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中央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发展设想，这是我国在新世纪进一步推动跨地区政治与经济整合以促成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西部地区包括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这些位于我国领土西部且为少数族群人口的传统聚居地，地域广大、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发展相对滞后，其中西藏自治区位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十分特殊，交通不便，是我国“西部开发”优先发展的地区。
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部，面积为120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藏族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我国藏族人口为541.6万人，其中242.7万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44.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始终关注西藏自治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自80年代开始免除了西藏的农业税并在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为西藏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各项条件。2006年青藏铁路正式建成并开始运行，为西藏与内地各省的人员与物资交流开通了一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将对西藏社会、经济、文化与旅游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要了解西部地区近二十几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迁，对有关省区的人口结构变迁进行系统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可为我们提供当地社会的人口与劳动力在数量、质量、经济活动等方面的宏观变化，这是我们进一步设计与开展专题研究的基础。
本文以1982、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历年政府公布的年度统计数字为基础，简略分析自199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口所发生的主要变化。
一、人口规模的变化
在中国的5个自治区当中，少数民族占当地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就是西藏自治区（表1），远远高于其他4个自治区。在1990—2000年期间，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增长了33万，但同期藏族人口比例下降了2.7%，其主要原因是2000年数字包括了10万外来流动人口。所以在分析西藏自治区实际社会生活和族际交流时，外来人口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这同时也说明西藏的族际交往在近十几年里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
主要少数族群占总人口比例在这10年内有所下降的，除西藏自治区外，还有新疆和广西。相比之下，内蒙古的蒙古族和宁夏的回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这些差异是生育率和迁移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2005年期间里，各自治区的城镇化又有了一定的发展，西藏的城镇人口比例为26.75％，新疆的比例提高到37.2%，广西提高到33.6%，内蒙古提高到47.2%，宁夏提高到42.3%（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2006：110）。
从表2我们可以大致了解1952年至2006年期间西藏自治区人口总体规模的变化。对于自1952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期间西藏自治区历年总人口和藏族人口的户籍统计数据、历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的介绍与分析，可参见笔者在其他文章中的详细论述（马戎，1996：33—40）。表2的数字是政府公安系统户籍统计的有常住户口的人口数，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没有包括在内。在1990—2006年期间，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从1990年的218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67.6万人，这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37%，同期全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90%。
自1983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对居住在城镇的藏族干部职工逐步实行有限度的“计划生育”政策（马戎，1996：44—45），把他们的生育子女数限制为2个。在生育方面的相关政策有可能会在一个时期内对藏族人口数量的增长带来一定影响。
表3是1991—2005年期间各年度全国人口（其中汉族人口约占92%）的年自然增长率，在这期间从1.3%的水平逐年下降到0.6%。同期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年增长率保持在0.69%和1.63%之间。同期藏族人口年增长率为0.63%—2.27%之间，增长率在不断浮动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2001—2003年的藏族人口增长率低于1%。对于这几年藏族人口的低增长率，可能有三种解释：第一是统计登记数字有可能不够准确，因而低于实际数字；第二是藏族人口在这个年度确实有如此明显的低增长率，大起大落；第三也不排除藏族人口中有一定的迁出，从而影响了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和2005年的增长率又有所回升。这些浮动与户籍统计的准确性可能有一定关系，但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具体的影响因素。但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相比，西藏的藏族人口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之相比，在西藏自治区居住的汉族人口的年增长率则大起大落，1991年和1993年为负增长，1998年又出现了6.7%的高增长率，1999年再次出现明显的负增长，2002—2003年大幅增加，2004年又有所回落，2005年再次增加。这说明在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口群体，其人口规模的大小，受到了中央政府不同年度经济发展政策和迁移控制政策的明显影响。
西藏常住人口中的汉族居民里，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由政府组织的“轮换制”人员，中央政府每年组织选派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员等从内地各省市来西藏工作，工作时间一般为三年，定期轮换。政府每一年组织进藏工作的干部职工人数会根据当年各类实施经济发展或基本建设项目的具体安排情况有所增减，因此这些项目和人力计划安排中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西藏的汉族人口规模，造成汉族人口总数在不同年份里的上下波动。
西藏自治区汉族人口作为“工作型人口”的特殊性，也充分体现在它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上。图1中的2000年汉族人口金字塔是一个“纺锤形”，中间大，两头小。人口主要集中在20—39岁年龄组，而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这与图2中的藏族人口金字塔的形状成为鲜明对比。需要说明的是，图1和图2中的人口金字塔是按照各年龄组在总人口的比例而不是按照人口绝对数绘制的，横坐标是各年龄组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图2中的藏族人口金字塔是一般比较常见的“金字塔”。我们会注意到0—4岁组和5—9岁组所占比例少于10—14岁组，这说明藏族人口近10年的出生率有下降趋势。
二、户籍统计与抽样调查结果的对比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行政部门户籍统计的各项数字，这些数字仅仅反映了政府批准在西藏自治区户籍管理部门正式登记为“常住人口”的这部分居民的情况。而在西藏自治区的主要城镇如拉萨、日喀则、昌都等，常年有相当数量来自其他省区的“暂住人口”或“流动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大多数是来自邻近地区（四川、青海、甘肃等省）的手工工匠、建筑施工队、个体商贩等，他们季节性地来到西藏各主要城镇，从事建筑施工、手工加工业（木匠等）、商品零售和餐饮服务业[1]，其中多数是汉族，少数是藏族和回族。
青海和四川的藏区民众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他们组成了许多庞大的商业网络，一直延伸到尼泊尔和印度。除此之外，每年都有一些藏族朝佛者从这些省区来到拉萨和日喀则（马戎，1996：81—82）。这些季节性的流动人口，是分析西藏城乡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是对这部分人口的研究，只能通过实地的调查才能进行。
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中还有另外一个“常住人口”数，这是根据人口普查、每年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及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出来的数字。从理论上讲，这个数字不包括前面提到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而是对政府户籍管理部门统计数字的修订。1988年我们在拉萨郊区进行调查时，就发现因为一个户籍员回内地探亲而导致他所管辖的几千人在年终户籍统计时被“遗失”的例子。所以政府组织的定期人口抽样调查是户籍登记部门统计上报数据的重要补充，抽样调查不以户籍登记为抽样样本，而是从调查时各居住地点的访问者当中抽取调查对象，区分出其中的“常住人口”，再根据相关的抽样公式推算出各个区域乃至全自治区的“常住人口”数字。
我们在表4中把政府公布的户籍统计数字和抽样调查数字进行了对比。首先，我们注意到户籍统计数据中的西藏常住人口的户人口规模在1990—1998年期间是比较稳定的，大致在每户5.57—5.75人之间，2000年后开始下降，到2006年每户平均人口为4.5人，比1995年减少1人，说明西藏常住居民户家庭结构在向小家庭（夫妇及未成年子女）变化。
在1964年和1982年两次人口普查得到的西藏自治区总人口数分别是125.12万人和186.36万人，比同年户籍登记的人口数（134.67万人和189.25万人）分别少了9.55万人和2.89万人。这两次人口普查数字低于户籍统计数字，表示普查的涵盖面还没有达到人口稀少的牧区。1982年普查的涵盖面比起1964年已有明显改善。自1990年普查及以后的人口抽样调查所得到的人口数字，都高于户籍统计数字，这说明普查已经涵盖了户籍统计没有包括的暂住人口。从表4来看，普查—抽样调查数字一直在稳步上升，虽然2002—2005年期间有小幅下降，到了2006年又显著上升。
据拉萨市公安部门介绍，仅拉萨市一地的暂住和流动人口就有10—20万，其规模随着旅游季节而波动，说明西藏自治区的外来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一定规模。2000年普查中有10.8万人属于“省外户口”，其中4.9万在拉萨城关区（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2：23），在2006年统计到的暂住人口人数已占户籍人口的4.6%，而且其中大多数为汉族人口，这是我们分析西藏社会变迁时不能忽视的。
如何解释户籍统计与抽样调查数据的差距，需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一个可能性是随着西藏自治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间经济交流的加强，西藏自治区内各地区的人口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加强了在西藏自治区内部的地域流动性。因此有可能有一些“常住人口”（很可能是迁居其他地区期间所出生的子女，他们应当被统计为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被当地户籍部门的统计所遗漏，但在人口抽样调查时被登记。
第二种可能性是不排除在大量进入西藏自治区的“暂住人口”当中，有一部分在抽样调查中被误计为“常住人口”，但是无法对这部分的具体规模进行核查。从逻辑上分析，“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越大，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下面我们再对西藏自治区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情况作一些简略的分析。为什么近年来从其他地区来到西藏自治区的“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会明显增加？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西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78—1989年期间从565元增加到1477元，增加261.4%；到2006年增加到8941元，1989—2006年期间增长605.3%。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854元增加到1990年的3181元，再增加到2006年的31518元，在1990—2006年期间就增加了990.8%。在这16年期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90年的582元增加到2006年的2435元，增加418.4%（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7：105）。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无疑为当地各种服务行业（餐饮业、服装加工业、建筑业、娱乐业等）和商品零售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吸引了其他地区的商贩和工匠进入这个迅速增长的就业和赢利市场。
由于在西藏地区的工程施工和旅游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季节气候的影响，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主要是在每年的5月至10月期间进入西藏，抽样调查的时间据政府统计年鉴说明是在12月底，所以可以推测年底的暂住和流动人口会明显少于夏季。
资料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7：30。
第二，2006年西藏自治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32.4亿元，是1990年投资额（7.6亿元）的30.6倍，其中新建项目投资额为129.2亿元，扩建、改建投资额为70亿元（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7：65）。说明国家在西藏的投资在大幅度迅速增加，而且主要是新建项目，而不是更新改造项目。这些新增加的基本建设投资需要一定规模的高质量的施工队伍和技术管理队伍，从西藏原有的工业基础、施工经验和劳动力素质的情况来看，从其他地区引进施工队伍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解释了造成西藏近年来“暂住人口”增加和波动的原因。
表5是户籍登记的生育、死亡数字和抽样调查结果之间的比较。户籍管理部门登记的生育数字明显低于抽样调查得到的生育数字，从1991年的1.0 ‰增加到2006年的7.4 ‰，不断出现波动。在生育率统计方面的差别，使我们对抽样调查的对象是否严格限制为户籍统计意义上的“常住人口”产生疑问。由于调查实施的条件，抽样调查的地点很可能以城镇为主，而西藏城镇居民的生育率应当明显低于农村和牧区的居民。而表5中反映出的抽样调查结果是生育率大大高于户籍登记，这是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矛盾的。
一个可能性是，抽样调查的对象中包括了当地居民中新出生的儿童，他们尚没有及时地被户籍部门统计到。如果他们的父母长期外出并生活在其他地区，这些新生儿童出生在户籍登记地点之外的地区，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另一个可能性是，抽样调查的对象中同时也包括了少数的暂住人口。由于来自汉族地区的暂住人口大多属于工作年龄的青年男女，他们的生育率应当高于西藏的常住人口。
死亡统计在户籍登记和抽样调查结果之间的差别比生育方面要小得多，从未超过2.0‰，个别年份甚至出现负值（2003，2004）。自然增长率在两类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之间的差别就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两方面差别而变化，波动于0‰和6.6‰之间。
从理论上讲，工作年龄的青年男女的死亡率应当明显低于一个地区的常住人口整体（正常的金字塔形状的年龄结构）。抽样调查结果的死亡率高于户籍登记的死亡率，值得特别注意。抽样样本中包含了一小部分暂住和流动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这一小部分人一定具有很高的死亡率，才足以影响到整体抽样人口的死亡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西藏工作的这些外来青年劳动力主要来自邻近汉族地区，许多人不适应高原气候条件，具有比西藏地区一般水平要高很多的死亡率。
从全国整体上讲，藏族人口的死亡率高于汉族。据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死亡率分别为6.94‰和5.87‰，藏族死亡率分别为9.00‰和7.29‰（黄荣清等，2004：324）。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西藏地区的汉族人口的死亡率明显低于藏族人口（参见表6）。那么为什么抽样调查得到的死亡率会高于户籍统计的死亡率？是抽样方法不当导致样本误差，还是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专题调查来进行研究分析。总之，抽样调查结果在死亡率方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差距，是未来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专题。
三、其他藏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变化
除西藏自治区外，我国还设有10个藏族自治州和两个藏族自治县，其中青海省的海西是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是藏族羌族自治州；同时在各藏族自治州中也设有3个其他民族的自治县：青海省海北州的门源回族自治县、黄南州的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云南迪庆州的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各族居民混杂居住的情况比较普遍。
在1953年至2000年的47年里，从人口普查资料中可以看出藏族自治地区先后有些行政区划的变化。1953年普查数据中没有果洛的分县数据，青海的德令哈市是1990年才出现在普查登记中的，在2000年普查数据中才出现西藏那曲地区的尼玛县[2]和甘南地区的合作县[3]；减掉在各藏族自治州内的3个其他民族的自治县，在2000年4省境内共有藏族自治县72个。青海海西州的大柴旦、冷湖地区和茫崖这3个“地区”在政府公布的普查资料中被列入“县级单位”，但是由于地域辽阔，人口密度极低，基本上属于无人居住地区，这3个地区在1990年共有人口68790人，其中藏族485人，2000年总人口27640人，其中藏族342人。由于青藏铁路穿越这3个地区，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铁路修建工程向南部推进之后，施工人员大量撤离本区，使这3个地区总人口在10年下降了60%。我们认为在人口分析中这3个地区不宜被算作县级单位，故没有列入表7。
从人口绝对数字来看，藏族人口在大多数地区都在持续增长。但是藏族人口在各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变化。
4省藏族人口增加最快的时期是1964—1982年，在这18年期间4省70个县中有11个县藏族人口增长超过两倍。在1982—1990年这8年期间，4省71个县各县藏族人口仍在增加。在1990—2000年期间，72个县中只有四川甘孜州巴塘县的藏族人口有所下降。该县藏族人口从1990年的44190人下降到2000年的41802人，同期该县汉族人口也从2345人下降到1952人，原因不详。从表7来看，无论是1964—1990年期间的26年，还是1990—2000年之间的最近10年期间，除极个别县外，绝大多数县的藏族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
1982—1990年期间在西藏自治区的72县当中，藏族人口比重在15个县是下降的，在其他57个县都是增加的。1990—2000年期间，西藏73县里，除去新增的尼玛县不予计算外，有6个县的藏族人口比例在上升，其余各县的比重都有轻微下降，在35个县里下降了不到1%。这说明在20世纪后10年里，随着西藏拉萨、日喀则等城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汉族人口主要流入的藏区是西藏自治区。
1982—1990年期间，其他4省71个县里有9个县的藏族人口比重有所下降，在其余62个县里藏族人口比重仍在上升，而汉族人口比重相应下降。1990—2000年期间，4省72县藏族人口比重在18个县有所下降，其余54县的藏族人口比重在上升，如青海刚察县、海晏县、共和县藏族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9.9%、10.3%和12%，四川马尔康县、小金县和金川县的藏族人口比例分别增加了11.1%，12.3%和14.5%。反映出这些藏区的藏族人口从经济发展慢的县份逐渐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县迁移。
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汉族人口开始迁入的地区主要在青藏高原边缘的藏汉交界地区。在80年代，由于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汉族人口开始流出藏区，1990年全国藏族自治地方汉族总人口比1982年减少了2万人（马戎，1996：68—71）。而随着中央在90年代末开始实施“西部大开放”战略，部分汉族人口又开始出现向西部藏区流动的现象，而且集中在各建设项目集中的西藏自治区。
表8介绍了3次人口普查数字所显示的全国藏族自治地方（145县加海西州3个人口稀少的地区）的人口变化，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总人口在持续增加，从557万增加到631万，再增加到720万，18年里增长29%，年均增长1.44%。略高于同期全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1.27%）。
（2）汉族人口在1982—1990年期间增加了11.1万人，在1990—2000年期间减少9.2万人，18年中的年均增长率为0.07%。在藏族自治地方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26.4%下降到20.7%。
（3）藏族人口持续增长，在1982—1990年期间增长了64.9万人，在1990—2000年期间增长73.8万人，18年中的年均增长率为1.82%，在总人口中比例从65.1%增加到69.6%。
影响藏族自治地方各族人口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因素是生育，藏族的生育率明显高于汉族，如西藏自治区1989年藏族生育率是汉族的3.3倍；第二个因素是迁移，1982—1990年汉族人口的增加和1990—2000年汉族人口的减少主要是受到汉族人口迁入和迁出的影响。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在西藏各主要城市旅游业迅速发展的前景下，这些城市的汉族流动——暂住人口将继续增加。与此同时，各藏族农业地区的汉族在逐渐迁往中部和沿海城市。
四、西藏自治区汉藏人口的行业结构
分析一个人口集团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会关注其在业人口的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行业按生产部门划分为：农牧业、工业、建筑业、商业等等。行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反映了各产业的规模和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情况，表现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各族群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各次人口普查都有劳动力行业的信息，表9为1982年、1990年和2000年这3次普查所反映的西藏自治区汉族、藏族劳动力行业结构。
在全国的人口普查中，“行业”被划分为18大类，本文把这些行业归并为12大类加“其他”，共13类（参见表9）。同时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把西藏自治区的行业结构与全国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出版物。* 2000年普查只对10%的人口进行了行业调查；**“社会服务业”包括了旅店、出租服务、旅游业、娱乐业、信息产业、计算机服务业等。
1．在1982年，西藏自治区藏族劳动者中有89.1%从事农业畜牧业劳动，高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73.7%）。同年在制造业就业者的比例只有1.9%，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比例（13.7%）。除了农业劳动者和党政干部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各行业就业者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西藏自治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由于人口密度低，为了维持必要的行政管理体系，党政官员就业总人数的比例（2.5%）高于全国平均比例（1.5%）。
2．在1982—1990年期间，农业劳动者比例下降了5%，同时在文化教育领域就业人数增加了3倍，这说明西藏的学校教育事业有迅速的发展。大约 29000 名藏族在各级学校和大学里担任教师，藏族劳动力在社会服务业的比例增加了3.8倍，在零售和餐饮服务业增加了94%，在制造业增加了27%。相比之下，藏族劳动者的人数和比例在建筑业、科研机构却有所下降。“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实施推动了西藏教育和社会服务业的发展。
3．在1990—2000年期间，藏族在农业就业者中的比例轻微上升（1.6%），但党政干部的比例从3.0%上升到3.5%，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比例（2.3%）。形成对比的是，汉族在党政干部中的比例，从1982年的21%增加到1990年的24.8%，又下降到2000年的14.8%，在绝对人数上也在下降（2000年数字是10%抽样）。
4．汉族劳动者行业的结构在这18年里也经历了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除党政干部比例的大幅变化外，在零售、餐饮业中的比重从1982年的7.2%，上升到1990年的12.9%，再上升到2000年的30.5%，这显示了西藏城镇贸易和餐饮服务业在迅速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汉族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与之相比，藏族在零售、餐饮业的比例仅从1982年的1%增长到2000年的2.1%。这是今后分析藏族社会经济发展时值得关注的现象。
5．1990年在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中，73.3%是15—64岁的劳动力，同年在藏族人口中，就业年龄只占总人口的49.6%（表10）。2000年，汉族人口中的劳动力比例上升到89.3%，藏族人口中的劳动力也有所上升（62.3%）。这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进一步说明，来西藏生活和就业的汉族人口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派遣的轮换制人员和民间的季节性劳动者。
五、西藏自治区汉藏人口的职业结构
行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反映了各产业的规模和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之间的转移情况，从而表现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职业则是每个在业人员所具体从事工作的性质：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农民等。一个行业里可以有分属于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如工业企业里有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商业人员、服务人员……，农业企业里也是如此，所以职业结构反映的是一个人口群体经济活动的技术构成（技术、管理人员比重）和分工程度。当我们把行业与职业分布交叉起来进行分析时，还可进一步考察一个社会里劳动分工的程度。
在我国人口普查中，职业分为7大类，再加上一个不便归入这7大类的“其他”。
表11介绍了西藏自治区劳动力的职业结构，主要数据是3次人口普查资料。主要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1982—1990年期间，藏族的“专业技术人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在藏族总劳动力中的比例也增加了两倍。与之相比，汉族“专业技术人员”人数有所减少，在汉族劳动力中的比例从25.4%下降到18.8%。同期汉族官员（“单位负责人”）的比例虽然下降了0.7%，但绝对数量变化不大。同期汉族“办事人员”增加了2749人，所以汉族在“党政机关”行业中人数的增加主要是办公室的办事人员，而不是负责的官员。同期藏族官员增加了1895人（14%），藏族“办事人员”增加了2321人。这一时期是藏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数量增加比较显著的时期。
2．1990—2000年期间汉族和藏族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是汉族技术人员的比重（１５．２%）仍然大大高于全国的比例（5.7%）。同时2000年汉族和藏族的生产、运输工人的比例都明显低于1990年，汉族从36.9%下降到21.5%，藏族从5.8%下降到3.2%，说明西藏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萎缩。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出版物。* 2000年普查只对10%的人口进行了行业调查；**2000年把“商业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两类进行了合并。
在这10年中，汉族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在汉族劳动者总数中的比例从15.9%猛增到38.8%。增幅甚至超过了行业结构的相关数字，说明第三产业的工作已经成为汉族劳动者的主要职业。这些变化显示出西藏的职业结构这10年里在整体上有所调整，由于2000年普查关于行业和职业的数据来源于10%的抽样，所以在与1990年数据进行比较时，只能使用百分比，而且有可能存在抽样误差。
包括所有民族; **包括 145547 名参加“扫盲班”人员；***包括 4 年制本科生、2年制大专生、研究生；****所有受教育层次包括了毕业生、在校生和肄业生。
数据来源：西藏自治区统计局，2002:164—171；国家统计局，2002:593—601;633。
藏族农牧民的比重在2000年仍然保持在86.6%，所以西藏农村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问题是目前西藏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
3．藏族“单位负责人”规模和比例在2000年比1990年有所下降（从1.5%下降到1.0%），至于这一变化是由于实际情况还是抽样误差造成，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与分析。同期藏族“办事人员”的规模和比例有一定增加（从1.1%增加到1.7%），但远远低于汉族的比例（9.9%）和全国的平均数（3.1%）。
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2000年汉族劳动者中有7.9%是农业劳动者，明显高于1990年的3.4%和1982年的2.3%。由于西藏所有的耕地和牧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都分配给了当地藏族农民和牧民，汉族如果在西藏从事农业，就需要从藏族农民那里租用土地。据一些实地调查报告，有一些汉族农民在西藏城镇郊区从藏族农民手中租用土地，建设蔬菜大棚，向城镇居民供应新鲜蔬菜，这样的蔬菜种植区在拉萨等城镇已经形成了可观的规模。所以在普查数据中我们看到汉族“农业劳动者”的比例在上升，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新的人口迁移和就业模式，需要进一步调查分析。
六、西藏自治区人口的教育结构
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有科技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衡量一个民族的教育水平，既要看它有没有高级科技人才和学者，也要看其大多数成员的普遍受教育水平如何。
“教育结构”指的是一定年龄以上（有的统计标准是6岁，有的是12岁或15岁）人口中受各种程度教育的人的百分比。在我国的教育统计和人口普查中，受教育的程度一般称为“文化程度”。表12是西藏自治区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及结构，数据来自3次人口普查，表中还提供了全国的相应数字以便与西藏自治区的数字作比较。
1．在6岁及6岁以上藏族人口中，文盲、半文盲比例从1982年的78.1%下降到1990年的66.7%，又进一步下降到2000年的56.5%，但与全国平均水平（31.9%、20.6%和9.5%）相比，差距仍比较悬殊。
1982年在取得一定“文化程度”的藏族人口中，大学毕业、肄业和在校生总共只占0.9%，高中毕业生只占受教育人数的2.9%，初中毕业生占11.7%，小学占84.5%。全国平均水平是：大学占1.0%，高中11.0%，初中29.4%，小学58.6%。2000年与1982年和1990年相比，比例和规模提高最明显的是大学生，从2806人增加到17241人，比例从0.9%提高到1.9%。其他各级学校毕业生的数量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在1982没有统计的“中专生”，其比例在2000年在所有受教育的人口中达到4.1%。
2．1982年汉族人口的文盲、半文盲只有6.8%，2000年仅有3.2%，而2000年全国的文盲率为9.5%。这样，从“纺锤形”的年龄结构、高就业率和反常的低文盲率这三个角度都说明了西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是一个特殊的“工作人口”。
3．从全国的普查数据和各类统计来看，在过去这半个世纪里，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仍然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为今后西藏社会、经济和各项文化事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于西藏社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密切结合西藏各地发展的实际需要，简单照搬内地的教材与教学方法，可能不完全符合西藏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客观需求。所以，近十几年西藏中专教育的发展是一个好的迹象。另外，内地“西藏班”的开办与运行也将为我国藏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另一条途径。
结束语
总的来说，从1982年到1990年，再到2000年，在这18年间西藏自治区的总人口在持续增长，其中藏族人口的增长速度出现减缓的趋势。由于汉族人口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政府计划组织的从汉族地区来西藏工作一定周期的干部和各类技术人员，汉族人口的规模因此由于政府年度计划的变化而出现明显的波动。在生育率和死亡率这两个方面，抽样调查和户籍登记的结果存在明显的差距，特别是在死亡率方面的差距与普查和人们的一般印象不同，值得作进一步的专题调查和分析。关于统计部门公布的“抽样调查”数据，需要从定义和涵盖范围上做出更明确的说明和解释，以便避免人们在使用这些数据时可能出现的误解和偏差。我国其他藏区的人口变化特别是人口流动也出现了一些态势，值得追踪研究。
与此同时，在中央政府的“援藏项目”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在西藏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资和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的迅速提高，使汉族地区的施工队伍和个体服务业人员大量涌入西藏，造成西藏城镇的暂住和流动人口的明显增加。随着青藏铁路的运营和进一步向日喀则等城镇伸展，西藏的交通条件将不断得到改善，这不但会促进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的对外开放与交流，也会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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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6）［Z］，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0）［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黄荣清等：《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4、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
5、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Z］（第1册），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6、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办公室：《西藏自治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第1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7、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西藏统计年鉴》（1989、1993、1995、1996、1997、2007）［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1993年、1995年、1996年、1997年、2007年。
[1]据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统计，1985年6月拉萨市区的暂住人口为6万人，占当时全市有户籍登记的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20世纪90年代这些主要城镇的暂住和流动人口仍有增长趋势，而且逐步进入到其他较小的城镇。
[2]从原申扎县分出，申扎县人口从1990年的40789人下降到2000年的16301人，减少24488人，而新设的尼玛县在2000年有33856人。
[3]从人口统计看，很像是从夏河县分出来的。1990年夏河县人口86671人，2000年下降为60681人，减少25990人，而新设的合作县2000年人口为397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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