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玛格拉斯·金（Louis Magrath King，1886—1949），1886年出生于中国九江。1905年开始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任职。从1913年10月至1916年1月，1919年10月至1922年11月，曾两度在四川打箭炉担任特别助理。1921年，路易斯·金被授予领事头衔。1924年退休。他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曾在重庆担任过一次英国领事官，在成都担任过两次英国总领事[1]，在中国边疆西藏特殊服务过五年多，并被英王任命为边疆中心打箭炉领事官员。此外，我运气颇佳，得以在中国多次旅行，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穿越整个国家。我的旅行主要是从北京到缅甸，从上海到西藏。”[2]他还十分钟情于藏族文化和历史，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Rinchen Lhamo）为妻，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由于他对自己在打箭炉所获认知和观点的坚持，遭到英印政府官场的排斥和挤压，提前退休。本文试对路易斯·金在川西藏区的活动进行梳理，并对路易斯·金在英国涉藏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初步探析。
一、路易斯·金与川西藏区的渊源
1886年，路易斯·金出生，他是其家族在中国生活的第三代。1905年，金加入英国驻华领事机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政权并不稳固，内忧外患，危机四伏。1913年，在英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派代表出席英国处心积虑策划的西姆拉会议。[3]8月，袁世凯总统正式任命外交部参事陈贻范为西藏议约全权代表参加会议。[4]西姆拉会议流产之后，路易斯·金便被英国外交部派往中国西部。当时，绝大多数英国领事官员都忙于处理与各自负责地区开埠口岸相关的贸易问题或法律争端，而路易斯·金接受的秘密指令却是搜集川藏交界地区的军事情报。[5]
1911年，清朝在覆灭前夕曾派军向东部西藏推进，而辛亥革命之后，清军内部出现新旧之争：且遭到藏军的阻击。路易斯·金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这场政治大角逐的阴谋。[6]路易斯·金从成都的英国领事馆出发来到打箭炉（四川康定）。表面上看，路易斯·金的关注点是当地的贸易往来情况，但与此同时，他与当地的汉族、藏族高官和商人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他撰写的报告被送往北京（英国驻华机构）、英属印度政府以及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当时打箭炉及其周边地区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主要是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传教士，他们在当地居住了很长时间，为路易斯·金提供了有关当地的非常可靠的信息。路易斯·金本人还获准游历打箭炉，并绘制了当地最早的正式地图（据说他还成为首次抵达某些地方的西方人）。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路易斯·金返回欧洲服役，他的两名同事继续驻于打箭炉，并通过皇家地理学会公开发表了他们的探险活动。路易斯·金的关注点却有所不同，他对当地人物及其性格更感兴趣[7]。今天看来，金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地区转型时期社会政治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几年后，路易斯·金又被请来调停由英国暗中挑起的当地汉藏军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据称他成功解决了问题，确保未来10年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然而，这些外交活动却最终毁掉了路易斯·金的事业。[8]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兰姆先生（Alastair Lamb）认为，路易斯·金的观点与英国资深官员查尔斯·贝尔爵士的观点相左，贝尔或许怂恿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抱怨路易斯·金的干涉活动。[9]由此，路易斯·金不得不离职，提前退休，1925年带着仁青拉莫和他们的女儿离开了中国。
路易斯·金本人出生于中国，其汉语十分流利，这也便于他和汉族官员及商人打交道。而在打箭炉期间，他学会了藏语，1922年在成都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为妻。他对藏族文化十分着迷，并有一定研究，从他为妻子仁青拉莫所著《我们西藏人》一书所作序言可知[10]。路易斯金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英国涉藏事务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任职打箭炉期间的主要活动
（一）卷入乡城士兵暴动事件
清末，康区社会时常会发生抢劫、杀人等事件，加上当地官员无能，社会动荡不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汉藏民族间的冲突不断，令原本动荡的康区变得更为混乱。时人评价：“康省为川之后轮，三乡为康之祸根”。[11]“当地藏民，一看到胆小怕事且无能的汉族人，就趁机抢劫，胡作非为。这里指的是周边地方的藏民。官员也不去抓这些人，甚至有时自己的士兵也会被藏民杀死。”[12]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夏，川军按照陆军新制，将清朝的协统改为旅长。川边镇守使张毅[13]任命嵇廉为川边第一旅旅长。同年8月，嵇廉派营长陈步三（Chen Pu-san）赴稻城贡嘎岭平乱。陈步三因未能擒获乱军首领而被革职，心怀不满。九月，伙同守卫旅部连长陈献章，杀死嵇廉及继任营长许幼文，打死旅部官佐15人。[14]11月21日，陈步三发起暴动，率叛军围攻康定，当夜破城，抢劫商铺，全城皆惊。[15]路易斯·金对这段历史的描述颇为生动：
“将军（指嵇廉）是一个聪明且有野心的人，接受过新式训练，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如此重要的职位。他多么希望能将这两个营的士兵训练成模范军营!如果他能获得足够多的物资补给，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会率部成为一台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复兴中华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然而，永远不会有这种可能了……事实上，他率领的部队以军纪败坏而臭名昭著。但将军仍然正常训练士兵。他在固定的时间对他们进行系统训练，他禁止赌博和鸦片。但他却没有，也不能给他们发军饷……只训练而没有军饷，这种情况根本无法维系下去……一天晚上，营长（指陈步三）率领全体士兵，荷枪实弹地出现在将军的营帐前。营长后来告诉我，他们当时并没有打算杀掉将军。他们只是希望他能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他们荷枪实弹前去，只是为了证明这次他们的抗议是认真的，他们只是想吓唬他，但他们的成功超出预想。将军在三更半夜被荷枪实弹、兴奋刺激的士兵吓懵了。将军非但没有与之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反而祈求他们饶他一命，结果情况完全失控，将军被杀……他们推荐营长作为头目，占领了山头。”[16]
当地汉族官员请求路易斯·金率领代表团居中调停，与叛乱士兵谈判。路易斯·金描述到：“我是他（指打箭炉官员）的老朋友。我怎能不挺身而出，确保事件友好解决呢?作为一个外国人，土匪们对我并没有多少敌意，因此，我此刻最适合充当一个调停人，将这个城镇（指打箭炉）从可怕的战火之中挽救出来。我同意了老朋友的请求。毕竟，在中国，调停人是受人敬重的，何况这件事也不是太过冒险，除非这些土匪连基本的伦理道德都丧失殆尽。”[17]显然，路易斯·金高估了这些已经沦落为土匪的士兵的道德底线。
“我们出发前往峡谷。我们提前发出了通知，发现土匪们在沿途道路两侧列队迎接我们。忽明忽暗的火把照亮了他们佩戴的武器和褴褛的衣衫，由于长期暴晒，他们的面庞都被晒成深褐色，几近黑色。我们穿过其队列的时候，他们拿出了武器。随后，他们打乱了队列，蜂拥挤入摇摇欲坠的小破屋，其余人则挤在门口和窗口，这里就是他们的首领会见我们的地方。”[18]“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会面。我们声明：我们是代表打箭炉长官和城镇本身而来的调停人，我们愿将他们提出的条件转告政府……这些土匪和他们的士兵，时而独自叫喊，时而大声起哄，诉说着他们的冤情和委屈，苦难和艰辛，高声呼喊着他们的要求。其中一些人过于激动，甚至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我认为，这显然是一群备受委屈、忧惧未来的人。命运捉弄，处置失当，坏事接踵而来，他们遭到遗弃，性命难保。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命运和他们相似的土匪出于愤怒，他们似乎要把怨气转嫁到我们头上来。我们安抚他们，说我们并不代表政府，只是居间调停人。我们喝茶，和他们谈条件。他们提出赦免、复职、发薪饷等要求，一切都那么简单，但勿需什么心理学家，任何普通人都能看得出来，真正的难题其实是赦免。”[19]
路易斯·金联系了一些当地商人和两个传教士，挪威人索仁（the Norwegian Theo Sorensen）和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é）。然而，这些叛乱的士兵将路易斯·金和他的同伴扣为人质后进攻了打箭炉。[20]“我们被软禁在一个土匪将之变成指挥中心的地方。我们遭到严密看守。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土匪们开始讨论何时杀掉我们……到了午夜，他们绝望了。他们的弹药已经用尽，现在看来，要想攻下打箭炉，只能靠突袭了。我们的营（陈步三）怒火攻心。他进来吃饭，坐在我们的桌子边，开始咒骂打箭炉官员言而无信，主动开战。我开始劝他。‘打箭炉官员只是在做他的分内之事。是你言而无信，原本应受到尊重的调停人，被你扣留成为阶下囚。你以为有我们在你手中，打箭炉长官就不敢开战，你真是犯下了愚蠢的错误。’他怒视着我。就在这时，他的助手对他耳语几句，他便迅速离开了。”[21]
当打箭炉最终陷落之后，路易斯·金成功地说服叛军首领制止其手下烧杀抢掠，由此避免打箭炉城遭毁。“他或许可以随心所欲地烧杀抢掠，但他和他的士兵都明白，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赦免。他们攻下了一座重要的城镇，令当地的重要官员置身于危险之中，甚至危及生命……然而，如果他现在适可而止，不去烧杀抢掠，恢复部队的秩序，好好管理这个城镇，正如一个体面的汉族官员应该做的那样，或许他还有（被赦免）的希望……我反复给他灌输这些想法……他仿佛换了一个人，把自己的前途交到我手中，请我帮他获得赦免。他制止了士兵们已经开始的烧杀抢掠。”[22]由此打箭炉城得以躲过此次灭顶之灾。
随后，路易斯·金再次出面调停。然而，1914年，川边镇守使张毅任命刘成勋[23]为讨逆军总司令，前来剿灭边防军营长陈步三的叛乱，最终收复打箭炉。等路易斯·金再次见到陈步三的时候，则是陈的脑袋被砍掉后在打箭炉大街上被示众[24]，对陈步三的处置显然是“以儆官邪”[25]。
在打箭炉的传教士专门为这件事写了文章，文中提到：“这个事件似乎是西藏军队的高度集权和腐败的必然结果。陈步三的叛乱行为是不对的，但相对来说，他所做的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汉族军官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他们都很令人反感，而藏族人却没有法律意识。陈步三事件只是边境地区治理混乱的一个小案例而已。”[26]陈步三叛变对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陈步三叛变以后，各校（引者注：各个学校）既无形停顿，二十余年，弦歌缀响”，“三乡饱受赵边使、尹经略、陈步三数度军事惨祸，政治修明，民各安业，乡人未一受享”[27]。
作为一名英国驻华领事官员，路易斯·金发挥自己的长处，竭力试图从中调停，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避免打箭炉城镇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他敏锐而犀利地观察到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给普通士兵带来的苦难生活，其珍贵描述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二）试图阻挠甘肃使团、主动请缨进藏未果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半殖民地中国的争夺，他们各自支持中国国内不同派系的军阀争夺权力和地盘，战乱不断。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思想觉醒，逐渐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民国政府改变了过去七八年来在西藏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政策，在拒绝续议藏约的同时，也谋求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1919年8月，民国政府国务院电咨甘肃督军张广建，令他派员赴藏联络。[28]张广建选派本署军事咨议李仲莲、军事参事朱绣[29]为赴藏通问特派员，并以管理甘肃青海宁玛派（红教）僧人古朗仓、管理玉树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贡仓等随同，由青海入藏[30]，并由张广建分别致函达赖喇嘛和班禅。[31]
获悉甘肃派出使团的消息之时，路易斯·金正在边界地区游历，他敦促噶伦喇嘛降巴登达（即强巴丹达）在使团最终抵达西藏边界的时候进行拦阻，然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却做了截然相反的决定，他命令噶伦喇嘛允许使团成员通过，并告知路易斯·金：“因为他们仅仅是来送礼的，绝不是一支外交官员队伍或谈判人员。”[32]因此，该使团获准继续前进，并最终抵达拉萨。至此，路易斯·金试图阻挠甘肃使团入藏的努力失败了。
1919年11月24日，李仲莲一行抵达拉萨，先后会晤了西藏地方政府四噶伦，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接见了李仲莲一行。后三大寺及大众特派代表僧俗五人与李仲莲等连开会议三次，据李仲莲等函报称，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1）关于西藏派人赴京解决川藏等事的问题；（2）因川边停战协议一年期限已过，双方达成协定，并下达了暂时停战饬令。[33]1920年4月初，李仲莲等从拉萨经青海返回甘肃。[34]
李仲莲等入藏改善了民国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联络了感情，取得了重要成果。[35]这引发了英国政府的戒惧与不安[36]。英印政府起初认为所谓中国代表团不过是中国边疆地方政府所派，目的是为拖延川边休战，但后来其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曾试图阻挠使团的路易斯·金也不甘心失败。1920年1月10日，即李仲莲等刚刚抵达拉萨后不久，路易斯·金第一次会见噶伦喇嘛。这位英国驻华领事官员从噶伦喇嘛那里得知，中国甘肃地方政府在几天前派出一支使团，并得到拉萨的许可穿越西藏边界线，正在前去会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路上。路易斯·金已提前写信建议噶伦喇嘛在结古多(青海玉树)拦截该使团，因结古多是距离汉藏交界最近的中国城镇。
与此同时，路易斯·金致函英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Jordan），认为应当劝说西藏人命令甘肃使团即刻返回，同时应立刻向拉萨派出一名英国代表抵消已造成的所有损失。这名英国官员应熟悉中国当前的政局。因我现在距离拉萨只有几周的路程，若能派我前去，我将荣幸之至，无论取道成都或通过印度赴藏，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出发。[37]
对于英国政府而言，此时可派往西藏的人选有三：一是主动请缨的路易斯·金（Louis King），他具备一切资质，不仅了解边界地区形势，也懂得藏语和汉语；二是台克满（Eric Teichman），这同样是一位资深的英国官员，在四川边界享有较大的威望和声誉；第三是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自1910年以来，他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可靠朋友。2月，英国驻华官员台克满也坚决主张立刻派员奔赴拉萨。4月初，暂时负责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兰姆逊（Miles Lampson）致电英国外交部，正式建议派一名政府官员前往拉萨。[38]英属印度政府最终选择了查尔斯·贝尔赴藏。他们希望贝尔完成出使拉萨的使命，向十三世达赖喇嘛转达英国政府的友好祝愿，并向其解释当前的政治境况。[39]自1920年1月起，贝尔再次恢复锡金政务官一职，并在此候命前往拉萨。就这样，同是“西藏通”的路易斯·金没能战胜查尔斯·贝尔，失去了前往拉萨“挽回英国损失”的机会。
（三）试图调停边界争端
清朝覆亡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1917年7月，川边再度发生战争。由于边军统帅彭日升处理失当，经由赵尔丰设治的太昭、硕督、察隅、嘉黎、科麦等五县，及类乌齐、三十九族、盐井等处相继失陷，澜沧江以西全被藏军占领。1918年以后，双方战火逐渐平息。在台克满的调停下，双方于8月19日在昌都签订《汉藏停战条约》，但因未得到中央批准，该条约是无效的。10月10日，川藏双方在绒坝岔签订《暂议停战退兵条件》四条，第二次康藏战争始告结束，川边局势暂稳。
1919年7、8月间，川边停战协定即将届满。川边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川边镇守使陈遐龄[40]和噶伦喇嘛降巴登（即强巴丹达）之间面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1919年10月返回打箭炉的路易斯·金接替了台克满的职位，并接到命令调查、汇报此事。从1919年10月至1920年中期，路易斯·金赴边界地区进行考察，在南部滇藏边界发现了很多迄今为止尚无人知的地形地势。[41]
1920年初，中央政府决定给打箭炉运送一批武器弹药。陈遐龄希望动用武力令运输补给的队伍通过西藏控制区，噶伦喇嘛则认为边界地区很可能会再次爆发汉藏战争。陈遐龄急于避免同西藏正面冲突，决定派军绕行，避开噶伦喇嘛控制区，但他绕行的地方由恶名在外的果洛游牧部落控制。[42]
噶伦喇嘛现在陷入两难境地。他可以轻易地派出一个纵队拦截民国政府护卫队，在此过程中战争难免再次爆发；或者他也可以毫不作为，对于那些他在拉萨的敌人（尤其在色拉寺和甘丹寺）而言，这似乎是在暗中支持中央政府。他决定咨询路易斯·金的意见。路易斯·金认为，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局势将会和1917—1918年不一样，云南政府可能转而积极支持陈遐龄，因此建议噶伦喇嘛允许陈遐龄的护卫队通过。如果果洛人进攻了陈遐龄的护卫队，噶伦喇嘛就不该受到责备，但西藏正规军不应陷入此事。噶伦喇嘛接受了金的建议。[43]当拉萨要求他解释可恶的民国政府军为何实力得到增强原因之际，噶伦喇嘛将所有过失都归咎给路易斯·金的干涉。陈遐龄最终得到了金钱和补给，补给护卫队在1920年6月27日通过结古多抵达打箭炉。[44]用路易斯·金自己的话来说：
噶伦喇嘛根本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动摇立场的人，我在这件事上也没有任何权威。我在边界所持的是中立的立场，既对民国政府友好，又对西藏政府友好。如果他们需要，他们都可将我视作沟通的渠道。但无论是噶伦喇嘛，还是陈遐龄，我都没有任何官方或道义上的责任为他们提出任何意见。简而言之，我只是为双方提供政治便利，代表一种无形的居间调停的精神，他们可以选择听取我的意见。[45]
英国学者兰姆则认为，“这给汉藏边界地区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46]。
然而，正是路易斯·金在此次事件中的调停立场，令西藏地方政府认为路易斯·金是一个积极的亲汉分子。贝尔显然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兰姆先生认为，贝尔很可能怂恿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提出抗议，希望路易斯·金离职。“如果这一抗议发生在贝尔使团赴拉萨之后那当然更好，但这一抗议恰逢其时地以春（西藏官员扩大会）向贝尔提出请愿的方式发生了，日期是在1921年10月31日（就在贝尔离开拉萨的两周后）。”[47]“春都来信的真正意图清晰可见。‘路易斯·金先生唯汉人马首是瞻’。因此，春都请求‘将金先生从打箭炉撤走，派一位学识渊博、性格温和的英国官员来维系英藏关系之利益，并及早替换金先生’。”[48]最后，“经过恰当而体面的短暂间隔后”，英国决定将路易斯·金撤离打箭炉。1922年秋，金成为成都代理总领事，但他在此职位的任职非常短暂。1924年1月1日，他从中国领事馆退休，但考虑到他相对年轻（他当时只有38岁），只给予其微薄的养老金。[49]路易斯·金就这样过早离开了川边藏区这一政治舞台。
三、小结
曾在英国驻打箭炉任职的三位领事官员，即路易斯·金（King），柯列士（Coales），台克满（Teichman）三人中，路易斯·金是其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大约任职5年半。因他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为妻，同情、理解西藏人。此外，他还和当地的民国政府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尤其是陈遐龄。他洞悉中国官员的心态，这在《动荡的中国》[50]一书中通过对各种人物性格的描述可知。英国学者兰姆认为路易斯·金的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比台克满所著《一位领事官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51]更具可读性。[52]
同样身为“西藏通”的贝尔和路易斯·金之间的矛盾似乎在不断升级。在贝尔使团前往拉萨之际，路易斯·金首先竭力争取派自己到拉萨，之后再确保他能成功完成在拉萨的外交活动，使其成为中英关系基本模式的一部分。但贝尔却坚持认为，英国驻打箭炉的领事官员，尤其是路易斯·金，应当在所有涉藏问题上完全服从锡金政务官。此外，贝尔认为，在当前状态下，中藏关系的所有错都应归咎于中国方面。而路易斯·金对民国政府的缺点虽然绝非视而不见，但他反驳道，西藏方面也并非十全十美，实际上，在综合考虑下，西藏方面很可能还不如民国政府方面做得好。通过对边界地区长时间的观察，路易斯·金对汉藏争端持有特殊观点，在1920年1月16日一份发自昌都的公文中，他如下总结道：
去年，人们在汉人的压迫下苟延残喘，他们十分欢迎西藏向前推进……但是，当前西藏政府的执政比以前的汉人统治还糟糕。常见的弊政，诸如敲诈勒索钱财，卖官鬻爵，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实施贿赂，对先前在汉人统治下的官员进行打击报复，强迫的劳役差役，无偿提供的乌拉…［强制搬运货物或其他方式的运输］…及类似的服务，士兵们的野蛮暴行，虐待妇女，等等，如此猖獗的肆意妄为令人们开始转而支持汉人，尽管汉人的统治也很糟糕，但比起西藏的统治好多了……。[53]
路易斯·金得出结论：“在我看来，西藏根本不值得大不列颠政府以巨大的外交代价为自己确保其成为更广阔的边疆”。[54]这种要放弃西藏的观点显然与英属印度的边疆官员，如查尔斯·贝尔等人所持观点截然相反。也难怪路易斯·金遭到当时英国官场，尤其是英属印度官场的排挤[55]。
英国学者兰姆先生认为，路易斯·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在官僚体制中如何生存以及向上钻营的这场大角逐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英国驻华领事馆的官员，也包括在英属印度文职机构的同僚），他宛如一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小孩。[56]也有学者认为，路易斯·金在“1913—1916年间担任打箭炉任领事官员可谓成功，但他的第二任期却困难重重……他与藏族高官之女的联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进一步升迁。”[57]这些评价可供参考。
“五四”运动之后，民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直接拒绝与英国再行开议。1919年10月，川边停战协定届满，中央电令川边、四川、甘肃、云南各省督军准备迎战；另一方面，外交部召开“藏事研究委员会”，研究如何治理西藏，如何将西藏收归治下[58]。这令英国觉悟到，用传统外交手段压迫中国放弃西藏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因而逐渐改变对藏政策，加强与西藏的直接接触，帮助西藏人民“自我发展”、“自我防卫”，指导并鼓励西藏地方脱离中国，令其变成英国保护下的独立国。[59]路易斯·金无疑是英国对藏政策大棋局中一枚忠实的小棋子，他充分发挥自己身为外交官、精通汉藏语等优势，处处竭力维护大英帝国利益，无奈其观点与英印政府的主流观点相左，并未受到重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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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实上路易斯·金只担任过代理总领事一职。参见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12．路易斯·金撰写的这部著作与同时代人撰写的游记等体裁有所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希望描绘出一幅现代中国的画卷，同时也想令这部著作具有可读性，尽可能让公众广泛阅读。我采用的第一种方式是游记，但写了几章之后，我感到不甚满意，撕碎重写；之后，写成了历史调查，又撕掉重写。第三次便是现在这种方式，既阐明了中方立场，又在研究过程中描述了自己的经历，我相信这是构成许多复杂政治系统因素中的主导因素。”参见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序言。
[3] 《会议前英国要挟中国派员开议之经过》，摘自《蒙藏委员会关于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之政策及1905—1915年资料之一》第六章第一节第一款，《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385—2392页。
[4] 《袁世凯为派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赴大吉岭商议善后事宜并切望勿再议及界事致达赖喇嘛电(民国二年［1913年］八月二十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403页。
[5]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0．
[6]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7] 参见路易斯·金所著《动荡的中国——人物性格研究》［M］（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6 fleet lane，London E．C．4，1927）。
[8]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9]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26．
[10] Rin-chin Lha-mo，We Tibetans，An intimate picture，by a woman of Tibet，of an interesting and distinctive people，in which it is shown how they live，their beliefs，their outlook，their work and play，how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nd others，with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y Louis Magrath King，formerly H．M．Consul at Tachienlu，Chinese Frontier of Tibet，London，Seeley Service and Co．Limited，196 Shaftesbury Avenue，1926．该著作从第11页至第61页为路易斯·金所写的关于西藏历史的序言。书中充斥着错误的历史观，作者时时处处为英国侵略者辩护。有趣的是，该书的写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作者仁青拉莫和其丈夫只能通过汉语来交流，用仁青拉莫自己的话说：“我对英语懂得很少，而我丈夫对藏语则懂得更少。我们通常用汉语交流沟通，因为我们的汉语都非常流畅。汉语也是本书得以出版的中间媒介。当我想说什么的时候，我首先用藏语思考，然后将其用汉语表达给我的丈夫，而我的丈夫再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然后记录下来。我们也会借助英藏辞典。尽管这样写作必然会出现各种错误，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每撰写一章，都要反复斟酌多次。”参见该书序言。
[11] 张朝鉴：《三乡一瞥》，《新西康》第1期，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第418页。
[12] Batang News，1918-10-25．
[13] 张毅，原名义新，字蓬，187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原籍湖北安陆，他先后在云南、四川任职。
[14] 《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编委会：《甘孜藏族自治州军事志》［Z］，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3页。
[15] 甘孜州档案局提供资料、贺先枣整理：《一位以“顺口溜”当“告示”的县知事》［N］，《甘孜日报》2015年12月28日。
[16]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3—35．
[17]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6—37．
[18]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37．
[19]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7—38．
[20]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21]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9—40．
[2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40．
[23] 刘成勋（1883—1945），字禹九，四川大邑人。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至云南任新军学兵营队官、管带。辛亥革命后回川，在刘存厚川军第四师任旅长。后任护国军第四梯团长、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等职。
[24]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2．
[25] 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Z］，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第264页。
[26] The Recent Trouble in Tibet by James Huston Edgar，1915-8-9-11．
[27] 张朝鉴：《三乡一瞥》，《新西康》第1期，赵心愚、秦和平编：《康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辑要》，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团，2004年，第417、418页。
[28] 《张广建咨文附致达赖、班禅函》（1919年8月16日）［Z］，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一○四五／390。
[29] 朱绣（1887—1928），字锦屏，今青海湟源县人。著有《西藏六十年大事记》《海藏纪行》和《拉萨见闻录》等。
[30] 《张广建为派员赴藏事致大总统电（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一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454—2455页。
[31] 《张广建咨文附致达赖、班禅函》（1919年8月16日），北洋政府蒙藏院档案，一○四五／390。
[32]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6．
[33] 《李仲莲等为入藏议定停战和平解决争端事禀甘肃督军张广建转呈大总统函稿（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八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453—2454页。
[34] 周伟洲：《1919—1920年李仲莲、朱绣等奉命入藏事件论析 》［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5] 同上。
[36] 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367页。
[37] IOR，L／P & S／10／716，L．King to Jordan，10 January 1920．
[38] IOR，L／P & S／10／716，Lampson to Foreign Office，7 April 1920．
[39] Charles Bell，Tibet Past & Present，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New Delhi & Madras，1992，p．177．
[40] 陈遐龄（1873—1950），字立鹤，号云皋，湖南辰州溆浦人（溆浦县卢峰镇人）。民国初年担任川边镇守使（1917—1923），1923年在四川内战中被刘成勋（即刘禹九）击败，后返回湖南家乡，1950年在镇反中被杀。
[41] 参见L／P & S／10／716。
[4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0．
[43]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4．
[44]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5—208．
[45]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5．
[46]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1．
[47]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26．
[48] L／P & S／11／204，File P 5360／1921．
[49] L／P & S／10／884，F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2 October 1922．
[50]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
[51] Eric Teichman，Travels of a Consular，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21．
[52]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2．
[53] L／P & S／10／716，King to Jordan，16 January，1920．
[54] L／P & S／10／716，King to Jordan，16 January，1920．
[55] 英国学者温蒂·帕蕾丝认为，路易斯·金在英国领事机构中从未担任过更高的职务，例如，他从未担任过总领事，“很大程度上因为贝尔和英印政府其他官员都希望他们自己人担任总领事一职，目的是为了能够持续控制英国对藏政策”。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56]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2．
[57] 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58] 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354页
[59] H．E．Richardson，Tibet and Its History，Chapter Ⅷ，Closer ties with Britain 1920—1933，Shambhala，Boston＆London，1984．pp．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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