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驻足高原到7世纪走向一统，西藏的早期历史跨越了约5万多年，斗转星移，转瞬之间便是沧海桑田。
煌煌巨著《西藏通史》，以早期、吐蕃、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当代8卷13册900多万字之巨，为读者一一展现西藏历史从洪荒时代始至“三个高潮”、“两个低谷”的依次更替。而在这8卷本《西藏通史》中，早期卷作为第一“序列”，必将引来更多的关注，毕竟作为通史，必然要从最初的源头讲起，所谓追本溯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一般人的角度讲，历史学家，尤其是撰写通史著作者，多数人通常会被指责为“厚古薄今”，毕竟历史、历史，写过去的事，总是典籍多多、材料多多、研究多多。但是尴尬的是，通常我们所“厚”的古，是相对近现代而言的，比如秦汉三国，隋唐元明，而真正意义上的古，远古史、史前史，其实做不到想象中的厚，因为可据的材料相对有限，但时间跨度却又绝对的久远。具体到西藏历史，系统的记史传统基本就追溯到松赞干布，之前聂赤赞普至松赞干布之父囊日论赞之间的历史，我们当前掌握的只是比较清晰的历史脉络，要全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信息，难度仍然很大。而聂赤赞普之前的“小邦时代”“十二王泽”（དབང་མཛད）乃至更为久远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只有神话和传说，对此如何分析，如何判断，实为难上加难。因此，西藏早期史的研究，一直是一块等待更多的人去探索和发现的领域。
鉴于文献记载的扑朔迷离，在这个探索祖先故事的过程中，考古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些藏在脚下的墓地、散落在荒原上的石器、刻画在岩石上的图案、封闭在石缝中的骨殖等，一个个都像图文并茂的画卷，将史前生活的某些重要画面展现给了我们。正是有了已具相对规模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做基础，再结合已有的文献记载，使我们系统梳理西藏早期史成为可能。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的高原，自然环境具有显著的‘高’、‘寒’特征，由于其极端的自然环境，与地球南、北极并称为世界第三极。在晚更新世人类占据了除南极洲之外其它各大陆，在青海小柴旦湖、西藏色林错和青海湖附近发现的古人类遗迹，表明晚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进军高原。”这是《西藏通史•早期卷》的开卷第一句，也是整部《西藏通史》的开篇。由5万年前人类踏上高原这片坚实的土壤开始，《西藏通史•早期卷》用上下两编共16章的篇幅，不仅梳理了西藏早期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西藏史前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还就西藏远古时代的农牧业科技、纺织技术、天文医学、采矿冶炼、建筑等领域的科技成就，早期的岩画石刻、音乐舞蹈、诗歌谜语、神话传说等精神文化成就，以及军事艺术和体育活动等诸多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
可以说，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应该算是迄今为止全面梳理西藏早期历史和系统回顾史前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无论从时间跨度、视野宽度、结构维度、资料厚度以及研究深度都体现出了国家级重点课题应有的水平，而其本身的创举和承担的使命，亦有目共睹。
1、时间跨度之“早期卷”卷名的由来
如上所述，《西藏通史•早期卷》时间跨度之大，为8卷《西藏通史》之最，上迄5万年前青藏高原发现人类足迹，下至公元7世纪初叶囊日论赞遭毒弑、松赞干布继位。与这种时间的长度和跨度相反，传统藏文史籍对这段时期的记载通常较为简略，而当今出版的西藏通史类著作，对这段时期的论述亦相对单薄，倒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的西藏史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从最初设计到初稿整理阶段，卷名一直使用“史前卷”，其本意是贴合历史学的分期传统，即把没有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以前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归入史前阶段，比如中国史学界将夏代以前，包括原始社会及尧、舜、禹所处的传说时期的历史称为史前史一样。以此而论，基于藏文创制于松赞干布时期这个传统观点，将带有传说时期特征的“前吐蕃史”（即雅隆部落崛起史）甚至更早的“小邦史”的书写，归入“史前”阶段似也不失合理之处。
全书初稿形成后，课题组开始广泛征求意见，并召开了多次专题审稿会。从反馈的意见来看，“史前卷”这个卷名引起的争论最大，这也使编委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卷名问题。《西藏通史》自“吐蕃卷”之后均以朝代分期，不存异议，唯有此“史前卷”涉及时段长，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复杂，加上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一些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所以只用一词将这一时段完全概而括之确有难度。针对以文字记载为标准的分期法，反方提出的疑问也自有道理：如何认定雅隆部落蓬勃发展及雅隆、象雄、苏毗三足鼎立时期西藏的历史和社会？如何理解“确切的文字记载”的标准，松赞干布继位后可以算，早几年、十几年的囊日论赞时期就不算？等等。总结专家们的意见，就是雅隆部落即“前吐蕃”阶段，特别是6世纪之后达日年赛、囊日论赞时期的历史应和新旧石器文明为代表的原始社会有所区别，而“史前”一词容易让缺乏历史分期专业知识的读者认为是往后“延长”了西藏史前史。根据该卷实际的时空界定和史实内容，参考专家们的意见建议，编委会几易卷名，诸如“远古卷”等也曾被考虑，最后选定为“早期卷”，虽稍显模糊，但争议也相对较少。
2、视野宽度之多元一体雏形的形成
总主编拉巴平措和陈庆英曾如此评价《西藏通史》的编撰价值：“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缔造的，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及其他兄弟民族地区经济上相互依存、政治上密切关联、宗教文化上水乳交融、风俗习惯上相互吸收、相互借鉴。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后，历代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实施着有效的管辖。总结历代西藏地方发展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成败得失，发掘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既有助于继承和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增强民族自豪感，也有助于凝聚西藏各族人民的向心力，更好地为实现把西藏建设成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宏伟目标，并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而在“总结历代西藏地方发展稳定和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与成败得失，发掘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过程中，“早期卷”所承担的，就是奠基任务。
我们常说全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西藏通史·早期卷》恰恰通过梳理西藏早期史的方式，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多元一体雏形的形成。窃以为这种展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上溯藏族先民开拓边疆高原历史之悠久，从青藏高原的形成及古环境和古气候讲起，重点谈到人类迁徙高原，比如引用布兰廷汉等提出的“三部曲”解释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移居模式，几乎是精确地指明各个时期和各种经济类型的族群进入西藏高原的时间。二是探索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形成之多元，重点探讨了西藏史前考古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联系，指出西藏早期文明和周边地区一直有着密切地联系、交流和互动，一方面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自身的文化特点，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吸收来自周边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这在该卷下编的专题部分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3、结构维度之史志分述与主题突出
《西藏通史》在结构上的一大尝试，就是从内容上将各卷分成两编，其中将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史实梳理作为上编，将横向的专题史志和分类综述作为下编，力争做到史志合一。本卷的上编共分11章，基本缕清了从远古时代至松赞干布正式建立吐蕃王朝前西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下编共分5章，分别为经济与社会、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与体育，尽管章数略少，但内容丰富，篇幅占到全书将近一半。早期西藏社会发展的梳理于以往研究相比更加全面和深入，而在系统化的努力方面也初见成效。比如第十二章经济与社会，其中分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青铜器四个时代讨论当时西藏的经济与社会，比如从随机性食物搜寻到季节性食物搜寻，再到以农业为主的混合经济，以及农牧向游牧转化的生产发展历程。总体而言，这一章可以说是主要以考古研究为基础，重点展现早期西藏社会的物质文明。
4、资料厚度之文献考古互证和最新材料补充
早期历史的研究特征，决定了这部“早期卷”在资料的引用上更多的是倾向于考古材料，而这恰恰是本卷区别于其他卷的主要特征之一。从“早期卷”的资料构成来看，主要为汉文、藏文和外文3个部分，其中包括考古资料、古史典籍、研究专著、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以及藏英汉三种文献资料的互译材料等，学界研究多数纳入其中，数量质量均有保证，可资广征博引、述之有据。
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历史研究在不断的推翻和更新中前进，这也是历史研究的规律。《西藏通史》的编撰历时十几年，期间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早期卷”初稿的修改也是反反复复，期间多有新资料的补充。甚至在定稿后，编辑委员会仍然关注学界研究态势，同时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去。比如2012-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联合开展发掘工作，其中出土的黄金面具和疑似茶叶，为进一步了解西藏早期文明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明，“早期卷”也及时关注相关研究成果并做了积极的吸收，只为做到更加全面、系统。
5、研究深度之集诸路大家之大成
《西藏通史》的编撰队伍，集中了全国藏学届的顶尖学者和中坚力量，通过各民族学者同心协力，老中青专家各显本领的优良传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才有了眼前这个沉甸甸的果实。参与这部《西藏通史·早期卷》编撰的，按章节先后梳理有侯光良、张云、汤惠生、石硕、霍巍、白丽娜、巴桑旺堆、才让太、赵萍、谢继胜、何峰、丁玲辉等人，其中既有一直以来关注和推进西藏考古研究的专家，又有西藏历史、宗教和文献研究领域的权威，更有长期以来在特定研究领域坚守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专家学者。
笔者仅为一学界晚辈，虽然之前出于学习和写作需要也常常翻阅早期考古资料和藏汉文献，但本质上仍是西藏早期历史研究的门外汉，故何德何能敢去评价这样一部专业而又厚重的“早期卷”？之所以有此一文，是想借此机会纪念一下参与《西藏通史》尤其是这部“早期卷”的难忘历程。
作为本卷的编务和特邀编辑，笔者不仅是其中大事记、参考文献、专用名词对照和索引的整理者，也是这部“早期卷”的第一位读者，同时也是“重读”次数最多的读者：从最初零散的章节，到之后成型的初稿，再到后来不断的修订、调整、补充、完善，全程参与，几经寒暑。在一个个白天和黑夜，我通过专家老师们精心组织的文字和图片与几千年乃至几万年前的先民对话，当时的感觉像极了那句话：“自人类最后一次驻足你身处的这方土地以来，三四千年已经过去了。然而，放眼四周，处处尽是鲜活的生命迹象--放在门口的半碗灰泥浆，熏黑的油灯，壁画上新鲜的指印，遗落在门槛上的告别的花环--让你感觉恍若昨天……如此这些的小细节顿时令时间消弭于无形，你觉得自己竟像个闯入者。”就这样，诚惶诚恐又热血不减，最幸不辱使命。
这部“早期卷”提供给我们的，可能不仅仅是西藏历史书写由此可称完备，《西藏通史》终可涵盖所有历史阶段，更是通过追溯最初的源头，去掌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去探索未来的方向，就像德国著名考古学家西拉姆说的那样：“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5000年，以便掌握未来的100年。”
（说明：以上为节选内容，全文即将刊登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或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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