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才、梁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何以成为国家行动——基于多源流框架的视角

【内容摘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基于公共管理学的多源流框架系统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为的动因，对促进其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研究发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问题源流通过关键指标、焦点事件以及反馈信息，提供政策目标合理性基础；政策源流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表达、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历史政策，确立政策规划可行性依据；政治源流通过国民情绪和执政理念助推政策议程持续性发展。三个源流交织汇合，开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之窗”。由此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路径：以问题源流洞察关键问题，以政策源流引导发展创新，以政治源流促进共同富裕，最终以“政策之窗”为契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国家行动；多源流框架；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杨胜才，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央四部委、国家民委及湖北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梁莹，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地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我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为复杂的语言和文字，只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共有、共享、共传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实现无障碍“三交”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存在于大教育的各个环节，嵌入于教育的各个领域，是一项基础性、全局性、全民性、社会性的教育类型事业。本研究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特指以民族地区中小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教学媒介，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根本指向的教育形式。

一、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及相关研究

回顾70多年来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变迁，以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召开、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施行、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的印发与201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的出台、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的下发等为关键节点和重要标志，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起步奠基期（1949—2000年）、加快发展期（2001—2013年）、重心凸显期（2014—2019年）和全面加强期（2020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地区教育需求适时进行调整和完善。奠基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主要鼓励和支持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因此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学校基本使用本民族语教学。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出台了近40条与语言教育相关的民族教育政策，在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同时，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推广普及普通话。不过在这一时期，民族聚居区的许多民族学校仍然把少数民族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效果并不显著。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正式生效，标志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进入新阶段。随后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细化和补充相关法律条文。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也明确要求，招收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必须依法教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随着公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诉求的不断上升，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民族地区语言教育的重点任务。2014年和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全面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坚定不移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以确保少数民族中学毕业生基本或熟练掌握、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张表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成为我国重要发展战略，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2020年9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从统编教材使用、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教师准入标准及培训、学前普通话、双培行动、现代化信息技术等方面对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这不仅意味着新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进入了“全面加强期”，同时预示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迎来了发展新机遇。经过70多年的持续发展，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顶层设计的强大支撑合力业已形成、资源短缺问题明显改善、社会环境持续优化、测评体系日趋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深入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脉络、成就经验、影响因素以及未来走向，近年来学界进行了系列研究。目前，针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历史演变的视角入手，探讨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在与地方发展的互动中如何从“民族语言教育为主”到“双语并重”再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主”的变化过程。二是从政策实践与历史经验切入，分析了青海、新疆等多个省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实践成果，包括建立全员参与的教育机制、提升贫困人口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挖掘语言教育的人力资本价值、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搭建学校与社区共育机制以及重视教材与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落实等。三是从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的原则出发，针对民族地区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系列达成教育目标的解决方案。例如，发挥好社区传播的作用，建构常态化的语言学习机制，建立科学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监测与评价机制，发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等。

总体而言，当前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较多地关注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政策的实践成效，较少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政策的生成逻辑。例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如何引起决策者关注，并融入政策话语体系且成为国家行动，等等。本文基于公共管理学的多源流分析框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以期探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相关政策议程设置背后的内在机理；同时，为进一步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产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有益镜鉴。

二、多源流理论框架及其关注点

（一）理论基本框架

多源流理论作为公共政策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它主要解释了政策议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政策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被用来阐述政策的制定和分析过程。该理论认为，在整个政策系统中，影响政策议程和方案选择的源流有三条：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政策议程的形成首先源于问题源流，当某个问题变得足够严重，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注意时，它就可能进入政策议程。政策源流涉及已经存在的政策方案和建议，这些方案可能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但只有当问题源流中的问题与这些方案相匹配时，它们才可能被考虑。政治源流包括政治环境的变化，如公共舆论、社会期待等，这些变化可以影响哪些问题和政策方案能够获得关注，并决定了哪些政策提案最终被采纳和实施。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分流而动，当它们在某个关键点达到紧密耦合状态时，“政策之窗”随之开启，公共问题被提上正式的政策议程。在“政策之窗”开启后，问题和政策方案进入决策者的议程。一旦问题和政策方案进入议程，决策者就会考虑并可能采纳这些方案，从而导致政策变化。

（二）多源流框架在本研究中的关注点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议程设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的利益群体、政策倡导者以及政治环境。多源流理论通过区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揭示了这一过程中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性。这一分析框架在多个领域特别是公共政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对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的内在机理，以及为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议题能够成功进入政策议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该理论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议程设置研究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见图1)。

一是问题源流的现实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问题源流主要源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文字使用问题，如民族地区教学语言的选择可能引发关涉民族身份、文化认同、国家统一等系列敏感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重视和解决。多源流理论框架侧重于挖掘这些问题如何引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关注和回应。

二是政策源流的多样性。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中，政策源流呈现出多样性形态。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专家学者等各方都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和方案，这些建议和方案为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多源流理论框架侧重于了解各利益攸关方在政策形成中的动机、期望和立场。

三是政治源流的复杂性。政治源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中表现为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多方的利益博弈，如执政理念的转变和国民情绪的变化等。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共识基础的政策。多源流理论框架侧重于分析政治力量如何塑造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演进。

四是“政策之窗”的重要性。在多源流理论中，“政策之窗”是指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交汇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刻，政策议题更有可能得到关注，进而推动政策变化。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而言，识别并把握“政策之窗”的开启时机至关重要。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展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以便在恰当的时机推进政策议程。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动的多源流分析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备受瞩目，其政策数量、内容涵盖及价值取向既是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和民族地区建设重点转移的反映，也是决策者辨识和理解社会公共问题的过程体现。此外，这些政策还折射出了政策制定者提出政策方案与建议、国民期许的变化等复杂变迁过程。如何理解这一过程？多源流框架从政策议程设置的内在逻辑角度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

（一）问题源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动的合理性基础

问题源流常借助指标、焦点事件、反馈信息引起政府与公众的关注，从而引发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和决策。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和多语言多文种的语情使得国家认同建构更具紧迫性。在此背景下，2016年的新疆“毒教材”形成焦点事件，将公众注意力导向至民族教育系统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关注和讨论。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联系反馈至决策者视野，进而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出台。

1.关键指标：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挑战。在多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国家认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经常以各种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56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大家庭，80多种语言与近30种文字形成的复杂语言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构建国家认同的难度。历史上，中华民族虽然经历了春秋战国、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四个时期的大分裂，但国家统一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鲜明提出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在当今国际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仍然复杂尖锐，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威胁论”在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传播，边疆民族地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桥头堡，与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斗争丝毫不能松懈。

2.焦点事件：新疆少数民族语文问题教材的出现。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披露，经审查发现，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03和2009版中小学维吾尔语教材包含84篇问题课文，内容涉及宗教极端、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进一步调查发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沙塔尔·沙吾提利用职务之便组织犯罪集团策划、编纂、印发了2500余万册问题教材，并在当地民族学校使用达13年之久。教育部指出，这些问题教材对232万名维吾尔族的在读学子和数万名教育工作者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显而易见，当某些不法分子将本民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时，可能会通过教育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次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舆论热议。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对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考验。

3.反馈信息：民族地区语言教育关涉国家安全。新疆问题教材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促使政府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进程。2017年5月19日沙塔尔被逮捕，同时教育部通过一系列文件巩固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统编统审统用制度。其中包括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2019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教育部教材局印发的《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铸魂工程”推进实施方案》，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和2021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少数民族文字教材管理办法》等，从制度层面彰显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和体现国家意志。事实证明，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只有与用好统编教材相结合，才能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二）政策源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动的可行性依据

当关键问题被识别并得到重视时，由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学者等组成的政策共同体的政策理念和建议便会为政策制定提供各种备选方案，形成政策源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的国情密切相关，也是对民族地区既有语言教育政策的一脉相承，更是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积极回应与正向引导，最终形成体现公共利益、具备理论价值、符合时代发展的成熟政策。

1.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表达。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源流中，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少数民族代表和社会公众等主体因各方利益诉求汇聚于此，描绘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美好图景，但实现这种期许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取向进行必要的有机整合，输出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采取协调的政策行动，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真正具有公共性。具体而言，党和政府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管理者，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党和政府期望通过国家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主张通过“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企业界追求高素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强的劳动力，以促进企业的发展。学校等教育机构希望政策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提供有效的教材和培训，以便更好地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任务。少数民族代表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本地区语言文化的影响，期望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保护和传承本地区语言文化。社会公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最终受益者，他们期望通过政府的努力，获得更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资源，提高个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以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2.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撑与推动。通常情况下，公众容易察觉到某个社会问题，但很难厘清问题的实质所在。这时，需要专家学者通过集中展现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态度，对问题进行明确定义，从而为政策备选方案的科学性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持。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论证了推行和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必要性，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咨询。

第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社会价值，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能够更充分地接触和学习先进思想、科学文化知识，从而提升他们的语言素养和综合能力，从根本上促进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均衡发展，同时有助于消除少数民族学生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语言障碍、文化隔阂和文化适应压力等问题。

第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经济文化价值，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参与现代化进程，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增强竞争力，为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此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还可以为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对外交流等方面带来积极作用。

第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政治价值，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稳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能满足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需求，而且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政治常识，增强公民意识，增进民族凝聚力，为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3.既有法律法规的规制与保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所蕴含的多元价值，显著增强了公众对于学习与应用这一语言体系的迫切需求。实际上，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与我国民族地区语言文字教育相关政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截至2019年底，我国现行有效的涵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等的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规章和单行条例共有83部。其中法律1部，国务院部门规章6部，地方各级人大颁布的地方性法规31部，省级政府地方政府规章22部。这些法律法规中少数民族语教育政策32条、国家通用语教育政策13条、双语教育政策30条、三语（民族语、国家通用语和外语）教育政策8条，形成了以《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为主体，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为支撑，以构建民族地区语言教育新体系为语言规划目标的法律法规体系，既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政治源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国家行动的根本性动力

对所有的公共政策而言，政策过程不仅是精准技术性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是二者之间的有机统合。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在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政策议程设置中，国民对共同富裕的期许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治国方略交织融合，构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源流，对政策议程的建立具有显著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1.国民愿望：对共同富裕的期许。当下，过上好日子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这种共愿，源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才能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国人民普遍的共识和信念。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包括语言素养。通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可以促进民族团结、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2.治国方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导向。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我们摒弃分裂国家的思想，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也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不仅为新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治校提供了根本遵循。

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高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都必须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正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也源于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的鲜明标志，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繁荣的重要载体。

一言以蔽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订和发展，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普遍支持和党中央的领航掌舵。只有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共同期许和治国理政理念方略的高度统一，才能确保政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四）源流耦合：同频“合奏”开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之窗

从多源流框架的视角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变革涉及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动。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源流扮演了主导角色，引领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同频“合奏”、协同发展，最终开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政策之窗”（见图2)。

首先，问题源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带来了对语言文字教育的新需求。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语言的运用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因此不仅被赋予了提高全民语言素养的重要责任，还承担了增进各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使命。这一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推动政策变革的动力，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的内在动因。其次，政策源流通过对问题源流的解读和回应，进一步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政府部门、教育机构、专业团体等形成的政策共同体，依据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政策和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与此同时，政治源流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通过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对于相关政策的高度关注，不仅直接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语言文字教育的普遍期望，更构成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变革中最为强劲的推动力。由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理念于2014年崭露头角，于2015年开始落地实践，2018年通过《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加大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力度，最终在2020年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的发布实现了升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之窗”的开启不仅意味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更意味着各方利益诉求得到了及时而有效回应。因此，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我国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

四、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推进路径

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民教育发展的基础工具、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纽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国家统一稳固的牢靠基石和文明交流互鉴的主要媒介，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无疑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的国情，借鉴多源流框架视角，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推进路径。

（一）问题源流维度：洞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关键问题

问题导向是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好的政策要切中时弊，要有好的回应性，即在政策问题的选择和政策议程的设置上能反映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不例外，必须准确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关键问题，以确保制定的相关政策能够顺利推进、落地见效。

民族地区多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薄弱地区。为了解掌握民族地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情况，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调研组连续两年面向四川、云南、青海、贵州等省份开展调研，最终形成了《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在充分肯定教育赋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成效显著的同时，指出了在重要性认识、应用环境营造、高专队伍建设、评价体系完善、协作帮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主线贯穿融入、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宣传活动开展、教师队伍建设、教科研能力加强、评价体系完善及教育质量提升等视角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着力点。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正是相关政策制定和完善的重要导向。因此，必须通过广泛深入调研，洞察各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的关键问题，从而提出体现国家意志、符合区情语情的对策建议，为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学依据。

（二）政策源流维度：引导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发展创新

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考量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政策议程的设定只是获取资源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满足各方利益诉求。政策参与者的诉求并非只是被动地等待回应，而是与其他多元行动者的诉求一同被纳入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议程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以政策源流为遵循，重视政策参与主体及其“统合”过程，增强政府的回应性和公共性，促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创新。

首先，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应当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特别是听取教育工作者、学生及其家长等直接受益者的意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政策的共识，增强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不断完善现有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其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还应当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语言文字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问题，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完善政策措施，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最后，政策制定者还应当重视监督和评估机制的建立，全面了解政策实施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有力的依据，确保政策执行的持续稳定有序有效。

（三）政治源流维度：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国民意愿和执政理念等因素所构成的政治源流是政策变迁的核心力量。全国普通话普及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了80.72%，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率达到了61.56%，历史性地实现了“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目标。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乡村村民普通话普及度仅为10.5%，达到熟练程度的仅有5.1%。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制约了一些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普及率通常伴随着更广泛的教育机会和更优质的人力资源，为该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以广西为例，有学者通过分析14个地级市2011—2015年的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

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语言是经济发展的纽带。尽管脱贫攻坚消灭了绝对贫困，但要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进一步推动农村全面振兴。这就意味着语言扶贫的多种举措需要延伸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首先，建立健全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支持体系，包括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改善语言教学环境等。其次，推动民族地区语言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引导民族地区的语言教育与当地产业发展协同互促，提升国民语言文字使用能力，为当地的产业发展输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最后，鼓励社会组织和企业团体参与民族地区语言教育，广泛凝聚社会力量，构建语言教育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四）“政策之窗”维度：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政策之窗”的开启意味着学校将不再仅仅是知识传递机构，而是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主体。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指导下，学校将承担起更加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促进全体学生的中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力量。

首先，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主要实施者，要承担起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任务。通过开设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课程、组织“中华经典诵写讲”文化活动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化观念，增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认同和热爱，进而形成坚定的文化认同。其次，学校要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根据政策要求，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组织和管理，不断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质量，积极探索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营造良好的语言文字教育氛围，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和落地生根。最后，学校还要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宣传者和推广者。通过校园广播、校报校刊、文化节庆活动等形式，积极宣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举措，增强全体师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自觉规范意识及其推广普及的积极参与意识。

结语

通过基于多源流框架对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发展和实施过程同样体现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中国决策情境下相互交织与耦合。首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问题源流主要源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现实需求。其次，在政策源流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从民族语言教育到双语教育再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演进过程。专家学者和政策研究机构的深入研究也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再次，政治源流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方向指引，同时也为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最后，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共同作用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得以形成并顺利实施。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其一，通过系统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何能够成为国家行动，以及政策形成的内在机理，进一步深入理解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从而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其二，丰富和完善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研究领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多源流理论模型是美国学者在研究美国联邦政府政策时提出的一种分析框架，因此，其他国家学者在应用这一框架时必须注意到国情的差异。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影响着社会利益和国民期待，因而政治源流居于领导地位，三个源流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贯通的共聚关系。

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定过程，而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行为、组织互动等分析不足。例如，本研究没有针对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群体和公众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和互动方式，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影响政策结果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完善该理论框架，以更好地解释和指导政策制定过程，增强其对政策研究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