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龙、马王储：孙宏开先生的汉藏语源流研究及其学术影响

【作者简介】黄成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王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孙宏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在田野语言学、描写语言学、濒危语言研究、文献语言学以及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有深远的学术影响。文章着重介绍孙先生在汉藏语源流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和贡献。孙先生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在汉藏语研究方法问题、汉藏语的分类、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问题、同源词问题以及汉藏语的演化等问题方面出版了多部论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为汉藏语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汉藏语溯源；汉藏语分类；汉藏语演化；学术影响

一、孙宏开先生的学术生涯

孙宏开先生1934年12月18日生于江苏省张家港市，笔名禹岩、民凯。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跟随罗常培、袁家骅、唐兰、高名凯、费孝通、俞敏等先生系统学习语言学。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6年成立，1962年并入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规划工作。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62年任助理研究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1985年任研究员。1992年12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民族语文》《语言科学》《语言研究》《满语研究》《中国语言学年鉴》，以及美国加州大学《藏缅区域语言学》等杂志编委，《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中国的语言》主编，国内多所大学兼聘教授。孙先生1994年退休，仍笔耕不辍，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孙宏开先生自1954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涉及语言描写、语言比较、语言亲属关系、濒危语言问题、语言规划研究、民族古文字古文献、词典编纂等方面，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以语言研究为基础，还参与了我国的民族识别和语言识别工作，研究兴趣广布民族理论、民族史、民族学、民族文化等分支学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重大的研究工程，除了考古学、历史学、遗传学外，语言学也能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尤其对汉藏语的起源和演化研究贡献力量。孙宏开先生60多年的学术研究生涯，在汉藏语源流问题上作了许多探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文，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本文拟就孙宏开先生汉藏语源流的研究和学术影响进行简要介绍。

二、汉藏语溯源研究

汉藏语的溯源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和热点问题之一。孙宏开先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汉藏语溯源方面的研究论著及论文，尤其在汉藏语研究方法问题、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问题、同源词问题等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

（一）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

要推进汉藏语的研究，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孙先生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汉藏语研究方法的问题。

1.语言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方法

孙先生率先开展藏缅语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研究，提出计量研究方法。20世纪90年代，孙先生与郑玉玲合作，提出了藏缅语同源词的计量方法和藏缅语亲疏关系的相关分析方法，并以此方法对38种藏缅语方言的几十个常用词进行了亲疏关系的计量分析。通过研究他认为，对有古文献的语言进行亲疏关系的计量分析，对没有古文献的语言进行每两种语言的彼此间相似度计量，形成多语言的相似度矩阵（模糊矩阵），用模糊聚类法得出语言间亲疏关系量化值及树形图，计算语言之间不同层次的距离，使谱系分类更为合理。与此同时，他们在计算机上建立了藏缅语76个语言或方言点的1000—5000词汇语音数据库，标注词的语音、语义、语素、汉义等多种信息，利用该数据库对藏缅语不同语支之间的多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和对一个语支内部的诸方言进行比较研究，对38种语言或方言的几十个常用词的语音进行了相关分析。

2.汉藏语溯源的方法问题

汉藏语溯源（构拟）的研究必须要在比较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孙先生在多篇论文里讨论汉藏语溯源的方法论。归纳起来，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3点特别值得重视：

（1）民族语研究与汉语史研究结合

孙先生梳理了汉藏语系分类的3种不同观点，提出汉藏语溯源的一些原则问题。提出民族语研究与汉语史研究要结合，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做历史比较研究的专家学者应该多注意汉语史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同时，建议研究汉语史的专家学者，应该关注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材料和成果。原始汉藏语的构拟，汉藏语系的论证工作，要靠这两方面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2）文献材料、口语材料与语料库结合

孙先生提倡文献材料（藏文、缅文、傣文、西夏文）、口语材料（语音、词汇、语义、语法）与历史、文化材料以及语料库材料相结合。他认为汉藏语的溯源应建立在对丰富文献和口语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同时参考历史和深层文化特征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才经得起推敲。对共同语的构拟（汉藏语的溯源）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时代。他提倡历史比较要有宏观（macro-）—微观（micro-）—特别宏观（megalo-）研究方法。孙先生提倡微观或中观比较，既要重视理论建树，更要脚踏实地做细致的材料整理和比较，从大量的语言事实中总结规律，并进行理论升华。

（3）跨学科研究方法

孙先生指出，研究汉藏语溯源研究一定要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特别注意发掘史前时期的考古材料、人类迁徙材料、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材料，提供语言分化、语言接触多方面的证据。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重视运用贝叶斯系统发生学方法，结合语言学、遗传学、考古学等多学科交叉和深度融合探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阿尔泰语系的起源时间、演化及迁徙问题，不断推进我国汉藏语和其他语系的溯源研究。

（二）汉藏语语音溯源研究

孙先生为了追溯和构拟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问题，先后发表了有关复辅音、辅音系统和介音等方面的一系列论文，提出并构拟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问题。

1.汉藏语复辅音溯源

孙先生系统讨论和分析了汉藏语复辅音的共时特点和历史演变方式，在此基础上对汉藏语的复辅音进行溯源：

在复辅音前置辅音的位置，有可能出现前缀，但孙先生认为，复辅音的前置辅音与前缀不一样，在进行汉藏语复辅音溯源时，一定要把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和表达不同意义的前缀区分开来。孙先生指出，汉藏语的复辅音发展变化不平衡。从现存语言对比材料来分析，早期汉藏语的复辅音是比较丰富的，7世纪的藏文和11世纪缅甸碑文中，都保留了较丰富的复辅音结构。但是，现存各语言里的复辅音已经很不一致，有的语言大致还保留了较早期的复辅音面貌，有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仅仅遗留一些残迹，有的已经完全消失，转化成另外的语音要素。

2.汉藏语辅音系统溯源

孙先生提出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框架，认为原始汉藏语的塞音只有清浊两套，而没有送气音，通过语言事实证明送气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他再从藏缅语族语言里小舌音与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小舌音的分布以及南岛语系中构拟的小舌音推断，原始汉藏语应该有小舌部位的塞音。原始汉藏语的塞擦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3.汉藏语介音问题溯源

孙先生提出介音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类型中的一个重要音素，也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根据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文献与口语材料，结合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的介音的历史来源，简要分析了汉藏语系语言里［-i］［-u-］［-y-］［-ɯ-］等4个介音的来源。通过具体语言事实证明，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都是后起的，且其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介音来源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有的介音双唇弱化为半元音［w］，再变为介音［u］，有的介音来源于单元音历史演变过程的分化。

4.词汇溯源方法

孙先生在《原始藏缅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一文中，以藏缅语中“马”的各种说法为实例，提出汉藏语溯源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有事实根据（文献材料和口语材料），而不是凭空臆断；第二，要确定同源关系，构拟的原始形式一定是有同源关系的词的语音形式；第三，要解释同源词中主要语音现象的音变方式和变化规律；第四，要注意构拟的系统性；第五，要注意语言演变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三）汉藏语同源词溯源

汉藏语同源词是追溯汉藏语历史的重要证据，而且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和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为了促进汉藏语同源词溯源，孙先生主持了有关汉藏语同源词课题。他与丁邦新先生合作主编了《汉藏语同源词研究》（4卷本），包括《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第1卷）、《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第2卷）、《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第3卷）、《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上古汉语侗台语关系研究》（第4卷）。孙先生指出，汉藏语同源词溯源，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发现语音历史演变脉络和现今各语言之间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通过汉藏语使用者的历史、考古等材料的梳理，为语言的溯源研究提供人文方面的参考依据。

孙先生指出，“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之间有同源关系的结论不大可能被否定。有一批数量不等以及过去不认为它们有同源关系的同源词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它们有同源关系。其中藏缅语与汉语关系最近，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稍远。南岛语与侗台语、汉语都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关系词，这些词是同源关系还是借代关系，尚需再做论证。中国的南亚语系一些语言与汉语、藏缅语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关系词，但这些词在南亚语系内部并不一定同源，因此，借代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这段话指出了汉藏语系汉语、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之间的远近关系，同时，南岛语系与汉语、侗台语族有一些关系词，南亚语系与汉语、藏缅语也有一些关系词，关系词有可能是同源词，也有可能是借词；要区分同源关系和借代关系。

三、汉藏语演化研究

汉藏语的演化研究已有200余年的历史，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侗台语族、苗瑶语族是否属于汉藏语系还存在较大分歧，但国内外学者都认同汉语和藏缅语有密切亲属关系。孙先生对汉藏语的演化，尤其是藏缅语的演化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研究。

（一）藏缅语演化及其分类研究

藏缅语从汉藏语何时演化为不同的分支以及藏缅语的分类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孙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关注此问题，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3年，他在《民族学报》上发表了《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黄行研究员认为：“该论文发表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后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理念以及我国在民族识别、民族语言调查等工作中涉及语言问题的很多思想，其来源都是以孙先生的这篇文章为基础的。”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经过修改、改写和补充后，与1983年发表的《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一起，以《八江流域的藏缅语》（2013）为书名出版。这两篇论文是在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反映了作者1976至1982年间在四川、云南和西藏三省区实地调查研究藏缅语族语言时新发现的语言事实。孙先生梳理了该地域内的语言分布、语言使用人口、语言特点、语言演变趋势、语言和民族关系以及这些语言在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谱系地位等内容。

孙先生进行羌语及其相关语言专题研究后，初步确立了藏缅语族中的羌语支，当时只有羌、普米、嘉戎3种语言。  20世纪70年代末，学界在四川西部新发现了8种羌语支语言，与此同时，孙先生又对西夏语的归属问题提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看法，倾向于属于羌语支，由此，羌语支就从20世纪60年代的3种语言发展到今天的13种语言。以前，孙先生把羌语支分为北支和南支，后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他提出分为北支、中支和南支，更贴切地反映了羌语支内部的远近关系。他通过羌语支与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列出了已经发现的羌语支语言的400个同源词。

（二）藏缅语单种语言或语支的系属关系

孙先生除了对汉藏语和藏缅语开展溯源研究和演化研究外，还对藏缅语的某些语言，如西夏语、藏语、嘉绒语、纳西语等语言的系属关系和系属地位进行了探讨。

过去一般认为西夏语与彝语支语言比较近，与其他语支比较远。孙先生通过西夏语与藏缅语族藏语支、彝语支、羌语支语言800左右常用词的比较，发现西夏语与羌语支语言的同源词占33.07%，与彝语支的同源词占22.6%，与缅语支的同源词占17.3%，与藏语支的同源词占16.2%，与景颇语支的同源词占15.4%，有力地证明了西夏语词汇上与羌语支更接近。

孙先生以藏语的语音结构、量词、三时一式、使动范畴为例说明藏语在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他建议加强藏语史和藏语方言的研究，同时，还要加强与藏语关系密切的语言的研究，加强藏语文信息处理的研究。孙先生还讨论了藏语支的内部特点，复辅音在藏语安多方言基本保留，康方言和白马语中只保留前置鼻音，门巴语、仓洛语里只有下加字痕迹。辅音韵尾系统在藏语安多方言、门巴语和仓洛语中大部分保留，在藏语康方言中基本消失，在白马语中完全消失。声调是后起的，在藏语支内部产生的时间和分布不平衡。藏语支的同源词语音比较接近，语音对应关系比较严整。藏语支语言都有“体”范畴，用后缀表达，有的体后缀有屈折形式，命令式用屈折形式表达，量词是后起的，结构助词的特点比较一致。形容词有“级”范畴。

关于纳西语的系属关系问题仍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纳西语属于彝语支语言，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纳西语既有彝语支的特点，也有羌语支的特点。孙先生通过纳西语与彝语支和羌语支比较，发现纳西语与彝语支的语音对应没有彝语支内部对应那么严整，语音特点介于彝语支和羌语支之间，语音更接近于羌语支南支的一些语言。纳西语有些常用词与彝语支接近，而另一些常用词与羌语支接近，尤其是纳西语东部方言（摩梭话）与羌语支更接近。从纳西语的动词重叠、叠音或双声形容词、趋向范畴、集体代词（以家庭为单位的代词）、量词、存在动词等语法现象可以看出，纳西语与羌语支关系密切。

孙先生通过描写嘉绒语的语音（复辅音、单辅音、韵母、声调）、词汇（构词词缀、同源词）、语法（名词的小称、量词、互动范畴、趋向范畴），揭示了嘉绒语和羌语支语言的一些共同特征，以此证明嘉绒语归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嘉绒语组。

孙先生从历史、文化、语音、词汇、语法角度，讨论了藏缅语族羌语支12种语言的内部远近关系。他指出，使用羌语支的人群来自古代羌人，都具有白石崇拜，具有高超的碉楼建筑艺术和刺绣艺术。从语言上看，羌语支多数语言复辅音很丰富，声调发展不平衡，一般有2—4个声调，还保留黏附性形态，量词都是后起的。羌语支内部的同源词高于其他语支，同时，他认为，无论是从使用人口、历史传统、影响大小等方面考虑，还是从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方面考虑，都应该把这个语支叫做羌语支。以往的谱系分类法研究大都以为羌语支与藏语支关系最近，那是受表层关系的影响所致。整体看，羌语支与景颇语支比较接近，其次是彝语支和缅语支。孙先生还从语音、词汇、语法角度进一步证实了羌语支语言在汉藏语系中的历史地位。他例举了羌语支语言不同于其他语支的一些语言特征以及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声调是后起的，发展不平衡，无法建立调类，但声调产生的机制与其他语支乃至语族雷同。复辅音中需要区分前缀和前置辅音，前缀属于形态学范畴，前置辅音是词根的一部分。羌语支的小舌音是否是原始汉藏语遗存的活化石？羌语支语言塞擦音丰富，来源是多方面的。羌语支北支有丰富的语法范畴和语法表达形式，如使动范畴、代词化、互动范畴、量词、语序等长期语法化的结果还是藏缅语乃至汉藏语的存古现象？还有疑问语素、词汇的音节问题和同源词等如何认定？他提出要认识羌语支在汉藏语系中的地位问题要解决汉藏语系的历史类型学问题，音节与形态同步演变问题，参照上古汉语研究成果与考古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汉藏语系的数据库建设问题，推进汉藏语溯源和演化的研究。

（三）藏缅语语音演化研究

孙先生通过一系列研究比较了汉藏语或藏缅语的语音演化特征。尤其是在《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部分，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藏缅语单辅音的分化，复辅音的历史演变，复元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卷舌元音等的来源，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声调产生的机制和分化的条件，弱化音节的来源和特点等。

1.单辅音的演化

孙先生指出，藏缅语族语言单辅音有6个演化特点，包括：（1）小舌音与舌根音合并；（2）舌根辅音+后置辅音演变为舌面中塞音；（3）塞擦音的分化：其分化受复辅音后置辅音的发音部位决定；（4）唇齿音的产生：从双唇辅音演变来的；（5）清化鼻音和边音的出现：复辅音中的鼻音和边音长期演变的结果；（6）浊音和送气辅音的消失。

2.复辅音的演化趋势

孙先生对藏缅语复辅音研究后认为，复辅音的演化主要有4个特点：（1）脱落：擦音/鼻音+塞音，其前置辅音脱落；（2）融合：塞音+擦音/边音，复辅音两个成分相互影响合并为一个单辅音；（3）分化：复辅音发展过程中新增一个音节，变成两个音节；（4）替代：复辅音替代分两种，第一种是脱落、消失过程中替代，第二种是前置辅音成系统的替代。

3.复元音韵母的演化

孙先生认为复元音韵母的演化特点是：（1）后响的复合元音：由介音和主要元音结合成的后响元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复辅音后置辅音消失，演变成介音；第二，单元音向复元音转化。（2）前响的复合元音：第一，辅音韵尾向元音韵尾转化；第二，单元音分化成复元音。（3）真性复元音：复元音的音素在紧张、响亮度、清晰度上相同，大多是词素或形素声母弱化消失后合并于词根的结果。

4.长短元音的来源

孙先生指出，藏缅语长短元音的来源丰富、复杂，主要来源于8个方面：（1）单元音韵母分长短（音节合并的结果）；（2）辅音韵尾脱落代之以元音变长；（3）s韵尾脱落后元音变长；（4）鼻音及1、r韵尾脱落后元音变长；（5）塞音韵尾脱落后转化成长元音；（6）部分单元音在语音发展过程中变长；（7）构词后缀弱化后影响词根元音变长；（8）带韵尾的主要元音分长短。

5.松紧元音的来源

藏缅语中彝语支、缅语支多数语言和羌语支少数语言元音有松紧对立。孙先生指出，彝语支语言紧元音的形成，除了与塞音和擦音韵尾的脱落有关外，可能还有其他元音所致。景颇、载瓦等语言松紧元音的来源和彝语支语言有所不同，有可能s前置辅音脱落导致紧元音，也有可能与清辅音结合的后置辅音脱落引起紧元音。

6.鼻化元音和卷舌元音的来源及其特征

藏缅语的鼻化元音主要分布在多数羌语支语言、部分彝语支和缅语支语言；藏语拉萨话和康方言也存在鼻化元音。藏缅语部分语言还有卷舌元音。孙先生分析和解释了鼻化元音和卷舌元音的来源和特点：（1）鼻化元音：鼻化元音主要来自在鼻音韵尾脱落过程中对韵母主要元音的影响，是鼻音韵尾演变的过渡性语音现象。同时，鼻辅音声母也可能对元音鼻化有一定影响。（2）卷舌元音：卷舌元音主要来自-r、-1尾脱落过程中对韵母主要元音的影响，使其具有卷舌性质。卷舌元音也是语音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性语音现象。卷舌元音还来源于复辅音后置辅音对韵母的影响，有时音节的合并、某些单辅音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元音卷舌。

7.辅音韵尾的演化

藏缅语中辅音韵尾的分布极不平衡，有的语言辅音韵尾非常丰富，有的语言辅音韵尾保留较少，有的语言辅音韵尾已完全消失。孙先生认为，从韵尾变化的总趋势来看，藏缅语族语言的辅音韵尾正在简化、脱落。但是，就个别语言来看，还有增加的趋势。藏缅语中的长短元音、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卷舌音与辅音韵尾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辅音韵尾脱落对韵母主要元音的舌位高低、前后发生一定的影响，使元音变高，或者，使后元音变前。

8.声调的来源

藏缅语各语言的声调也呈现不平衡性，有的语言声调较多，有的语言声调较少，有的语言或方言没有声调。孙先生指出，藏缅语族语言中影响声调产生和发展因素主要是4个方面：（1）声母的清浊；（2）复辅音前置辅音的脱落；（3）韵尾的变化；（4）音节的合并及邻近语言的影响。这4种因素在不同语言中作用不同，前3种因素是基本的，第四种因素只起辅助作用。

9.弱化音节

藏缅语部分语言有弱化音节。弱化音节与该语言语音演变和词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孙先生认为，藏缅语中的弱化音节分两大类，一类是前弱化音节，另一类是后弱化音节。

（1）前弱化音节：前弱化音节主要出现在景颇语支和缅语支语言中。孙先生指出，前弱化音节主要有3个特征：第一，前弱化音节的发音特征主要表现在元音和声调上，元音音色不如非弱化音节清晰，声调一般读轻声，整个音节读得轻而短，但可以有高低的区别。第二，前弱化音节可出现于任何单辅音，但不出现于复辅音。第三，由实词演变来的弱化音节，其声韵母要发生一定的变化。

（2）后弱化音节：后弱化音节主要出现在藏语、门巴语、羌语中。多音节的单纯词、合成词或带构词后缀的派生词，在长期语音演变过程中，其末尾音节发生弱化现象，因而产生弱化音节，这种弱化音节往往是语音演变的一种过渡阶段。从后弱化音节的音变趋势和结果分析可以看出，它对长元音的产生、声调的分化、真性复元音的发展、辅音韵尾的发展等都有一定影响。

（四）藏缅语语法演化研究

藏缅语内部语法差异较大，有些语言形态丰富，而另一些语言形态变化少，分析性强。孙先生对藏缅语的量词、人称领属范畴、人称范畴、人称代词的“格”、反身代词、“式”范畴、互动范畴、使动范畴等的来源与演化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1.量词

藏缅语的量词是后起的，内部差异大，有的语言量词丰富，有的语言量词稀少。孙先生分别对藏缅语量词与数词、量词与名词、量词与指示代词、量词与动词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量词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并总结了量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量词在数词和名词前处在形成阶段，量词出现在数词、名词、指示代词之后处在发展阶段，量词的数量不断增加，使用范围和作用不断扩大处在丰富阶段。

2.人称代词的形态

藏缅语中人称代词的形态最丰富、最复杂。从整体看，藏缅语的人称代词有领属变化，有“格”变化，还有人称范畴等。孙先生对藏缅语人称代词的各种形态变化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1）人称领属词头：孙先生认为人称领属词头一般来源于人称代词，语音上读音轻、音调低、音时短，语义上除了表示领属外，还表达尊敬、亲昵、可爱、赞许或亲切等意义。通过名词的人称领属词头与动词人称范畴的比较，揭示了部分景颇语支语言、彝语支语言、羌语支语言名词人称词头的同源关系，指出名词人称词头与人称代词、动词的人称前后缀有密切关系。

（2）人称范畴：羌语支部分语言和景颇语支语言动词有人称范畴。孙先生通过对动词的人称范畴的研究，提出景颇语支和羌语支部分语言的人称范畴在语音手段、构成方式以及语法意义上都能找到同源关系。这种同源关系由人称范畴（附加成分）与人称代词相一致体现出来。孙先生对藏缅语人称范畴的前缀和后缀表达差异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藏缅语人称范畴有3种基本表达手段：第一，用人称代词的声母（辅音）做动词的前、后缀或韵尾；第二，用人称代词的韵母（元音）做动词的前、后缀；第三，用人称代词直接缀于动词前后，表示其人称范畴。为什么藏缅语的人称范畴会有3种表达方式？孙先生认为这也许与原始藏缅语人称代词的“格”形式有关。保存在现代藏缅语中，人称代词“格”形式主要是用韵母的屈折变化（包括声调）表示，这种变化的来源多半是由于格助词对代词词根的影响造成的。保存在少数语言中用声母屈折变化表达格语法形式为我们解开这一疑团提供了线索，羌语南部方言人称代词用鼻音表示主格，用塞音表示领格和宾格。

（3）人称代词的“格”：藏缅语的人称代词在做主语、领属或宾语时发生一定的屈折变化，学界一般称之为人称代词的“格”。孙先生通过对藏缅语人称代词主格、领格和宾格的考察，发现4种屈折形式：第一，人称代词声母（辅音）屈折变化；第二，人称代词韵母（元音）屈折变化；第三，人称代词声调发生变化；第四，人称代词后加黏附性后缀。孙先生认为人称代词屈折形式值得注意：代词与格附加成分引起的连读音变，导致韵母和声调变化；格语法形式不仅体现在代词上，还体现在名词上，如今只有代词发生格屈折变化。藏缅语人称代词的不同格形式与黏附性后缀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3.“式”范畴

藏缅语中用形态手段表达“式”范畴主要有命令式和疑问式。孙先生指出，藏缅语命令式有4种表达形式，分别是动词前加前缀、动词后加后缀、动词词根屈折以及零形式。从命令式表现形式可看出，命令式与人称、趋向和时态有密切关系。他还认为，藏缅语中的命令式在某一具体语言里几乎同动词其他所有语法范畴发生关系：有的是意义上的关系，有的是形式上的关系，有的在意义和形式上都有关系。孙先生认为特指问中的疑问代词有两个语素构成，但两个语素不在一个平面上。一方面，构成的时间有早有晚；另一方面，两个语素的结合程度有紧有松。孙先生指出，汉语、藏缅语中的疑问语素极其古老，但由疑问语素发展起来的疑问代词却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而由疑问语素构成的谓语特指问句的形式，仅仅留下了一些残迹。

4.互动范畴

藏缅语中有些语言有互动范畴，有的语言用前缀表达，羌语支语言、纳西语和墨脱门巴语用动词重叠表达，有的语言后加助词表达。孙先生对藏缅语动词互动范畴的研究，分析了互动范畴的各种表达形式，特别指出羌语支十多种语言（包括西夏语），表达互动范畴的语法意义都使用重叠形式，进一步揭示了羌语支语言互动范畴的共同创新，使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进一步证明。

5.使动范畴

藏缅语各语支都有使动范畴，有些语言保留原始汉藏语的*s-前缀，有些语言辅音的交替、元音的松紧表达致使范畴，还有用分析形式表达致使义。孙先生分析了藏缅语使动范畴的黏着形式、屈折形式、分析形式3种表达形式。提出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脉络：从黏着形式到屈折形式再到分析形式演变。黏着形式保留原始汉藏语*s-前缀，屈折形式是*s-前缀弱化导致辅音和元音内部屈折，分析形式是后起的。

（五）语法结构类型的演化

孙先生在藏缅语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藏缅语语法形式的主要特征以及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规律。他指出，藏缅语族语言有黏着、屈折、分析、重叠等语法形式。

孙先生指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存在不同的类型，主要有黏着型、混合型（屈折—黏着混合型、屈折—分析混合型）和分析型。他认为原始藏缅语是黏着型语言，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从黏着型逐步演变为屈折型，再演变为分析型。孙先生用语言实例证明了黏着型如何过渡到屈折型，屈折型如何变成分析型。藏缅语中这种演变趋势和途径绝不是某个语言的个别现象，而是以很多语言的大量语法范畴和形式的演变为依据。孙先生在此文最后指出：“类型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是很难判断语言的类型属性。许多语言学家已经注意到，任何语言不可能单纯地属于某一种类型的。特别是某种或某些语言处在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时，往往是多种形式并存，甚至很难区分某些形式究竟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因为属于不同结构类型的成分很难加以量化处理，衡量某一语言哪种类型占优势，只能是一种宏观上的估计，特别是在多种类型并存、各类型的语法形式都比较活跃的时候。表达语法范畴的语法形式，当处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时，往往在类型特征上模糊不清。”

藏缅语中的黏着、屈折、分析、重叠等语法形式在各语支中分布不一样。孙先生认为羌语支、景颇语支以黏着、屈折形式为主，兼有重叠和分析形式。藏语支语言以屈折和分析形式为主，兼有重叠形式。彝语支和缅语支语言以分析和重叠形式为主，兼有少量屈折形式。在描写和分析语法时，既要避免套用汉语语法系统，避免语法系统前后矛盾，还要避免语法范畴、语法意义、语法形式分析不当。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存在一定差别，而语法形式本身也处在变化之中，不可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套藏缅语族各语言的语法系统，一定要从客观语言事实出发，深入研究它，正确认识它，妥善归纳它。

四、孙宏开先生的学术影响

孙先生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和学术影响不仅仅在汉藏语源流方面的探究，在田野语言学、描写语言学、濒危语言研究、词典编纂、文献语言学以及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也成果丰硕，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孙先生的学术影响大一方面在于他笔耕不辍、钻研思考，积极关注学科和学术最前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以下几方面的勤奋耕耘。

（一）基于中国语言的深入调查研究

孙先生长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记录过3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并新发现了15种少数民族语言，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田野工作经验。他先后在国内外出版专著20余种（其中部分为合著），包括《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合著，1980）、《羌语简志》（1981）、《独龙语简志》（1982）、《怒族语言简志（怒苏语）》（合著，1986）、《白马译语研究》（合著，1990）、《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合著，1991）、《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集》（合编，1992）、《西夏语比较研究》（合著，1999）、《柔若语研究》（合著，2001）、《阿侬语研究》（合著，2004）、《白马语研究》（合著，2007）等。

（二）基于中国语言的宏观思考

孙先生不仅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境内语言，而且还从宏观视角思考和研究中国境内语言，认识中国语言的概貌和特点。孙先生与胡增益、黄行联合主编《中国的语言》（主编并撰稿统稿，商务印书馆，2007年）。该书较全面介绍了中国境内129种语言的概貌及其特点。他还与国外学者合作主编《中国140种语言百科全书：使用者、方言、语言成分及其分布》。该书共3册，1600多页，介绍了中国140种语言的基本情况，包括每种语言的地理分布、使用人口、概况描写、方言分区以及文献文字等。140种语言主要包括汉藏语言（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以及侗台语等）、南亚语言、南岛语言、阿尔泰语、印欧语以及混合语等。此外，该书另附了孙先生的3篇相关论文。

（三）基于对国外语言学研究的密切关注和开阔的视野

孙先生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密切关注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热点问题。时刻想着“请进来，走出去”，开阔研究视野。他发表论文300多篇，其中47篇（种）分别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瑞士、法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发表，如翻译成英文的重要论文有《藏缅语复辅音研究》（1986）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1990）  、《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1995）、《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1999）  、《中国的非汉语》（2002）  、《阿侬语语法》（2009）  等。孙先生在国外和港台地区出版的论著或发表的论文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四）基于跨学科研究视野

孙先生还十分重视语言和历史、文化、民族、地域等方面关系的研究，他的《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  、《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  、《试论“邛笼”文化与羌语支语言》  、《历史上的氐族和川甘地区的白马人》  、《语言识别与民族》  等论文，都是从不同的侧面，以语言材料为依据，探讨语言和相关学科的关系，文章发表后，引起从事地方史、民族史、民族学研究的学者的关注和引用。

五、结 语

孙先生曾指出：“在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有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必须加以研究并取得共识。例如就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如何构拟原始汉藏语？在缺乏亲属语言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原始汉藏语的构拟是否行得通？所谓远程构拟（自上而下）、基础构拟（自下而上）及专题构拟的基础理论如何？可行性又何在？它们之间关系如何？等等。在词汇比较中，如何确定亲属语言的同源词？区分早期借词和同源词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语言接触，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能否回避语言接触问题？如何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等等。在语法比较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原始汉藏语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语言，分析、黏着，还是屈折？如何认识原始汉藏语的语法体系？等等。这些一直困惑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的问题，虽然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不断有人著文讨论，但离彻底解决，还需要走漫长的路。”  孙先生提出的这些问题现在仍未解决，是语言学者们现在甚至未来要共同努力探索的方向。

总之，孙先生的学术研究一直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为汉藏语溯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的学术成果丰硕，尤其是在汉藏语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汉藏语溯源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孙先生为汉藏语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5年第1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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