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烈、王娟: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学意义

发布时间:2024-11-25 09:55:23 | 来源:青海民族研究 | 作者: | 责任编辑:

【内容摘要】民族地区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生产力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重点任务、难点堵点、根本途径、理论定位等存在本质差异,必须在国家战略远景式、前瞻性回应的基础上,跳出长期以来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的动能结构,论证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属性,从理论方位、发展阶段及发展要求探寻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涵育方向,并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传统文化、新发展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对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动能载体进行阐释。

【关键词】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价值发现;价值回应

【作者简介】陈文烈,男,青海民和人,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经济、政府经济研究。王娟,女,山西长治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

【文章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是指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领域、新动能,核心是科技创新;“质”是指物质、质量、本质、品质;“生产力”是经济社会进步的根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要求明晰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明确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民族地区要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空内涵,把握区域对国家战略回应的能力外延,厘清从实际出发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并找准着力点等认知困惑。对民族地区而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从发展的视角看,要着眼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路径框架;从改革的视角看,要产业链与创新链“共融共舞”,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换言之,要对传统发展伦理视角下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进行变革性发展。

从发展历史看,民族地区囿于资源场、资本场、人口场、技术场等发展要素聚集的场域性困境,传统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尚未完成且存在参差不一的压缩性特征,新质生产力构念的认知与价值伦理亟需澄清;从宏观看,民族地区处于契合国家多重战略诉求的叠加期与回应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实现的两难期,生产力的“工具理性”抑或“经济理性”的高模糊性与高冲突性并存;从微观看,以高质量发展为主流的语境与路径的整合关系相互纠葛。一方面,相互倚借的高质量发展价值与微观主体的资源依赖导致二者处于紧张状态;另一方面,二者相互倚借的事实将紧张关系控制在有限竞争的状态中,提醒我们要更为审慎地对待传统生产力结构内部的微观主体关系及其结构形态与外部注入的因果机制问题;从域观看,国家一直将民族地区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实现框定在一个个语境时空明确的现代化载体中,民族地区在域观空间一直处于生产关系牵引生产力并不断整合的动态演进中,亟需厘清一项更为重要的原因,即在历史理性主义的时域下发展空间—时间的作用机制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论观照;从位观看,民族地区在新时代肩负实践生态文明战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样板区,示范生态价值发现和生态价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进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特殊国家战略任务,如此,从地理位置、国土空间开发位置、国家战略承接位置、区域总体价值位置等层面不断型塑的民族地区的“位观”赓续上述四个“大分流”,亟需在发展落差的视角下回答差距怎样形成?新质生产力又如何消解这些分流?自民族地区发展这一命题出现以来,传统发展经济学伦理视域下学者更多地在发展主义视角下对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所谓理性的“规训”,而民族地区的学者则基于本土历史意识去理解发展伦理下的“大分流”。鉴于此,本文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新质生产力构念对话的基础上,基于上述“五观”特征的进路诠析民族地区生产力结构变迁关系的解读,为探讨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构念难题提供一个分析思路。

一、相关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现阶段,民族地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战略引领下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培育仍然是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下的发展要素不仅面临传统生产力发展要素尚未完整建立,新质生产力亟需构念的两难困境,同时现代产业体系弱、散,生产方式“傻大笨粗黑”路径依赖现状对新质生产力新模式、新动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支撑基础缺陷、支撑能力缺失。基于此,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在民族地区还未完成传统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建构和布局的情况下,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初建的发展经济学意义下,新质生产力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到民族地区的?如何在民族地区现存的多重战略同频共振推进中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基点载体,谋划新质生产力的布局,丰富、完善、健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指导,是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第一,本文是立足民族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前中期特征,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与民族地区现代经济体系建构中引出新质生产力的切入点。第二,明确新质生产力进入民族地区发展空间中的形成。第三,民族地区国土空间建构的史观、宏观、微观、域观、位观与新质生产力价值趋向相结合,探索民族地区传统生产力转型方向。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论阐释、实践导向及路径探索等方面。第一,理论阐释,从国家战略和政策取向看“新质生产力”,其实质是生产力的聚集与革新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是人才队伍有敢为人先且有包容失败的责任担当,是产业组织形态的创新趋于多元化。从科技创新看“新质生产力”,是明确创新主导作用,企业主体地位,技术原创突破,科技引领动能,科技与企业相互赋能,数字数据赋能的绿色生产力,高效率的成果转化及全要素的创新。从政治经济学看“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生产力为引领,以产业为载体,以高质量发展为旨归的生产力的跃升。第二,从实践导向看,重塑生产力要素,坚持科创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建构现代产业体系,重视人才培养,优化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导向。第三,从路径探索看,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科创为引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施新型举国体制,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重塑人力资源结构,同时关注国内实体经济发展趋向,配备金融服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在实际中形成案例借鉴。反观民族地区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研究文章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质量发展方面:第一,新能源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度不大。第二,民族地区光伏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力资本及技术革新且辐射能力差。第三,乡村振兴、区位优势、文化旅游可以助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可见,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为本文开展研究提供经验借鉴,但现有研究成果视角多集中于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并未分区域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实现进行研究。本文认为,民族地区传统生产力“傻大笨粗黑”的资源禀赋型经济结构与“小散乱”的产业体系,无法支撑与建构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诉求。相应地,其禀赋资源导向下的生产力三要素也难以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载体。因此,需要从民族地区发展的价值发现、价值实现、发展伦理、发展理论等层面完善制度机制予以引导和明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论、发展目标与发展边界,建构起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阶段、路径与制度,以阐释新质生产力大变革所推动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可能路径与时间逻辑,指出基于民族地区“五观”发展属性与培育新动能为最终落脚点的新质生产力构念,明确民族地区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过渡转型则是在生态、绿色等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直接作用下,生产力进行革新的过程。换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动能重大变化的导向下,民族地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以建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发展边界,实现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面临的新质生产力的构念思路应该是:以空间换时间,弱化时空压缩后的价值总量式微;以新质激活生产力,补齐发展要素集聚能力的短板;以位观襟域观,凸显发展要素缺失的价值支撑;以潜力引责任,具象生态价值实现的迭代底色。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化及价值发现

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创新引领下,立足区域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差异化发展的生产力。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民族地区必须找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方向、培育目标及培育边界,与我国中东部地区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空演化

新中国成立后至西部大开发之前,民族地区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及有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业结构快速现代化及缩小与中东部发展差距的特征,但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地区生产总值看,1952年,我国东部、中部及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256.83、146.17、57.89亿元,1999年,我国东部、中部及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46658.58、17204.82、7961.15亿元,分别增长181.67、117.7、137.52倍,民族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过中部地区但落后于东部地区;从人均GDP看,1952年,我国东部、中部及民族地区人均GDP分别为172.78、94.5、109.5元,1999年,我国东部、中部及民族地区人均GDP分别为13033.6、4890.67、4707.38元,民族地区人均GDP落后于我国东中部地区;从产业结构看,1952年,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占比为73.1∶12.8∶14.1,1999年,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占比为24.4∶36.1∶39.5,第一产业比重降幅明显,第二三产业占比显著上升,产业结构呈三二一发展势态。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民族地区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分别呈现出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型、资本进入少且初级加工型产品等特征。建国后,大多数民族地区仍然处于生产力较为原始的阶段,小农经济是民族地区乡村的基本属性,第二产业以初级资源开采与粗加工为主,第三产业基本处于空白阶段,加之长期以来与中东部地区缺乏资本场、产业场等要素流动与交往,民族地区间与中东部地区间各种体制及区域隔离,使得民族地区面临的外部经济学与经济循环的辐射与反应弹性小,经济活动基本围绕土特产品、农畜产品、盐铁、生活必需品展开。1952年,民族地区农业产值为38.2亿元,仅占全国农业产值的10.5%。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国家逐步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要素的投入,在支持农业发展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逐步在民族地区布局轻工业和能源工业。20世纪50年代末,受美国对华敌视、中苏建交恶化、中印边界持续冲突等国际因素影响及民族地区产业资源禀赋、特殊区域空间等优势,为解决备战需求及均衡区域产业发展,党中央将“三线建设”列入“三五”中并实施。此阶段,民族地区依赖“域观”优势及资源禀赋,在国防工业和重工业的带动下,逐步发展起以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化工、盐化工、采矿为主的制造业。改革开放至1999年,民族地区通过不断承接东部成熟产业或过剩产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支撑不断完善,但生产力形态仍然以劳动密集型、资源粗加工为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民族地区对生产力的诉求与培育在跨越式、追赶、快速发展等空间差距与经济理性的时间反差语境中被强化为资本、投资双中心。发展伦理观照与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高度契合,进一步提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能力,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生产力形态以资本劳动双密集为主的发展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看,民族地区由2000年的8410.75亿元增长至2022年的127131.9亿元,年均增长0.66倍;从人均GDP看,民族地区已由2000年的4930.6元增长至2022年的65021.25元,年均增长0.57倍;从产业结构看,民族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已由2000年的23.1∶39.1∶37.8转化为2022年的12.1∶40.6∶47.3,第一产业占比明显降低,第二三产业占比稳步提升。2011—2019年开展的第二次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在培育区域特色产业、激活民族地区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形成服务与融入全国大市场为主的生产力形态,科技创新、地方品牌建设、研发、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生产力效能不断凸显。2022年,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占比为12.1∶40.6∶47.3,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民族地区三次产业就业占比为35.4∶19.6∶45,说明就业人口多集中于第一、三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工业行业看,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仍是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发展的重点,折射出工业产品发展滞后,是今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急需突破的重点。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把民族地区建设成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与同步展开的生态文明战略一道确定民族地区的“位观”,在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兴边富民、稳藏固疆、共同富裕等新时代历史使命的发展边界中,民族地区生产力再次向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新能源高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几个方面衍生,生产力的绿色、低碳、循环、现代经济体系、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等科技属性与未来属性不断形成。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下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发现

第一,从民族地区产业布局看,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早有布局,但未实质性落地。基于对民族八省区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梳理,发现民族地区以农副产品制造业、煤炭工业、石油天然化工业、有色及冶炼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伴随时间演变,以产业快速现代化为导向,对传统重工业发展提质增效,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工业,在“五观”发展属性不断解构与建构下,民族地区已形成以重工业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固化模式且处于产业链上游,粗加工产品导致产品附加值偏低,易受市场波动且抗风险能力较差,产业结构矛盾仍然突出。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虽在十二五期间已逐步布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但发展结果表明,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在民族地区的发展效果不佳。民族地区已逐步建成国家能源资源生产基地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基于民族地区位观分析,生态保护是其首要任务,而在史观作用下形成的长期能源资源重工业发展已与生态保护理念背道而驰。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正是对现有生产力的生态性创新,也为当前民族地区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提供技术保障。在新质生产力的推进过程中,通过布局建设高端电力系统及装备,降低对燃煤资源的消耗,更新能源储蓄装备,使产业生产逐步绿色化、低碳化,是民族地区能源资源基地建设、绿色有机农产品输出地及生态旅游目的地未来的发展趋向。

第二,从东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看,二者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差距,而是发展导向的差异。从史观看,东部地区产业始终处于领先发展状态。从宏观看,东部地区承担统领国家经济发展导向及对外交流的主任务。从微观看,东部地区是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主阵地。从域观看,东部地区交通便利、地势平稳,气候温和。从位观看,东部地区是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样板区,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与国外科技发展相互作用的关键。基于东部地区“五观”的发展属性分析,必须承认,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但差距不是差异,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在发展导向上存在显著差异,进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质的区别。东部地区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的主阵地,是以突破国家卡脖子技术瓶颈、破解逆全球化问题为目标,引领国内甚至国际发展的主力军;反观民族地区,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发展提供补给的生态型能源资源基地,是支撑自身发展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生态旅游目的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建构民族地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为边界的新质生产力。由此,东部地区与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向存在本质区别。

第三,从生产力看,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传统生产力不同于新质生产力,《指导意见》中指出,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阶段,民族地区已全部实现脱贫,为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根基,但科创能力欠缺,导致民族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发利用能源资源过程卡脖子困境频现。2022年,从创新环境看,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比为24.1%,民族地区占比为21.7%,全国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为3.0%,民族地区为1.0%;从创新投入看,全国R&D人员全时当量为6353570人,民族地区为265153人,仅占全国的4.1%,全国R&D经费投入比重为2.5%,民族地区为0.9%,全国企业R&D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5%,民族地区为0.7%;从创新产出看,全国万名R&D人员发明专利数为6458件,民族地区为6309件,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平均额为618.6万元,民族地区为281.4万元;从创新成效看,全国新产品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24.6%,民族地区为8.7%;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货物出口额比重为11.7%,民族地区为2.4%。可见,民族地区的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及创新成效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民族地区是能源资源聚集区,保护生态环境,构建民族地区生态经济发展体系是符合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的战略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民族地区创新能力提升迫在眉睫。

当前,在民族地区“五观”发展属性作用下及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固化的经济模式与现阶段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导向显然不匹配,由此,民族地区必须打破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明确新质生产力在前沿科技创新、确定产业优势、提升竞争能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并从民族地区多重战略寻求价值回应。

三、民族地区建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

厘清产业发展基础是民族地区建构新质生产力理论逻辑的前提。由此,基于对民族八省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分析,发现民族八省区的产业发展集中于特色农畜加工业、资源禀赋型加工业及现代服务业,广西、贵州已逐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指明民族八省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主要集中于绿色有机农畜产业、战略资源产业、能源产业及生态旅游业等四方面(见表1),是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作为具有开拓性和原创性的新概念,反映出高质量发展与先进生产力同频共振的重要性。总结新质生产力实践规律经验,构建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概念,能够为民族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遵循,并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贡献民族地区的现实案例。

表1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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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建构的理论方位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一直面临双重的经济发展任务:一方面,因为处于落后状态,民族地区必须以比中东部发达地区更快的速度实现增长和发展,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尽管处于落后状态,民族地区必须与实力强大且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地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同台竞争,在开放经济中发展自己。前者是低于时代发展水平的后发追赶,后者是与时代同行的前沿发展。对民族地区而言,这两类性质不同的发展任务是交织在一起的,区别只在于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与传统产业不同,其发展重点或任务构成有所差异。双重发展任务及其结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的发展问题,是民族地区经济区别于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特征。

长期以来,民族地区双重发展任务的交织削弱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同时代前沿发展的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是指引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由传统增长方式向质量效益驱动转变的指南,为发展经济学在民族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开辟了道路。新质生产力具有一般性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发展经济学必须重视民族地区在前沿竞争中的发展问题,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呼应

生产力的时代属性催生新生产要素,是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竞争能力的基础。从宏观看,民族地区多次在多重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在全国经济转型升级中赢得多次发展生产力的机会,同时也使得民族地区处于生产力发展的“时空压缩”中。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耦合作用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重要原因不仅在于多次生产力更新与发展都发轫于发达地区,还因为民族地区处于低收入阶段,靠近全国经济发展序列的末端,其经济发展的重心在于后发追赶,而不是与发达地区展开同时代前沿发展竞争。只有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发展水平后,随着原有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减弱以及发展阶段的进阶,经济发展的重心才开始从后发追赶逐渐向前沿发展竞争转移,新质生产力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才真正凸显出来。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必然要求,它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在低收入阶段,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分别处在全国产业链的中低端和高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以资源换资本,以宏观换微观,以域观换位观是民族地区从低收入阶段实现经济起飞的一项重要战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民族地区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资本逐渐积累,劳动力逐步退减,科创渐次自主。此阶段,民族地区生产效率的提高可能不再过度依赖比较优势,而是开拓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重塑其在全国产业链发展中的新竞争优势。于是,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互补性开始减弱,竞争性逐渐增强。处于中高收入阶段的民族地区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实现发展,迫切需要时代前沿技术造就的新质生产力。

当前,民族地区发展重心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导下朝前沿发展方向转移。一方面,民族地区需要在同时间不同空间内完成双重发展任务,站在新的发展方位上,民族地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时代的变革使得民族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处于中低收入阶段、谋求由贫困变富裕的民族地区而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动能将是巨大的: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优化现代化产业结构、聚集多类生产要素、提升农畜产品品质,从而在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前沿竞争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三)新质生产力给民族地区发展提出新课题

纵观民族地区现代生产力的建构与发展历程,以国家战略自上而下推进是其生产力构念的第一个特征,以问题为导向的发展取向是其生产力构念的第二个特征,以制度建设为边界是其生产力构念的第三个特征,以资源禀赋为主的参与方式是其生产力构念的第四个特征。换言之,民族地区生产力的建构与现代化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在场、国家特殊战略、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民族地区对国家战略的有效回应与承领依然是新质生产力构念的强大后盾与现实保障。在整体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民族地区如何奋起直追,不断夯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以特有的品质和姿态,通过实践、探索与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贡献民族地区智慧与解决方案,甚至在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经济理论是值得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的。因此,民族地区应在新质生产力构念的视野中切实观照并回答目前发展经济学所不曾涉猎过的新课题,以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触角突破既成观念和理论误区,以如下几个方面形成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的正确趋向,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构念奠定方法论、发展目标与建构边界。

第一,以空间换时间,弱化时空压缩后的价值总量式微。与后发追赶的后发优势不同,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是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开拓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重塑其在全国产业链发展中的新竞争优势。处于前沿发展中,人人都是先行者,需先入为主,资源先取,探索试错,反思积累,为区域经济良性循环发展型塑竞争优势。由此,自主创新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是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前沿竞争的法宝,且与传统发展经济学导向下民族地区产业承接、技术转移、技术支撑等不同,民族地区的自主创新必须是前沿性、原创性、颠覆性且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科技创新。民族地区快速现代化进程整体偏于做大,相对忽略做强,这既是民族地区发展诉求的必然,也是当前新质生产力构念不得不面对的瓶颈问题。回到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民族地区应在经济发展、追求总量的基础上,加大“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建设力度,推进生产力内在发展和深刻变化。换言之,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的构念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新质人格、新质品质与新质资源,无论哪个区域,只有生产力的载体与各种发展动能同步前进、相互配合,其高质量发展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它并不是高质量发展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生产力现代化建构与新动能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第二,以新质激活生产力,补齐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短板。与后发追赶中利用比较优势不同,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是以资源要素聚集为导向,重塑原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在全国产业链发展中的新比较优势。在低收入阶段,民族地区选择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以资源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就是采取的比较优势战略。传统发展经济学对比较优势的研究缺乏时代性、动态性视角,这就要求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随时代发展动态更新科创技术,补齐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部门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短板,确立新的比较优势,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在新质生产力巨大的发展变革中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要在聚合、聚焦、聚力下完成,既要通过培育新质要素与产业载体来激活生产力又要找准发力点补齐发展要素聚集能力的短板,从而达到事半功倍效果。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在推进这‘四个全面’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可见,激活要素、补齐短板和集聚发展要素是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需要调整的要点。

第三,以位观襟域观,凸显发展要素缺失的价值支撑。与后发追赶过程中的竞争格局不同,前沿发展中的新质生产力是区域竞争为导向,在与发达地区同台竞争中形成的。在后发追赶中,民族地区依赖各自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发展,与发达地区经济互补,而民族地区之间则并驱争先。当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处于一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中心前移,必须与远见卓识的发达地区在某些领域开展前沿竞争。发达地区为夯实其在前沿发展中的优势地位,除利用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外,还会采取产业链、价值链等手段来排除民族地区的发展机会。如何运用民族地区位观优势,凸显民族地区在前沿发展中的价值支撑,掌握民族地区发展的主动权,这是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元问题。从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现状入手考虑其新质问题,一个最大的悖论是概念征用和价值混乱,对于民族地区而言,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正义有时比名义上的新质生产力更重要也更实际,不考虑这一元问题的生产力现代化只是表面的现代化,不是真正适合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特点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如此要在考虑民族地区发展时空特点和“五观”属性的前提下构念新质生产力,应从社会主义特色优势和制度创新角度梯级融入、全程参与,积极争取并利用好东西部经济合作这一制度优势,利用好国家在场这一巨大的发展要素和力量,合作推进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以位观襟域观,凸显发展要素缺失的价值支撑,发挥特色优势和加强制度创新是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内在动力。

第四,以潜力引责任,具象生态价值实现的迭代底色。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亟需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将更多能源资源要素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通过探索试错具象生态价值实现,从而推动三次产业创新性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变革主要通过产业内部竞争和技术创新来实现,表现为产业的横向联合与现代产业链形成。新质生产力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因发展差异而形成的纵向结构升级,是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元问题。然而,民族地区做大产业的模式在面对产业发展中可能的市场波动时,若不能及时引入高新技术与高端人力资源、培育可持续扩张的企业能力等生产要素时,则现有产业发展必然出现反噬,使本来可行的发展路线被堵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市场失灵。本文认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着力点仍然在其发展责任的内涵中,在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框架下,民族地区最大的责任、价值、潜力均在生态,其新质生产力的涵育与构念也必须源于生态,需要探索新质生产力在生态层面的配置情况和生态价值实现的具象底色,完整地展现“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迭代转化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下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的特征并提出应对的制度建设方案,才能较好地厘清民族地区从“传统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阶段、路径与制度。

四、多重战略下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回应

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从多重战略视角、当前区域发展导向及重点进行回应,通过梳理十四五规划及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的“六个坚持”,发现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站在生态、乡村振兴、一带一路、民族文化、双循环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方面进行价值回应(见表2)。民族地区的核心定位为生态功能区,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边界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基于新质生产力为民族地区提出的新课题,明晰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方向就是在生态文明导向下,建设国家能源资源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及生态旅游目的地。

表2民族地区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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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以生态文明为根本,在经济转型发展中筑牢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基底。

立足民族地区位观分析,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和生态资源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明确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绿色基底,构建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同向而行的方向。即在“生态”导向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首先,生态文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产业基础。生态文明建设衍生绿色产业,推动民族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及生态旅游目的地等领域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崛起的产业支撑。其次,生态文明为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注入产业活力。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高效利用资源能源,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意味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动态推进科技创新,以更高效环保的技术生产绿色产品,在推促绿色技术跃升的同时助力产业转型和优化,是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技术创新的产业活力。最后,民族地区为新质生产力的实现建立保障体制。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在健全的制度保障体系和政策体系的监管督促下执行的,这为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企业绿色落地生产提供完善的保障体系,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立足民族地区位观优势,在生态文明导向下,通过市场需求、产业活力、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奠基,为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承担起绿色支撑。

第二,以乡村振兴为基点,在粮食安全生产中建构新质生产力的模式业态。产业兴旺是支持乡村振兴关注的重点,在史观作用下,民族地区难以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乡村产业体系。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困难重重,战胜困难的唯一途径是生产力跃升后的产业链延伸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首先,乡村振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承接平台,民族地区乡村传统产业结构及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已成为产业振兴的堵点,恰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搭建起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平台。如何提升农牧民素质,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持续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农牧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提升农畜产品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重构乡村旅游、现代农业、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及延伸产业链等是新质生产力必须关注且发展的模式业态。其次,乡村振兴扩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空间。民族地区位观劣势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的生态支撑。受技术生产限制,民族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并未完全激活,需在市场需求导向下,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重塑民族地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在市场上竞争新优势。最后,乡村振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支持。民族地区粮食安全生产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关注并实践的首要问题,确保民族地区农牧业发展相匹配的育种安全、农机装备更新、发展模式业态等均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支撑,为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导向,在国际合作交流中助推新质生产力的技术革新。首先,贸易和投资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实现更高效地生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可以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和合作,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加速生产力的传播和融合,民族地区占据“一带一路”的域观优势,更是能快速聚集新质生产力革新的要素,从而助推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的技术革新。其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性、提升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生产力跃升,为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跃升奠定坚实的基础。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为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民族地区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在不断学习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创新和进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和科技合作加强,为各国的生产力发展提供更多的新思路和新技术,使得民族地区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自身短板,从而对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动态革新。

第四,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支撑,在文化传承建设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将传统文化作为生产资料,赋予其经济属性,融入生产力跃升中,是建设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文化遗产。首先,创新传统文化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鼓励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可以逐步增强文化自信,产生精神共鸣,实现文化兴盛。为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提振精神指引。其次,推进民族传统文化数字化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源支撑,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能仅依靠传统宣传方式,而应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开拓新宣传渠道,即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创新传统宣传方式,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新属性,实现民族传统文化数字化转型,更新文化产业传承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积淀资源基础。最后,基于民族传统文化衍生的文创产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拓展市场空间。文创产业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生产技术相结合所衍生的新兴产业,是可满足人民对物质精神文化追求的民族文化产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可通过技术更新的方式,助力文创产业的更新迭代,以满足和拓展消费市场。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将科技创新融入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中,实现以新技术保存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以新方式传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以新技术提升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在文化传承建设中发展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文化遗产。

第五,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保障,在开放经济建构中疏通新质生产力的堵点。民族地区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可以拓宽市场需求空间、产业发展空间、政策支持空间,掌握市场主动权,可以疏通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堵点。首先,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是盘活国内市场需求的最大优势,是技术持续更新迭代的内生动力。处于信息化时代,传统生产力作用下出现的供需矛盾严重影响国内市场良性循环,而民族地区能源资源依赖型初级加工产品已无法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必须以新质生产力动态更新旧发展动能,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动态演化,培育民族地区经济新增长点,国内大循环疏通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供给端的堵点。其次,民族地区域观位观优势是为民族地区确立产业优势、竞争优势、结构升级的基础。收入水平提升促使消费结构转型,传统消费产品虽是消费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已无法满足消费者对绿色、生态、品质、健康等方面的需求。由此,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培育新兴消费产业,是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品,凸显竞争优势,优化产业结构的指南,指明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的产业空间。再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安全、创新、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是产业链、供应链联动发展的制度保障,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克服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畅通市场循环、完善供应链的支撑。最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使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发展掌握主动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是动态提升科创能力,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受限于生态环境、地理位置,只有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生态化、高端化转型,才能重塑民族地区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新优势,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第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民族广泛交往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群众基础。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凝聚力量,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加强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可以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民族间的隔阂和冲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新质生产力得以在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提条件。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培养。新质生产力的培养需要具备较高的创新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而这些都需要建立在共同体意识的基础上。只有在一个具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个人的潜力,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良性互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和发展。再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推动民族地区治理体系的创新和完善。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起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新质生产力培养的有力制度保障。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参与。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人民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发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基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培养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五、结论

新质生产力构念视角下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培育是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命题,面对这一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的战略要求,民族地区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对基于价值发现的发展系统和价值实现的结构系统进行变革。新质生产力不仅是这些转型变革的对象,也是民族地区有效回应国家战略,实现新动能基础上转型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或基础。这些变革将需要重新解构和重构民族地区传统发展经济学伦理指导下形成的生态—社会—经济关系,承认并考虑到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时空压缩空间下跨越空间和时间的重要动力,突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性质,是民族地区必须给出的时代答卷。当然,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所立足的新质生产力并不必然与传统对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构念新发展经济学伦理下的新质生产力,并以怎样的形式将这一全新的发展价值引入民族地区的发展结构和发展空间之中的,是以打破一切传统为目的,还是将传统纳入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是重新建构一套全新的发展伦理还是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外延中丰富民族地区的“五观”?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以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核心的价值原点,当我们回到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和发展理念时,游荡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母体中的种种“规训”、寄生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路径中的激进发展主义所指引的“技术霸权”和悬浮在民族地区发展价值审视下的激进环保主义的“原生态禁锢”都是应该被摒弃的,因为它们都在空间与时间的谬误中忽视了发展的元问题———没有给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各族人民本身留下位置。民族地区国土空间发展建构的“史观—宏观—微观—域观—位观”发展经济理论的增长模式决定民族地区传统生产力发力与转型的技术变迁的方向,传统生产力决定民族地区对新质生产力的选择。但是,当我们将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地区时会发现,任何一种形态的生产力变革都会在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权中以压缩生产力发展空间的姿态忽视本体的时间与阶段属性,即本文提及的民族地区发展空间-时间的作用机制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论观照。在悬浮性数据增加的同时,带来技术性工具性等“理性”发展权力式微或缺失缺乏对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的制约。为什么在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多重国家战略实践中民族地区在发展权力的隐喻中的确曾挑战过快速现代化的话语与价值结构,尝试改变民族地区的时间方向,但却对技术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变迁没有制约作用?反而被技术变迁覆盖?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属性决定其能够体现价值与实现价值的发展权力,但这一机制能否运转受到民族地区自身认知结构与回应能力的制约。换言之,在多重发展与现代化等概念代入民族地区的背后,我们必须锚定民族地区回应与实践中存在的主客观时间维度的错位运用之嫌,必须透过并摒弃这一时间的迷惑性;也必须在新质生产力构念中厘清民族地区回应的时间与空间的单向延展所制造的矛盾。相应地,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构念的视野需要得到更多的理论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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