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藏独”分子及其支持者认为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有国旗便有国，为了给从未独立过的西藏地方以一个“国”的待遇，给受众对西藏地方以一个“国”的印象，国外一些藏学“研究者”别有用心地利用各种手段，无视事实，篡改历史，把藏军的军旗“雪山狮子旗”硬生生地扯制出一面所谓的“西藏国旗”。笔者认为，有必要戳穿并剥离附着在“雪山狮子旗”上的“国”之寓意的各种谎言和险恶用心，进一步明晰西藏的历史地位。本文拟根据中、外文献，先从历史上厘清藏军及其军旗的来龙去脉，然后弄清其军旗如何“演进”为“国旗”。
一、关于藏军
军旗代表一支军队的旗帜，有藏军才有藏军军旗。考据藏军的形成、历史地位及其性质，是搞清楚藏军军旗的首要问题。
（一）藏军属性问题
对于藏军性质问题，学术界从时间跨度、民族成分、地域分布、政治属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形成了以下不同的观点。[1]
1、正规藏军成立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1970年撤销建制，经历了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历史阶段，历时178年。藏军曾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正式组成部分，最初由清朝乾隆皇帝之外侄福康安将军组建，是清朝军事体制中的一支正规民族戍边部队。藏军曾在捍卫祖国主权的正义战争和安定西藏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清末民初到和平解放前后，藏军与中央政府驻军及其进藏部队公开军事对抗，藏军的职责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边疆，走向了它的反面。
2、藏军是指历史上驻扎在中国西藏及其他藏区的藏族武装部队，总体上可以分为原地方政府有军事建制的正规军和地方民兵武装两大类。
3、藏军系对古代及近代历史上西藏地方武装力量的简称。中央驻藏军队也是藏军的一个组成部分。狭义可指西藏地方的正规军，广义上除包括西藏地方的正规军外，还可以包括元代以后驻扎于西藏的军队以及临时调集的民兵、僧兵等武装力量。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对于藏军，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从区域、民族成分上加以界定。
如果依据的是西藏地区这个名称，历史上的西藏，在唐宋时称吐蕃；元明时一般称乌思藏；清初称土伯特（唐古忒），其后称西藏，一直延续至今。那么吐蕃军、土伯特军能否叫做藏军？（乾隆皇帝曾称藏军为“唐古忒番兵”）。事实上有学者已将吐蕃军与藏军作了区分，把藏军的概念限定在清代福康安将军在西藏建立的这支常备部队。西藏和藏军都是后有的名词，能否包含过去西藏地方不同历史时期的武装力量。历史上长期互不统属的博巴、康巴、安多娃、三十九族、达木蒙古八旗、波密噶朗地方武装是否都可以划归藏军？明末清初青海额鲁特蒙古固始汗统治青海、康区和西藏时期的军队也能叫藏军么？按照地域划分也存在不科学之处。因为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藏的地域面积与行政区域变化很大，笼统地不分时段、不分地域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藏地方武装力量都统称为藏军。
如果依据民族成分，藏军是否只是藏族、藏人？元军中多为蒙古兵，清军中有以满蒙为主的“八旗军”，有汉回为主“绿营兵”，有黑龙江索伦兵（鄂伦春、鄂温克），有达乎尔兵（达斡尔族），有四川大小金川派进的土屯兵（羌藏兵），也有从川、滇抽调的满兵。从民族看，历史上在西藏戍边军队将士有蒙古、满、汉、回、藏、鲜卑族等多个民族。从中央驻防西藏的军队与藏军的关系看，历史上驻藏的蒙古军、清军与藏军是什么关系，有无包含关系？藏军曾两度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也曾是由中央管辖的为保西南边疆稳定安全的一支重要地方武装部队。这无可非议。但把驻扎在西藏的军队，甚至把中央驻藏军队也说成是藏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值得研究。
广义的藏军起源很早，对清以前的西藏地方武装称之为藏军，是一种后人习惯上的模糊称呼。清初，藏军尚为国家的准正规军队，并未纳入清军编制定额，相当于现今的预备役部队。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平定入侵西藏的廓尔喀之后，奏呈乾隆皇帝批准成立“番兵”。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经军机大臣议复，中央政府根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西藏正式建立地方正规常备军——藏军，在前后藏各设兵1000名，定日、江孜各设兵500名。至此，中央在西藏才有了一支正式的常备军。我们平常所说的藏军，应该是从这个时候算起。当时部队既没有番号、也没有代号。起初实行汉藏军队统一管理制。到1846年（道光二十五年），驻藏大臣琦善将“藏汉统一管理制”，改为“藏汉军分理制”，藏军由噶厦政府管辖。
1792年至1846年期间，藏军是清朝政府的正规军。如果考察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关系，藏军也应是清代军队和军事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概括而言，清代在西藏的军队有：“中央政府驻防西藏的绿营兵和后来（乾隆时期）正式建立地方常备兵——藏军和清末的新军。”[2]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至197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还保留着藏军第九代本的编制。[3]因此，藏军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地方武装，它曾经是清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清代中央政府治藏军事活动体现了当时中央政府治藏的主要方略。如果把中央驻军当成是藏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未能体现清朝对西藏地方行使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权。
以上第二和第三种对藏军的定义，都忽略了藏军的政治属性，没有从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隶属关系角度来分析和概括。第二种没有涉及中央驻军与藏军的关系，第三种则干脆将中央驻军当做藏军的一部分。
（二）藏军在清中央政权西藏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为在西藏正式建立地方正规常备军，中央政府在《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有详文规定：
——明确了西藏藏军的领导指挥权。藏军指挥权归朝廷的驻藏游击、都司统领。同时明确了藏军的御外、防止内乱的功能。
——明确了藏军军费的来源。
——规定了藏军的额定编制。
——规定了藏军的官兵职位、数量、升迁途径及士兵的应征、增补等事宜。
——规定了藏军的官兵薪饷。
——规定了藏军的武器装备。
——规定了对藏军地方军队的检阅制度。
——规定了加强藏军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的若干管理措施。
——规定了在西藏边界等处树立界碑及对外的约束要求。
中央政府驻军与藏军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互相替代。驻藏绿营军是保卫西南边疆、安定西藏社会不可缺少的武装力量，并在中央政府涉及西藏地方的多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主导作用。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可以弥补绿营兵数量之不足，避免中央政府正规军劳师远役，减少内地供给。同时发挥藏军适应当地自然条件、适应高原作战的优势。藏军的建立，增加了驻藏大臣统辖的军队数量，利用藏军配合西藏驻军加强西藏的对外防御。使地方常备军与中央政府驻防西藏的绿营兵一起成为中央政府捍卫西藏主权的重要军事保障力量。2007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冯智先生《清代治藏军事研究》，从军事政治角度研究治藏制度。一些观点颇有建树，此处不赘。
藏军曾在捍卫祖国主权的正义战争和安定西藏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随着国家外患内忧的加深，中央在藏驻军难以保证。此时，藏军名义上是常备军，实际上已成了各宗谿服兵役的兵差，军需品均由宗谿负责。到清末民初，藏军与中央政府的入藏军队及中央政府驻军公开军事对抗，藏军的职责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边疆，变成为巩固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而效忠。藏军的这种角色转变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条件下，西藏地方一些上层势力在政治态度上产生了离心和疏远的变化。
二、关于藏军军旗
（一）藏军军旗源起考
自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一种政治实体以来，甚至还未建立政治实体以前，就有非常频繁的军事活动。“上下伍如（dbu ru smad）军事长官（dmag dpon）是那囊杰干（sna nam rgyal rgan）及贝·杰桑达纳（sbas skyes bzang sna）。如旗（ru dar）为花边红旗及红色吉祥旗，其军队遍布皆是，据谓宛如雪落湖中”；“上下约如（gyo ru smad）（军事长官）为……。如旗为白狮悬天旗及黑色吉祥旗”；“上下叶如（gyas ru stod smad）（军事长官）为……。如旗为黑旗白心，上画鹏鸟之期及淡黄花斑旗。”[4]
巴桑罗布在研究吐蕃军时提出：在松赞干布之时，“博”地区以战时军事建制为主，划分为五大行政区域：即中央翼邦、左翼邦、右翼邦、支翼邦和苏毗邦。后来把象雄也编为一个翼邦。“冬德”（stong sde）是当时的军队建制单位。吐蕃军队的最高统帅是赞普，各翼邦的10个“冬德”分上下两路，每路设主帅和副主帅各一名。中央翼邦上路军军旗为红色花须、下路军军旗为红色祥旗；左翼邦上路军军旗为红色雄狮、下路军军旗为白绸黑心旗；右翼邦上路军军旗为黑绸白心大鹏旗、下路军军旗为浅黄花带旗。[5]
以上两文根据古典文献记载而来，内容基本一致。其中乌如、耶如、夭如、如拉是音译，分别中央翼、左翼、右翼、支翼是意译。也有学者提出古代藏军无固定军旗，只以虎、豹、熊、罴、鹏、龙等图形作为军队的标志。骑兵则以统一马的毛色作为部队番号的标志。[6]清康熙三十二年（1639），第悉桑结嘉措参照吐蕃政权四大茹和藏巴汗时期的“定”、“措”制（40—45人为一“定”，24“定”为一“措”），将西藏地方军队分为四大部，以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旗帜为各大部军旗颜色。[7]甚至还有人提出藏军军旗依据“现存布达拉宫的壁画考证”，“藏军的军旗最早为唐朝公主的旗帜”。[8]这种说法目前还缺乏有力的历史资料佐证。
（二）藏军军旗的正式确立
1911年以前，有关藏军军旗的资料极少。有人说：“祈祷大法会驱鬼仪式时，右装骑兵队举起的缀有五色彩旗，上有三尖铁叉，外用白色绸缎包起红、黑两个神幢（红色幢表示乃穹护法神，黑色幢表示吉祥天母），是右式军旗。”[9]日本人青木文教回忆：“西藏的旧军旗是红色的三角旗，上面绘有雪山和狮子，最上部还绘有极小的太阳和月亮，从远处都不易看出。”[10]即辛亥革命后，拉萨川军哗变之前，藏军军旗的图案已经有了雪山狮子图案。从相关材料推断，有雪山狮子图案的军旗可能在清末出现。此时军旗图案尚未最终确定。
1912年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拉萨的途中，就开始酝酿在西藏进行全面改革，其中就包括军旗的设计等事宜。青木文教是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学生，1912年9月从大吉岭出发进藏。10月15日抵达离拉萨只有80公里的塞曲科羊子寺。当时达赖喇嘛也刚从桑丁寺移住在这里。达赖喇嘛在这里驻锡3个月。[11]青木文教在这里与达赖喇嘛一起停留了3个月的时间，直到1913年年初。青木文教在后来的回忆中提到，他配合达赖喇嘛改革的愿望做了几件事情：一是勘察煤矿资源，二是翻译日本军事操典，三是帮助制作“西藏军旗”，四是帮助联系西藏学生赴日留学。[12]他与达桑占堆[13]一起设计绘制了西藏的军旗，底部是像富士山形状的雪山，雪山之上是狮子，最上部是像日本军旗那样的旭日，旁边绘有银色的小月亮。以后这个新制作的旗帜被当做西藏新军的军旗。[14]另有人认为：“民国七年（1918年），以英国‘米’字旗为底，加上雪山红日和双头狮子释宝作为藏军军旗。”[15]据此可以推演，带有日本军旗与英国“米”字旗元素的藏军军旗蕴含着西藏被殖民和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倾向的信息。因此，有人就说：藏军军旗“以英国国旗为底，上有雪山及狮子一头。这是英国帝国主义当时侵略西藏的产物；也是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反动标志。”[16]
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后，扩充军备，改进训练方法，更新武器，设立藏军司令部。此时，藏军的体制和地位、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雪山狮子旗”作为军旗也是开始于这个时候。[17]1914年西姆拉会议结束不久，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进行了改编和充实。筹建了人数达1万名的藏军部队。新旧军营按藏文字母顺序编成次序，并宣布了军旗、军事领导机构、军纪等规定。[18]根据台克满《一个领事官员的康东旅行记》[19]，1913年，统帅多麦（今康区一带）的噶伦强巴丹达的军旗是一面有雪山、绿鬣白狮、上方有日月图案的黄底旗帜。1918年，随着藏军按照英军改建的同时，各军营的所有旗帜按照噶厦签署的命令规定为：雪山顶上，有着红绿二色十二股光束，一双白狮前掌托着月亮、宝珠的黄缎镶边的旗帜。1931—1932年，在上述旗帜的基础上，增添莲花和交杵金刚的利剑顶缨，其下有五色胜幢。[20]并先后决定在第一代本和富家兵营的军旗旗杆上带三怙主下有宝幢的顶子。[21]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青木文教的回忆和其他相关重要资料看，把“雪山狮子旗”正式作为藏军军旗是从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后的1914年正式确立的。其后军旗图案先后在1918、1931—1932被修改过。
（三）藏军军旗图案及其寓意
从相关文献资料可知，藏军司令部曾有正式签印的军旗图案纲领文件。该文件对1918年藏军军旗图案的解释为：雪山表示生存环境；两头绿鬣雄狮表示政教二制；月亮宝珠表示《十善法》和《道德规范十六条》；喷焰表示三宝常住头顶；十二条红绿光柱代表藏人原始六氏族繁衍的内六族和外六族。“后来新增的利剑、莲花和交杵金刚，比喻祖孙三法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赤热巴坚三赞普）为代表的密乘三怙主之化身从天而降。”[22]
此外有学者认为，藏军的军旗也是藏传佛教的教旗。[23]和平解放西藏时，藏军提出为了维护佛法而要求保卫甘丹颇章。藏军实际上自认为是卫教军，为了效忠于佛法去奋斗。前述祈祷大法会驱鬼仪式时，右装骑兵队所举右式军旗一例也可说明军旗即教旗。
三、军旗是如何“演变”为“国旗”的
从上述情况看，近代以来“雪山狮子旗”一直充当着藏军军旗的角色。然而从1947年以来，藏军军旗摇身一变成了“西藏国旗”，出现在各种藏独活动的场合。
（一）黎吉生：从实践层面策划了“西藏国旗”的首次亮相
“西藏国旗”第一次为世人所知，是在1947年召开的泛亚洲会议之上。当年参加会议的代表桑颇·单增顿珠和贡噶坚赞曾回忆说：“1946年，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负责人黎吉生，唆使噶厦政府‘外交局’总管索康苏巴·旺清次登向噶厦报告说：‘即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黎吉生先生已经接到邀请西藏代表出席会议的请柬。黎吉生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将为西藏的独立活动予以各方面的支持。’”[24]时西藏地方“疑惧参半，一度摄政决定不参加。嗣经英人多方活动及少数亲英分子之努力，最后提交民众大会。经数次讨论，卒决定正式派员参加。”[25]
1947年3月，“西藏代表团”离开拉萨赴印出席泛亚洲会议。“代表团”启程后不久，英印政府又通过黎吉生建议噶厦，“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于是，噶厦又匆忙赶制了一面藏军“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国旗”，派人专程送给已经抵达亚东的“西藏代表团”。[26]陈锡璋给沈宗濂的电报也证实了这个史实：“西藏代表团”“行后，闻藏政府赶造旗帜，其图样为上绘太阳，下绘雪山，左右各一狮。即日专差送往桑都博章，以备亚洲会议悬挂。”[27] 23日，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的组织者把“雪山狮子旗”与各国的国旗并列摆放，让“西藏代表团”团长在各国代表团团长席位就座。主席台上悬挂了将西藏置于中国领土以外的亚洲地图。中国代表团团长郑彦芬当即提出了抗议。会议的组织者不得不于次日更正了地图，将西藏划入中国版图，并撤掉了“雪山狮子旗”。[28]这样，“雪山狮子旗”第一次以西藏“国旗”面目在国际上草草登场，也以流产闹剧而终。
1963年“西藏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流亡宪法》。1991年经过修改后又颁布了新的《西藏流亡宪法》。据查，两部所谓“宪法”条文中均未提及“国旗”一事。
（二）夏格巴：从理论层面杜撰了“西藏国旗”的历史
最早为“西藏独立”寻找和构建理论依据的是夏格巴·旺秋德丹。他于1967年在美国出版了他的《藏区政治史》英文版；1976年又在印度新德里出版了该书的藏文版。达赖集团大肆宣扬这本书，将这本书说成是“权威著作”、“维护藏民利益的经典著作”等。多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鼓噪“西藏独立”的主要理论依据主要来自这本书。夏格巴在书中对“西藏国旗”进行了杜撰和编造。1967年版本，没有“国旗”专题；1976年版本则专设了“国旗”一节。他说：“雪域政教合一大国的正式国旗是‘佛教胜幢’，或‘胜异品胜幢’，上有三种动物标记。因此，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各军营赐给了一些旗杆尖顶下面有五色小胜幢的军旗。这旗既是国家的国旗，又是军队的军旗。”[29]他还引一段史料说：“西藏政府让日本旧军官也雅苏玛吉雅（矢岛保次郎）以日本军事规程和战术训练一支西藏部队，让曾受过俄国军事训练的蒙古人丹白坚赞以俄式战术训练一支西藏部队。火龙年（公元1916年）在罗布林卡坚色宫西面的空地上，当着达赖喇嘛、司伦、噶伦、僧俗公职人员、拉雪（指拉萨和雪两处地方——引注）人民的面，用四天时间演习比赛日式教练、俄式教练、江孜的英式教练和原来的汉式教练的战术、新旧武器的使用法、战术、体育、马术、泅水等。比赛结束后，发给技艺优胜者勋章以资嘉奖，并坚定不移地用英国军队操典建制改造军队。根据此决定，次第改造驻守各边境的各个部队。又规定了各新旧部队的番号和国旗。接着向西藏藏军总司令颁布了纲领章程的册子，并向各地公布。”[30]
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印度回到拉萨后，着手颁行了若干新政措施，包括对藏军进行改编和充实。这则史料在很多著作中均有引用。[31]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夏格巴在这则史料上动了手脚。就是把“军旗”偷改为“国旗”。夏格巴的说法，于逻辑不符。史料中通篇都是描述十三世达赖喇嘛扩充军备、改进训练方法、更新武器、设立藏军司令部、宣布军事领导机构、颁布军纪、制定军旗。文中突然加了国旗的内容，声称军旗也是国旗，从逻辑关系、从上下文看，尤其是从英文版和藏文版比较看，所谓“国旗”内容显然是后来添加的。
此外，夏格巴还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在书中描述泛亚洲会议时说：“西藏政府的国旗和所有东方国家一样悬挂着。”故意隐去了会议的组织者在中国代表团的抗议下不得不于次日撤掉了“雪山狮子旗”的事实。
（三）戈尔斯坦：从学术研究层面使用虚妄史料，将军旗演绎为“国旗”
2004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尔文·戈尔斯坦等3人合著的一部著作，其英文版第16章《北京的插曲》中有一段毛泽东与达赖喇嘛就藏军军旗的谈话。谈话时的藏文翻译（以下称“翻译”）回忆：
有一天晚上8点钟，没料到毛主席来到达赖喇嘛的驻地来看望他。交谈中，毛主席突然说，“我听说你们有国旗，是吗？他们不想让你打，对吗？”我把毛主席的话翻译完后，达赖喇嘛问我，“他说的‘他们’指的是谁？”尽管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但我还是将原话翻译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于是坦率地说，“他们”就是指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毛主席问的这个问题由于事先没有提示，没有提出要谈论的话题，达赖喇嘛只是说，“我们有军旗。”我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回答，因为他回避了西藏是否有国旗的问题。毛主席由于察觉到达赖喇嘛对他的问题有所顾忌，他于是马上告诉达赖喇嘛，“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留你们的国旗。”毛主席确切地说了“国旗”。“将来”，他说，“我们也可以让新疆有他们自己的旗子，内蒙古也可以。除了打这个旗子外，还要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子，不是很好么？那样不行吗？”达赖喇嘛点头表示同意。这是我所听到的毛主席告诉达赖喇嘛的最为重要的事情。听到后，我感到很吃惊。[32]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1955年3月8日在北京御河桥毛泽东主席看望达赖时的《谈话纪要》，可以发现，上述传述，纯属“偷换概念”式的伪造。现将其中相关记录摘录如下：
毛主席：（转向张经武、汪锋）他们西藏的旗子现在还用吗？[33]
张经武：还用，那是一个军旗。
毛主席：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有代表本民族的旗子，你们西藏也有一个旗吗？
达赖：有一个旗，那只是在藏军的营房上悬挂和藏军外出时打的旗，此外再没有其他的旗。[34]
无需多言，史料一公布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旗子”一词，能等同于“国旗”吗？为掩盖这种伪造，戈尔斯坦等人的书中还说：翻译称“在党的文件中查找此次有关旗子的交谈记录时，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中央档案馆查看到的记录完全可以证明翻译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尽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正式出版时，毛主席、张经武、达赖关于藏军军旗的谈话被节略掉了。但是2008年12月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了《毛泽东与达赖班禅》，书中第103页也引用了毛泽东与达赖关于藏军军旗的对话，与中央档案馆藏的谈话记录完全一致。
戈尔斯坦等人的这部书英文版、藏文版在国外公开发行；汉文版没有出版，但其内容已经在国内某网站发表，书中存在的不符合历史史实的问题还不少，[35] “国旗”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个。这种擅自编造史料的手法，所造成的流毒非常恶劣。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出，一些人处心积虑为了证明西藏是“独立的”，不惜伪造历史，将藏军军旗“演变”为西藏“国旗”。毕竟靠撒谎造谣只能蒙蔽一时，不可能蒙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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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廖立：《中国藏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序一》第2—3页，《前言》第2页，《自叙》第1—15页。
[2]王东春：《清代中央政府治藏法律制度演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3] 1951年初，藏军第九代本就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1955年至1958年间，中共中央军委和国防部先后授予4位藏军司令中将、少将军衔；有10名代本授大校、上校、中校军衔。最后一支代本团撤销是在1970年。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昌都警备区第九代本步兵团。
[4]巴卧·祖拉陈瓦原著，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5]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J］，见《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
[6] 《西藏通史 民国卷》［M］（上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第468页。
[7] 《西藏自治区军事志》［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8]廖立：《中国藏军》，第139—140页。
[9]定甲·次仁多吉：《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略述》［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第3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10]青木文教：《西藏游记：秘密之国》［M］，内外出版社，1920年，第99页。
[11]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A］，《西藏文史资料选辑》［C］第2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12]秦永章：《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77—178页。
[13]擦绒·达桑占堆（1886—1959），西藏澎波人。1910年2月达赖出逃拉萨时，在曲水渡口击退清军，赢得达赖宠信。1911年末奉命回拉萨组织军马驱汉，翌年底在桑丁寺迎达赖返藏。先后任小马基、大马基（马基：藏军司令），扎萨头衔。1914年任首席噶伦。
[14]青木文教：《西藏游记：秘密之国》，第99页。
[15] 《西藏自治区军事志》，第132页。
[16]陈炳：《藏军史略》［A］，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5年，第94页。
[17]巴桑罗布：《藏军若干问题初探》，见《中国藏学》1992年特刊。
[18]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西藏社会科学院等联合出版，1996年，第927—928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第191页载有同样的内容，但把时间搞错为1916年。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1页。秦永章在其《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一书中，利用1914年8月日本人河口慧海第二次进入拉萨，已经看到由矢岛保治郎监督修建完成的日式军营一事，进行了考证，认为时间有误。
[19]台克满：《一个领事官员的康东旅行记》［M］，剑桥，1922年。
[20]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区政治史》［M］，第77—78页。
[21]定甲·次仁多吉：《近代藏军和马基康及有关情况略述》［M］，第47页。
[22]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区政治史》，第77—78页。
[23]唐家卫：《事实与真相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其人其事》［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4]桑颇·单增顿珠、贡噶坚赞：《“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A］，见《西藏文史资料》［C］第2辑第12页，1984年。
[25] 《陈锡璋为奉复英人嗾使西藏参加泛亚会议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事致沈宗濂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C］（7），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857页。
[26]桑颇·单增顿珠、贡噶坚赞：《“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真相》，《西藏文史资料》第2辑，第13—14页。
[27] 《陈锡璋为报藏政府赶造太阳雪山旗以备泛亚会议悬挂致沈宗濂电》，见《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7），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859页。
[28] Lamb:Tibet，china，and India，1914—1950，Hertfordshire，1989.pp497—498.
[29]夏格巴·旺秋德丹：《藏区政治史》，第76页。
[30]同上，第140页。
[31]如恰白·次旦平措等著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827—928页）、丹珠昂奔主编的《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400页）、《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91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等。
[32] Melvyn C.Goldstein，Dawei Sherap，and William R.Siebenschuh:A Tibetan revolutionary-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ba Phuntso Wan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194.
[33]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正式出版时，关于藏军军旗的谈话，毛主席的两句话、张经武的一句、达赖的一句，共四句话均被节略掉了。
[34] 《毛泽东主席看望达赖时的谈话纪要》［A］(1955年3月8日在御河桥)，见中央档案馆藏：《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C］第四册（1954.4—1955.6），第270—271页。
[35]如该书明确在目录和正文中将康（喀木）和中国并列一起，暗含康并不包含在中国范围中。再如书中还把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印度共产党、西藏共产党并列在一起，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在解放前西藏根本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只在巴塘有个党的外围组织。书中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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