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云南鸡足山的圣地塑造所体现的多民族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张宁， 《中国藏学》编辑部副编审。

【摘要】位于云南省大理东部的鸡足山，是古今闻名的佛教圣地。然而在明朝之前，当地甚至没有“鸡足山”这个山名，而是称为“青巅山”“九曲山”，等等。明初之后，此山被认为是佛教典籍中所说的迦叶尊者守衣入定之地，这一转变其实是受《白古通记》汉译本流传影响的结果，由此影响到官方志书的记载，从而将云南鸡足山构造为一处佛教圣地。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噶举派在云南的传播，尤其是六世夏玛巴曲吉旺秋、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司徒班钦·曲吉迥乃等高僧在云南的活动及其与当地社会的互动，对于鸡足山圣地形象的传播和相关圣地叙事的补充起到了关键作用。鸡足山圣地的塑造与形成，正是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朝以来包括白、汉、藏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文化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见证。

【关键词】鸡足山；圣地塑造；多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中国化

佛教圣地是与佛陀、菩萨等神圣形象及对佛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高僧大德有密切关联的所在，神圣空间对佛教这种跨文化的宗教而言尤为重要，圣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持续地被创造，某些圣地在其他地方被复制。但这种复制并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而是与当地历史文化相融合适应的结果。圣地的塑造和迁移，需要来自宗教、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将神圣叙事与现实地理空间相适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山逐渐被视为佛的示现地或菩萨道场，不同时代形成了多处佛教名山圣地，其塑造过程和历史背景也各有不同。本文要讨论的云南大理鸡足山的圣地塑造，正是明朝以来包括白、汉、藏多民族在内的文化交往交流的结果，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见证。学界目前已有一些关于云南鸡足山朝圣的研究，但主要是对于鸡足山何以成为迦叶道场的讨论，或是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朝圣鸡足山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和探讨，缺乏对综合汉藏文相关资料记载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从佛教典籍中记载的鸡足山的传说形象出发，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呈现云南鸡足山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圣地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藏传佛教高僧在鸡足山的活动，讨论这一圣山形象在多民族文化中的确立与传播。

一、佛教经典对鸡足山的记载

佛教名山鸡足山的梵文名称为“图片”，音译作“屈屈吒播陀山”，意译即“鸡足山”。有关此山的传说见于多种佛教经典，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记：“（迦叶尊者）作是语已，便往鸡足山中，于三峰内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尊所授粪扫纳衣用覆于身，令身乃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诸弟子及诸大众令生厌离，即便入定三峰覆身，犹如密室不坏而住。”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记载：“曾闻尊者大迦叶波，入王舍城最后乞食，食已未久登鸡足山，山有三峰如仰鸡足，尊者入中结跏趺坐。作诚言曰：愿我此身并纳钵杖久住不坏，乃至经于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岁，慈氏如来应正等觉，出现世时施作佛事。发此愿已寻般涅槃。”  佛教史籍如《历代法宝记》载：“所以释迦如来传金襕袈裟。令摩诃迦叶在鸡足山。待弥勒世下生分付。”可见鸡足山在佛教传统中被公认是迦叶尊者入定等待未来弥勒佛降生之地，故此山被奉为佛教胜迹也是顺理成章。

历代佛教高僧所著地理史籍对鸡足山亦多有记载。《大唐西域记》对鸡足山的地理面貌与传说故事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至屈屈吒播陀山（唐言鸡足）。亦谓窭卢播陀山（唐言尊足），高峦峭无极，深壑洞无涯，山麓溪涧，乔林罗谷，冈岑岭嶂，繁草被岩，峻起三峰，傍挺绝崿，气将天接，形与云同。其后尊者大迦叶波，居中寂灭不敢指言，故云尊足。……迦叶承旨住持正法，结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厌世无常将入寂灭。乃往鸡足山山阴而上，屈盘取路至西南冈，山峰险阻，崖径盘薄，乃以锡扣剖之如割，山径既开，逐路而进，盘纡曲折，回互斜通。至于山顶东北面出，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愿力故三峰敛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当来慈氏世尊之兴世也，三会说法之后，余有无量众生憍慢将登此山。

这段记载明确了鸡足山的地理位置，是在“莫诃河东，入大林野，行百余里”。莫诃河即今印度默希河，是恒河的支流之一。《续高僧传》也说：“于此寺（菩提寺）东望屈屈吒播陀山，即经所谓鸡足山也。直上三峰状如鸡足，因取号焉。”  显然唐朝时明确认为佛教传说中的鸡足山是位于古印度境内，山名则因山有三峰状似鸡足而来。

元代高僧念常编撰的编年体佛教史《佛祖历代通载》中有载：“三藏沙门吽哈啰悉利，本北印度末光闼国人，住鸡足山。诵诸佛密语，有大神力，能祛疾病，伏猛呼召风雨。辄效皇统。与其从父弟三磨耶悉利等七人，来至境上，请游清凉山礼文殊，朝命纳之。既游清凉，又游灵岩……始至济南建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主之。至棣又建三学寺。大定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示寂于三学。”  从这段记载可知，这位沙门来自古印度北部，原居于鸡足山，来中国游历时请求前往五台山朝圣，后来在山东也有一些建寺活动，圆寂于“大定五年”即南宋乾道元年（1165）。既然这位僧人是来中国朝礼佛教圣地的，又在中国停留了多年，试想如果当时中国境内有一座与他的家乡鸡足山同名的佛教名山，他似乎没有理由不前往一游。《佛祖历代通载》也没有对鸡足山这一名称加以区分说明。对此更合理的解释是，宋元时期提起鸡足山，人们仍然理所应当地认为其位于古印度，而云南鸡足山的名号可能还未产生，至少可以说还不为人所熟知。

二、汉文史料所见云南鸡足山

既然佛教传说与早期典籍均记载鸡足山位于古印度，为何后世提及鸡足山时又会指向云南鸡足山？这一佛教地理概念的迁移和转换的过程，也是云南鸡足山被逐渐塑造为佛教圣地的过程。

“鸡足山”这一地名在历史上也并非云南鸡足山所独有。据汉文史料所载可知，在唐宋年间，陕西即有一地名作鸡足山。《册府元龟》载：“（贞元）十五年（799）正月，潞州进白乌，五月丁未延州进玄兔，庚寅韩潭进白鼠，七月凤翔府鸡足山庆云见。”  北宋《邵氏闻见录》也记有：“长安东崤、函，东南荆、华，以属终南山，面南太白、鸡足山，又西秦陇、岐山，北梁山。”  清代编修的《陕西通志》载：“于元隐……后有老人导之与游鸡足山……大观元年（1107）诏赴阙，既而屡辞还山。”  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位于陕西的这座“鸡足山”与迦叶尊者的传说有关，它在唐宋时期并没有被视为佛教圣地，后来也没有与佛教传说产生联系。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地方也曾有“鸡足山”，如宋代《太平寰宇记》记载时属剑南东道的富顺监有“鸡足山在城东隔水三里”，又《五灯会元》载有“金陵报恩院清护崇因妙行禅师”于开宝三年（970）示寂，“灵骨归于建州鸡足山卧云院建塔”  。清代《江南通志》和《江西通志》分别提到在“宁国府”（治所在今安徽省宣城市）有“莲池庵，府城东鸡足山，明万历中建”，在“袁州府”（治所在今江西省宜春市）有“鸡足山在分宜县北八十里旌儒乡”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有关这些地区的记载无一与迦叶尊者的传说有关，这些山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成为佛教名山。

如今人们所熟知的鸡足山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东部的宾川县，屹立于滇西的宾川、大理、邓川、永胜、鹤庆等县的交界处，以耸入云表的天柱峰为中枢，前列三峰，后拖一岭，山形状如鸡足而得名。然而在明朝尤其是明中期之前，有关今云南鸡足山的史料中甚至没有出现“鸡足山”这个名称，而只有“九曲山”“青巅山”“三峰山”等名称。《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记载：“九曲山，峰峦攒簇，状如莲花，盘曲九折，在洱河东北。”  《大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载：“九曲山，西洱河东百余里，峰岳攒簇，状如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  《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及《大明一统志》均称之为“九曲山”，知其山势崎岖，蜿蜒盘曲。除了地方志所记载的九曲山外，地方社会对此山也有不同的叙事内容。当地多称此山为三峰山或青巅山。明初洱海以东地区的《大理府老人杨惠墓志铭》在描述这一区域的地理时，提及“三峰山”：“海东旧名弄孟燮桃郡，今改为行化乡。东至华高之岭，百华连春秋。南至玉案宝山，青巅罗塔。中有三峰山，山至其高，云雾生焉。”  明宣德六年（1431），海东乡民在《重修白□［神］堂神庙记碑》中也提及此地的“三峰山”：“夫庙者乃古迹圣境，是孟州十八堂神内一庙也。其庙西有洱河，东向三峰，至感至灵无有比乎。”  “三峰山”，顾名思义，即该山有三峰，这一点恰好符合佛教传说中对鸡足山山形特征的描述，也为云南鸡足山的圣地塑造提供了地理条件基础。刊刻于明正统九年（1444）的鸡足山佛寺碑刻《鸡足山石钟寺常住田记》记载：“鸡足，天下名山也。风景灵异之迹，圣贤标指之名，不尽缕纪。”  碑文明确将三峰山称为“鸡足山”，并指出鸡足山是一处名山胜迹，虽然从碑文内容中尚不能确定山名的改变与迦叶入定传说的关联，但可以推知此时已有说法认为此山即佛教传说中的鸡足山。

这一山名的改换及相关记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也并非一夕之功，其背后存在相关力量的主观引导和大力推动。前人研究普遍认为，云南鸡足山之名的成立与《白古通记》在明朝的广泛流传有关。《白古通记》常称《僰古通记》，是一部广为流传的杂糅云南古代历史和传说故事的著作，原系以白族的“白文”撰写。有关《白古通记》的成书年代历来看法不一，分别有成书于唐宋、元、明初几说。无论其成书年代究竟为何时，学界研究认为直到明朝中期，才陆续有人将其转为汉文，且不断增补演绎，形成了《南诏通纪》《南诏源流纪要》《滇载记》《南诏野史》《僰古通纪浅述》《白国因由》等“白古通”系云南地方史志，再被明清方志杂著频繁征引，更使此书影响倍增。今原书已佚，王叔武教授辑有佚文，收在《云南古佚书钞》中。在《白古通记》中，云南大理被称为“妙香佛国”，旧在天竺幅员内，为阿育王故封国。现今所见《白古通记》有这样的记载：“苍、洱之间，妙香城也。”“释迦佛在西洱证如来位。”“（点苍山），释迦说《法华经》处。”“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洞名华阴洞。……迦毗罗国净梵大王因其山形象鸡足，遂更名曰鸡足山，名其洞曰迦叶洞。”“迦叶尊者由大理点苍山入鸡足。”“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首门。”“三皇之后，西天摩揭陀国阿育王第八子蒙苴颂居大理为王。三塔见存。”  显而易见，云南大理在《白古通记》所载的传说中被认为是“妙香城”，点苍山被认为是灵鹫山，西洱河被认为是叶榆河，而青巅山（九曲山）则因“前伸三峰，后拖一岭，形象鸡足”被认为是鸡足山。

随着《白古通记》的传播，迦叶尊者入定云南鸡足山的说法自然也流传开来，后来甚至逐渐被官修史志所采纳并丰富其内容。最早采纳这一说法的是明朝正德五年（1510）刊刻的《云南志》：“九曲山，在宾川州，去洱河东百余里，峰峦攒簇，状若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曲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相传此山乃迦叶授金兰入定之所。”  稍后的明代大理名士李元阳（1497—1580）整合地方碑刻和官方志书，将有关云南鸡足山叙事的不同版本结合在一起，于明嘉靖年间编纂成《大理府志》，这是现存第一部大理地方志书。书中广泛摘引《白古通记》，将大理府境内的鸡足山与点苍山等地描写成古天竺所在，认为鸡足山为迦叶守衣待弥勒之地：“宾川鸡足山，一名九曲岩，岗峦奇诡，三峰偃仆，如鸡足然，顶有石门，俨如城阙之状，世传佛大弟子迦叶波守佛衣于此山，以待弥勒。”  李元阳出身大理土著世家，是朝廷官员，其《大理府志》对云南鸡足山传说的定型与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理府志》的记载无疑影响了历代《鸡足山志》的书写，被视为鸡足山历史的开端。有学者认为，“鸡足盛名，明季已播海内，已成滇中佛法渊薮，而兴盛则为嘉靖、万历间事。……明初叶未闻鸡足胜事也”  。明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鸡足山修建近30座寺院，40多座庵，如今所见八大寺院除石钟寺外，其他7座都在这一时期新建。一般寺院中，仅罗汉寺建于元代，其他30余座均建于这一时期。所谓鸡足山八大寺、36寺、72庵的格局，就形成于这一时期。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崇祯十二年（1639）两次登鸡足山，应当时丽江土司木增之请，编写了《鸡足山志》。此外，另有明末清初大错和尚的《鸡足山志》、清代范承勋的《鸡足山志》、清代高奣映的《鸡足山志》、民国时期赵藩与李根源的《鸡足山志补》和现代宾川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鸡足山志》，其中前两部志书已佚，其余4部存世。高奣映编纂的《鸡足山志》记载：“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谕大觉寺懿旨……特命遣内宫近侍太监陈相传，与敕赐芦芽山护国永慈寺禅僧福登、本安，赍持藏典，兼以幡首供资，特送云南地方鸡足名山，永为供奉，以延国祚，福庇黔黎。”  “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即明万历帝生母李太后（1544—1614），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加此尊号。李太后崇信佛教，多有礼佛活动，捐资在京城内外修建了多座寺庙，她此番派遣内宫近侍和高僧送经往云南鸡足山供奉，可见鸡足山此时已名声远播，其地位更是得到了皇室认可。

三、藏文史料所见云南鸡足山

云南九曲山在明朝成为公认的佛教圣地“鸡足山”，不仅在汉文史料里有所体现，在藏文文献里也有相关记载，尤其是噶玛噶举派的多位高僧大德曾前往云南鸡足山朝圣。藏文资料所见藏传佛教高僧最早前往云南鸡足山朝圣的时间是在明朝中晚期，这意味着在云南鸡足山已经被汉族、白族等群体认可为佛教圣地之后，藏族社会也逐渐接纳吸收了这一观念，鸡足山朝圣最终成为多民族共有的一种传统。

成书于1642年的《徐霞客游记》记载：“庚戌年，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  此处庚戌年为1610年，“二法王”指的则是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六世夏玛巴曲吉旺秋（ཆོས་ཀྱི་དབང་ཕྱུག 1584—1635），这可能是六世夏玛巴第一次到丽江。当时丽江由木土司管辖，明朝洪武年初木得入贡，后因军功得授土知府。正是在木增（1587—1646）土司的支持下，六世夏玛巴主持刊刻了丽江版《甘珠尔》（又称理塘版《甘珠尔》），相关研究认为丽江版《甘珠尔》的刊刻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1608—1611年为筹划准备阶段；1611—1615年间的某两年内为刊刻阶段；1615—1621年为校对修改阶段。1623年撰成《三藏圣教序》，标志着刊刻工作全部结束。六世夏玛巴于1610年到丽江应该也是为了丽江版《甘珠尔》的刊刻筹备工作，1623年受木增之邀到中甸为刊刻完成的《甘珠尔》举行开光仪式。仪式结束后，六世夏玛巴前往鸡足山（རི་བོ་བྱ་རྐང）朝圣，在他的藏文传记中记载了这次鸡足山之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也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藏传佛教高僧前往鸡足山朝圣的明确记载：

福田和施主一起来到了丽江，乔装后，师徒几人去朝觐鸡足山。在城市附近的地方乘凉时，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疯疯癫癫的尼姑，她说：“这是乔装而来的噶玛巴。”（她）认出来了（六世夏玛巴）。（六世夏玛巴）说：“她是一位空行母。”当晚，一行人住在鸡足山上一座约有70名僧人的汉传佛教寺庙，僧人们提供了很好的卧具等等供奉，诵念了般若虚空颂等。有位被视作成就者的白和尚，据说可以单脚站立三个月，也（对六世夏玛巴）恭敬有加。（六世夏玛巴）到山顶瞻仰了大声闻迦叶（留下）的足印和放置袈裟的痕迹，以及公认为圣水的泉眼。在一处犹如水晶镜面的山崖之中（应指华首门——引者注）据说藏有迦叶的法体，（六世夏玛巴）向其礼供发愿，并留下发愿词的手书。一位和尚邀请进入了一间聚集着许多汉地僧人的精舍并奉上美食，说：“这位并非凡夫，不会是去年迎请到绛域的那位吧？”尽管（六世夏玛巴）想去瞻仰噶玛拔希以往修建的佛塔，但担心被人认出来，就没有前去。此处有供佛陀像及舍利子和目犍连等很多身像的佛寺百余座。尔后，回程到达大塔时，绛王亲自来迎，同往丽江的土司府。

可以看出，六世夏玛巴及其弟子对鸡足山的传说故事十分了解，他们慕名专程前往鸡足山朝圣，在山上与汉传佛教僧人的交往互动也和睦有礼。但其中所说“噶玛拔希以往修建的佛塔”应是虚构，在现有资料中并没有找到有关噶玛拔希到过鸡足山的明确记载。传记还记载六世夏玛巴后来“在圣域闭关，完成了鸡足山胜迹志”（ལྷ་ཡུལ་དུ་སྐུ་མཚམས་མཛད་ནས་རི་བོ་བྱ་རྐང་གི་ལམ་ཡིག་འཕྲོ་མཐུད་མཛད།），遗憾的是这部鸡足山胜迹志至今无从得见，可能已佚。

与六世夏玛巴生活时代存在交集的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ཆོས་དབྱིངས་རྡོ་རྗེ། 1604—1674），在云南居住多年，其间也曾造访过鸡足山。据其传记记载，十世噶玛巴曲英多吉15岁时来到绛域，当时绛王的使者和鸡足山八座汉传寺院的方丈等许多人前来拜访，并献上了很多汉地和绛域出产的奇珍异宝。当他35岁时，再次来到绛域，这次他“因清楚看见鸡足山而欢喜，足迹也驾临（鸡足山）。他在绛域建造了十三座寺，噶玛噶举派广为传布”。范承勋所著《鸡足山志》记载：“且西方哈嘛僧，每年来朝鸡足者颇多……且崇祯庚辰，乌斯藏大宝法王亦遣其弟子来鸡足朝礼迦叶，则知此为迦叶入定之处无疑矣。”  “西方哈嘛僧”指的是从西藏来的藏传佛教僧人，崇祯庚辰年为1640年，与十世噶玛巴传记中记载的他前往鸡足山的时间相符。结合传记内容来看，十世噶玛巴不仅是派遣弟子朝礼鸡足山，他自己也曾亲往鸡足山朝圣，并在云南兴建多座寺院，弘扬佛法，同时过程中不乏与当地汉传佛教僧人的交往活动。

此外，十三世噶玛巴堆都多杰（བདུད་འདུལ་རྡོ་རྗེ། 1733—1797）的全集里收录有一份题为“རི་བོ་བྱ་རྐང་གི་ཧོ་ཤང་སྤེན་ཤག་ལ་གནང་བ།”的文本，文本题目已明确表明这是他在鸡足山的一座汉传寺院里念诵的赞颂，虽然笔者还没有在传记等资料里发现有关十三世噶玛巴前往鸡足山的明确记载，但这份赞颂文本的存在足以说明他也曾到鸡足山朝圣。

18世纪博学多才的噶玛噶举派高僧八世司徒班钦·曲吉迥乃（སི་ཏུ་པཎ་ཆེན་ཆོས་ཀྱི་འབྱུང་གནས། 1700—1774）一生中3次造访绛域。1730年他第一次到达绛域时，曾与随行人员同往鸡足山朝圣。司徒曲吉迥乃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他此次从丽江前往鸡足山的朝圣路线，这对后来藏传佛教信徒朝圣鸡足山的路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730年）六月九日，从中甸（རྒྱལ་ཐང）出发，前往鸡足山朝圣。十五日，到达拉市（ལ་གཤིས），应邀到额加希处（འོ་རྒྱ་བཞི་སར）并于此夜宿，这是贾曹活佛的老家。到了丽江郭柏（ས་ཐམ་མགོ་སྦས།指丽江城），受靳太爷（ཅིན་ཐའི་ཡས）公子邀请来到福国寺（འོག་མིན་གླིང）。此后，造访了郭柏城边的和尚庙（མགོ་སྦས་ཐད་ཧྭ་ཤང་ལྷ་ཁང）及弘景太乙仙宫（ཧོ་ཀྱིན་ཐའི་ཤྱན་ཀུང），拜会了潘总爷（བན་ཙང་ཡེས），（潘总爷）献上宴席和戏剧表演。二十四日，到达鸡足山的山腰，朝拜了大日如来殿（རྣམ་སྣང་ལྷ་ཁང）。次日，到达放光寺（སྥན་ཀྭང་གསེ），此为八月彩虹幕出现之地，又游览了定香寺（ཏིན་ཤང་དགོན་པ）、普贤寺（སྥུ་ཏུན）、嘉象迎景（ཀྱ་ཤང་ཡིན་ཅི）等。向藏有迦叶尊者舍利的岩门（指华首门——引者注）献上供养并发愿，在场者都看见有白色虹光升起。二十九日，经过华严寺（ཧྭང་ཡང་གསི）、大觉寺（ཏཱ་ཀྱོ་གསི）、文宗寺（ཝི་ཅོང་གསི）等，住于悉檀寺（གསིང་ཐན་གསི），献上了供养。七月初五日，到达大理，拜会提督（ཐཱི་ཏུ）。

显而易见，司徒班钦也是将云南鸡足山视为迦叶尊者入定之地才一路朝圣至此，如其所述，鸡足山上建有多座汉藏佛教寺院，这处佛教圣地已是名实相副。后世人们前往鸡足山的朝圣路线主要分为西线、中线、东线3条：西线为云岭（查里通寺）—燕门—维西（达摩洞）—丽江（文峰寺）—鹤庆（天子洞、天华洞/华藏洞）—宾川—鸡足山；中线与滇藏茶马古道基本重叠，为德钦（曲登阁）—奔子栏—中甸（噶丹·松赞林寺、大宝寺）—小中甸—丽江—鹤庆—鸡足山；东线为宁蒗彝族自治县（扎美寺）—跑马坪—灵源箐（观音阁）—永胜—程海—期纳—涛源—鹤庆（天华洞/华藏洞）—鸡足山。

三世噶陀司徒确吉嘉措（སི་ཏུ་ཆོས་ཀྱི་རྒྱ་མཚོ། 1880—1923/1925）所著《噶陀司徒卫藏胜迹志》（又译作《司徒朝圣路》，图片ཐོག་སི་ཏུའི་དབུས་གཙང་གནས་ཡིག）的最后一个部分，名为“多康及汉地朝圣指南”（མདོ་ཁམས་དང་རྒྱ་ཡི་གནས་སྐོར་འགའ་ལ་ཕྱིན་པའི་ལམ་ཡིག་འཁྲུལ་སྣང་ལས་སྦྱོང་གསལ་བའི་ཨ་དར་ཤ་ཞེས་བྱ་བ་བཞུགས），从文本名称可知这是作者后来添加的内容，记录了自己在多康地区的见闻，其中就有对鸡足山的描述。这部分内容后来又被收录进《佛教圣地指南》（གནས་ཡིག་ཕྱོགས་བསྒྲིགས），名为“图片ཐོག་སི་ཏུའི་མདོ་ཁམས་དང་རྒྱ་ནག་ཡུན་ནན་རི་བོ་བྱ་རྐང་སོགས་གནས་སྐོར་འགའ་ལ་ཕྱིན་པའི་ལམ་ཡིག་འཁྲུལ་སྣང་ལས་སྦྱོང་གསལ་བའི་ཨ་དར་ཤ་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将鸡足山的名字“རི་བོ་བྱ་རྐང”直接放进了文本题目中，也透露出这份朝圣指南的主旨内容，这一文本是迄今已知最全面的鸡足山朝圣指引。

四、结 论

综上所述，如今的云南鸡足山，原不冠此山名，而是被称作“青巅山”“九曲山”等，其来历亦未和迦叶尊者入定的传说联系起来。直到白族文献《白古通记》在明朝时期被译为汉文并得到传播，加之此山具有“前伸三峰，后拖一岭，形象鸡足”的地理条件，所以在地方志书中逐渐被改换成佛教传说中的圣地鸡足山的形象，名声远播，其地位更是得到了明朝皇室的认可。同时，云南鸡足山之名也在藏族社会传播开来，在六世夏玛巴、十世噶玛巴、十三世噶玛巴及八世司徒班钦等藏传佛教高僧的传记材料中，都有关于他们前往鸡足山朝圣的记载。鸡足山由此在明朝以后逐渐成为汉藏佛教共许的圣地，是受到白、汉、藏等多民族认可的佛教名山，前往鸡足山朝圣也成了远近多个民族的习俗之一。因此，云南鸡足山的圣地塑造正是我国多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呈现，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历史见证，该地丰富的佛教文化和历史遗迹也值得进一步梳理考察。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4年第6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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