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元朝以来,西藏一直处于历代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清前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建立后,乾隆九年(1744),瞻对“夹坝”在川藏道上抢劫清朝汛兵的行为损害了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共同利益。下瞻对土司班滚的抗拒态度使清朝下定决心用兵,西藏地方亦派出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率领的一千余名藏兵配合作战,并在乾隆十年(1745)下半年的战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后来发生了藏兵私自返回事件,但西藏地方配合用兵的事实体现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既彰显了西藏地方对清中央的认同,巩固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藏族等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清中央;西藏地方政府;瞻对;大一统
【作者简介】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调整,注释从略。
瞻对(cags-mdud,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是清代川藏地区的一个独特区域,该地跨雅砻江两岸,扼川藏道之咽喉,民风剽悍,盛行“夹坝”劫掠活动。瞻对的每次事件都牵动着川藏全局,有清一代,朝廷曾数次对该地用兵,期以解决这一边患。乾隆九年(1744),瞻对劫匪竟然抢劫了川藏道上的清朝汛兵,引起乾隆帝震怒,在随后的两年中,清朝调兵遣将,大规模用兵瞻对。由于川藏道不仅是清朝治理西藏的关键通道,也是西藏地方仰仗清朝保护及获取财税收入的重要区域,所以此次用兵也引起了以颇罗鼐为首的西藏地方的强烈关切,为此直接派出一千余名藏兵配合清朝作战。对清代瞻对事件,前辈学者已经做了诸多研究。他们主要运用《清高宗实录》及部分汉文档案的记载,梳理了乾隆用兵瞻对的前因后果,然而,对西藏地方配合清朝用兵的史实,前人的关注明显较少,对原始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利用极为不足。实际上,此事深刻体现了西藏地方对清朝的认同,对深入理解清前期西藏地方纳入清中央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之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西藏地方配合清朝用兵瞻对有一个关键背景,即清前期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大一统格局,西藏地方被牢牢地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在此格局下,作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川藏道,其畅通与否,关系到双方的共同利益。瞻对“夹坝”在川藏道上的抢劫活动损害了这一共同利益,因此,当清朝决定发兵瞻对时,西藏地方亦派出藏兵配合清朝作战。那么,抢劫事件发生后,西藏地方是如何配合清朝作战的?在此过程中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兹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档案,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述,借以揭示该事在清前期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上的重要位置。
一、川藏道上的清军被抢与班滚的抗拒
乾隆九年九月初六日(1744年10月11日),驻防川藏道上江卡(今属西藏芒康)汛的36名清兵在把总张凤的带领下撤回内地,行走至理塘附近的海子塘地方,突然遭遇一伙多达二三百人的“夹坝”劫匪,将驼马、行李、银子、粮食等物全部劫走。理塘粮务县丞蒋一鸣迅速令理塘土司安本派土兵追捕,并将清兵接至理塘安顿,但仅在次日清晨于瞻对所属擦牙所与长坦交界山岭之上,寻获两顶帽子而已。经调查,行劫者俱属于理塘以北的瞻对部落。据乾隆七年(1742)成书的《西藏志》“台站”部分记载,自打箭炉出口至藏沿途之江卡有把总1员,兵20名。据档案记载,此次被抢清兵之头目即把总张凤,其所带兵丁共36名,与《西藏志》稍有不同,可能是汇合了沿线其他塘站之兵共同行走。
事件发生后,川陕总督庆复于十月下旬首先上奏,表示了强硬办理的态度:
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若不大加惩创整饬,即拨设塘汛,俱属具文。
同时,一面将该把总饬革拿问,一面札商巡抚、提督二臣,海子塘等地塘汛往后应如何严密防范等问题。乾隆帝极为赞赏庆复之强硬态度,朱批道:“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
与之相对的是,四川巡抚纪山晚于庆复,于十月二十五日(11月28日)方才将抢劫事件上奏,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
郭罗克之事甫完,而复有此,则去年汝等所办不过苟且了事可知。况此事庆复早已奏闻,意见亦甚正,而汝所奏迟缓,且意若非甚要务者,大失封疆大吏之体。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务获,以警刁顽。不然,将来川省无宁岁矣!与郑文焕看,尔等善为之。
郭罗克之事指的是乾隆八年(1743)纪山与四川提督郑文焕办理的四川、青海交界地带郭罗克(今译“果洛”)部落的抢劫事件。乾隆帝以为,瞻对番人之所以敢于抢劫,乃是纪山与郑文焕去年办理郭罗克之抢劫时过于苟且,并强调,此次如果不能“示之以威而革其心”,则“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面对如此严谕,纪山不得不转变态度,也主张强硬办理:
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画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拿赃盗。原欲以蛮制蛮,相机酌办,断不敢视为非要,稍萌轻忽之念。但前折中未将通局筹算缘由声明,且具奏迟缓,罪实难追。现据番人等交出赃物,札商督臣庆复,如瞻对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另行请旨完结。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
不过,他清楚地知晓雍正八年(1730)攻打瞻对时曾大费兵力,清兵未得丝毫便宜,所以他解释称,需要详尽筹划,如果番人将赃物及首犯献出,则另行请旨完结;如果“刁顽不悛”,以后如何示威及办理善后,将与庆复等会商后上奏。
针对此事,乾隆帝的态度虽强硬,但显然不会因为一起抢劫事件便至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程度。然而,乾隆九年底至十年初,理塘附近又发生了数起抢劫案,而且,下瞻对土司班滚拒不交出贼首,这促使清廷上下决心派兵惩创。
乾隆九年底至十年初发生的抢劫事件至少包括以下几起:1.理塘所属渣吗隆黑帐房番民报称,九年十二月间,有四十余名劫匪抢去帐房、牛只。2.据额哇奔松塘番兵报称,有三十余名劫匪携带枪箭,拆毁房舍,抢去文书。3.昌都呼图克图所属番民赴打箭炉买茶,亦被瞻对“夹坝”抢劫银两、牛只。另外,章谷土妇息错、纳林冲土司工却三朱、德格头人大结等附近地方头人亦控诉瞻对“夹坝”屡屡抢劫,并杀伤多人。乾隆帝得知以上情形后表示:“以此观之,竟有不得不示以兵威者。”初步决定用兵示威。
班滚拒绝配合查办的态度使清廷决心用兵。据查,抢劫江卡汛清兵之人既包括上瞻对番民,亦包括下瞻对番民。前者较为配合,迅速将赃物及贼首献出。然而,清廷派人前往下瞻对查追时,却遭到了五六十人的拦截,且将清廷差兵之帐房捣毁,抢夺了马匹等物。又向班滚询问,其只缴出了数件赃物,却拒绝查献贼首。面对下瞻对的抗拒态度,庆复主张对其“大加惩创”,并预备调四川绿营兵四千名及杂谷、瓦寺、木坪等处土兵四千名征讨,并调理塘、明正等处土兵于隘口堵截。事已至此,乾隆帝以为:“看来有不得不如此之势,然须详妥为之,以期一劳永逸。”
实际上,班滚坚持抗拒有一个此时清廷上下并不完全知悉的重要原因。雍正七年(1729)班滚之父侧冷滚布在表示恭顺出来投见清军将领黎雅营游击高奋志时,却被后者擅自逮捕杀死,当时班滚已有19岁,对此杀父之仇必然耿耿于怀。事后明正土司头人汪结的供词称:
乾隆十年三月内因瞻对不法,奉旨发兵征剿,于大兵未到之先,奉四川巡抚纪山密谕,打箭炉同知靳梦熊差我到瞻对去化谕班滚,叫他献夹坝缴赃物,亲身出来投诚。我四月内到瞻对见了班滚,再三化谕献贼缴赃,班滚都已应允,只因他父亲侧冷滚布是前任游击高奋志哄出来处死的,他断不肯出来投见。可见班滚担心其如果出来投见,大概率将蹈其父之后辙。
另外,乾隆二年(1737)时班滚曾与理塘土司构衅,其在给清朝之禀文内称:
天朝开打箭炉时,我老子侧冷滚布先投诚,前后并没犯法,里塘营官谎报,将我老子杀了。
亦可见班滚对其父被冤杀长期耿耿于怀的态度。如果没有雍正年间的办理不善,那么班滚此时便可能遵从清廷命令交出贼首,随后的大规模战争也似乎不会发生。然而,历史的链条一环紧扣一环,杀父之仇使班滚不可能轻易向清朝屈服。
二、清朝发兵与西藏地方配合堵截
因郑文焕上年办理郭罗克之事不善,且正在患病,故乾隆帝调李质粹署理四川提督。李质粹于乾隆十年正月十七日(1745年2月17日)面见皇帝,后者强调“夹坝”事件“务须办理妥协”。李质粹随后行经西安与成都,将皇帝的指令分别传谕庆复与纪山,坚定了地方大员必须对瞻对用兵的信念。他们以为,“瞻对番蛮屡放夹坝,劫掠商民,并抢夺官兵行李,似此番性难驯,必需(须)用兵示威,方足以慑服其心志”。李质粹进一步指出,瞻对地方四面环山,地方险阻,当地番民素性凶顽,向为“夹坝”。雍正年间虽用兵慑服,但终未革心,如今故态复萌,肆行劫掠。自去年至今,已有多起抢劫事件发生,且竟敢抢夺官兵之行李,目无王法。而且,西藏现驻有清兵,“往来大路岂容丑类滋扰,行旅受害”。李质粹认为,如果瞻对不交出赃物与首犯,“实有非用兵不可者”。果然,班滚不肯交出首犯,用兵已箭在弦上。为便于指挥及深入了解地方情形,李质粹请求亲赴打箭炉口外坐镇。
四月初七日(5月8日),庆复、纪山、李质粹3人合奏,正式请求用兵。庆复前曾请调兵八千名,但此时认为,与其兵力单少,不如增益,军威更壮,于是决定调四川各镇协营绿营兵六千名,四川各处土司兵六千名,合计汉、土兵丁共一万二千名,兵分三路,于七月内趁其庄稼未收之时,齐抵瞻对地方,相机进剿。另外,因瞻对西通青海,恐其败逃准噶尔等处,故调派甘肃西宁镇所属官兵一千名,西藏颇罗鼐所属江卡藏兵一千名,四川所属德格土兵一千名,堵截瞻对之去路。任命建昌镇总兵袁士弼为总统,负责统领指挥。李质粹赴口外与袁士弼共同指挥,纪山坐镇成都办理粮饷事宜,庆复于七月内起身前往四川,就近调度。四月二十七日(5月28日),军机处讨论通过,乾隆用兵瞻对的大幕正式拉开。
藏兵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统领。实际上,此一千名藏兵的来源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江卡,而是遍及西藏东部各地。因后来曾发生士兵私自返回事件,颇罗鼐派人前往兵源地调查起意为首之人,除了江卡外,所去的地点还包括贡觉与擦瓦岗。江卡,藏文smar-khams,即今西藏芒康,位于宁静山以西,与四川巴塘相邻。贡觉,又写做“官角”,藏文go-vjo,位于金沙江以西,今属西藏贡觉县。擦瓦岗,藏文tsha-ba-sgang,“岗”是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两山夹一川”或“两川绕一山”的区域,擦瓦岗为多康六岗之一,统称怒江、澜沧江两河所夹的地域,包括今西藏的八宿、左贡、芒康、察隅及云南德钦的部分地区。
至七八月间,各路大兵渐渐齐集瞻对外围,兵分三路进攻:南路由理塘向边多等处进攻,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统领;北路由甘孜向阿斯等处进攻,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统领;中路由沙普隆向日里等处进攻,由总统即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统领。李质粹于七月二十六日(8月23日)行抵理塘与沙普隆之间的东俄洛地方(今康定新都桥附近),负责调度策应。冷宗鼐带藏兵于八月十七日(9月12日)行抵理塘,配合堵截南路。
当时执掌藏政的颇罗鼐称其本欲亲身带兵报效朝廷,但因藏地防务紧要,不敢擅自离开,其2个儿子又因患病与驻防达木蒙古而无法前往瞻对。他担忧如果将军队独自交给冷宗鼐统领,可能会耽误朝廷之要事,因此,颇罗鼐决定将其属下历经行阵之蒙古宰桑纳亲、侍卫随克等15人派去协助冷宗鼐,并请求清廷对派遣之人给予盘费。纳亲等人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6日)由藏起身,随后与冷宗鼐会合。
乾隆帝同意支给冷宗鼐、纳亲等人口粮,并谕知地方官办理。四川布政使李如兰建议:“今颇罗鼐添派纳亲等人帮战,实属恭顺,除了十五名侍卫查照汉兵支给外,纳亲应与冷宗鼐一体支给,照守备之例,日支盐菜银八分,口粮七分,于本年九月十四日到营后起支。”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
藏兵在乾隆十年下半年的战斗中十分出力。据庆复等奏,其接到南路领兵官马良柱禀称:
攻打擦牙所地方,冷宗鼐管领土兵在松林里活捉贼番一名看□,并杀死贼番,抢获马匹、枪杆、撒袋等物。又烧毁贼寨八处,杀死贼番无数,枪伤九名,甚为出力。
另据驻藏副都统傅清奏中所引庆复咨文:
唐古特第巴、蒙古宰桑、江卡之一千名士兵甚为效力,副将马良柱、第巴冷宗鼐、宰桑纳亲等所率士兵甚为奋勉,建立功勋。其中一名蒙古侍卫跟随马良柱在擦牙所打仗时前去放火,被枪击中手臂。由此可见冷宗鼐、纳亲及其所统率之藏兵在用兵瞻对时的效力情形。
总之,在清朝决定用兵瞻对之际,西藏地方亦派出了由江卡第巴冷宗鼐率领的一千名藏兵配合堵截南路。而且,颇罗鼐还添派了蒙古宰桑纳亲等人前去协助冷宗鼐,他们共同为乾隆十年下半年的战斗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冷宗鼐擅回与乾隆帝的宽恕
尽管藏兵在战事初期较为出力,配合清廷有所斩获,然而,随后发生的冷宗鼐及其统率的藏兵擅自返回事件,却给整体的用兵格局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冷宗鼐抵达理塘后不久,便喝酒大醉,并四处闹事,骚扰当地百姓。满文档案对此事记载甚详:
又,九月二十九日交臣(指傅清)文内开:四川陕西总督庆复咨文道:从四川提督处咨文道:副将马良柱禀道:江卡第巴冷宗鼐于八月十七日来至里塘,扎营以后,喝酒大醉,带人四处逍遥。来至已派来之瓦寺唐古特兵七林贡康君的帐房中问:“尔等是何人?”答道:“我们是瓦寺所属的人。”冷宗鼐全未辨明,把两个瓦寺之人当作打探消息之贼捆绑,将帐房内所有物品抢夺。碰见路上之里塘唐古特官员,讲明缘由,方才释放。已送回抢夺之原物,其所属唐古特军队毁坏了彼处百姓人等之栅栏,割了人民院落内之草,故百姓们来吾处控告。冷宗鼐醉酒之际,捆绑了两名瓦寺土兵,抢夺了其帐房内之物品,并破坏了当地百姓的院落。马良柱对其进行了严厉训斥,冷宗鼐虽献上哈达,承认错误,但马良柱以为,其平日惯于酗酒滋事,天性如此,岂能即刻改正?若耽误了军机重务,无人担待得起。因此迅速咨文李质粹、庆复与傅清,转告颇罗鼐,令其严厉教训冷宗鼐。
颇罗鼐闻知后,急忙向傅清解释未更换冷宗鼐及添派纳亲等人的原因:称他早已深知冷宗鼐为人糊涂且固执,惯于酗酒,不可胜统兵之任,但因其姓名早已举荐于庆复,发兵期限临近,再奏派别人已来不及了,且不敢未经奏闻私自更换,故无奈把兵交付于他。因怕耽误圣主要事,故才添派纳亲等16人前去协助冷宗鼐。
颇罗鼐认为冷宗鼐不可继续统兵,令其将军队交付纳亲等人后回藏。然而,冷宗鼐并未将军队移交给纳亲便启程返回了:
本月(当指十二月)二十六日宰桑纳亲等呈文称:“十二月初三日从(郡)王处咨行称:‘把冷宗鼐统率之军交付纳亲,令其返回。’等语。前来。令冷宗鼐立即返回,于是吾等言:‘尔将军队向吾等弄清交付后,再回去吧。’等语。尽管说了,竟全不听,军队也未移交吾等,仅是返回了。吾等无法,将此缘由告知副将马良柱。马良柱派人说了,冷宗鼐言:‘先前尔把我甚为效力之事呈送总督,圣主已施恩于我。后来因尔将我饮酒妄为之事告知于王,为王所闻,故如今从王之处已将严厉申斥之文书咨来我处。所有好与坏之事俱由尔造成。吾现在听从王之动身返回之语。’等语。次日晨起程返回,他统率之军也跟随回去了。故吾等十六人无法,去马良柱之营驻扎了。”
可见,冷宗鼐完全不顾纳亲的劝说,未遵从颇罗鼐之命令把军队移交,便擅自返回了。马良柱亦派人劝说,但引发冷宗鼐不满,后者迁怒于马良柱,认为以前效力疆场之事是由马良柱上报的,如今饮酒妄为之事也是由马良柱上报的,“所有好与坏之事俱由尔造成”,随即抛弃士兵便返回。士兵们见主帅已走,也擅自跟随回去了。
冷宗鼐及其所领之藏兵返回后,南路兵势减弱,瞻对之众听闻后,班滚之子便来偷袭马良柱营盘。纳亲等人亦加入战斗,施放鸟枪,击退了此次偷袭。纳亲等认为,仅有其16人的话,力量单弱,故欲去追赶冷宗鼐,并将一千名藏兵带回,得到了马良柱的同意。于是,纳亲等起程追赶,但在路途上却发生了意外。行至扁都拉岭时,纳亲等忽遇大量瞻对之人从树林中窜出,相互攻杀,寡不敌众,致3名蒙古侍卫中枪身亡,2人受伤,纳亲本人亦受四处枪伤,不得不撤退至擦牙所,后又至理塘第巴之营盘落脚。
颇罗鼐得知冷宗鼐及所带之兵返回且纳亲等因去追赶导致伤亡后,极为惊恐:
颇罗鼐吾听闻此事,魂飞魄散。圣主令出吾等唐古特人,在此地尚需使用一千名士兵,令派冷宗鼐率领。且冷宗鼐在彼处饮酒,触犯法律,吾咨行文书(于他),竟全然未遵从吾之咨文,私自带领一千名士兵返回,实不可留,理应立即正法。惟冷宗鼐为奏闻派遣之人,若不上奏使圣主听闻,不可惩处。伏乞从臣之处代奏。将冷宗鼐匡正法度,以儆效尤。等语。冷宗鼐不遵颇罗鼐指令,后者建议立即正法。另外,因冷宗鼐是遵旨派遣之人,必须上奏皇帝后方可惩处,故请求从傅清之处代奏。
因颇罗鼐曾下令让冷宗鼐把军队交付纳亲后返回,故担心皇帝会因此令怪罪于他,让他来承担藏兵私回的责任。所以,颇罗鼐将其不安情形请傅清转奏:
颇罗鼐又言:“吾向为土伯特之地一微末之人,蒙圣主累次施恩,将吾授为郡王,不但吾一人,一牲畜(亦知感恩)。对凡圣主之大小事务,敢不奋勉。冷宗鼐由彼地官员们举荐派出,对冷宗鼐之无能,吾甚为恐惧,方虽派遣纳亲宰桑等人协助,仍日夜放心不下。每当拜见大臣时都告知:‘冷宗鼐定会出事。’等语。如今冷宗鼐犹如发疯,带领士兵返回,彼处大臣若以我的‘冷宗鼐带兵返回’之语向圣上奏闻,颇罗鼐我实无生路。臣(指傅清)亲身在此驻扎,因冷宗鼐之缘故,(颇罗鼐之)所有内心不宁之处,臣尽深知。伏乞将吾等此微末之苦心,从臣(您)之处,替吾及早转奏。”等语。告请前来。
颇罗鼐显然是一个极富政治智慧、头脑聪明之人,他先是感激了清廷不断封授使之从一“微末之人”成为郡王的恩情,又主动承担了冷宗鼐及藏兵私回事件的责任,表示若皇帝怪罪下来,自己“实无生路”。除此之外,他又加紧从贡觉、擦瓦岗、芒康等地挑选了一千名藏兵,由贡觉第巴比西鼐率领,迅速前往瞻对。
鉴于颇罗鼐长期对清廷忠心耿耿,乾隆帝对之极为信任,认为其向来办事谨慎,感戴皇帝之恩,调回冷宗鼐之令必是出于对事有益的考虑。边地番兵不知法纪,因其首领回去便一同跟随回去了。乾隆帝明确谕知:“所有兵丁回去,并非伊之指使,朕早已洞见矣。”对颇罗鼐主动揽责之举表示极为赞赏并疼爱,“朕心愈加轸念”。
至于冷宗鼐,由军机处商拟处理意见。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746年3月8日)军机处议定:冷宗鼐抛弃士兵返回,其所领士兵亦跟随回去,瞻对之众听闻后便前来偷袭。纳亲等前去追赶时被瞻对之众袭击,致使伤亡。这全是冷宗鼐不遵法律,疏忽妄为所致,故照颇罗鼐所请,将冷宗鼐斩首。私回之兵丁未随纳亲继续效力,反而跟随冷宗鼐返回,亦已触犯法律。边地番民虽不知法律,但仍需将起意倡行之人查出治罪。另由庆复从德格附近之土兵中调遣,补充这一千名士兵之缺。比西鼐之兵目前并无用处,故令停调。
乾隆帝宽恕了冷宗鼐的死罪,命颇罗鼐对其酌加惩处即可:
前经总督庆复奏称,冷宗鼐初到军前,尚属效力。今据颇罗鼐奏伊糊涂,酒后妄为,恐在军前于事无济,令伊换回。伊并不遵颇罗鼐所谕交付纳亲兵丁,即行回程。盖因愚鲁无知,以致获罪。其情尚属可矜,著施恩免其处斩,交颇罗鼐酌加惩处。余依议。
看来,冷宗鼐在战事早期甚为效力之情节拯救了他的性命。虽然犯了死罪,但因其在战争初期作出了贡献,乾隆帝仅以“愚鲁无知”施恩免其死罪。
颇罗鼐对乾隆帝赦免冷宗鼐死罪之恩情极为感激,并表示冷宗鼐之行为极为可恶,必须从重治罪,方可使唐古特之人引以为戒,故决定将其额头盖印,流放至西藏东南边境之吹仲洞地方。另咨行办理江卡事务之第巴古比鼐,令其查明与冷宗鼐同回、为首起意之士兵治罪。古比鼐连同由战场上撤回之比西鼐,派兵赴贡觉等地穷究查办。在贡觉查出为首者阿噶丁本等16人,照律斩首;为从者阿农那等20人,亦流放至吹仲洞。在芒康查出为首之带兵者达木丁、伊达木2人,俱照律斩首;为从之尼玛坚等5人打一百鞭。在擦瓦岗查出为首者定本格勒,照律斩首;为从之索诺木楚等九人打一百鞭。最终了结此案。
总之,冷宗鼐及其所统藏兵的擅自返回给清朝用兵瞻对的整体战局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使南路之兵势愈加薄弱,如庆复乾隆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746年3月8日)所奏:“至南路夔州协副将马良柱,自攻打下曲工之后,因道险雪阻,粮运维艰,并冷宗鼐土兵私回,兵势愈单,未即前进。”不过,因冷宗鼐及藏兵在用兵前期配合堵截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再加上当时清廷上下对边地“番人”歧视而至同情的心理,乾隆帝赦免了冷宗鼐的死罪,最终颇罗鼐将其流放,并将起意倡行为首之士兵查出治罪。
四、结语
综上,清朝此次用兵瞻对虽然没有达到乾隆帝所谓“一劳永逸”的目的,班滚最后亦脱逃并逍遥法外,但川藏道上的瞻对“夹坝”活动损害了清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共同利益。在清前期西藏地方牢固纳入清中央即稳固的大一统格局之下,川藏道成为双方关键的连接纽带,既是清朝维系对西藏治理的核心通道,也是西藏地方获取清中央军事保护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关键地带。这是此次双方共同用兵瞻对所蕴含的深层历史逻辑。另外,虽然不可过分突出藏兵在此役中作出的贡献,但从其前期的效力情形及颇罗鼐的恭顺态度来看,此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藏地方对清中央的深刻认同,巩固了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加快了藏族、蒙古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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