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格日措：音符传情——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创作历程和传播效应

【内容摘要】多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形成具有充满活力、辐射力强劲的中华文化的基础。1941年,著名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依据藏地纪录片《西藏巡礼》、内地流传的西藏民歌和英文书籍中对西藏剑客的描写,并结合广东音乐中的“连环扣”,采用西方乐器小提琴,谱写了闻名于世的体现西藏人民顽强精神的音乐华章《西藏音诗》。自此,《西藏音诗》在全国各地演奏,成为媒体宣传热点,受到知识分子追捧,并被国家级交响乐团——中华交响乐团定为固定演奏节目,逐渐受到全国群众的关注与喜爱。《西藏音诗》不仅是马思聪个人代表作,还是西藏同内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事实的有效载体,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中华文化共同性,进而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此,学界应加大挖掘、整理、宣传西藏同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进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关键词】汉藏交流;文化自信;文化认同;马思聪;《西藏音诗》

【作者简介】李双(1988—),男,湖北随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格日措(1989—),女,藏族,青海兴海人,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文章来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国家认同视阈的民国涉藏报刊藏文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20CMZ01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共建课题“岭南与西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以马思聪《西藏音诗》为例”(2022GZGJ275);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康巴文化研究中心2022年度一般项目“本土西行与文化交融——民国时期吴作人与汉藏文化交流研究”(KBYJ2022B002)。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近期众多学者参与研究了摄影家庄学本西部摄影与藏地风情的展现、电影教育家孙明经西康民族志电影创作与国家建构、画家吴作人康藏写生与汉藏文化交流等,其共同点是通过艺术手法塑造了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然而较少关注多民族音乐交流中的中华民族音乐的学术成果。在中华音乐宝库中,有许多音乐艺术是多民族音乐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是各族群众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劳动生活,创建家园的历史见证。长期以来,汉藏民族音乐文化双向交流,为各自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内容,促进了汉藏民族音乐的发展,繁荣了中华文化。这其中由著名音乐人马思聪(1912—1987)创作的《西藏音诗》,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关注和喜爱,成为各族群众共享的音乐文化符号。目前,学者梁茂春、王茜、陈立新等从《西藏音诗》演奏技巧、艺术特点等方面讨论马思聪的贡献,较少关注《西藏音诗》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价值。鉴此,本文将结合各种史料重点考察马思聪《西藏音诗》所体现出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关系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汉藏文化交流:《西藏音诗》创作过程分析

1959年5月20日,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在家中接受汪毓和、张前等人访谈时,具体谈到《西藏音诗》创作来源:“1941年我在香港时,赵沨同志要我搞一部纪录影片的配乐(当时他在重庆电影厂工作),影片是1941年度在重庆拍的。音乐写得很简单,用的乐器也很省,弦乐器重奏加上一些管乐和打击乐。影片中有一段关于西藏的介绍,我写了《喇嘛寺院》这段音乐的主题。因为要写西藏,我就很注意搜集关于西藏的材料。当时李凌同志给了我一些西藏民歌的材料,在写完《喇嘛寺院》之后我又继续写了《述异》和《剑舞》,组成《西藏音诗》。《述异》……是取材于西藏民歌。写《剑舞》是看了徐迟同志给我一本写西藏的英文书,那书里有关于对西藏剑客的描写,他们唱着:‘我的宝剑,我的爱情;冬天我把宝剑放在山顶,夏天把它放在海底,剑锋刺向敌人……’对我有些启发,才促使我写这段音乐的”。

从马思聪的谈话中可知,《西藏音诗》第一部《述异》创作素材来自西藏民歌。由于马思聪未说明是哪首西藏民歌,笔者难以查证《述异》到底受到哪首西藏民歌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寻找答案。近代以来,一批内地人前往涉藏地区进行从军、务农、经商等活动,又有大量的藏族人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内地为官、传教、经商、学习等。汉藏人员的流动,加速了双方文化交流。此时,一批对藏族文化抱有较大兴趣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藏族文学。在内地,藏族文学作品开始大规模翻译与传播,许多作品经过报刊、书籍、唱片、电影等媒介的传播,在国内外民众中形成广泛影响力。其中《仓央嘉措诗集》的译者最多,代表性译者有于道泉、刘家驹、曾缄、刘希武、娄子匡等。

一些通晓汉藏文的学者还将收集整理的藏族民歌公开发表。著名藏族学者刘家驹将涉藏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歌收集、翻译和整理后,公开出版了《西藏情歌》(1932)、《康藏滇边歌谣集》(1948)。1941年有音乐学背景的藏学家于式玉将田野调查点收集的涉藏地区民歌《嘎布总总将木错》《采里采莫》《索娜拉穆仰仰塞》等发表在期刊《新西北》。同时,许多藏族民歌被广泛地选登在《新音乐》《新亚细亚》《边声月刊》《边疆》《觉群周报》《安徽半月刊》《春之歌选》等期刊上,为读者所喜爱。

马思聪一直重视民歌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许多中国民歌影响了马思聪的音乐创作。马思聪在《创作的经验》一文中专门谈道:“我获得处理民歌的经验,解释起声,民歌与我互相影响成就了音乐创作。首先以它的旋律、风格、特点、地方色彩感动了我。这民歌是个情歌,或是个轻快的小调,表现着某个地方的特殊的风味。”为此,马思聪在日常的阅读中,会搜集西藏民歌。从西藏民歌中,可以听到藏族人民发自内心的声音,可以了解到他们的生计方式、民风民俗和对生活的愿景。在此基础上,马思聪在音乐创作中加入自身对西藏民歌的理解,谱写成具有中国民族风的《述异》。在这一部分,马思聪拉小提琴强烈的和弦音和王慕理在钢琴上的猛烈撞击,好似聆听飞舞的经幡在风中的歌唱,那种粗野的力度和恐怖的背景叙述了这个民族一路走来饱经的风霜和顽强的历程,叙述了这里的人民在不懈奋斗中的坚持和胜利。马思聪复信好友徐迟时强调:“我的《西藏述异》,十分粗野,像一只野兽,和《月光奏鸣曲》(即马思聪《b小调钢琴奏鸣曲》)相差千里,这便是我的cosmo(世界)”。

《西藏音诗》第二部分《喇嘛寺院》(dgonpa.dgonsde)的创作来源于马思聪所观看的一部有关西藏的影片。文中所指的西藏影片片名为《西藏巡礼》,拍摄地点在西藏,制作地点为坐落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西藏巡礼》的制作和上映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展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后是如何维护中央政府对藏治权的全过程。为此,国民政府专门拨款,挑选了著名导演徐苏灵和摄影师陈家谟随团入藏拍摄中央政府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还对青藏高原的自然风光、节日庆典、寺庙文化、农牧民生活面貌作了拍摄。1940年,中央电影摄影场场长罗学濂将其剪辑成《西藏巡礼》,马思聪作主题曲。

《西藏巡礼》有许多西藏寺院的各种片段,僧人诵经、歌舞表演,寺院建筑和生活场景等。马思聪通过观看《西藏巡礼》,依据自身对西藏寺院的理解,创作出了《西藏音诗》第二章《喇嘛寺院》。马思聪在创作《喇嘛寺院》时,充分融入了藏传佛教文化元素,又联想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所遭受的磨难,在悲哀中的祈求、怀念,运用小提琴、鼓、大钟、锣等乐器将这一忧郁、深情、柔美、悲伤的情绪表达出来。

为了演奏好《喇嘛寺庙》,马思聪全身心投入。马思聪复信徐迟谈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提道:“在我面前展开的作品都很重要,我得把我的全个生命的热烈去完成,而我总是在提防悲哀成份的浸入,如《拉嘛寺院》,就适宜于奏。我死后灵魂的曲子”。1943年马思聪又复信徐迟:“音乐会开过了,《喇嘛寺院》效果不错,慕理的木鱼钟敲在钢琴上搞得好极了,每个听众都感觉出来了。”

《喇嘛寺院》是小提琴至悲的“吟唱”,深入心底,无法自拔,好似黑暗中一位底层喇嘛的声声哀诉。为此,马思聪在与访谈者谈话时,特别指出在他的作品中比较能完满表达出个人创作意图的作品有三个,《喇嘛寺院》就是其中之一。这说明《喇嘛寺院》在马思聪心中有足够的分量。

《西藏音诗》第三部分《剑舞》(gibro.grigar)的创作来源于马思聪所阅读的关于西藏的英文书籍。马思聪回忆道:“在香港我读了两本关于西藏的英文书,其中有一段谈到西藏的剑舞,舞剑者唱一番歌,舞一番剑。歌词曾由徐迟译出,是一首赞美剑与爱的诗。从香港出来,已将此诗遗失了。”据马思聪回忆译诗中剑客们唱道:“我的宝剑,我的爱情……”徐迟还记得那遗失了的译诗中有“渴血的剑”“勇敢的人前去,懦怯的人退后”等句子,他当时只觉得这样的诗很合乎马思聪乐曲的气势。

此文所指的剑舞,即“嘎尔”舞的一种,在西藏有民间舞蹈(gibro)和“宫廷”舞蹈(grigar)之分。“嘎尔”舞,是西藏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糅合了歌曲、舞蹈、器乐等表演的艺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表演者仅限于男性,多在民间庆典中表演。表演者身着节日盛装,手持弓剑,在鼓声和唢呐声中出场,数十人列队摆出作战的方阵,随着音乐有节奏地挥舞着弓剑,跳着和旋的步伐。其舞姿刚毅勇猛,沉稳有力,表现古代将士出征的场面,节目有《宝剑的神力》《汉地宫殿》。后来“嘎尔”演变成西藏“宫廷”舞蹈。“宫廷”舞蹈,主要服务西藏上层僧官。在每年的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大藏族节日庆典活动中,噶厦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组织数十人表演“嘎尔”舞,表演者要接受严格培训,熟记每一个脚步和动作,也要了解每个舞姿的内在含义。与民间舞蹈相比,西藏“宫廷”剑舞整个舞蹈稳重缓慢,气氛庄重,充满虔诚的宗教气氛。

“嘎尔”舞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带最为兴盛。马思聪所说他看到的英文书籍是外国登山者在攀登喜马拉雅山时所记录的,从这一点比较符合西藏“剑舞”的流行区域。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对照“嘎尔”现存曲目,尚未找到徐迟为《剑舞》翻译的原诗文,有可能笔者遗漏史料之故,也有可能是徐迟在翻译时,对“剑舞”作了一定程度上的西藏文化想象。这说明马思聪和徐迟对西藏文化比较感兴趣,在音乐和文学创作中融合了汉藏文化元素。

在《剑舞》中,马思聪模仿藏族民间音乐中的特性舞蹈节奏,好似传统的歌舞动作中“手变脚不变”的舞步,脚上动作有节奏规律性地跳动,手持剑挥舞各种优美姿势,同时又具有广东音乐中“连环扣”的特点。马思聪将自己熟悉的广东音乐元素和西藏音乐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向外界表达西藏人民用音乐述说历史,用音乐激励全国同胞斗志、抵抗日寇侵略,表达出与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

值得指出的是,《西藏音诗》三个乐章的标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汉藏文化结合体。《述异》是我国古籍常载的书目,南朝祖冲之《述异记》主要记载了奇异、恐怖的诡异之事,这符合《西藏音诗》中《述异》所表达的内容。《喇嘛寺院》则有浓郁的藏地风情,代表了藏族宗教音乐。《剑舞》是我国春秋时期就流行的舞曲,楚汉之争中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山东嘉祥秋胡山的汉画像砖上有两人击剑对舞的场面等,均有历史文献记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剑舞》是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马思聪用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取名《剑舞》既表达出藏族民间歌舞欢快、热情的特点,又凸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从精英文化到国家文化:《西藏音诗》传播路径

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传播与发展需要传播媒介助力,音乐文化传播媒介是将个人意识转化和发展成中华文化的关键所在。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的传播媒介为小范围个人演奏会、乐团演奏、新闻媒体等。由于为上层精英人士所喜爱和满足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取向,《西藏音诗》逐渐成为主流文化内容之一。

(一)个人演奏会

马思聪在香港完成《西藏音诗》创作后,通过音乐会形式将它介绍给听众。1941年11月30日,马思聪在香港娱乐大戏院举行“通俗”音乐会,主要演奏俄国、西班牙、中国民族音乐,同时在第十六个作品中演奏《剑舞》,时长约15分钟,共分七段,每段不同,而节奏强烈。当日《大公报》(香港版)评论《剑舞》:“充分表露高原地强悍之民族精神”。

之后,马思聪在国内各城市举办音乐会演奏《西藏音诗》。1943年3月,马思聪来到抗战文化之都——桂林,在好友的邀请下演奏了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名曲以及《西藏音诗》。1944年8月2日,《贵州日报》刊登马思聪夫妇来贵阳的消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昨日携带夫人王慕理(著名钢琴家)女士抵筑转昆,此间音乐艺术界人士拟邀请马王二氏在筑举行旅行演奏,其杰作《绥远组曲》,及《西藏音诗》,为贵市热爱音乐人士期望。”1945年夏,受好友赵沨邀请,马思聪先生偕夫人王慕理来到昆明,在南菁学校义演,学校礼堂门口两侧窗台上、窗户旁,都挤满了热情高涨的观众。马思聪《西藏音诗》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听众,“喇嘛寺院里虔诚肃穆的气氛和健壮彪悍的西藏剑客舞蹈的狂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人沉醉,也使人狂喜”。1946年5月4日,上海市文协为纪念五四运动,在辣斐大戏院(今长城电影院)举行第三届文艺欣赏,特邀请马思聪演奏《西藏音诗》。1948年5月2—3日,马思聪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男青年会举行演奏会,节目有马思聪自创的《西藏音诗》和《内蒙组曲》。

当时,许多高校邀请马思聪到校演奏,《西藏音诗》是他演奏节目之一。马思聪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学校经常邀请他为师生演奏。1944年4月22日,马思聪主持弦乐演奏大会,亲自向中山大学师生用小提琴演奏了《西藏音诗》,深受全校师生喜爱。国立交通大学学校领导希望为学生创造接触高雅音乐的机会,特意邀请马思聪来国立交通大学举行演奏会。1948年10月14日,马思聪来到演出地点——国立交通大学体育馆二楼,演奏的都是自己创作的作品,前半部分演奏的是《内蒙组曲》,后半场先奏《流浪者之歌》和《西藏音诗》。《交大学刊》评论道:“《西藏音诗》,那也是极富有民族色彩的精心之作,边地寺院里阴森森的祷告及钟鼓,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峰的雄伟壮丽,虔诚的诵经声,凄怆的木鱼声……一切都仿佛通过他的那琴上的四根弦子,深入了我们的心坎”。

(二)媒体宣传和知识分子追捧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近代报刊的出现和普及,不仅有效地传递了国内外动态和民间生活信息,还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近代报刊又因其内容的精简和价格的低廉,成为大众获取资讯的首选,进而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和宣传用品。因此,许多文艺作品的传播也就离不开报刊的宣传报道。

马思聪作为著名的音乐人,他的音乐作品进展一直备受新闻媒体的关注。从1941年11月20日《大公报》(香港版)宣传《西藏音诗》开始,有关马思聪《西藏音诗》的消息被《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益世报》《民国日报》《贵州日报》《云南日报》等媒体广泛持续地报道。其中,《申报》《益世报》《大公报》《民国日报》作为民国时期四大报刊,一直关注马思聪《西藏音诗》的动态,还在专栏中发文评论,推高了国人关注《西藏音诗》的热度。

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新闻传媒的运作,充分利用报刊这一“公共空间”进行文化生产和传播。著名作家端木蕻良在《申报》记者面前,明确表示他最喜爱的音乐作品是《西藏音诗》和《内蒙组曲》。诗人葛白晚在听奏马思聪《西藏音诗》后,还专门赋诗一首《听奏〈西藏音诗〉》:

“烛光下,闪动一双蜿蜒的手臂,像蛇:柔,而有力的手指敲打着黑、白的琴键。接着,有无数道发着声音的游丝悠悠的向天上飞旋,怀娥铃响起来了。恍惚间,我们被带到西藏高原,合着十指跟从苦行者一步,一步的走进巍峨的寺院,屏息的听:匍匐在地上披着绯黄色袈裟的喇嘛们,喃喃的,低诵着经文……(我们的心跟着你们的琴、弦在松弛。)又像朝山人我们,置身于大佛龛前,看见了:蒲团上打坐着一些灰色的头陀,唸着“阿弥陀佛……”有莲叶灯的光焰在顶上照耀紫檀香袅袅的上升……那青磐、红鱼和这远远近近的钟声……都缭绕在我们的耳边。(你拈着弦,像拈着化似的了,而琴键上敲出来一阵阵鼓声。)悠然而止,可是余音远未去哩,“ENCORE!ENCORE”(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在这如梦的梵宇里,听众们已真想皈依了!”

在新闻媒体场域中,知识分子可以运用手中的文化资本,对社会开展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引导和控制。1948年,上海文艺界名人叶圣陶、杨晦、许广平、臧克家、阳翰笙等五十余人联名写信给马思聪,并将信的内容公开发表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较有影响力的《大公报》上,表示希望他来上海,用他创作演奏的《西藏音诗》《内蒙组曲》等反映民族文化灵魂的音乐,向上海社会泛滥的低级庸俗的“黄色音乐”宣战,“给我们民族一个证实,这证实就是说指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远景和它的果实。”知识分子通过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利用在社会思潮中的公共话语权力,将马思聪《西藏音诗》宣传成为一种高雅文化和具有正能量的文化作品,进一步凸显了《西藏音诗》的社会价值。

(三)中华交响乐团固定演奏的节目

1940年春,孙科利用中苏、中美文化协会会长名义,联络中英、中法、中缅等文协,在重庆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马思聪出任首任团长。中华交响乐团一方面演奏西方音乐招待各国使节,另一方面在大后方公开演奏,给民众增添文化情趣。中华交响乐团起初为一民间团体,有50多名成员,在当时是比较大的一个交响乐团。后因人事纠葛,马思聪辞去团长一职,1941年秋由郑志声接任指挥,郑志声去世后由王人艺代理指挥。1942年秋后,一直由林声翕担任指挥。1942年,中华交响乐团开始由教育部接管,成为国家级交响乐团。1949年,乐团解散。

抗战期间,中华交响乐团在后方各大城市轮流演奏。抗战复员后,他们在南京每周举行一次“星期音乐会”,并定期举行旅行演奏。1947年12月中华交响乐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节目表如下:12月4日节目有德国作曲家冯·韦伯的《奥伯龙序曲》,捷克作曲家安东·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美国作曲家爱德华·麦道维尔的《印第安人组曲》;12月5日节目有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的《费卡罗婚礼》,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德国作曲家腓力斯·孟德尔逊的《小提琴协奏曲》;12月6日节目有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马思聪的《西藏音诗》。

从这张节目表中可以看出,已离开中华交响乐团多年的马思聪,他的作品《西藏音诗》成为中华交响乐团固定演奏节目,能与莫扎特、贝多芬、冯·韦伯、舒伯特等国际性大音乐家的作品相媲美,这说明《西藏音诗》在当时国内音乐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中华交响乐团虽然由马思聪发起成立,但随着时代变迁,中华交响乐团已由一个纯粹的民间音乐团体上升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公立性音乐组织。随着马思聪的《西藏音诗》《内蒙组曲》等作品的传播,受到知识界人士的喜爱,《西藏音诗》开始成为国家级音乐剧团的演奏作品。这表明国民政府已有意识地将《西藏音诗》打造成中华文化的精品,向外传播和推介,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化。

为什么《西藏音诗》能成为中华交响乐团固定演奏节目之一,需要将其置于抗战胜利的大背景中去分析。一是《西藏音诗》是新音乐,来自民间,融合了普通民众所认可和喜爱的汉藏元素。自抗战以来,许多音乐人随政府西迁,深入民间,大量收集西部民歌民谣,成为民间音乐的实地开采者。许多民歌民谣经过处理后公开出版,如李凌的《中国民歌》《绥远民歌》《陕西民歌》,彭松的《边疆民歌》和国立音乐院出版的《中国民歌集》。同一时期,马思聪与国内许多音乐人一样,深入民间收集民谣,经过处理之后,重新创作一种新的旋律,“比方马思聪先生的《绥远组曲》和《西藏音诗》虽然是用西洋乐器演奏,但由于内容是描写中国人的生活,并且乐曲本身康健,因而就使人爱好”。

二是走出国门需要,增强国人文化自信。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号称中国为世界第四大国。政治上的高度自信,需要文化自信支撑。为增强文化自信,中国就需要一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又能拿得出手并被西方人士接受的文化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京曲、粤曲或昆曲,常被西方人士给予不好的评价,如“中世纪音乐”“有单调而无和谐”“莫明其妙,不敢恭维”等。马思聪作为留学欧洲的音乐人,自然懂得西方人士的音乐鉴赏标准,也深知国内音乐的弊端,进而结合中国广东音乐中“连环扣”和采用西方音乐技巧创作出表现中华民族精神的《西藏音诗》。

近代以来,世人对西藏存在诸多“想象”和探寻的欲望。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将西藏描绘成“世外桃源”,之后好莱坞将其搬上荧屏,让西方人士对西藏充满无限想象和探知欲望。马思聪的《西藏音诗》恰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外民众对西藏想象的需求。因此,《西藏音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国际市场,给国人一种文化自信。为此,马思聪的《西藏音诗》经常被媒体称为“向负盛名的提琴独奏曲”“用西方的技术来说明中国的现实和前途”。因此,一些音乐人士希望以《西藏音诗》这类新的音乐代替旧的音乐,改正欧美人士对中国音乐的视听。1948年7月27日《大公报》(香港版)就报道“马思聪最近正在整理他的名作《西藏音诗》的乐队总分谱,听说忙得不可开交,此曲完成后,即寄美国演奏。至迟八月底以前可寄到”,并着重提到“这是中国提琴乐谱出国演奏的第一部”。

从民国时期马思聪通过《西藏音诗》推动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发展历程可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与传播媒介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传播学视角上看,报纸因内容的精简和价格的低廉,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群,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与演变。相比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报纸,音乐是一种视听艺术,这种艺术形式附着在演唱会、广播、唱片等载体,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格局与生态,能面向更多的社会大众,丰富了大众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成了时尚风潮,进而进一步推动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

三、从文化交流到文化自信:民国时期《西藏音诗》价值分析

《西藏音诗》是一首蕴含浓烈、感染力强的汉藏文化交流的音乐作品,经过马思聪音乐会演奏、新闻媒体的宣传和国家的扶持,已成为代表当时中国新音乐发展方向的一张亮丽名片,逐渐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多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并为探讨多民族文化交流、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是衡量民族关系和文化发展动力的尺度。近代以来的中华文化是一个重新组合的全新的文化体系,即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冲击—反应”模式下,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也包含了知识分子在探求中华文化瑰宝的“本土西行”时代背景下,对边疆民族文化进行大规模融进与创造,形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具有强健生命力的中华文化。马思聪在《中国新音乐的方向》一文中提道:“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渲染而形成的,唯其能互相影响互相渲染才能形成一种富有特性和弹性的文化”。可见,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民族文化旨趣的马思聪认识到多民族文化交流对形成充满活力、辐射力强劲的中华文化之风的重要性。正因于此,马思聪通过汲取汉藏文化养分,创作出闻名于世的音乐华章《西藏音诗》,发展和繁荣了中华文化。

广泛性、深层次的多民族文化交流有助于形成更大的文化认同,即中华文化认同。民国时期,马思聪创作的《西藏音诗》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颇受民众的喜爱,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西藏音诗》的广泛传播,让内地人士认识到藏族文化在推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内地人士对藏族文化的重视。同时,汉藏文化交流产物融入奔流不息的中华文化之中,让藏族民众认识到本民族文化在推动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主人翁意识,增强了本民族文化自豪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种文化交流和多向认识,有助于各民族人民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提升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从文化认同上升到文化自信,是向外展示中华文化魅力的发展逻辑。1945年10月,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给国人打了一剂强心剂,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许多文艺人士逐渐克服“文化自卑”的心理,以“民族复兴者”的角色前往欧美传播中华文化,以此展示中华民族团结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这些文艺人士,如作家老舍、戏剧家曹禺、画家吴作人和叶浅予、舞蹈家戴爱莲等,在海外宣传的中华文化,大多是自己创造的反映中国时代风貌和中华民族生机力量的作品,又经过国内新闻媒体的宣传引导,进一步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由此可见,新闻媒体大肆宣扬马思聪将携带《西藏音诗》前往美国演出的消息,表明了国人对《西藏音诗》走出国门的期待,彰显文化自信。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民国时期马思聪《西藏音诗》创作历程和传播效应,以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的重要论述。

为此,学界应该继续挖掘、整理和研究历史上西藏与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尤其关注有影响力文化名人的西藏事迹和现代阐释,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我们应紧紧把握时代使命,运用文化名人效应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教育宣传工作。

相比于一般的公众人物,文化名人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创作者,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号召力,承担着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西藏与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同样具有正能量、群众基础和传播价值,又因文化名人具有文艺性、娱乐性、关注度高等特点,借此相关部门应把握文化传播规律,利用新媒体和大众综艺平台制作宣传西藏与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的节目,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增进内地和西藏民众的认识,形成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同时,这些文化名人自带全球化“光环”。为此,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孔子学院、海外华人春晚、新媒体等平台,通过艺术包装和市场定位,向海外民众宣传西藏同内地文化名人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案例,展示中华民族团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