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权、孙玉琳：清代巴塘关帝庙的修建与民族文化交融

【内容摘要】清初以降，以陕商为代表的内地商民云集巴塘并形成移民群体，关公信仰随之传入。为联络同乡、寻求精神寄托，客籍商民首倡并联合多民族官民合力修建关帝庙。此后，嘉庆、同治年间陆续扩建、重建关帝庙，各族官民共同监督和参与土地买卖与修建事宜，庙内供奉的神祇逐渐本土化并融入多民族文化元素。在巴塘关帝庙的历次修建过程中，多民族文化从初步接触到双向互动并实现深度融合。作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标识，巴塘关帝庙既是各民族广泛参与、共建共享的文化空间，也是多元文化互动交融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巴塘关帝庙；文化交融；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黄柏权，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教授；孙玉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4年第6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巴塘位于川滇藏交界地带，不仅是古代由四川入藏、连通内地与边关的枢纽之地，还是川藏茶马古道的南路重镇与康藏腹地。清初以来，川、滇、陕等地移民陆续进入巴塘地区，各地的生活习俗与文化，逐渐影响了巴塘地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互渗，形成了多元特征的文化遗产——巴塘关帝庙。学界对巴塘关帝庙的研究多聚焦其兴建、重建过程，以此探讨川滇藏结合部多民族社会生活变迁脉络及民族文化交流互动阶段性特征。笔者有幸发现了一组嘉庆五年（1800）多民族民众参与扩建巴塘关帝庙的官契，本文拟以这组地契为依据，在探讨巴塘关帝庙兴建、重建的同时，重点考察嘉庆年间扩建的情形，以兴建、扩建、重建作为切入点，探究清代康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持续性互动的历程。

一、乾隆年间巴塘关帝庙的兴建

巴塘及周边地区历史上就是藏、彝、纳西等民族繁衍生息之地。清初以前，巴塘曾发生过多次权力更迭，先后为云南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和西藏达赖喇嘛掌控，是各种地方势力觊觎的要地，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碰撞场域。在川藏道一线，巴塘海拔不高，生态宜居，清代诸多入藏日记中都有提及，称“其地水草甘肥，气候和暖，俨如内地”，“以天时水土论，实为关外第一相宜之地”。这成为巴塘吸引内地商民的先决条件。不过，直到清初，巴塘的商业贸易仍处于起步阶段，当地商品交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留着以物易物的形态。《巴塘志略》是巴塘最早的汉文志书，其中记录了这一交易习惯：“塞外不使制钱，间用云南生银，成色甚低，市中交易，以茶为货，其零星小物则以青稞准算，如有赊贷，则刻木为记”。清代康熙年间以后，外地商民逐渐进入。成书于康熙晚期的《藏程纪略》记载：“至巴塘……地辟人稠……集市之所，内地汉人亦寓此贸易。”地方志称，清初“部分陕西客商从康定移居巴塘经商。雍正五年相继来巴的川、陕、滇商人和艺匠已达40余人”。雍正六年（1728），巴塘地区设置粮台，直接推动了当地城镇商业的发展。当时巴塘的客商以边茶贸易为大宗，随着客商数量日渐增多，巴塘城区逐渐出现“八十家汉商”，藏语称之为“甲葱巴格足”。所谓的“八十家汉商”也并非完全是汉族商户，事实上还包含几户外来回族商民。

巴塘位于四川、云南、西藏结合部，川商和滇商在此地发生族际交往实属自然。但是清代巴塘的客商却以陕商数量为最，其中原因值得分析研究。其一，历史上川陕行政设置是陕西商人流入川西地区的政治原因。按照元代特殊的行政设置，川陕几度合省而治，又在汉藏交界地带设置了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和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安多及康区。陕西行省虽然尚不触及康区，但行政区划奠定地缘基础，为陕商进入康藏地区提供了便利，川西、藏东地区的广阔市场亦吸引了不少陕西人口向康藏地区流动。“据统计，元代进入甘孜藏族地区的汉人有3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陕籍商人”。其二，川藏地区的军事活动推动了随军陕西行商进入巴塘。元代即有陕西籍军人驻扎打箭炉地区，不少陕商随军开始进入川西地区。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军进军西藏，随军的部分汉族、回族商队选择留居巴塘，其中即有陕商群体。清廷接管巴塘等地后，在军事、屯垦、贸易、文化等领域大力经营，加之大量人口流入，这为外来商人群体进入巴塘扩展了空间，也促进了巴塘的兴起与繁荣。其三，川茶销藏吸引了资本雄厚、善于经营的陕商参与其中。茶马贸易自古就是多民族经济往来、相互联系的重要纽带。“陕西商人得深入康省即以运茶故也”。明代虽执行严格的茶马制度，但也一度鼓励商民贩茶。成化六年（1470），政府命藏地僧俗首领上贡必须由四川路入，川藏线成为茶叶销藏的核心通道。清代，“茶马贸易的盛势逐步被其他物产交流所代替，商营势力更加扩展，除陕甘等地茶叶部分官营外，其他如川茶则全部商营”，汉藏贸易民间化程度日益加深。边地茶贵，一斤茶可以换取上百斤粮食，利润惊人，吸引了大批陕商进入川西藏区。“清代……川陕商人分布康定最多，甘孜、理化、巴安、西宁、结古、昌都等地为次”，可知陕商是川藏茶马古道的主要承担者，在推动川藏茶道繁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不断推崇，以及军旅和商业活动的需要，关公信仰逐渐渗入社会各个领域，尤其在军队和商人群体中更为推崇。清代军队多流行关公显灵护军传说，将士们通过关公信仰的情感寄托以助战争胜利。进入巴塘的陕西商人与驻藏军士一样，普遍信仰关公，他们希望借助神勇的“关帝”来驱恶辟邪，护卫经商。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常作为商业群体出现，在其信仰体系里，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神祇就是“关帝”，他们最早创建的会馆通常都采用关帝庙的形式。如四川自贡的陕西盐商在《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中写道：“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与。”“当时的商人，大多均系客籍，要在新的地方打开局面，站稳脚跟，除了同乡同行间相互关照，也要在买卖者之间建立起基本的信任感，这样，关羽便成了凝聚众商，以诚取信的象征”。因此，关公信仰在巴塘地区的落地生根，是军队和陕商群体的促成，其显著成果便是巴塘关帝庙的修建。

从群体认同角度看，外来移民拥有相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若他们从事相同行业，在异地容易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群体。雍正年间，巴塘城区的外来商户为安居他乡、寻求生意合作发展，首先自发组成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财神会”。乾隆时期，“财神会”的组织内部划分为“汉商公会”“单刀圣会”两派，前者主要为商人群体，后者主要为绿营官兵群体，但仍可统称“财神会”。“财神会”有自己的组织结构，会员共同推举出一二人为“会首”，由“会首”出面处理社会纠纷、筹办团体活动。“参加财神会的会员，要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自愿捐助资金，由专人经管，放债生息。利息除当年办会开支外，结余部分又悉数列入基金”。客籍商民结成社会组织，积累了一定资金，为进一步参与庙宇修建等公益事业奠定了组织和物质基础。

伴随巴塘地区移民数量的增多，早期组建的小型“财神会”希望在当地营造一个便于同乡聚会的固定场所，既可作为供奉信仰神祇和祭祀的公共空间，也能成为外来移民畅诉乡土情怀、联结情感的场所。在此背景下，修建关帝庙成为外来移民的共同诉求。乾隆十三年（1748），移居巴塘的川、滇、陕客商联合驻巴塘的绿营官兵，共同商讨修建关帝庙事宜，决议通过组织捐助、民间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购置庙基、建设庙堂、铸造神像等。

关帝庙选址于巴塘县城的孔打伙村，随即雇请了一批泥匠、木匠、石匠和制作砖瓦、石灰的技工，历时八载，至乾隆二十年终得建成。修建过程中，建庙所筹资金最终汇总为一册《缘簿》。据其记载，不同身份的巴塘民众都曾为建庙慷慨解囊，名册上捐助者既有驻藏大臣、粮务和土司长官及其家眷等，也有蜡卡活佛等喇嘛堪布；既有外来的恒有号、正昇号、永升号、万有号等驻巴塘商号，也有本地的普通茶客等。可见，乾隆年间巴塘关帝庙的兴建是当地社会多民族各阶层共同襄赞的结果。巴塘关帝庙的修建虽然有多民族参与，但它原本即是汉文化移植的产物，故其保留的房屋结构仍为典型的汉式风格，庙内建有魁星阁、观音殿、钟鼓楼、戏台等，其中“魁星阁在关帝庙内，观音殿在关帝庙后”。

作为康巴地区修建较早的一座汉式庙宇，关帝庙是茶商处理组织会务的重要地点，也是举办各类社会活动联络感情的场所。“大伙有空来喝喝茶，吃吃饭，互通一下生意上的信息，商议一下祭祖拜宗的事情，逢年过节也有个热闹的场所，算是报团取暖”。此外，“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财神会，九月十三日举行单刀圣会，届时在关羽塑像前用三牲祭祀，顶礼膜拜，还大办宴席，唱几天川戏，以祭祀关羽”。和其他地方的山陕会馆和关帝庙的功能一样，巴塘关帝庙是客籍商民祭祀关公、联络感情、聚会休闲的场所，也是民族文化初期接触交流的重要载体，以此为生发地逐步吸纳和采借多民族文化元素，进一步深化当地多元文化的交流。

二、嘉庆年间巴塘关帝庙的扩建

伴随着巴塘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财神会”吸纳了更多的客籍商民入会，团体规模不断扩大，群体社会生活更加丰富。一方面，经费日益充裕，能够更多地组织开展频繁、宏大的祭拜与年节活动；另一方面，关帝庙的有限空间已无法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组织活动需求，需要扩建。

以往研究很少关注巴塘关帝庙扩建情形，今发现的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地契恰为该庙宇的第二次大规模扩建过程提供了有力佐证。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扩建地契保存完整，字迹工整清秀，为毛笔手书，契纸呈土黄色，有轻微破损。这组地契较一般地契更长，由绝卖契、民事书状两部分组成。

（一）绝卖契：客民买藏人之地

古代地契分为民契、官契两种，买卖双方未经官府验契盖章而自行订立的契约为民契，也称草契、白契；立契后，买卖双方共请中人作保，并由官府办理过户纳税手续，在契尾加盖红色官方大印的契约则为官契，也称红契。民间利用白契匿税的情况较为普遍，因此留存至今的契约文书大部分都是没有官印的白契。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地契却是一组罕见的、盖有汉藏官员大印的、汉藏双语书写的红契文书。

位于首联的绝卖契是这组契约的核心部分，记录了客籍商民在当地购置土地的交易细节，具体如下：

立出永卖地土文契人宗歌四郎汪结，凭同街，□将……庙左大地壹块情愿出卖与关帝圣庙。永远管业。当日，同众议价，银壹百伍拾两整。彼日，同众收清，并无分厘拖延。再，界址东至六戎、多金衮两家，墙脚为界，两分官路，壹条路中以大石为界，南至老坎大石照壁齐为界，西至庙左大路为界址，至官路中心为界，四至分明。嗣恐有□界人言讲界址，壹应有四郎汪结理论，不与街众□□。兹恐人心不古，□□□□□壹纸，附圣庙永远存据。

五谷丰登

凭在台军领，众街坊：何思武、姚宗贤、郑启元、雷顺、□梁、□原、张矩、韩瑛、马良、尚仲锡、伍成贵、梁得受、张得禄、曹自兴、阿桑、程大有、胥万中、多金衮、张涵、李朝振、郎卡、郭仕和、李岱、李贵、屈思杰、赵成义、夏胜武、陈秉义、李王兴、□七里、陈秉志、王长清、曹自发、杨先伦、万库仓

代笔人：高廷瑞（花押）

嘉庆伍年拾壹月陆日

立卖契：宗歌四郎汪结

契约内容包含了当事双方、售卖土地的地界、作保中人、生效时间和官府印信。当地人四郎汪结为立契人，自愿将位于关帝庙左侧的自家土地卖给关帝庙，“财神会”希望购入这块土地用于扩建关帝庙。嘉庆五年（1800）十一月六日，双方协议土地价格为一百五十两银子，次日结清钱款。常见地契为“三联式”，包括卖契、买契和验契三个部分，但是“‘绝卖契’在民间使用习惯上，只立契一张，交买主收执”，关帝庙地契仅含一张卖地契，为绝卖性质。契文也写明“永远管业”“圣庙永远存据”等字样，意为卖主将土地彻底转让给关帝庙的管理组织，永远断绝、不再赎取。可见，这份卖地契有着严格的书写规范，地契内容要素完整。

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绝卖契记录了“财神会”这一移民组织公开购入藏民宗歌四郎汪结土地的过程，程序规范，手续齐全。这是清中期外来民众在川西藏区置办土地的真实案例，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该地区土地交易与社会治理情况。

（二）民事书状：陕商遗资何以为用

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扩建地契还附有一份民事书状。从上述绝卖契可知，巴塘关帝庙扩建土地的协议价格是“银壹百伍拾两整”，这笔费用并非直接来源于移民群体的组织经费，而是取自多年未经处置的会员客籍汉民闵魁乡的遗资，其数额庞大、存期较久且保存分散，需要受领当事人向官府出具相关证明材料，证实资金来源透明公开后，方可取用。地契的附属书状就是这样一份民事案件遗存文书，完整地记录了陕商闵魁乡的遗产钱款的处置、保存及其取用情况。

嘉庆五年十一月一日，“财神会”会首向巴塘粮台呈递了一份禀状。客籍汉民闵魁乡原系陕西高陵县人，病故前希望陕西老家能派“亲属来巴给付搬骸”，如果三年之内都无人前来，嘱托将其遗产充公，用来捐建关帝庙，“以作尚署功果”。闵魁乡亡故后，遗产皆为衣物器具等实物，不便保存。于是，“财神会”将他的遗物变卖为二百两银子，并按照巴塘粮台前任陈姓官员的要求，将这笔遗资分别交给五家汉商店铺代为保存，互为监督。

但是，直至嘉庆五年，闵魁乡已经亡故八年之久，仍然没有族亲前来处理其身后事。“财神会”会首共同商议，决定遵照遗愿，用这笔钱购入土地，“将地供给关帝圣庙”。审官以朱笔批复称：“给尔等领买庙左地亩，可之。”但钱款由多家店铺分别收存，需要等到全部呈缴，方能执行。

嘉庆五年十一月三日，杨久春、张涵等客商把钱款收齐后，向官府如数上缴并呈缴状，阐明买地扩建关帝庙是公议结果。七天后，客商们齐聚衙门，当堂领取了买地所需的一百五十两银子。他们很快用这笔钱付清了关帝庙地价，签订的关帝庙绝卖契开始正式生效，确认了此次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闵魁乡的遗资共有二百两银子，但是买地只花去了一百五十两，还剩五十两。负责关帝庙扩建事宜的会众希望能将剩余遗资从官府全部取出，以作会费。同年十一月二十日，会众再次向官府呈上禀状，详细列出了剩余五十两的预算计划，余款将用于刊刻闵魁乡的坟茔碑记，感念铭记他的善举。经过多次争取，官府当日即通过请款，将五十两余银全部发放。嘉庆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会众最后交上一份哀怜呈词，叙述了闵魁乡遗资使用的来龙去脉，强调公众参与的决议形式，尤其表明了整个取款程序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附属的民事书状内容完整，程序严明，它与绝卖契二者相互辅证，共同发挥法律效力，保障了土地交易的有效完成。这组地契围绕关帝庙扩建这一公共事业展开，既展现了外来移民在巴塘地区的主动作为，又反映了当地多民族共同参与、共同享用公共文化事业的面向。

（三）契约所见多元文化的互动交流

“作为一种承载历史时期变化的土地契约不仅仅是当时土地买卖的见证，更是历史社会变迁的缩影与再现历史时空的工具”。从这组新发现的关帝庙地契可以窥见，当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关帝庙扩建事宜，其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是一般土地买卖所无法比拟的。

其一，这是由多民族官员共同管理和监督的土地买卖。契纸用印包括汉藏官员的两种印信。清代四川涉藏地区土司所用官印与内地省份的官印系统一致，印面采用了左满右汉的双语合璧形式。汉官的印信为“四川巴塘粮务关税”印，来自此次交易的主管机关，该印一处盖于议定的土地价格，另一处盖于契尾的生效年月，官府验明契约后，在核心信息处盖章确认，以防篡改，保障土地交易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土官的契约简述部分有副土司签名，并盖有一方“巴塘副土官印”。可见，这桩土地买卖行为由汉藏官员共同确认和监督，双方印信既说明了官方对这桩土地交易的许可，也表明了官方对扩建关帝庙的重视程度。

契文书写采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地契主体部分用汉文书写，契约涉及的藏民名字也采用了汉文转写。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曾在奏折进言：“巴塘、理塘正副土官原无世代头目承袭，请照流官例。如有事故，开缺题补。”雍正六年设粮台后，清廷要求其“钤辖土司，支放汉、土官兵粮饷”。巴塘土司名义上官职高于同级粮务官，实际上却反受“钤辖”，关帝庙土地买卖事宜的拟定合约最终也会交至中央驻地方的巴塘粮务官查验，需要采用主理官府通用的汉文书写。契约中的交易土地位于民族地区，应接受当地巴塘藏族土司的监督与管理，因此卖地契的左侧还附有藏文。请教竹瓦寺甲纳巴十四世江南活佛得知，这段藏语记录的是当地首领四郎汪结将土地卖给关帝庙，所卖地界与汉文契约规定完全一致，尤其注明交易双方无纠纷争议。采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既有利于各民族广泛了解土地交易的真实情况，扩大社会的知晓面，又有利于多元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互动进一步深化。

其二，这是由多民族民众共同参与和完成的土地买卖。根据绝卖契的内容显示，该土地买卖既涉及所售土地的邻里街坊，如多金衮等，也涉及当地德高望重的乡绅，如伍成贵、曹自兴等；既涉及藏民，如阿桑、郎卡等，也涉及汉民，如何思武、姚宗贤等。可见，此次土地交易是当地多民族民众广泛参与的一场土地交易活动。中人数量超过三十人次，足见知晓面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但其中少有同姓，也印证了参与人群构成复杂多样，体现移民群体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与凝聚力。这些身份不一、数量庞大的中人群体共同见证作保，能够保障此次交易安全可靠，降低交易风险，维护双方利益，促进交易顺利达成。同时，书面受契人表面为关帝庙，实为管理关帝庙的团体组织，文书代笔的高廷瑞应为客籍人士，买地民众是本次土地交易的主导者，习惯用汉文书写，这也是地契主体内容为汉文的又一原因。各方人士广泛参与此次土地交易，说明巴塘社会各民族交往交流更加频繁。

总之，嘉庆年间巴塘关帝庙的第二次大规模扩建是巴塘各民族、多种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的结果。嘉庆五年巴塘关帝庙地契反映出当地官员、土司、商人、民众等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次关帝庙的重建，表面上看是各类人员的参与互动，从更深层次上看，是外来商人、官员、军队，以及本地土司、各族民众对关公信仰的不断认可，是多元文化全面交流互动的结果。

三、同治年间巴塘关帝庙的重建

同治九年（1870）三月十一日，巴塘地区发生了一次波及范围广、破坏性极强的大地震，当地的建筑几乎全部震塌无存，包括官署、寺院、粮仓、库房、碉房和平民住房等，关帝庙所有建筑也同样坍塌殆尽。巴塘正土司罗宗旺登在巴塘鹦哥嘴石刻群中立有一《德政碑》，详细记录了当时的灾情和清廷遣员到巴塘勘灾的情况：“人民沦亡二千余名，大道崩塌四百余里，又杀牲畜，人心四散，仲蒙大宪奏委前任军粮府□□□……勘灾□□请款招夫运粮……”。

巴塘粮务官吴福同作为负责赈灾的重要流官之一，开始与移民群体共商关帝庙复建事宜，并得到巴塘土司衙门、寺院、头人及川康藏各地官府、商号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同治十年八月，巴塘土司罗宗旺登主持出具了一则契约文书：

立《功德文约》人巴塘大营官罗宗旺登，今与□街乡约总、值会首公众名下，为出字据事情。因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陡遭地震，已将关帝、城隍庙宇尽行倒塌，覆从修建，首事人等现在修理，自愿将城隍对门菜园一所，以及树木作银壹佰两外，青稞、麦子共叁佰尅，作银壹佰两，以捐功德，□街永远管业，并无差毫……今恐人心不古，特立字约，永远□街存照。

据文可知，巴塘土司希望能够帮助关帝庙、城隍庙尽快重建，为此愿意赠出“城隍对门菜园”及价值银两百两的财物，以作重建的公共开支费用。他还按照内地习惯立下契书，既便于社会民众共同监督，也便于立德留名。与以往相同的是，同治年间关帝庙重建的实际“首事人”仍为内地移民。但与前两次关帝庙修造活动不同的是，此次巴塘本地各阶层多为主动发起、主动参与，尤其是藏族精英阶层，更加积极地推进关帝庙重建事宜。

为纪念多民族精诚合作重建关帝庙的盛举，人们在庙内的一座铜钟上刻下了捐资重建关帝庙的普通民众名字，还特意在重修大殿的正梁记下了当地土司、粮台等四位主官的名字：

一等衔花翎四川雅州府巴塘宣抚司正土官罗宗旺登

监提举衔管理巴江乍昂等处军粮府即补分府周上达

花翎统领巴竹台站汉土官兵尽先游府都阃府马正品

花翎一等衔四川雅州府巴塘宣抚司副土官郭宗扎保

重建

清同治拾贰年岁次癸酉冬拾壹月吉日立

此前，乾隆年间巴塘关帝庙的兴建是由外来商民发起，主要资金来源于内地移民集资；嘉庆年间巴塘关帝庙扩建是由内地移民主导，资金来源是陕西商人闵魁乡的遗资。相比之下，同治年间巴塘关帝庙重建的发起者身份更加显赫和多元化，包括当地土司、朝廷官员、军队武官等，特别是巴塘土司曾带头捐献财物。可见，同治年间巴塘关帝庙重建的社会参与度更广，无论地方土司、朝廷官员、军官，还是外来商人和本地民众，都是重修的重要社会力量，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关帝庙兴建初期主要依靠外来商人捐资的狭小范围，重建关帝庙已经成为当地多民族各阶层的共同事宜。

同治十三年，关帝庙重建竣工，整体结构上仍为汉式建筑，殿宇雕梁画栋，“工程在此处可称宏敞，两层殿相联”。庙宇周围修建了城隍庙、昭忠祠。整组建筑占地约一万平方米，雄伟壮丽，众多神祇供奉于此，呈现出多神共聚的局面。不同职业和信仰的巴塘民众齐聚一堂，敬奉各自信奉的神灵，形成多元信仰和睦相处的氛围。

巴塘关帝庙的每一次修造都不是简单的施工过程，而是关公信仰在当地不断深入人心、不断被接纳、最终落地生根的过程。伴随巴塘关帝庙的兴建、扩建、重建，人们对关公的认知不断强化，其忠勇仁义的品质深深融入参与营建的各类人物心灵，关公信仰由此成为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符号。

其一，巴塘关帝庙主神本土化。藏传佛教是巴塘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宗教，随着关帝庙的修建及各类祭祀关公活动的开展，当地民众在信仰藏传佛教的同时，关公信仰也逐渐纳入其信仰体系中，“老幼男女概信佛教，于神道多崇拜武圣”。藏传佛教和关公信仰在巴塘地区并行不悖，无疑与巴塘关帝庙的多次建造和系列祭祀活动有关。

乾隆初期，巴塘关帝庙的兴建主要依靠外来商人，虽然也有本地民众捐助资金，但是他们尚未接受关公信仰，当地精英阶层也并未主动参与此事，多为被动或间接参与。直至乾隆中后期，得益于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及清王朝的大力倡导，关公信仰得以在涉藏地区广泛传播与本土化。清代，藏族地区如拉萨、日喀则、昌都、山南等地都建有关帝庙，当地关公主要以“格萨尔”的称呼广泛流传。关帝信仰在藏族民众生活中逐渐完成文化濡化，使关公成为多民族共奉的神灵。加央平措认为，关公信仰的格萨尔化是汉藏文化融合、异质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案例。

随着关公信仰的传播，巴塘关帝庙的主神关公出现格萨尔化倾向。当地藏民开始称关帝庙为“格萨尔拉康”或“格萨拉康”，意思是格萨尔王之神庙。关公、关平和周仓这些供奉在关帝庙内的三国历史人物神像，也被人们看作是格萨尔王三兄弟的化身。当地康宁寺曾经专门派人常驻巴塘关帝庙，帮助供养庙内的格萨尔护法神。时至今日，这种认识对于当地各阶层民众仍然有深刻影响。

其二，巴塘关帝庙融入多元文化元素。巴塘关帝庙在修建过程中，建筑主体一直保留了原有的汉式房屋结构，梁下的龙头和鸱吻与内地的汉式建筑形制无异。主殿奉有关公、关平、周仓，两侧配殿奉有轩辕黄帝、鲁班、嫘祖及孙膑等数座神像；庙后建有观音殿，雕刻题材有《桃园三结义》《夜读春秋》《单刀赴会》《过关斩将》等传统题材。庙内还悬挂了清廷官员题写的匾额，如驻藏帮办大臣希凯于同治十三年题写的“神圣文武”等。

尽管巴塘关帝庙的主体结构、供奉神祇和图样纹饰皆有明显的汉文化元素，但其重建过程同样也汲取了当地大量的藏文化元素。巴塘地区石质坚硬，因此本地民众往往就地取材用泥巴建造房屋，关帝庙的外墙即采用了藏式传统的泥墙形式，内里包裹着汉式的木制主屋，构成双层防护，反映了对当地文化环境的尊重与适应。关帝庙曾设置了藏族特色的煨桑炉、嘛呢杆，奉二十一尊藏式的度母像和阎王像，有藏族传统的白色哈达。殿内还绘制了多幅唐卡壁画，包括宗教题材的《四大天王》《如意膝》《上乐》《吉祥天母》等；殿外两侧的青龙白虎壁画由竹瓦寺活佛所绘，每幅都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表现出多民族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相互影响。据今人回忆，其童年时代的关帝庙已是藏汉结合。可见，巴塘关帝庙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果，也是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结晶。

其三，巴塘关帝庙成为各民族广泛参与的文化空间。巴塘关帝庙不仅是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的活动场域，更是巴塘地区各民族祭祀、聚会、娱乐、休闲的文化空间。关帝庙经常开展丰富的节俗活动。每月农历初一、十五的中午和午夜十二点，庙中都要击鼓鸣钟，提醒人们这两天为敬奉关公的日子。每年都要组织关公祭祀活动，这一天类似于庙会，是关帝庙最热闹的日子。会首养一头年猪，肥膘达到成人的四指厚才算合格。在给关公献猪头前一天，人们把阎王爷像抬起来，请到南面的坟山上祭祀，中午吃一顿馒头。献猪头当天，由会首敲钟，召集会员们前来办酒席、吃猪肉。藏族民众也会参加，本地寺院僧人喇嘛抬着两三米长的铜钦鼓腮吹响，声音浑厚，震耳欲聋。这一天，关帝庙里通常还会组织戏剧表演，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每逢新春，要按照中原传统习俗来舞狮子，制龙灯、马灯、船灯等，增进民族团结。遇到灾害和丰收之年，三省会馆还组织成员在戏台演出忠孝节义之类的戏剧，祈求天神降恩，感谢菩萨保佑。

关帝庙内还组织了抽签卜卦活动。过去本地藏民只能去喇嘛寺求神问卦，伴随多民族交往交流的加深，各民族文化日渐交融，无论汉民、藏民，或是其他民族，皆可进入关帝庙抽签卜卦。相传巴塘关帝庙的卦签非常灵验，殿外右侧两个神灶的香火很是旺盛，一些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也会前来求签。当地普通民众如遇家中有大事发生，常来庙里抽签算卦。殿内的卜卦工具与中原地区相同，设有签筒、竹签、卜茭、签谱等器具，签文都是汉文，求签过程也大致相同，抽签后可向住庙人员求解。

总之，重建的巴塘关帝庙，无论是建筑样式、内部结构、供奉的神祇，还是建筑材料、绘画和雕刻内容风格，都具有多元文化的基因；参加各类祭祀活动、演出活动的人员包括汉族、藏族、回族等，体现出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和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2017年，年久失修的巴塘关帝庙经一场暴雨后轰然倒塌。坍塌的汉式建筑，斑驳的藏族图饰，还有大殿门前的汉式对联“心存大学明新内，志在春秋笔削中”仍然醒目。遗迹至今还可以看出多民族文化深度交融的岁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