克图、三世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被任命为呼和浩特掌印扎萨克达喇嘛。可见，来自安多地区的驻京呼图克图在北京、漠南藏传佛教中心多伦诺尔等地身居要职，弘法利生，安众蒙古，掌教辅国，加强了蒙、藏地方对清廷的拥戴。

雍正初年，二世土观主持将藏文《甘珠尔》译成蒙古文。1741至1742年，三世章嘉和二世赛赤奉命将藏文《丹珠尔》译成蒙古文。1744年，二人主持将雍亲王府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设立显宗、密宗等四个扎仓。1771年，三世章嘉和三世土观等藏地高僧将藏文《甘珠尔》翻译成满文。他们均是来自安多地区的高僧。

康熙时期，蒙古地区的众多僧人前往卫藏、安多等地学习佛法，西藏、安多等地的大量高僧活佛也至蒙古地区弘法，蒙藏之间的交流日盛。其中，来自安多地区的驻京呼图克图既是达赖喇嘛、班禅喇嘛等卫藏重要活佛之门徒，又是蒙古主要呼图克图如哲布尊丹巴、咱雅班第达、内齐托因达等的上师，与蒙藏诸多呼图克图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形成广泛的人脉、法脉网络。

安多地区17至18世纪在地缘政治和藏传佛教传播历程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来自安多地区的驻京呼图克图在清廷治理蒙古、西藏等边疆问题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和卓越才略，使安多地区的藏传佛教的寺院和僧人获得了清廷的优渥扶持，并长期成为链接蒙古、西藏、汉地的纽带。松巴堪布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呼应此时代背景，密切衔接这三个区域，青年时期赴藏求学，担任吉蔡寺堪布，之后三次赴京，其中两次受皇帝诏命，晚年又多次赴蒙古地区，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等地讲经传法，与来自安多地区的诸多驻京呼图克图的生活轨迹和职业生涯颇相吻合。松巴堪布以西藏、蒙古、汉地三者来建立《如意宝树史》的叙事框架，正是中国藏、蒙、满、汉密切互动之时代特点、政治背景及松巴堪布个人的生活轨迹的真实反映。

三、结语：《如意宝树史》的时代特点和价值

《如意宝树史》作为安多地区蒙古族高僧撰写的宗教史著作，其时代特点和价值可归纳为下述几方面。

第一，在卫藏地方政治格局和教派竞争的压力下，格鲁派和帕竹政权联盟从16世纪开始即致力于在安多地区发展寺院和信众群体，这是格鲁派发展战略的重要转折。格鲁派和蒙古联盟战胜噶玛噶举和后藏政权的联盟之后，安多地区的格鲁派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影响力不断增强，使安多地区成为格鲁派向外发展的重要基地。《如意宝树史》首次将安多地区的历史叙述完整地纳入整个藏族历史叙述的框架之中，弥补了以往藏族历史叙述以卫藏历史为主导而缺乏康区、安多历史叙述的局面。

第二，安多地处西藏、蒙古、汉地三者的交界处，在清朝的边疆治理格局中具有重大意义。清廷扶持和优待的安多格鲁派驻京呼图克图在治理西藏、蒙古等边疆问题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使安多地区的高僧活佛成为链接蒙古、西藏、汉地的纽带。此外，松巴堪布个人的人生轨迹也与西藏、蒙古、汉地密切相连。他青年时期赴藏求学，之后受皇帝诏命赴京，晚年赴蒙传法。松巴堪布以印度、西藏、蒙古、汉地为四个基本区域来建立《如意宝树史》的基本框架，以藏传佛教在藏、蒙、满、汉中的传播发展为叙事内容，展现了17至18世纪安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宗教纽带作用及松巴堪布个人的人生轨迹。

第三，松巴堪布在复兴佑宁寺僧人的学业过程中，认识到僧人们只注重《五部大论》等佛学论著的闻思，而不注重声学、医学、韵律等常规学科的学习，僧人的观念中产生了“佛学优越感”，不接受除了佛学以外的其他知识。为消除此观念，松巴堪布回应三世章嘉国师所倡导的主张，提倡僧人们学习各种知识，开始跟僧人讲授医学、历算、韵律等学科，撰写医学、历算、教法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因此，《如意宝树史》的撰写也体现了这样的主张和观念。

第四，松巴堪布个人在严谨治学态度和强烈批判精神之推动下，认为以往历史著作存在诸多内容错误和篇章结构不合理，这也是他撰写《如意宝树史》的重要缘由，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如意宝树史》重要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