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仲良，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教授；杨铭，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
【摘要】重庆汉藏教理院的兴办是我国近代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该院以“融通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为办学宗旨，培养汉藏双语佛学人才，聘请藏传佛教僧人到院任职任教，开创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先河，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新趋势。又保送师生游学西藏、西康，造就一批擅长佛学研究、经典翻译、古籍整理的汉藏双语佛学人才，依托往来西藏和内地的汉藏僧人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客观上改善了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认知。汉藏教理院引导汉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互动，将藏传佛教教理纳入近代佛学教育体系，搭建藏传佛教僧人参与内地佛学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使汉藏佛教文化交融互补呈现新的格局。汉藏教理院形成了用佛教文化沟通汉藏民族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重庆汉藏教理院；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928年，我国著名佛学大师太虚法师周游法英德美等国，向西方世界介绍佛教并发起设立世界佛学苑的倡议。太虚法师回国后，随即设立世界佛学苑筹备处，计划以北平佛学院为中英文系，以闽南佛学院为华日文系，在四川省设立汉藏佛学系，即汉藏教理院。1930年秋太虚法师至重庆，适逢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通令川东各县佛教会派僧侣入藏学法，以化除汉藏隔阂，沟通汉藏文化。太虚法师认为，“与其派往游学，不如就川省设院，聘请汉藏讲师，召汉藏青年研究习之”，遂与重庆市市长潘文华、佛学社社董王晓西等共同申请在重庆创立一所汉藏佛学院。1931年5月，汉藏教理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到1932年夏，汉藏教理院在北培缙云山的院舍建设基本完毕，共招考学僧60名，于当年8月20日正式开学。自1932年正式开学到1951年停办，汉藏教理院经历约20个春秋，招生普通科7届、专修科3届，为中国佛学界培养了数百名专门人才。
汉藏教理院以“融通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为办学宗旨，培养汉藏双语佛学人才，翻译刊印汉藏佛教典籍，融通汉藏佛教教理，研究西藏社会发展问题，为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贡献卓著，不失为民国时期文化交往交流之典范。目前虽有相关研究渐次问世，但仍有必要利用国民档案、佛教杂志和当事者回忆传记，对汉藏教理院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活动进行研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提供典型个案。
一、藏族人士来渝讲学和支持汉藏教理院发展
汉藏教理院邀请藏传佛教僧人和藏族名人到院任教、任职和讲学，是其沟通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据资料记载，约有上百位藏传佛教僧人到该院驻锡或讲座，可见，汉藏教理院一度成为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重要的参访之所，以下分三种类型进行论述。
第一类是受聘在汉藏教理院任教任职的藏族人士，共计有5人受聘担任“藏文”“藏文佛学”课程的教员，按受聘时间顺序，依次为罗桑发巴、土登降凿、悦西格西、东本格西、德庆卓玛，这些教师受聘汉藏教理院，应是近代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始。由于他们谙熟藏语文和藏传佛学教学之道，传授有方，极大地充实该院汉藏双语师资队伍，为学生系统研习汉藏佛学提供了教学保障。
罗桑发巴，康定南无寺僧人，汉藏教理院筹建初期由董事会从康定聘请到院，1932年4月—8月任藏文课程教员，后因事辞职离院。
土登降凿（1890—？），法号能仁教海，西藏拉萨人，曾任拉萨等借寺监院，1932年8月—1934年8月任藏文课程教员。土登降凿到院后编写了《藏文字母拼音》一书，成为该院藏文课程的首部教材。他的才学修持深得师生认可，“教授藏文，颇能胜任，而其行持，亦殊精进，堪称良师，全院员生对之极端恭敬”。任教期间，土登降凿还协助遍能法师处理该院各类事件，维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在教学和管理两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悦西格西，法号悦西郡蓝，巴安人（今四川巴塘县），在哲蚌寺学法20余年，获拉然巴格西学位。1937年8月—1946年任藏文课程教员，是在院任教最久的藏传佛教僧人。悦西格西还利用寒暑假期在重庆、成都等地讲经说法，在蓉渝等地颇有名气，同时为教理院筹措了办学经费。
东本格西（1884—1946），法名昂旺遵珠，青海玉树人，当地绒布族千户东本仓之长子。东本20岁入哲蚌寺学法，40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获拉然巴格西学位，在西藏有“宗喀巴第二者”和“黄教大德、宿学耆彦、博通教义”之美誉，曾任拉萨密宗学院法师，并出任达赖喇嘛经师。1941年9月东本格西婉辞西藏三大寺和弟子挽留，毅然到内地传法，颇章喀大师亲往送行祝福。1943年5月初，东本格西到内地后，受到国民政府高层礼遇优待，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1943年5月—1946年8月，东本格西受聘汉藏教理院译场译主，主持翻译《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六足论》等一批汉藏佛学经典。东本格西是在该院名气最高的藏传佛教僧人，后圆寂于灌县（今四川都江堰市）。
德庆卓玛，女性，非僧侣，西藏拉萨人。德庆卓玛卒业于西藏学校，善西藏歌舞，1950年前后受聘为藏文课程教员。
第二类是到汉藏教理院讲学参访的藏族宗教、政治名人，较为知名的有阿旺南结堪布、喜饶嘉措格西、格桑泽仁、根桑活佛和贡噶活佛，他们依其渊博知识和庄重修持，带给师生学习汉藏佛学的重要启示，同时赞助该院编译汉藏佛学经典和中小学教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阿旺南结堪布（1899—1969），8岁入色拉寺学习并获拉然巴格西学位，曾任金川广法寺堪布。阿旺南结于1934年年底至1935年夏在汉藏教理院为学生传授《上师瑜伽法》，颇得师生赞誉。后因阿旺南结结伴法尊前往西藏迎请安东格西，学期终了，未再留院任教。
喜饶嘉措格西（1883—1968），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青海循化县人。1904年到哲蚌寺修学，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拉然巴格西学位，其后主持校勘《布顿全集》和重刻大藏经《甘珠尔》的工作。1938年8月，受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喜饶嘉措到缙云山短憩，发表《从沟通汉藏文化说到融合汉藏民族》演讲，肯定汉藏教理院的办学意义，勉励师生注重研习佛教典籍，提出学习密宗需要循序渐进、要正心、讲究次第等基本方法，并为师生开展西藏佛教各宗宗义讲座。1944年年底，喜饶嘉措还在重庆长安寺会晤太虚法师，继续关心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事宜。
格桑泽仁（1905—1946），又名王天化，巴安人，近代藏族名人。1938年8月，格桑泽仁到汉藏教理院参访，勉励师生从沟通汉藏文化着手，联络汉藏民族感情。1945年，格桑泽仁等人捐助该院组建译场，勘译、出版汉藏佛教典籍，助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事业。此外，格桑泽仁经营的“康定康藏贸易公司”为该院游藏学法师生代汇、转存和保管经费，提供了诸多经济便利。
根桑活佛，名根桑泽臣，生卒年不详，今四川甘孜州人。根桑活佛属于藏传佛教萨迦派，他长期在湘、蓉、渝等地讲经传法。于1935—1936年间到汉藏教理院为学生传授《大圆胜慧》（大圆满）等密法，与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曾为碧松取藏文法名“洛桑珍珠”。1938年1月，根桑活佛与太虚法师晤谈西康僧伽教育状况之后，借鉴内地举办佛学院经验，在康定筹建了“西康五明学院”，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再添新成果。
贡噶活佛（1893—1957），或称贡嘎活佛，名辖竹曲结桑给，康定人，噶举派僧人，第五世贡噶活佛。贡噶活佛“在全藏族的大学者中可列入前十名，在金沙江东岸为第一”，受邀长期在内地传播藏传佛教文化。1949年8—9月，贡噶活佛在缙云山石华寺（汉藏教理院译场）传授“无上大手印”，梁漱溟、罗庸等人随其闭关修习。
第三类是热心汉藏教理院事业的藏传佛教高僧，如多杰觉拔格西、安东格西、诺那呼图克图等。他们虽未曾亲临教理院工作，但以其他渠道为该院全面发展提供多方支持，于无形之中支持了汉藏教理院的发展，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环。
多杰觉拔格西（1874—1937），四川康定人，于哲蚌寺修学12年获得格西学位。多杰觉拔于1908年年初随侍十三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其后长期居留内地，热心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事业。汉藏教理院筹建初期，多杰觉拔推荐罗桑发巴、土登降凿等人到院任教，缓解该院紧缺藏语文师资之急。1935年，回到拉萨后的多杰觉拔推动哲蚌寺甲绒康村免除内地僧人入寺学法应承担的公差劳役，此举为汉藏教理院师生游学西藏大开方便之门，极大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
安东格西（？—1936），名绛热，青海果洛人。安东格西是法尊法师游学西藏的依止师，1930年法尊法师便计划迎请安东格西前来内地，这也成为太虚法师在川东筹设汉藏教理院的重要因素之一。再者，安东格西传授法尊法师藏传佛教教理、密法，为法尊法师执教佛学院和融通佛教教理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安东格西与法尊法师之间的师徒典范，深受西藏佛教界关注认可，甘丹赤巴亦曾鼓励法尊法师迎请安东格西到内地，“把宗喀巴大师的显密教法建立起来”，也反映出西藏社会对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呼声。虽然安东格西最终未能到院任教，但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诺那呼图克图（1865—1936），名格热·索朗列旦，西藏类乌齐人，曾任类乌齐寺管家，兼修噶举、宁玛等派佛法。1924年诺那呼图克图受民国政府册封“呼图克图”，其后积极开展讲经说法、修建法会和宣慰民族地区等活动。诺那呼图克图主张以佛教文化融洽民族关系的观点与太虚法师相同，因而支持太虚法师的佛教改革和教育事业，并向内地佛学界推介贡噶活佛等高僧。
综上所述，重庆汉藏教理院引导藏传佛教僧人参与内地佛学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不断掀起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新高潮。重庆因此成为继拉萨、北京之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又一历史中心，而汉藏教理院正是通往这个中心的桥梁。
二、汉藏教理院师生西行赴康藏学法
在藏族人士东来讲学、参访和大力帮助汉藏教理院发展的同时，该院先后派遣十多名师生到西藏、西康的寺院学习。该院师生游藏学法取得成就的同时，扩大了汉藏僧人的交往互动，对改善西藏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认知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一）汉藏教理院派遣师生赴康藏求学
根据档案资料，目前已知前往西藏寺院学习的师生为释隆果、释满度、释碧松、释满月、释寂禅、释永灯、释善化7人，他们根据《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均获得蒙藏委员会为期5年的赴藏学法经费资助。
第一批游藏学法的是教员释满度、职员释隆果。
释满度（1904—？），俗名黄叶，四川南溪人，于乐山乌尤寺出家，毕业于闽南佛学院，曾任汉藏教理院佛学教员和事务主任。释隆果（1906—？），俗名邓首义，四川仁寿人，毕业于成都佛学院，曾任汉藏教理院会计。1937年5月，满度、隆果参加中国佛教会举办的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蒙藏委员会的保送资格。是年夏天，满度从上海乘邮轮经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前往西藏，隆果则由陆路经缅甸仰光、加尔各答等地前往西藏。年底，2人顺利抵达拉萨并加入哲蚌寺罗赛林扎仓甲绒康村，依止莲花幢为经师开始学习藏语文。
其后，满度依止康萨仁波切学习《现证庄严论》和《大般若经》。满度认为以《现证庄严论》为指导，学习《大般若经》，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可以解决内地佛学者研习般若经不得其门的问题。1943年，5年公费学习期结束，满度转为“自费学法僧”，继续学习《中观》《俱舍》《律仪》等必修论部，兼顾考察藏传佛教制度，并撰《宗喀巴应化史略》一文，介绍宗喀巴大师佛学成就和改革创立格鲁派的经验。1946年9月，满度回到内地。
隆果则依止甘丹赤巴学《中观》，依止夏巴曲杰、康萨仁波切学《现观庄严论》《大般若经》。1946年经西康回到成都，在近慈寺从事译经、讲经工作，译有《因明》《现观庄严论鬘论》等论著，其中《现观庄严论鬘论》多次刊印出版，在佛学界广为流传使用。
第二批游藏学法的是学生释碧松。释碧松（1916—2014），俗名邢肃芝，又名“洛桑珍珠”，江苏高邮人，汉藏教理院专修科第一届学生。1938年6月13日，碧松由武汉出发，由川康路线入藏，行经德格休整10个月后再次出发，于次年8月18日到达拉萨。碧松加入哲蚌寺果芒扎仓安东康村，拜阿旺江城喇嘛为世间师开始学习。
碧松的学习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照章学习经论，分别依止喜瓦拉、赖登喇嘛、衮曲丹增格西，学习《因明学》《俱舍论》《现观庄严论》等。二是接受传法灌顶，先后得到颇章喀大师“时轮金刚大法”、康萨仁波切“上乐金刚”和“密集金刚”、拉尊活佛等多种密法灌顶。三是考察藏传佛教僧伽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仪轨，并对口传心授、辩经等汉藏佛教教育方式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1945年，碧松结束学习回到重庆，果芒札仓为他开具“学绩证明信”，其中“噶夺上下二级，度拉广义二级，七十义一级，论上下二级，一品一级，般若一级，中观一级”，佐证碧松的学业取得了相应的品级。1946年碧松受聘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前往西藏兴办基础教育。1949年后，碧松到香港、北美等地传播佛教文化。
第三批游藏学法的是学生释满月、释寂禅。释满月（1920—？），俗名萧文奎，四川峨眉人，于乐山乌尤寺出家，汉藏教理院第二届普通科、第二届专修科毕业，曾担任汉藏教理院藏文课程助教。释寂禅（1924—？），俗名甘文峰，湖北当阳人，汉藏教理院第三届普通科毕业生。
1943年3月，寂禅、满月与甘丹寺罗桑吉村格西结伴西行，1943年农历四月初七到达康定，农历十月到达理化（今四川理塘县）。此后，二人分道而行，寂禅经德格、玉树囊谦前往拉萨，满月取道新龙渡金沙江，由昌都经嘉黎、墨竹工卡前往拉萨。1944年10月，在历经一年半的时间以后，寂禅、满月先后抵达拉萨，创了当时入藏之旅耗时最久的纪录。
之后，满月进入哲蚌寺罗赛林扎仓甲绒康村，依止将巴省柏格西为师学习摄类学辩论。但由于满月对“口传心授，不立文字”的方式极不适应，因而提出汉藏佛教因为历史、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应走出不同的传法路径。
寂禅则加入色拉寺墨巴扎仓甲绒康村，依止墨巴活佛为经师学习。得力于在汉藏教理院打下的藏文和佛学基础，寂禅仅用时3个月便学完《因明法则》，继而学习《现观庄严论》，竟能窥查经论之旨意。1946年4月，寂禅以“生活困迫暨专修西藏语文”为由退出寺院生活，受聘于拉萨小学等机构工作和学习。1949年回到重庆，到汉藏教理院任藏文课程教员。
第四批游藏学法的是学生释永灯、释善化2人，均为汉藏教理院普通科第三届毕业生。释永灯（1923—1994），俗名杨万材、杨化群，四川峨眉人；释善化（1921—？），俗名钟永章，又称钟善华，四川成都人。永灯和善化于1944年2月20日出发，由重庆经成都到巴塘后，结伴康宁寺3位喇嘛同行，经竹巴龙关口、芒康、工布江达，于当年藏历八月上旬抵达拉萨。
之后，永灯进入色拉寺墨巴扎仓甲绒康村，依止甲绒厦巴活佛学习，同时，师从西藏著名学者擦珠·阿旺洛桑活佛学习藏语文，仅1年便可进行藏文写作与翻译，为学习藏文经论奠定了文字基础。另一方面，他还加入考格西学位的“初级因明班”，不久便通过考试升入高级班。3年后，永灯学完《现观庄严论》，通过了扎仓“放帕卿”（辩论般若经）考试。1949年，永灯参加饶朵寺“因明大辩论会”，在因明学研究方面已颇有成绩。1954年永灯退出寺院生活，以杨化群之名从事藏汉翻译和因明学研究工作，著有《藏传因明学》等经典著作为世人熟知。
善化同样依止甲绒厦巴活佛为经师，学习藏传佛教经典教义和修持方法等，其后还俗。1949年8月，善化到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学习，1952年回到北京，到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从事藏文古籍整理工作。
除了远赴西藏修学外，汉藏教理院的学生还曾经在西康理化县汉僧院学习藏传佛教。西康理化县汉僧院由西康警备司令曾言枢、参议史建侯于1944年在理塘寺创建，主要目的是为内地僧人赴西藏寺院学习提供中转和短期培训。1944年10月，汉藏教理院专修科第二届毕业生释隆法，普通科第四届学生释性觉、释镇慧、释续明、释永明、释永远等人先后抵达汉僧院。但因该院未能及时聘定教师，释隆法等人只能遵从院章按律自习，直到1945年农历四月初八日，汉僧院请定格西担任教师后方才正式开学。
之后，隆法等5人得到中国佛学会保送拟赴西藏学法，不知何故，他们并未继续西行拉萨，但在汉僧院短期学习的经历，显然对他们的佛学研究有所裨益。比如，释性觉（1920—2004），俗名郭朋，河南唐河县人，由于有“在理化研习康藏民俗与文化达一年时间”的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著有《坛经校释》《印顺佛学思想研究》《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思想史》《太虚思想研究》等著作。释续明（1919—1966），俗姓徐，法名元慧，河北宛平县（今北京）人，他立志“汉藏互译，充实汉藏佛教，联络民族的感情，利于国家边防”，1949年后辗转至台湾，编辑问世的有《太虚大师全书》和《海潮音》杂志等。
（二）汉藏教理院师生西行求学的艰辛历程
上文展示了汉藏教理院师生游藏学法的大致过程，以下再简述游藏学法生活之困难和曲折，更知他们精进求法的艰辛和取得成就之不易。
第一，游藏学法僧人必须克服高原环境对学法生活的不利影响。
首先，入藏交通艰险困阻，由四川、西康入藏沿途人烟稀少，天气极端多变，通常耗时1年之久。加之西藏地方政府限制人员入藏，对学法生活增添诸多不确定因素。其次，高原气候和迥异的生活方式，不断冲击学法僧人身体健康。西藏、西康的高海拔气候和稀薄空气，严重影响内地僧人身体健康。加之西藏社会发展缓慢导致物资匮乏，内地僧人游藏需适应以糌粑、面疙瘩、茶为主的简单饮食环境，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患肝病等疾病。
第二，游藏学法僧人要适应跨文化的学习方式。
一方面，按制学习的经典系统丰富，教义深广，僧人需学习关于因明学的《释量论》，解释般若经的《现观庄严论》，研习中观学的基础《入中论》，关于佛教世界观的《俱舍论》，以及《戒律论》五部大论，每部论典又由多部典籍构成，因此学习任务繁重复杂。一般情况下，僧人学完五部大论需11年之久，显然，这是游藏僧人5年学习期内无法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寺院经师“口传心授，不立文字”的教学方式，也让内地僧人颇难习惯。因此，他们需要打牢藏语言文字基础，建立起藏传佛教学习思维方式，以提高学法成效。此外，寺院康村要求僧人担任职务、承担差役等义务，也耽误了僧人不少宝贵的学习时间。
第三，经费短缺限制了僧人游藏学法应得之成就。
根据《汉藏互派僧侣游学办法》，蒙藏委员会以5年为限资助内地僧人游藏学法，每年生活费国币80元，后增至150元（折合藏银数826两），这是游藏僧人主要经济来源。虽然补助经费每年都有，但是与拉萨的物价相比有明显差距，游藏僧人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现象常有发生。加之1946年以后蒙藏委员会的资助经费时常断档，严重影响学法僧人的基本生活，为此有的学法僧人依靠西藏寺院经师帮助，有的依靠内地僧俗师友支持，有的则兼职劳务以换取薪资，才能勉强维持求法学业，因而不乏僧人中途退出寺院学习的例子。
三、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新局面与当代借鉴
上文所述汉藏教理院聘请藏传佛教僧人到院执教、任职和讲学，保送师生西行学法等活动，增强了汉藏佛教界互动交流，促使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呈现新局面，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开创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先河。
作为民国时期举办较早的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先后聘请8位高品级的藏传佛教僧人到院任教，并邀请上百名藏传佛教僧人到院访问参学，开创了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先河。此举搭建了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新平台，形成该院研习汉藏双语佛学的鲜明特色。
自此，藏传佛教僧人成为汉藏教理院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藏传佛教僧人承担藏文和藏文佛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手把手教给学生有关藏文拼写、语法、造句等文法知识，传授藏传佛教基本教理教义，还为学生研习藏传佛教教理开蒙启示、灌顶传法；另一方面，东本格西、悦西格西等组织译场，孜孜不倦地进行汉藏佛经的互译校勘工作，翻译出版了一批藏汉佛教典籍和教材，为融通汉藏佛教教理提供多元文本参考。从更高层面上来看，在内化于心的教育过程中，东本格西、喜饶嘉措格西、阿旺堪布等人以高尚的品德、严谨的修行操持，给汉藏教理院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影响了一批内地青年僧人，点燃他们研习藏文知识、前往西藏求学的热情，赓续着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传统。
第二，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出现了新现象。
唐宋至清初，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的传法活动多集于宫廷，“其职分主要是为皇家祈祷”。清末民初，九世班禅大师、多杰觉拔格西等人虽然来到内地，为民众广修法会、讲经传法，引导藏传佛教深入百姓社会生活，但仍然无法摆脱其为权贵传法的传统生存和传播方式。换言之，当时的藏传佛教在内地属于单向传播模式，缺少与内地佛教界合作交流的平台。汉藏教理院搭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平台，创新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方式和渠道，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出现了新现象，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在汉藏教理院内部。该院开设藏传佛教教理课程，将其纳入近代佛学教育体系，特别是在该院“八宗平等，不舍一宗”的办学思想指导下，格鲁、宁玛、噶举、萨迦等教派的教义典籍均在该院得到弘扬传播。同样，该院集汉藏僧人于一堂，对勘、互译汉藏佛教典籍，内地僧人得到融摄汉藏佛教教理的便利，印顺法师研究中观学、杨化群研究藏传因明学等，都得益于汉藏教理院的启发。而汉文《大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六足论》等在该院被译为藏文，反映出藏传佛教界也开始重视汉文佛教典籍，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有了相互参学的积极一面。第二个层面在广阔的社会空间。法尊法师和悦西格西、东本格西常年在川渝寺院、佛学社讲经，系统阐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等藏传佛教经典，藏传佛教知识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受此影响，一些内地僧人、居士开始理性客观地研习藏传佛学，而文化名人则得益于汉藏教理院之便深研藏传佛教，如梁漱溟曾跟随贡噶活佛修习，虞愚先生著《因明学》等。
第三，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产生新认知。
迄至清末，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认知仍停留于“吐蕃僧诤”的故事，类似于“不如此（藏传佛教）则是外道”的判教方式，也制约了藏传佛教界对其他宗教的认知。加之清末民初驻藏川军与西藏寺院摩擦冲突等系列事件，导致西藏僧众产生“内地无佛教”等误会，成为影响西藏佛教界与内地交往的重要因素。汉藏教理院依托往来西藏和内地的汉藏僧人，加强联络、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客观上增进了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新认知。
一者，入藏学法的汉藏教理院僧人与西藏高僧大德建立师徒关系，密切了西藏与内地佛教界的联系。西藏高僧不但传授佛学知识，悉心指导入藏僧人在寺院开展学习活动，并且资助其生活，解决他们在寺院生活中面临的紧迫问题，维持学法过程平稳进行。同样，游藏僧人精进求法、吃苦耐劳，得到甘丹赤巴、帕章喀大师、康萨仁波切等大德赞誉，客观上有助于改善西藏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印象。再者，悦西格西、喜饶嘉措等人把汉藏教理院和内地佛学信息传递至西藏，让西藏僧众对内地佛学有较为准确清晰的认知。东本格西通过与徒弟悦西的通信，产生“知汉地亦有佛教”的感慨，并在60岁高龄之际毅然到内地驻锡传法，在拉萨僧俗大众中引起轰动。总之，由于汉藏教理院积极引导汉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对转变西藏信众“内地无佛教”的认知，融通汉藏民族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奠定了中国现当代佛学教育的基础。
学界将汉藏教理院誉为民国时期的“佛学教育中心”，显然是肯定该院在我国近代佛学教育史的重要地位。太虚法师亲自设计汉藏教理院普通科、专修科学制，制定教学方案，拟定课程体系，经过20年的办学实践积累了成熟的佛学教育经验，奠定了中国现当代佛学教育和研究的基础。
首先，汉藏教理院的办学经验被后世所传扬，成为我国现当代佛学教育的范式。比如，较早开办的中国佛学院，继承了汉藏教理院“八宗平等、不舍一宗”等教育思想，重视汉语、藏语和巴利语三大系佛教研究。法尊法师主持中国佛学院教务工作，课程体系以汉藏教理院的设置为主，强调中观、瑜伽等内容，承继了近代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传统。
其次，汉藏教理院师生参与开创中国现当代佛教教育工作，充实了我国佛学教育队伍。法尊、观空、正果、尘空、巨赞等法师，虞愚、叶均等一批汉藏教理院原教员、毕业生创办并任教于中国佛学院，遍能、慧海、惟贤、竺霞等法师活跃在川、渝、黔、滇的佛学教育舞台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佛学人才。
再者，汉藏教理院培养双语佛学人才，不断增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研究的基础。该院师生进行汉藏双语佛教经典的对勘互译，形成一批传颂后世的经典版本，如法尊法师翻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大毗婆沙论》，叶均（了参）翻译的巴利语系佛教经典《清净道论》等，均为后世学者研习佛学之重要书籍。
四、结语
通过对重庆汉藏教理院在民国时期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中的表现的梳理，可知汉藏教理院赓续了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应对时局情势，继而推动近代汉藏佛教文化呈现出双向交流的新趋势、新现象，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为民国时期内地首所研习藏语文和藏传佛学的专门院校，汉藏教理院架起了连接汉藏文化的新桥梁，喜饶嘉措、贡噶活佛、东本格西、悦西格西等上百名藏传佛教僧人和藏族名人到院任教讲学，使该院一度成为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的必访之所，其紧密联系汉藏佛教界关系的作用可见一斑。
二是汉藏教理院推动国民政府出台内地僧人游学西藏办法，使官方资助内地僧人游学西藏制度化、政策化，此举为内地僧人游藏学法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很大程度解决了内地僧人游藏学法的后顾之忧，造就了一批精通汉藏双语和精研佛教教理的内地僧人，为我国佛教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奠定了中国现当代佛学教育的基础。
三是汉藏教理院集汉藏僧人于一堂，勘译佛教典籍，融通佛教教理，使藏传佛教各宗派的典籍和教义均在内地有所传播弘扬，为内地佛学者理性、客观的研习藏传佛学提供学理基础和学术支撑，同时也增进了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新认知。
四是汉藏教理院引导汉藏佛教界关注西南边疆危机和汉藏民族关系，共同承担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责任，体现了佛教与我国社会积极适应的一面，为推进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总之，民国时期汉藏教理院谋求佛教复兴发展，开展诸多促进汉藏佛教文化交往交流的工作，走出了一条以佛教文化沟通汉藏民族关系的道路，形成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以中华文化为根本，以佛教文化为媒介，引导民族相互亲近，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文化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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