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巴平措：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由
主持并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力量共同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8卷本《西藏通史》即将面世了，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对西藏地方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在吸收国内外藏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推进，提出一些新的认识。
张云：编撰《西藏通史》中的几个问题《西藏通史》是国家财政专项拨款支持的重大科研课题，由
原总干事拉巴平措研究员主持，历史研究所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全国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94位专家，经过14年的通力合作共同完成，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欢迎，还在2017年的中国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评审中获得殊荣，在第四届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的评审中获得特别奖。
方铁：研究西藏历史的重大成果——读《西藏通史》这部历时14年、由近百位藏学家和各领域专家共同完成的巨著，不仅是首部完整、全面、系统阐述西藏历史的通史著作，亦是进入新世纪后能够代表我国民族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在以下两个方面，该著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
李大龙：区域性通史话语体系的经典之作——《西藏通史》读后由拉巴平措和陈庆英担任总主编、张云为执行总主编的8卷13册、850余万字的巨著《西藏通史》历经14年的编撰，2016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不仅是我国藏学界的盛事，也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界乃至中国史学界的大事，首先应该表示热烈祝贺！原因有二：一是《西藏通史》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完整、全面、系统阐释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性著作。二是《西藏通史》在2017年获得了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可谓其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得到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陈庆英：西藏首次遣使清朝史实探讨还在清朝入关之前，在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和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喇嘛等人组织下，西藏地方的各个政教首领就派出了一个使团到盛京也即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与清朝建立联系，成为西藏地方与清朝发生政治和宗教关系的开端，对两百多年中西藏历史的发展以及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治、宗教管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张云：藏文史书的叙事传统：宗教义理、文学故事与历史纪实藏文文献数量巨大，位在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之首而仅次于汉文文献。其内容之宏富，又以佛教典籍和相关著述为最。其种类，除卷帙浩繁的《藏文大藏经》之外，还有史册（deb-ther）、编年史（lo-rgyus）、王统记（rgyal-rabs）、世系史（gdung-rabs）、传记（rnam-thar）、教法史（chos-vbyung）、宗义书（grub-mthav）、法嗣（gdan-rabs）、寺庙志（dkar-yig）、路条（lam-yig）、胜迹志（gnas-yig）、年表（revu-mig）、名录（ming-grang）等。史书类著作则主要包括史册、编年史、王统记、世系史、传记、教法史等。
张云：古代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的形成及其文化内涵问题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少数民族史研究中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研究又不能离开少数民族自身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早期历史文献记载与族源传说，藏族“四氏族”、“六氏族”传说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古代藏族历史研究中，对于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其形成背景、真实文化内涵，往往会误入歧途。本文试图就藏文史书中比较流行的“四氏族”、“六氏族”传说略作分析，期有裨益于藏族古代民族形成传说问题的研究。
石硕：隐藏的神性：藏彝走廊中的碉楼——从民族志材料看碉楼起源的原初意义与功能碉楼作为青藏高原独特而古老的历史遗留之一，分布地域甚广，在今西藏的林芝、山南和日喀则一带均有分布，但分布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则是青藏高原东缘的藏彝走廊地区。
陈庆英、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在元代活动于中央朝廷的藏族僧人中，除大元帝师八思巴之外，地位最高、声名最显赫、对元朝宫廷影响最大的当数生前受封为国师、去世后被追封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的胆巴。汉文史籍《元史》、《历代佛祖通载》中对他的事迹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张亚莎：艾旺寺雕塑研究及其艺术风格分析大约是在1992年，笔者几乎同时接触到意大利藏学家罗伯托·维塔利和西藏考古队两份有关艾旺寺的资料[1]，笔者注意到两者的考察与研究，虽不乏不谋而合之外，但在结论上却颇有些差异，这引起笔者浓厚的兴趣。试想，大致在相同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同样的东西进行考察，却反映出不同的眼光与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差异”本身便很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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