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帅、扎西次仁：再论西藏的早期金属时代——以近年新出铜、铁器为中心

【作者简介】李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扎西次仁，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馆员。

【摘要】童恩正先生提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已近40年，这一“暂时”使用的概念至今未被有效细化。文章认为，基于墓葬内涵和传统的差异，早期金属时代的西藏可以初步划分为三大文化区，铜器和铁器在各文化区出现的先后顺序清晰且间隔明显，但整体接近，故可以从总体层面来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进行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5世纪，为西藏青铜时代；该阶段还可大致以公元前8世纪为界分为早、晚两期。第二阶段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7世纪初，为西藏早期铁器时代。从早期铜器、铁器的类型及其在西藏不同区域的出现时间和背景来看，早期金属器及其冶炼技术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向和路径传入西藏的不同区域，显示出早期西藏多元的交流网络。

【关键词】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西藏青铜时代；西藏早期铁器时代

对西藏历史进行准确的阶段划分，有助于清晰地把握西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各阶段的时代特征。除了史前和历史时期、前吐蕃和吐蕃时期等二分法外，考古学界也按照学科传统对吐蕃之前的西藏早期历史进行阶段划分，有旧石器时代、中/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等概念。其中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最先由童恩正先生在1985年对西藏考古进行综述时提出，他基于当时西藏发现的金属器资料“往往是铜器、铁器混杂”的现状，借鉴相关概念将西藏石器时代和吐蕃时代之间的历史阶段称为“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一概念自提出以后便得到了学界认同并一直沿用到现在。然而如童先生所言，这一概念是“由于资料的限制”而“不能在考古学上划出独立的铜器时代来”，故“暂时”给予的“概括”称呼。因此从学术发展进程来看，这一概念应该随着西藏考古工作的推进而被“替代”，或者至少可以被进一步诠释和细化。

一、既有认识

虽然学界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阶段划分及其起始年代还未形成统一意见，但有不少关于早期西藏的研究成果中使用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等具体概念。随着西藏考古工作和研究的不断推进，已有不少学者尝试对这一概念的年代和内涵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判断。有关西藏早期金属时代首次突破性的认识来自曲贡遗址的发掘，该遗址早期遗存H12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镞，年代“约当中原夏商之际”，发掘者据此认为西藏先民“距今约在4000年前后，就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这一发现不仅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上限延展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而且认为当时应该属于“青铜时代”。汤惠生先生将吐蕃以前的整个“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均视为青铜时代，只是细分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青铜时代指距今4000—3000年之间，晚期青铜时代从距今3000年至吐蕃（公元7世纪左右）。

随着西藏早期金属器资料的不断积累，霍巍首次对西藏地区前吐蕃时期的金属器之类型、分布、年代和技术等基本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并就这些金属器与周边文化的联系进行了考察，以具体的金属器资料审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基本文化面貌。该文是当前对西藏早期金属器及早期金属时代进行系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展现了这一阶段西藏金属器及其技术、来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弥补了以往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认识缺少细节和具体材料的不足。该文虽然未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进行具体的阶段划分，但根据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作者指出“距今2500—2000年，约相当于中原战国秦汉之际”，“铁器可能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入西藏高原”，这应该代表了霍巍有关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之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分野时间的意见。

吕红亮也曾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作了整体上的阶段划分，认为“似乎可以将‘早期金属时代’分为青铜时代（3600 BP—2500 BP）和早期铁器时代（2500 BP—公元7世纪），但由于考古材料的区域性不平衡，我们目前仍然建议使用‘早期金属时代’的旧称”。最近还有一篇文章专门就西藏早期铁器时代进行了论述，该文以西藏西部出土的铁器为中心，同时结合西藏其他区域出土的铁器材料，就西藏地区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7世纪阶段发现的铁器及其类型进行了梳理，认为西藏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可能是基于与外部文化的传播、交流的结果。该文是根据最新考古材料所得的认识，进一步细化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阶段划分。从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作阶段细化已势在必行，但限于各区域材料的不均，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细分之后各阶段的区域适用性，以及区域差异等方面还可作进一步探索。

目前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讨论已有不少有利条件。第一，各区域早期金属时代遗存进一步丰富。这些遗存的详细信息虽未全部刊布，但与既有资料相结合，大致能反映西藏不同区域早期金属时代的基本文化面貌。第二，不断积累的年代数据。相比以往，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基本都有科学的测年数据，这使得我们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年代范围和阶段划分有了准确的时间坐标。第三，早期金属器的科技分析逐渐增多，涉及铜器和铁器等材质、成分和技术等方面，有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去了解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内涵和特征。上述新进展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年代、阶段划分、区域差异和联系，以及社会文化发展进程提供了条件。

二、西藏各区域的早期金属器及其年代

根据各区域墓葬在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随葬器物群（主要是陶器）等方面的区别和联系，同时结合生业形态和区域环境等诸多因素，可以初步将早期金属时代的西藏划分为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藏南高山河谷区和藏西山地河谷区这三大文化区。下面主要就“三大文化区”及部分毗邻区域新近发现的早期铜器和铁器之类型、组合、年代等进行考察，以重点把握铜器和铁器在西藏三大文化区的出现时间与不同阶段的整体使用状况。

1.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

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主要包括现在的西藏昌都市、那曲市、拉萨北部、日喀则北部和阿里地区北部等区域，该文化区目前发现的墓葬类型和内涵比较接近，基本为石构墓（包括石板石棺墓和石块石室墓），有少量土坑墓。葬式比较多样，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捡骨二次葬和火葬等。随葬品较少，有石器、陶器、铁器、铜器、骨器和动物骨头等。该区域目前发现的早期金属器较少，其中昌都地区有贡觉县城北石板墓出土的木鞘铁刀、铜耳坠，香贝石棺墓M4和M5出土的铜刀和铜刻刀，芒康县宗盖墓葬采集到一柄“山字格”青铜剑，昌都热底垄石棺墓地M5出土的弧背铜刀等。那曲地区有比如县蓬盼、白嘎石棺墓出土的铜刀和铜镞，安多县布塔雄曲石棺墓出土的铜钺形器、铜短剑、铜刀和铜手镯，班戈县佳琼镇谷列石棺墓出土的青铜刀，此外还有采集的红铜质马具等。

据上所述，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目前发现的早期金属器之类型和样式接近，铜质有红铜和青铜，类型为小型工具和武器；铁器罕见，主要为小型工具。其中藏北地区的青铜刀、铜钺形器和青铜短剑等与藏东峡谷区关系密切。该区域的年代数据较少，其中藏东峡谷区有两个地点：昌都热底垄石棺墓M5的3个测年数据落在距今3770±100—2550±130年之间；之后该墓地又获取了一个测年数据，为距今2849—2758年。昌都小恩达墓葬有两个测年数据，年代范围在距今2790—2740年和2723—2473年。藏北地区安多县布塔雄曲石室墓有一个测年数据为距今2460±30BP，校正后为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因此从本区域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铜器在该地区的出现时间可能到公元前9世纪左右。

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主要流行石棺墓，随葬品常见青铜剑、青铜刀和双耳罐等器物，这显示出与川西高原、滇西北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的早期金属器及早期金属时代应该被放在包括川西高原和滇西北在内的横断山区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罗二虎先生曾对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的石棺葬进行了系统梳理，他将西藏昌都、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巴塘、雅江、新龙等一带的石棺葬划为同一文化圈，命名为扎金顶文化。该文化第1期年代为西周时期至春秋前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8世纪），上限也许可以早到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此期已开始出现极少量的铜器，包括柳叶形铜剑、铜刀和铜镯等武器、工具和饰件；第2期年代为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铜器类型增多，除了多样的短剑外，还有多样的工具和饰件；第3期年代为战国后期（公元前3世纪），开始出现镰、小环等铁器。若照上述意见，藏东峡谷区出现铜器的时间上限也可能到公元前11世纪前后或商代晚期，铁器出现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横断山区近年出土了不少早期金属器，年代亦逐渐清晰。四川炉霍县曾清理过宴尔龙、呷拉宗等一批早期石棺墓，其中宴尔龙石棺墓地有4座墓葬出土铜器，主要为铜戈，另有铜镞，其中铜戈的样式和风格可以早到商代。这批墓葬校正后年代在公元前1520年—公元前830年之间，其中大部分数据早于公元前1000年，分布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呷拉宗石棺墓地有6座墓葬出土铜器，包括铜泡、钺形器、镜、刀等。其中2座墓获取了5个测年数据，校正后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530年，但多数数据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基于上述材料并结合铜器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川西高原青铜文化第1期的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5—公元前12世纪，与北方青铜文化关系密切。

盐源老龙头墓地位于横断山脉中部的盐源盆地内，近年发掘了近2000座墓葬，时代从商代晚期到西汉早期。其第1期墓葬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主体为西周时期，此阶段铜器极少见，仅有少量箭镞等。到第2期春秋时期已有较多铜器，包括带銎铜剑/刀等。该墓地所代表的青铜文化也可以见到来自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与盐源盆地邻近的滇西北地区也发现了不少早期铜器，见于剑川海门口遗址、大理银梭岛、德钦纳古墓地、香格里拉（中甸）石棺墓地等处。其中与藏东石棺墓关系密切的德钦纳古墓地和香格里拉（中甸）石棺墓地均有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为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9世纪阶段，属于西周时期。据学者对滇西北德钦石棺墓等出土铜器的科技分析显示，该区域早期铜器材质以红铜为主，锡青铜次之，另外还有铜砷铅合金以及其他铜中含砷的金属。加工方式主要为热锻和热锻后冷加工，个别为铸后冷加工，其技术来源可能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基于现有材料，云南考古学者认为云南青铜时代的起始年代可能为公元前17世纪。周志清通过梳理西南地区的早期铜器材料，认为中国西南早期青铜时代的起始时间在距今3500—2900年左右，具体表现为以铜锡青铜、红铜等欧亚草原渊源的技术特征，以兵器、装饰品、工具为组合的文化特质。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铜器出现在包括藏东峡谷区在内的横断山区的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

目前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发现的早期铁器很少，时代不明确，故仍据川西高原和滇西北区域的情况来进行推测。虽然横断山区北面的甘青地区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左右的铁制品，但其并未发展起来，目前横断山区发现的铁制品均明显晚于该时代。施劲松曾对川西高原石棺墓出土的铁器进行过梳理，认为川西石棺墓中的铁器大致可以分为3类，其中一类为三叉格铜柄铁剑、刀、镯、鞲等，它们在四川地区只见于石棺墓中，年代较早，或可早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关于云南地区开始使用铁器的年代，有学者认为可以早到春秋末或战国初期，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了铁器化进程，最初以铜铁合制器为特色。与川西高原一样，云南地区早期铁器的来源也是多元的，既有本地因素，亦有来自北方、巴蜀和中原的因素，其中滇西及滇西北地区铁器化进程的初始年代可能开始于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最初有镯、铜柄铁剑等，具有北方文化色彩。

基于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的考古材料，同时结合与之联系密切的横断山区的情况，本文认为藏东峡谷区最早出现的金属器为铜器，其出现年代的下限应该在公元前9世纪，上限可能到公元前15世纪前后。藏北区域出现的早期铜器主要和藏东峡谷区有关，在时间上应该稍晚于藏东地区，这与铜器从东向西的传播方向有关。从现有材料及周边区域的情况来看，该区域的铜器类型有饰品、工具和武器，材质以红铜和青铜为主，另外还有砷铜，加工技术有热锻和铸造。关于铁器在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的出现时间还缺乏直接证据，但从与之关系密切的川西高原、滇西北区域的情况来看，铁器在藏东峡谷区的出现年代可能与上述两区域相差不远，应该在战国中晚期，具体有刀、铜柄铁剑、环/镯等类型，部分也与北方文化有关。

2.藏南高山河谷区

藏南高山河谷区包括今天拉萨市、山南市、林芝市和日喀则市的大部分区域，该区域近年开展了不少考古工作，见诸报道的有达孜县普雄墓地、乃东区结桑墓地和结萨墓地、琼结县邦嘎遗址、措美县达玛墓地、洛扎县厅村墓地、波密县曲孔石室墓、仁布县色多墓地和康马县玛不错遗址等。该区域早期金属时代的墓葬类型和内涵比较多样，有洞室墓、石室墓、石棺墓和土坑墓等，葬式有屈肢葬、直肢葬、捡骨二次葬等，随葬品有陶器、石器、铁器、铜器、金器、珠饰和动物骨头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藏南高山河谷区已发现不少铜器和铁器，见于拉萨辛多山嘴墓葬和澎波农场洞穴坑（墓）、措美县“拉萨朵仁”墓葬和仁布县让君村墓葬等，但因缺乏确切的年代数据，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吐蕃时期的遗存。直到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才确认了西藏中部史前金属器的存在，在遗址早期文化遗存H12中出土了一件铸造而成的锡青铜镞（H112:33），在晚期石棺墓M203中出土了一件铸造和拼接而成的铁柄青铜镜，这两件金属器从此便成为讨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年代及其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

在曲贡遗址之后，藏南高山河谷区出土年代最早的金属器亦为铜器。山南市洛扎县厅村墓地发掘了两座石棺墓，其中M1出土铜器5件，包括4件带扣饰件和1件条环；M2出土铜器2件，为扣饰件、饰片。两墓所出铜扣饰形态接近，质地为青铜。这两座墓葬均有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M1校正后年代范围为距今3156—2876年，M2校正后年代范围为距今3321—3061年。厅村墓地的部分陶器在隆子县斗玉乡夏拉木墓地也有出土，该墓的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1048—公元前800年，与厅村墓地的年代大致同时。乃东区结桑墓地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支流温曲河谷内，是山南地区近年新发掘的一处早期墓地。该墓地最早的一批墓葬为洞室墓，所出部分陶器与洛扎厅村墓地和隆子夏拉木石棺墓相同，其中一座墓葬还出土了一块铜器残片。这批墓葬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0世纪，与厅村墓地和夏拉木石棺墓的年代亦基本同时。结桑墓地第2期墓葬和结萨墓地的年代基本同时，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两处墓地出土的铜器类型明显增多，有铜碗、铜釜、铜镜、铜镯等物。

值得注意的是，该区域还发现有冶铜遗址，其中拉萨堆龙德庆区嘎冲村遗址出土有青铜炼渣和陶质鼓风管，这些遗物与曲贡文化（曲贡早期遗存）的陶、石器共存，年代约为距今3000年左右；其冶金技术来源可能与南亚相关。结桑墓地所在的温曲河谷内也发现了一处冶铜遗址，附近还有铜矿。据遗址中采集的炼渣内碳样的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可能早到公元前10世纪，晚到公元3世纪初。这说明在公元前第1千纪前期，该区域可能已存在本土的冶铜行为。据上所述，西藏腹地至迟在公元前10世纪已经出现了铜器，此时还可能有冶铜行为。但当时铜器的使用还比较有限，不仅墓葬中少见，而且在邦嘎、昌果沟等年代相当的遗址中也不见出土，故以往视这些遗址的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学界通常认为西藏中部目前最早的铜器为曲贡遗址H12中出土的1件小箭镞，据此认为西藏先民可能在距今4000年前后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然而从现有材料来看，上述认识还有讨论的空间。首先，曲贡遗址早期地层有6个测年数据，经树轮校正后，年代介于公元前1743年—公元前930年，其中多数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最近有学者对曲贡遗址中暴露出的断面进行采样，获取了一批植物遗存并进行了测年，所得年代为距今3480—3160年。因此从现有材料来看，还很难据曲贡遗址的这枚铜镞将该区域的青铜时代推早到距今4000年前后。但同时也应看到，曲贡文化出土的陶器群与山南结桑墓地、厅村墓地等出土的陶器群有明显差异，同时测年数据亦整体偏早，故推测曲贡遗址早期遗存的年代应该整体早于山南地区的这批墓葬。综合各方信息，本文认为曲贡遗址这件青铜镞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500年，这个时间点大致可以作为藏南高山河谷区进入早期金属时代的年代上限。

目前藏南高山河谷区出土明确的前吐蕃时期的铁器还较少，以往认为有拉萨曲贡遗址M203出土的铁柄铜镜以及西藏中部采集的同类铁柄铜镜，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墓葬出土的剑、刀、镞等。其中曲贡遗址石室墓M203出土的铁柄铜镜长期被认为是西藏中部最早的铁器，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晚于公元初；吕红亮进一步认为其年代不会早于西汉。结合西藏西部、中部近年出土的带柄镜之样式和年代来看，这类铁柄铜镜在样式、技术和风格等方面均显得较为成熟和进步，因此年代不会早于公元前，它们很可能是西藏中部早期金属时代晚期甚至是吐蕃时期本地制作的产品。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墓葬出土的铁器已经较为丰富，但其年代仍存在争议，原简报判断在距今2000年前后，后有学者认为其年代应该为公元4—6世纪，甚至可能为吐蕃时期。从山南结桑墓地的情况来看，该区域石室墓的年代下限可以到吐蕃时期。由此看来，上述地点出土铁器的年代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结桑墓地第2期墓葬主要为石室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批墓葬出土遗物少，除少量铜器和陶器外，在一座石室墓中发现了1段铁条，测年数据显示该墓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1世纪。结合该区域同时期其他地点的考古发现来看，该时期铁器的使用还十分罕见，应该在西藏中部刚出现或出现不久。综合来看，我们认为铁器在西藏藏南高山河谷区的出现年代上限可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这一时间可以大致作为该区域铜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分野的节点。

3.藏西山地河谷区

藏西山地河谷区主要指今天的阿里地区南部及日喀则西部部分区域，该区域近年发掘了数量众多的墓地，如皮央·东嘎墓群、格布赛鲁墓地、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玛朗墓地、萨扎墓地、觉莫林墓地、日冬墓地和仲巴县顶琼洞穴遗址等。它们的年代基本为早期金属时代，出土了较西藏其他地区更丰富多样的铜器和铁器。目前该区域年代最早的金属器仍为铜器，见于札达县格布赛鲁墓地的早期墓葬，年代为距今3600—3000年。这批早期墓葬共有6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中5座墓葬的年代在距今3400—3000年阶段，仅2017ZGM8的年代在距今3600—3400年阶段。从M8与其他5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的相似性来看，年代差距不会太大。综合来看，这批早期铜器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这个时间可以作为目前藏西山地河谷区早期金属时代，亦是铜器时代的开端。

格布赛鲁墓地这批早期铜器的质地为红铜和砷铜，包括作为饰品的扣饰、戒指、铃，作为工具的镞、刀、柄和针；主要由锻造制成，辅以铸造。其矿料来源多样，部分可能来自西藏本地，说明在公元前第2千纪后期当地应该有了冶铜行为。从这批铜器及其共存陶器、珠饰等物品的特征来看，可能和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关系密切。藏西山地河谷区公元前8世纪之后发现的铜器类型有所增多，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以后，铜器类型更加丰富多样，基本涉及当时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有剑、镜、釜、盘、勺、罐、杯、镯、马具和饰件等，显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青铜社会。据检测，这些墓地出土的铜器主要为青铜和红铜，采用了铸造、锻造和淬火等加工技术，来源可能较多元。

最近有专文以皮央·东嘎区域的墓葬为中心，对西藏西部出土的早期铁器进行了系统梳理，对铁器在该区域的出现时间以及各阶段的铁器类型进行了考察。该文指出西藏西部最早的铁器发现于札达县皮央·东嘎的格林塘墓地，分别为1件铁片和1件铁斧，测年数据和共存的陶器群显示它们的年代为公元前8—公元前5世纪左右，据此认为“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西藏西部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未来也不排除早到公元前8世纪的可能性”。该年代明显早于西藏其他区域铁器的出现年代，这应该与西藏西部的地理位置和周边文化的影响有关。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藏西山地河谷区目前年代明确的最早铁器，格林塘墓地2020ZPGM4出土的这件铁斧形体较大，形制特殊，整体显现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风格。因此本文认为这件铁器应该是从周边已有冶铁技术的区域直接输入，其原型很可能是欧亚大陆中西部的某一类战斧。如果上述推测无误，那么藏西山地河谷区最早的铁器很可能不是本地铸造，而是通过交流交换所得。公元前4世纪以后，特别是到公元前后，该区域的铁器化进程才明显加快，铁器类型比较多样，有铁柄铜剑、铁剑、铁甲片、铁镞、铁矛等武器，马衔、铁环等马具，三脚架、盘、刀、匕、勺、钉、镯等用具和饰件。上述物品中有不少可能仍是外来，但随着本地社会的发展，藏西山地河谷区的冶铁业可能也逐渐兴起，至迟在公元3世纪已经出现了块炼铁技术，该技术的来源可能与新疆地区有关。

三、初步认识

早期金属时代的西藏地区至少可以划分为三大文化区域，不同区域之间虽有联系，但各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作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最具标志性的金属器，铜器和铁器在各区域的出现时间并非完全一致，其中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出现铜器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藏北地区可能稍晚），出现铁器的年代可能在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西藏传统的中心地带位于藏南高山河谷区，该区域出现铜器的时间上限可能为公元前1500年，出现铁器的时间上限约为公元前4世纪，这两个时间基本与藏东峡谷区同时。藏西山地河谷区现今虽处于边地，但该区域铜器和铁器的出现时间均较早，其中铜器的出现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6世纪前后，铁器的出现年代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上限可能早到公元前8世纪。

据前文分析，铜器和铁器在西藏地区出现的先后顺序清晰且间隔明显，而铜器和铁器各自在西藏不同区域的出现时间虽然略有差异，但整体接近，这说明早期金属器及其技术在西藏地区的传播和扩散比较迅速。综合考虑铜器和铁器在西藏三大文化区的出现时间和使用状况，我们可以从总体层面来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做如下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5世纪，为西藏青铜时代。该阶段还可大致以公元前8世纪为界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阶段西藏各区域开始先后出现铜器，但数量少，使用范围有限；材质有红铜、砷铜和青铜，器类有各种小型饰件和刀、镞等工具和武器，主要采用锻造技术。晚期阶段铜器数量和类型增多，使用范围也明显扩大，出现了铜剑、铜镜和铜釜等器类；材质主要有青铜和红铜，加工技术有铸造和锻造等。在本阶段后期，西藏某些区域已经开始出现少量铁器。第二阶段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7世纪初，为西藏早期铁器时代。此阶段的早期（公元前）铜器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铁器在逐渐普及并多样化发展，武器、马具等器具的铁器化，也暗示着西藏的社会进程迈入了新阶段。

与西藏地区邻近的中国新疆、青海和甘肃乃至南亚、中亚等地区出现铜器和铁器的时间均早于西藏地区。从西藏早期铜器、铁器的类型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出现时间和背景来看，早期金属器及其冶炼技术可能通过不同的方向和路径传入西藏的不同区域。其中藏东峡谷—藏北高原区的早期金属器在类型与样式等方面与川西高原、滇西北等横断山区关系密切，它们可能主要通过青藏高原东麓的边地半月形带传入。在藏西山地河谷区，现有材料显示，无论是铜器还是铁器，出现的年代均较西藏东部和中部略早，更多地表现出与中国新疆、中亚和南亚等地文化的联系，因此其早期金属器和技术的主要来源更可能与上述区域相关。至于西藏中部，因其地理位置关系，可能同时受到了西藏东部和西部的双重影响，此外亦不能排除有来自南亚影响的可能。不仅如此，至迟在公元前第1千纪中后期，西藏西部和西藏东部也已经存在金属器方面的交流和联系，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铜柄铁剑、带柄铜镜和部分金属饰件在两地均有发现。它们之间的交流路径随着那曲市安多县布塔雄曲和班戈县佳琼镇谷列石棺墓等的发现而逐渐清晰起来，藏北高原及牧业人群应该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5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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