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0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深邃思考,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西藏蓝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连日来,藏研中心专家学者、干部职工持续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撰写理论文章畅谈心得体会,现将部分文章陆续予以刊发。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其中,“中华民族发展史”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增为“五史”之一。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对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树立中华民族整体史观,自觉抵御错误思潮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开展“五史”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出:“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历史必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创造性地发展和转化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民族理论,明确疆域、国家、历史、文化与精神是中国建构现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键要素,精准阐述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一系列共同特征。牢固树立以“五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是要深刻认识和理解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共同贡献,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高质量发展。
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脉络,才能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才能确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才能使各民族为共同缔造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倍感自豪,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类人群浸润数千年中华文明,经历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人们共同体”。
只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才能自觉抵制错误史观的干扰。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西方民族理论是无法解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
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树立整体史观还要把握几个关键的历史传统。一是大一统历史传统。二是向内凝聚的共生动力。三是以文化人的文化思维。这些内涵丰富的历史智慧是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内容,也不断显示中华文明是“合”的逻辑,由各民族交融成大中华。
二、我们需要一部怎样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中国通史研究还是断代民族史研究,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的历史进程尚未能形成较为周全的知识体系。我们的历史叙事主线还是中原王朝更替史,即使偶尔提到边疆部落和少数民族政权,也主要是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叙事。所以,我们怎样从叙事主线是朝代更替史中走出来,从“中华民族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这样整体视角来探索中国历史,是当前学界的主要工作。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关于中华民族的著作或教材,学术界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早在20世纪上半叶便出版了关于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多部。例如,常乃德《中华民族小史》(1928)、曹松叶《中华人民史》(1933)、郭维屏《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李广平《中华民族发展史》(1941)、张旭光《中华民族发展史纲》(1942)、李震同《中华民族的来源》(1942)、马精武《中华民族的形成》(1942)、俞剑华《中华民族史》(1944)、臧渤鲸《中华民族新论》(1945)等,其中尤以1940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影响力最大。但以上这些成果受时代局限,留有时代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叙事进一步贴合时代特点,出版了几部影响至今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概有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9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962)、郭沫若《中国史稿》(1976)、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990)、白寿彝《中国通史》(1999出齐)、王钟翰《中国民族史》(1994)等极具代表性,尽管叙事风格不同,但都从通史、民族史的角度阐释了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认识。费孝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中华民族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
进入21世纪后,学界逐渐突破王朝史观,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史观为导向,出版了几部题名为“中华民族史”的专著探索。研究成果显示,计有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上下册,2001)、田晓岫《中华民族发展史》(2001)、尤中《中华民族发展史》(3卷本,2007),徐杰舜主编《中华民族史记》(6卷本,2014)等,突破性地将56个民族作为有机整体进行考察,开创了从共同体角度解析中华民族发展规律的学术路径。比如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从中华民族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汉族的鼎盛期、由汉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格局向中华民族的转变、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等论述。这种研究视角为后续《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2023)等教材的编写提供了理论基础。近年来,一些探讨“何以中国”的名家著作也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比如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许倬云的《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2015)、许宏《何以中国》(2016)、赵汀阳《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2016)、王珂《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2020)等等。
2023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是第一部从整体性全面论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专著,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书写范式。这本书区别于以政治史为主轴的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关系互动史,而是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紧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呈现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共同性不断增长,展现各民族融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其中第一讲“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理论”,重点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上承第一讲民族理论,下启交往交流交融史。从第三讲起至第十五讲,从史前讲到新时代,以大量史实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每个历史阶段交往交流交融的演进脉络与内容特征,批驳错误史观,回应理论难点。最后全书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该书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专著和教材,在“五史”宣传教育中可谓独树一帜。
三、“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西藏:自古说与共创说的视角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中,不仅扩展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地理范围,更丰富了其文化内涵。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缔造统一国家,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过程中,西藏地方不仅始终没有缺席,还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西藏是中华民族发展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西南边疆。其突出的事例一是吐蕃王朝整合统一了西藏高原奠定了祖国的西南疆域。二是元朝开始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近代以来,西藏和周边省区各族人民积极抵御外来侵略,维护了中国西南地区的领土和边防安全,让“西藏独立”的逆流彻底破产。西藏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与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尤其在1247年凉州会盟后,西藏被纳入到中央治理之下,实现了元朝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清初,五世达赖喇嘛进京,在清朝入关之后就受到中央政府册封,标志着西藏地方对中央王朝的认可和归附,为缔造统一的清代多民族国家贡献了地方力量。西藏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形成经济文化的“双向”交流机制。如唐朝时期,除了藏汉之间的频繁交往交流交融之外,吐蕃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也发生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往来,唐蕃互动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元朝、清朝的大一统更是带来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安定,同时也更加密切了西藏和内地之间的人员双向往来、经济联系和宗教文化交流。藏族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及周边兄弟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吸收从未间断,并持续不断地增强,极大地丰富了璀璨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伟大的民族精神也在不断培育。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凉州会谈和八思巴与忽必烈晤谈、六世班禅朝觐乾隆皇帝等,呈现出报效家国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担当的历史画卷。近代以后,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抗日战争期间,在内地活动的九世班禅、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各类抗日救亡团体;西藏邦达仓等康藏人士组建的康藏贸易公司“以商抗日”;更多西藏和其他地区的藏族僧俗民众则以捐款捐物、祈祷诵经,乃至参军参战等方式支持抗战。在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深化了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边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认同,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证明了各民族共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
四、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多语文史料是加强中华民族发展史研究的基础。翻开中华民族发展演变几千年的史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各群体之间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据潘光旦先生汇集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一书,仅《史记》就查出76种族称,在《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中查出112种族称,在《资治通鉴》中查出80种族称。梳理和分析反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变的史料,不仅要重视《二十四史》等汉文史料,还要关注对少数民族文字史料和历史遗迹的研究比如藏文、蒙古文、满文、回鹘文、察合台文、托忒文、西夏文等留存的史料文献和相关历史遗迹(碑刻、墓葬等),真正做到学术文献民族共同体。
(二)出版简明易懂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读本。在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打造一部高质量的、令人信服的从整体角度论述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宣传教育读本。从目前“五史”教育来看,有关新形势下“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除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外,应该组织各领域学者通力合作,撰写适合学术和适合普通大众的历史著作,让中华民族深入人心,增进共同性。
(三)加强西藏史研究,为中华民族发展史提供更多历史素材。阐释西藏地方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历史地位等重大理论命题以及梳理“五个共同”在西藏历史中的脉络和现实启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基础成果。其中对元以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和对涉藏公文档案的挖掘、利用,是当前西藏历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以多语文史料为抓手,立足西藏地方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回答好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等重大问题,助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体系的形成。
(作者阿音娜系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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