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宗：铸就译者风范 沟通汉藏文化——以刘立千翻译实践为例

【内容摘要】刘立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翻译家，毕生致力于藏汉翻译和藏学研究事业，以精深的藏传佛教理论功底和汉藏语文水平、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翻译了藏族历史、文学、宗教领域的重要典籍，为弘扬传播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以及加强藏汉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和团结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刘立千的翻译实践推动了汉藏文化通过经典文本翻译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流，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开拓作用。他以翻译经典文本的方式，延续了藏文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并在新的更大范围内获得了学术价值的重估，使藏族文化在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和地理方面的原创性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审美认知和哲学思想被融入到普通话语境中，丰富了通过译语而进入新词汇的数量、深度与内涵，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关键词】刘立千；藏汉翻译；藏学研究；汉藏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央宗，女，博士。 《中国藏学》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

【文章来源】《西藏研究》2024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刘立千（1910—2008），四川德阳人，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翻译家，也是首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荣誉奖获得者。刘立千先生毕生致力于藏汉翻译和藏学研究事业，将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于翻译工作，以精深的藏传佛教理论功底和汉藏语文水平、严谨负责的治学态度，翻译了藏族历史、文学、宗教领域的重要典籍，为弘扬传播藏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藏学研究事业发展，以及加强藏汉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和团结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作为一位对中国现代藏学有奠基作用的重要学者，刘立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认可，他的译本被奉为经典，是当今从事藏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然而与同时代的任乃强、李安宅、于道泉等藏学家相比，刘立千的学术人生和翻译文本本身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可以说，他的人生经历隐匿在时代浪潮里，而其学术思想又隐匿于其翻译的著作中。对刘立千的人生经历和译著文本进行研究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其学术生涯，从译本背后挖掘其在翻译过程中的治学态度、方法，理解“隐性”译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从而更客观地评价其学术成就，更全面地认识他在融通汉藏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筚路蓝缕，开创汉藏翻译之通途

刘立千一生致力于藏汉经典著作的翻译事业。纵观其翻译生涯，可以看到他对藏族文化的认识、学习以及典籍翻译，都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型过程。刘立千在故乡德阳孝泉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在其汉译著作中随处可见他饱学经论、驾驭文字的文思才能。他对诗词歌赋文体的深厚造诣，在《米拉日巴传》和《忆拉萨歌》中有着歌律、叠字的巧妙运用，这种青少年时代的知识储备和语文训练，形成了“语出自然”的翻译风格。

刘立千与藏族文化之间的因缘，应起始于少年时代在成都瀛寰中学就读期间。刘立千在成都求学时，就对西藏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在课余时间阅读有关西藏的各类书籍。后来，他在重庆结识了潘镜心和黄钦哉两位居士，通过他们又结识了能海法师。在康定期间，刘立千遇见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传奇人物——谢国安，这位博闻多学、精通藏汉英等多种语言的康定名流，让刘立千钦佩不已，于是便投其门下学习藏文。同时，又在康定结交多名佛教学者，学习藏传佛教各教派教义法要，从而对藏传佛教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藏语文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刘立千对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肇始于1936年。当时，受中原佛学界的邀请，根桑活佛前往成都、武汉等地传授宁玛派法要《大圆胜慧》，刘立千应邀作为根桑活佛的翻译兼助手相随而行。藏学与藏族文化在刘立千的人生履历和学术史上，已从兴趣爱好转变为伴随一生的精神追求。

从初次接触藏传佛教文化到第一本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出版，刘立千的藏学研究折射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藏传佛教文化为纽带的汉藏文化交流的时代特征。学者黄夏年勾勒出以成都、重庆以及附近康藏地区为中心的三个佛教文化圈，他认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是蜀佛教文化圈，包括今成都、乐山、雅安等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是巴佛教文化圈，包括今重庆市、四川内江以及泸州等地；第三个文化圈是藏传佛教流行的地区”。因此，川渝地区可算作汉藏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虽然彼时因帝国主义势力逼近和西藏地方内部失和，导致政治层面汉藏关系呈现出若干复杂因素，但文化层面却反行其道，如以大勇、太虚、法尊、观空、法舫、能海为代表的汉传佛教僧人西行入藏的文化破冰之行。与此同时，藏传佛教许多学者也前往中原，掀起了一场以佛教文化对话交流为主题的文化热潮。尤其是这场交流热潮中的“藏密东渐”现象，不仅是汉藏佛教交流中的新内容，也是佛教在维护祖国统一、化解民族矛盾和弥合文化差异所作出的时代担当。太虚大师等汉传佛教大德积极组织汉传佛教僧众团体入藏求法，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及全国国民对西藏佛教的尊仰护持，有助于国家完整统一之大业。他在《读西藏比丘血泪书告中央政府及国民》一文中说：

和解之唯一途径，在由一德望为达赖、班禅两属及藏族僧民所知之汉僧，率领尊信谙悉西藏佛教之缁素一团体，先礼请班禅及属下与达赖代表，予以同情。为向达赖先容，入藏朝礼圣地，遵行崇奉西藏佛教之仪式。对于达赖致隆重之礼，对于毕朋寺等各大寺喇嘛行庄严之供养，从行事上示藏人以汉地缁素尊奉西藏佛教之实情。随即宣示中央政府及全国国民对于西藏佛教尊仰护持之公意，先取得达赖与各大寺喇嘛同情，进一步论到为护持西藏佛教有达班和好汉藏融合之需要，再同达赖、班禅及藏族最大多数僧民，以达班汉藏和合护持西藏佛教之同情，去感动两方之属下要人，释怨归好。

大勇法师亦认为只有通过深入学习和了解藏传佛教教理，才能弥合二者在习俗、礼仪上的差别。1925年，大勇法师启程入西康，受当时时局影响，最终未能完成弘愿即去世。1928年，能海法师入拉萨哲蚌寺学经，1933年返川后，先后整修近慈寺，使其成为当地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显密交融的道场。法尊法师于1931年进入西藏，三年后返回，后在重庆主持汉藏教理院，培养汉藏佛教兼通人才。他翻译了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显密道次第广论》，并著有《西藏佛教概要》，被誉为“当代玄奘”。他不仅驳斥时人对于藏传佛教的错误认识，还在汉藏教理院自开办以来到1950年，近20年一直秉承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的宗旨，为民国时期的汉藏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立千在成都、重庆学习工作期间，接触到藏传佛教文化，究其之源，首先是民国建立初期，川渝两地的佛教出现了一股以研究教义教理，创办佛经流通处、佛学社的浪潮，并呈现出佛教内部的自我调适和弘化的转变。这种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经院弘化走向社会弘化，二是从显教单弘走向显密兼弘。从经院走向社会弘化的主要途径是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召开了“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后在成都创立四川省佛教分会，并经常邀请名僧开设讲座。后来，又在成都、重庆成立佛学社、流通佛教经论、讲解经义，有许多社会名流、学者入坛听讲，川渝两地佛教文化气氛浓厚。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密乘被引入成都，改变了川渝地区唯传汉传佛教的单一局面，并在大勇、能海、观空、法尊一代名僧的努力下，形成了该地区显密合俱并传的特色。

其次，自重庆结识以来，能海法师成为刘立千走上藏传佛教研究之路的第一位导师。1924年，能海法师在成都文殊院出家；1926年与大勇法师领导的留藏学法团在康定汇合学习藏传佛教；1927年返蓉筹备资粮，期间再至康定；1928年抵达拉萨拜康萨仁波切为师；1932年取道印度回国。能海法师作为民国弘传藏传佛教名僧之一，认为民国佛教不能单以汉传佛教作为支撑，需要显密互补，于是两次进藏学法，学成后兼弘显密，为包括川渝地区的佛教注入了藏传佛教文化的内核，起到了引领、奠基和开创作用。能海法师与刘立千的文化之缘，是他“从能海法师处，才第一次较有系统地学到了西藏的宗教、历史等各个方面的知识。这更加强了他到涉藏地区去亲身体验的渴望”。民国时期，佛教主流界的意识是通过教育及佛教弘扬的行善利济作为救国的现实经世之道，民国的佛教界也寄望通过学习藏传佛教，仰仗藏传佛教特别是拔除灾厄、迅速成就的密法，重建中国佛学融摄梵汉藏于一体的宗教弘愿。再加上“东来传法的藏密大师，又多学养深厚，具神通及修法灵验，故更具吸引力”，密宗由此盛行。汉传佛教界积极主动的进藏求法风起日盛之际，藏传佛教学者也前往中原弘法，形成民国时期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这一时期，从康藏前往中原弘法的藏传佛教学者有多杰觉巴、东本格西、诺那活佛、根桑活佛、贡噶活佛等。1931年，多杰格西在成都举办了藏密和平祈祷法会，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这是民国时期西南举办的最大的藏密和平祈祷法会，成都与重庆是法会举办的两个重要地点，藏传佛教在两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见，川渝两地作为汉藏佛教交流重镇，正在形成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刘立千在重庆听闻诺那活佛、多杰格西等人讲经弘法时，已深感语言成为交流和理解的最大障碍，于是决定前往康区学习藏语文。在谢国安门下以及康区多位佛教学者的亲自施教后，1936年刘立千再随同根桑活佛返回时，已熟练掌握了藏语文及佛学知识，从早期语言不通而无法理解文化的初学者成为一名翻译。民国时期，藏传佛教人士频繁往来川渝，通过藏传佛教教理仪轨的弘传与演示，祈祷和平，以超度阵亡军民为主旨的护国息灾法会年年举行，藏传佛教学者主持密坛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这种以佛教文化交流为主的藏汉互动，使“汉藏两地有识之士对政教关系、康藏纠纷、蒙藏政策实施不力等问题都进行了系统分析，认识到佛教在改善蒙藏关系和建设边疆地区中的重要政治作用”，“宗教的交流只是表象，而它的实质是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不和谐时期，依托集政治、文化、宗教功能于一体的藏传佛教来实现改善政治关系”的目的。

总之，民国时期是刘立千人生选择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和转型期，他的人生境遇以及开启的藏汉文化兼通之道，伴随着民国时期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时代发展，在成都、重庆、康定的辗转行走中，对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认识不断深化，从最初的自发性爱好，逐渐转变成文化的自觉行为。个体与时代是难以割裂的现实，探讨刘立千的人生和学术史，则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多重观照。个体生命的成长，离不开地域历史文化的浸润，刘立千早年受德孝文化的熏陶，青年开始接受藏族文化的滋养，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与藏族文化悲悯智慧的文化精神，在他的身上彼此通融，一脉相承，成为其终身翻译藏族文化经典、研究藏学的精神资粮。

二、翻译经典，成就经典

经典是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从价值定位来看，经典的意义都会超越经典撰著者本人，而上升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共有的精神财富。要从诸多的藏文经典文本中选择出可进行汉译的文本，对于译者来说，是知识储备能量的全面考虑，也是译者对何为经典的定义判断，以及著作为何被选的价值判定。刘立千的《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传》《土观宗派源流》《卫藏道场胜迹志》《格萨尔王传·天界篇》6部译著，时至今日，“仍是藏学研究者和藏学爱好者研究或了解藏学登堂入室的必备钥匙。”“他所翻译出版的藏文史学、宗教和文学名著，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译义精当，注释妥帖，堪称汉译藏文古籍之上品，藏学界有口皆碑。”

刘立千选择原本时，一般先确认其历史文化价值，从第一手资料中判断其成为经典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米拉日巴传》是藏族传记文学中的代表性著作，通过主人公米拉日巴一生的苦难经历和隐匿山林的苦行修持，为普通人成就一个凭借强大意志和自我审视，永不背弃善良的形象。《米拉日巴传》的经典流传，使这一历史人物在藏族文化史上具有跨越时代的典型意义。刘立千在《米拉日巴传》译后记中写道，这本传记反映了我国宋代时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面貌，成为研究这一时期藏族历史极为珍贵的参考资料，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他认为自己选择这部经典文本，是“鉴于中原五代、两宋期间，处于祖国各民族大融合的新阶段，当时的藏族地区正在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对于这一重要发展时期的深入探索，每叹文献资料之不足，而米拉日巴的一生，则正处于这一时代的洪流之中。因此，我将校注《米拉日巴传》译稿时之一得管见，书供同仁研究当时社会、历史和文学、宗教等方面用作参考，亦我所愿”。“……米拉日巴的名字早已传遍雪域大地。昔日的尊者如此普通，幼年失怙，更无有佛菩萨化身的光环，完全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一代宗师，从此处看，也许这才是藏族人民如此喜爱和尊崇米拉日巴的原因——一个普通人可以造就传奇。或者说，传记中这种普通人通过奋斗思考实现自我价值并贡献社会的精神，才使得经典流传。”刘立千认为《米拉日巴传》以文学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文本中对人性、人民性的体现，对善恶分明、恩怨分明、恶人得报、正义得以伸张的描写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才是使“故事能在藏族人民中流传很久，以至家喻户晓”的原因。

《西藏王统记》是刘立千于1940年最早开始翻译的藏族历史名著。他在谢国安、任乃强两位名家的指导下，根据后者的意见，将该书的藏文原名《吐蕃世系明鉴正法源流》改为《西藏政教史鉴》，1984年审定时认为原译本与藏文书名不恰合，即改为《西藏王统记》。刘立千写道“从公元7世纪初到9世纪中，（吐蕃地方政权）几乎和唐朝的统治相终始。在这二百余年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有着丰富的文献典籍，是祖国文化宝库中极为珍贵的财富”。他对记述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传》《遗训首卷录》（又译为《柱间史》）、《巴协》《嘛呢全书》作了概括性评价，“均重在宣扬宗教而附带谈点历史。且上述诸书又都是局限于谈一朝一代的历史，……缺乏对整个吐蕃时期的历史作出全面叙述的史书。”《西藏王统记》是14世纪与布顿的《善逝教法史》、蔡巴·贡噶多吉的《红史》并驾齐驱的后弘期记述古代和吐蕃早期历史的经典名著，虽然《善逝教法史》《红史》的成书时间都比《西藏王统记》早半个世纪，但或拘泥于教典为中心或纲目式的概说历史，而《西藏王统记》“所叙述的基本事实和19世纪末才被发现的《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来比较，大体上仍然是相合的”。该书中专门叙述文成公主入藏联姻之事，“大多是根据当时流传的野史逸闻进行编写的，……演义式的历史小说，或传奇式的话本小说，把历史事件作了文学上的加工……才把许多重要史实保留下来，而且广为传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西藏王统记》“实际上形成了文学范畴的历史传说和人物传说”。融历史、文学、宗教于一体的历史写作模式，以及潜隐在历史文本中的民间文化是刘立千选择翻译的逻辑起点。

《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的翻译，“是第一次让国人看到《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的原貌，其译笔之佳，注释之丰，至今仍被公认是第一流的史诗汉文译本，还无人能出其右。”刘立千在谈及《格萨尔王传·天界篇》的价值时评价道：“这部《天界篇》概括了整个史诗的全貌，也是一部整个史诗必不可少的序幕。”而选择翻译钦则旺布的《卫藏道场胜迹志》是因为“钦则本人不畏风尘，走遍卫藏各地，巡游所有名胜古迹，写下这本方志。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因此所记地名、方位比较翔实可靠，颇有参考价值”。

可见，刘立千对译本的选择，不是出自偶然的有感而译，而是关注到经典文本形成过程中，文本作者所运用的新材料、论述历史事件的新方法和对历史写作形成的新模式。刘立千的译本涉及藏族文学、历史、宗教、地理等多个领域，皆为名家名著，是不同历史时期藏族文史学家的原创性著作。译者、读者对这些原著都采取仰视的态度，因此，“‘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成为翻译家们最核心的翻译观——宗教典籍、文学名著、经典文献这些著作都是翻译者以及译作的读者顶礼膜拜的对象，翻译时译者当然要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否则一不小心歪曲了原文，招致批评不说，甚至因此获罪都有可能。”刘立千从事经典翻译，正是翻译界认为的第二个翻译发展阶段。人们从最早的“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的偏向口语翻译的第一个阶段进入文字翻译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围绕翻译“可译”与“不可译”的性质之争，到“直译”与“意译”的方法之争，以及译界耳熟能详地对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尊崇，对此刘立千的翻译也自觉践行了尊重原著，尽力去理解和体会原著的含义，“有的人大约以为翻译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只要懂外语，便什么都可以译，其实不然，扎实的外语基础仅仅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而功力的深浅却与一个人全面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生活阅历、感受能力及感情的细腻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全面理解了作者，才能吃准他的一个词、一句话所包含的潜在意义。”

刘立千的译著在藏学界被公认为上品，凡是从事藏学研究者无不从其译著中摘抄转录和援引相关论据材料，以佐证自己的学术观点。他的译著在学者的脚注和参考书目中出现频率最高，例如在《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涉及多种译本的经典——《米拉日巴传》《西藏王统记》等，作者引用的仅为刘立千译本。究其原因，是刘立千译文忠实原著，在有限度的翻译中进行与原著最为接近的翻译。

从选择经典文本，到翻译经典，再到成就经典译本，刘立千的经典翻译成为一个藏汉翻译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这种翻译，包含了整个翻译过程中值得关注的若干问题：何谓翻译，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态度、翻译策略，以及译本在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影响及地位如何，这些都是目前藏汉翻译界需关注的话题。刘立千译本被同行学者高度认可，本身就是译本趋向经典化的证明，为更多从事翻译的译者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以翻译为手段进行的交流活动，会时刻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翻译所具有的复杂性、文化性、创造性和历史性等特性无不表现出翻译活动的形式和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包括译者、读者以及译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存在的“不完美性”。“翻译无定本”，是翻译界对译本的一种普遍认识。刘立千翻译的《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米拉日巴传》等译著，都是他对40年前的旧译经过审定后重新再次出版的译著。

从刘立千各译本的前言、译后记来看，经他重新审订、校正后的译本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多版本互补校正

从初译时参照的一种原文，拓展到不同版本间的互证互补。如《西藏王统记》“40年代的译稿，是根据德格版本译的，此次审订是根据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本。藏文本错字较多，手边又无德格本，只好参照其他史书如《红史》、《智者喜筵》、《西藏王臣记》等进行改正。文字有脱漏，意义不足之处，乃参考他书，加字补足其意，而用方括号以示区别”。《米拉日巴传》也是“当时系根据德格印经院的版本，现在修订整理时，根据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排印的版本。本书藏文版除德格版本外，还有拉萨印经院版、定日版、北京嵩祝寺版”。《卫藏道场胜迹志》“有两个版本，拉萨木刻版和德格木刻版”，刘立千先以拉萨木刻版做审定，后又根据拉萨抄本审定。《土观宗派源流》的“译文原来是根据德格藏文版译出的，此次校审时，又参照了中央民族学院的拉萨版藏文打印本”。

从刘立千最初选择一种版本作为译本参照，到后来选出多种版本比证互对的审订过程来看，也是其翻译实践进行的一种经验性探讨。由于前后时间跨度大，译者及其译本反映出的视域和翻译能力都会有一种演进过程。刘立千在译著前言、译后记中详细说明译本的原版出处，如何进行修订与审定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步骤，其良苦用心在于他尝试确立一种正确的翻译观念和严谨的翻译方法。

（二）多注释增色旧译

刘立千翻译的藏文经典文本，最大的特点是注释丰富，随文行注。他认为“因为原来的注释太简单了，自己也感到不满意，遂未同意出版。1985年，对注释又做了大量的补充，现在算是全部脱稿了，准备付之乎民。……同时也参考了意大利藏学家费拉丽对本书的译注”。通过刘立千修订补充后的《卫藏道场胜迹志》仅注释就达613条，超过原文篇幅6倍之多。刘立千《西藏王统记》的注释更是达813条，仅将其译著中的注释单列出来，就是一部藏族文化方面的辞典。

注释是整个翻译过程中的一种阐释行为，译者首先是原文的阅读者和理解者。译者作为一位特殊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过程中与原文生成关系，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观点认为，译者（读者）阅读和理解的过程就是参与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读者）是可以发挥自己主体作用的。这种主体作用是阐释者自己的想法还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期待在阐释当中遇合并契合自己的主体认识。对于译者而言，则是翻译活动能否在自由的阐释中完成。从刘立千的翻译实践来看，阐释一定是具有客观性和自由限度的。因为对原著的尊重，不歪曲文本的本意，也不违背原文的精神成为其译著“信实”的特点，但作为译者又是读者的他，在原文翻译时的确感受到原文的历史局限和文化语境同样有效地在一位读者身上得以验证，而对此能够采用的最适合的阐释方法，就是注释。

在刘立千译本中可以将注释理解为其参与翻译，并以这种创造性的阐释为文本提供理解上的拓展空间，为读者消弭了由文化差异和阅读障碍造成的文化误读。作为读者的他，以读者身份阅读和理解原著文本时，隐含了一种客观的观视，发现需要被注解和阐释的对象。作为译者的他，又通过注释与阐释，最大限度地给读者一个可查阅、可深入挖掘的注释。正如杨武能所说：“面对复杂、繁杂、意蕴丰富、情致流动变幻的原文，作为阐释者的译者仅仅消极地、机械地转换和传达或者反映，显然十分不够。阐释的‘阐’字，就有深入地发掘、发扬和揭示等等主动积极的含义。”

从刘立千对译文版本的选择，对40年前旧译的重新审定再到注释的补充完善，整个过程贯穿着他的翻译态度、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特别是其注释、阐释方式进行的译者创造性活动，为我们通过刘立千的翻译进一步判断经典译本的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铸就译者风范，沟通汉藏文化

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自古以来伴随着人类的语言文字和习俗风尚的形成，成为相互沟通、理解的重要媒介。近年来，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在语言、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作用在具体的翻译事项和翻译实践中不断得以彰显。结合刘立千的翻译实践，管中窥豹，同样可以映射出其翻译所具有的文化交流价值和社会历史价值。

“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20世纪30年代刘立千初次接触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知识，但一直苦于语言不通，不能深解文化之意，这才萌发了前往康藏学习藏语文的想法。随着对藏语文的深入学习，刘立千在康定又结识了李安宅等华西学派著名学者，他们都深感藏语文与宗教密不可分，李安宅的藏学研究重点在于考察藏族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研究，他认为：“如果没有涉及藏族宗教的框架，有关藏族文化阶段的任何研究都不能契合藏（族）人生活的实际内容。这就使得我在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时，决心把藏族宗教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刘立千在《西藏王统记》翻译中同样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文化特点，他说：“当然写历史不应杂入宗教渲染，使历史失实。可是在这个宗教信仰很普遍的地方，只是记录世俗政治的历史，不谈宗教，这种历史在藏族学术界看来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由此可见凡与佛教无关系的历史就不受重视。”他在翻译藏族历史名著时，通过翻译，已一语道破佛教对藏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藏传佛教文化对藏族历史的深刻形塑，是浸润在以藏文为书写符号的著述中，缺少翻译尤其是精准贴切的翻译，文化研究者难以突破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通过翻译去“观察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以及特定文化吸收转化其他文化的方式、范畴和过程”。破除文化隔阂的壁垒，构建对话与交流平台，正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也是检视翻译的功能及所用。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是刘立千译著事业的黄金期，在华西边疆研究所，借助于当时较为稳定的政治时局和华西学派兼容并蓄、关注边疆的学术氛围，特别是与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等结为学术联盟，刘立千完成了代表性经典的翻译，为华西学派康藏研究注入了以第一手资料翻译而成的新材料，使善于运用西方学科理论方法进行边疆考察研究的华西学派，填补了文献典籍研究方面对经典文献研究的空白，提升了中国学者在本土知识方面的优势和话语权。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之时，刘立千再次对旧译稿进行审订。随着藏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刘立千译著的价值再次凸显。在藏学界，他的译著对藏学研究者而言，不仅提供了研究藏族历史、文学、宗教、民俗方面准确精当的第一手汉译资料，而且为我们认识译者如何通过翻译再现藏族文化，翻译又对译者文化身份是否有再塑影响提供了一种视角。将刘立千的研究翻译成果置于这一时代语境下，才能彰显出翻译对于文化疆界的突破，以及建构学术资源、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的贡献所在。

刘立千的翻译，首先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藏族文化面貌。《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以文史并重、亦文亦史的历史写作传统，让读者“体会到古代文化的高度成就”和“采用文学写作手法来叙述历史，行文古奥简洁，用辞典雅华丽，它不仅是一部富有珍贵资料之历史，而且还是一部有名的文学巨著。诚为藏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他的《藏传佛教各派教义及密宗漫谈》一书对藏传佛教“藏密”的误读现象，以及佛教界出现的假藏密、假佛法等情形予以澄清，对藏传佛教显密并重，“藏密中不是只讲密教，而且也很注重显教，认为显教是密教的基础，不懂显教就无法了解密教。显教中的许多基本原则，都贯彻在密教的实践中”的观点，破斥被妖魔化的藏传佛教密宗，还原藏传佛教各派教义之面貌，匡正错误认识，都体现出译者在深入藏族文化精神心理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破除“我族中心主义”的勇气。正如劳伦斯·韦努蒂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一文中所说：“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能为异域文学建立起独特的本土典律，这些典律遵从的是本土习见中的美学标准……”翻译者在文化交流中，处于两种不同文化的中介位空间，在两种文化中自由行走，使其比处于任何一个文化中心的人都多具备了一种对“此岸”和“彼岸”的观视视角，他通过语言这个最核心的文化符码的转换，更能敏锐地捕捉到文化中的差异性与共同价值。藏语称译者为“世界的眼睛”（འཇིག་རྟེན་མིག），就暗含了译者所具备的跨文化视野和能够突破“我族中心主义”的壁垒而获得的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这一点，刘立千在以《米拉日巴传》《格萨尔王传·天界篇》为代表的文学翻译中得到了突出表现。

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相比，在文化交流中有着更为深层次的任务与使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说平常生活中的用语往往只盯住个别的在场者，那么，科学语言就可以说只盯住普通的、永恒的在场者，即概念、理念、同一性之类的东西，而诗的语言则把隐藏在场背后的东西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这种隐蔽在背后的语言构成了文学以及文学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每个伟大的文学时代，也都是翻译作品众多的时代。”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上的迁移，更触及人性与人的本质。每个民族都会在自己的文学中将本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伦理道德融入富于表情达意的语言艺术创造中。刘立千在翻译藏族文学名著时，深谙文学与藏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他在《米拉日巴传》中写道：“重在宣传佛教，但在这些绘声绘色的记叙中，客观上也反映了米拉日巴当时所处社会的政治面貌、农村经济、乡里风习以及人民的思想感情等等。”米拉日巴是藏族文学中创造的一个具有典型形象和意义的历史人物，作为噶举实修派代表，《米拉日巴传》通过文学形象塑造，使米拉日巴成为人们心目中坚毅第一、苦修第一、即身成佛的文化楷模。刘立千的译本，完整地展示并诠释了米拉日巴传奇的一生和藏传佛教修身修心、身心不二的宗教体验和甚深修为，使米拉日巴的形象在汉语世界中得到广泛传播，同时译本也传递了藏族文化对勇于牺牲、向内求善、自觉度人的历史人物的精神标榜和赞美。

此外，他翻译的《格萨尔王传·天界篇》，把《格萨尔》史诗中最核心的文化价值，通过英雄人物勇敢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的行为，让读者看到“除宗教之外，藏族文化中尤其是在藏族广大民间还存在着以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为核心价值的《格萨尔》英雄史诗”，像藏族文学中以米拉日巴的神性和格萨尔的人性互为表里的深层文化精神。还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以及翻译家都具有混合型或融汇性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视域，一方面通过翻译，了解到不同于自己熟悉的文学与文化，而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另一种角度和视野来反观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例如根敦群培是在掌握多种语言、翻译印度史诗文学《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文学名著的实践中，不断确立其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并从他的翻译实践中深入他者文化，获得对自身文化的理性认识和反思能力。刘立千的翻译实践也恰好证明了通过翻译，他与藏族文化在精神上形成了互渗互化的关系。藏族文学、文化也得益于刘立千这样的译者，走出了受制于语言传统的局限，不断扩大影响力。由此可见，经由语言的接触与转化而达到的文化沟通与交流，让我们看到一个客观事实：翻译与民族的交往共生，与文化的互动同在。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交流史。

刘立千从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翻译藏文经典文本，直至2008年逝世，以毕生精力筑造汉藏两个民族文化交流之虹桥。青年时代，刘立千立志学习藏语文，承担重要译事，结交志同道合的良友，受爱国护教高僧指导。入藏学习，受惠于谢国安、任乃强等学者教导，开始经典翻译。壮年时代，得遇李安宅等学者，在华西边疆研究所成就了藏学研究与经典翻译的黄金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怀揣爱党爱国之情，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全力投注于藏汉双语词汇等部队使用手册的编写。20世纪50-70年代，他在北京任职之时，又主持翻译《毛泽东选集》和大量党的政策文件。刘立千与时俱进、术有专攻，出色地完成了大量的时事政策翻译。此后，他怀着坚定信念，在一次次逆境中经历了各种考验，直到1979年迎来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春天。他在成都经过多年努力重新审订校注，最终将过去陆续出版的300余万字译著集结为《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出版。同时，他慷慨捐赠了自己全部著作和译著版权，以及成都的住房，拳拳之心，诠释了一代学者于国忠诚无愧、于人垂身示范、于己坦如赤子的译师风范。

刘立千一生历经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他的学术生涯与藏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紧密相连。他一生致力于藏汉经典文本的翻译事业，搭建汉藏翻译史上的学术高塔，令人敬仰。他成就的汉译经典译本，成为藏学研究者和藏族文化爱好者的必读书目，成为诸多学者引经据典的依据。对翻译而言，任何译本从文本的生成、传播的生命历程来看，都会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翻译跨越的是语言符码的障碍，尤其是语际翻译，需要译者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原著所使用的语言。虽然翻译可打破语言之间的壁垒，延续原著的生命，使其在新的译语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原著的阅读者或是译著的阅读者，都已处于一个时间不断推移、文化也不断产生变化的新语境之下。他们对已定型的原著以及译著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新的看法，尝试新的解读和诠释。这也充分说明了“任何文化想要延续，都要不断地被翻译”。“翻译无定本”亦是从事翻译工作者对待翻译的一个基本共识。

一部译作，只能是对原作的一种理解和阐释，再好的翻译家，翻译时也不可能真正抵达作者及其复杂的思维语言与同构的特殊表达中。对此，有翻译家认为翻译是一种转渡，译者的任务就是把作者潜隐在语词中的思想通过转渡翻译出来。因此，只存在接近或贴近原著的译作，而很难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完美译本”。受制于时代的变迁、文化和语言的变化，任何译本都存在被后译者不断复译、不断再译的可能性。

刘立千的译本同样符合上述关于“翻译无定本”之说。他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审订和注释的翻译行为，就是对自译本存在的问题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更新”。但是，不少读者仍感觉到他的译本由于专业性强，涉及藏传佛教教义类的翻译在遣词用句上比较深奥艰涩，即使结合阐释注解，仍感到行文古奥。受制于译者熟悉的汉语文传统、历史体验和文化差异，刘立千译本的确在行文风格方面，因过于随顺原文风格，译文刻意求精以及具有古典气质的文字修养和文学表达，对现代读者而言，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阅读困难。另外，刘立千因是四川人，四川方言发音体现在一些词汇进入以书面语为主的译文文本时，规范性上有一定局限。如“八角街”中的“角”，四川方言读“guo”，普通话读“jiao”，刘立千译本在地名翻译中使用“八角街”与藏语བར་བསྐོར།的译音形成差异。受制于历史条件、时间精力及版本资料不足等情况，错译、漏译，表达不明确等问题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但瑕不掩瑜，刘立千在藏汉翻译事业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刘立千的翻译实践在具体的文本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倾向。总体而言，刘立千的翻译成就体现在其推动了汉藏文化通过经典文本翻译走向更为深层次的交流，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开拓性作用。他以翻译经典文本的方式，延续了藏文经典文本的生命力，并在新的更大范围内获得了学术价值的重估，使藏族文化在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和地理方面的原创性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审美认知和哲学思想被引渡到汉语语境中，丰富了通过译语进入新词汇的数量、深度与内涵，证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刘立千以毕生追求革命理想，终生致力于文化交流，殚精竭虑、舍己奉献的人生信念，诠释了老一辈翻译家在两种语言转换和文化双向交流中形成的信念忠实、文辞合雅、达行天下的译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