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西藏通史》出版讨论会发言稿

《西藏通史》是我国新时代“藏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该丛书利用文物考古资料及多种文字史料，对西藏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体现了中国西藏历史研究的最新成就。

第一，从指导思想上看，《西藏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西藏从古到今的历史巨著。首先，国外的西藏通史已经出版社不少，但很多著作要么观点不正确，要么史料、资料故意歪曲、摒弃。国外有关西藏通史类的著作主要有 McKay, Alex的 History of Tibet；Bell, Charles: Tibet Past & Present；夏格巴的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One Hundred Thousand Moons: an advanced political history of Tibet；其中《西藏政治史》英文版影响比较大，1967年在耶魯大學出版。藏文版在1976年在新德里出版。作为续编，《十万个月亮》是在2009年由BRILL出版，共1260页。此外，还有Smith, Warren W. (1996). History of Tibet等著作，这些通史虽然在学术上有一定贡献，但是很多或者割裂和歪曲了中央对西藏治理史，或者对于历史不能客观再现，或者史料的选取范围有限。可以说，《西藏通史》全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研究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的特殊的重大作用，仅仅抓住了西藏地方政治史发展这个脉络，深入研究了西藏从早期到当代的长时段历史，将西藏的地方史、区域史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史，有机的融合到了一起。

第二，从体例上《西藏通史》是一部创新性的史学著作。且不说该书共8卷13册逾 85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而且从体例上看，著作的章节能够完整、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地方历史。《西藏通史》创新性地在每卷的下编进行专题和制度史讨论。这样一来有两个好处：1.对西藏地方除了政治制度以外的经济发展、宗教、艺术、文化、邮政交通等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研究，如同一棵大树一样，有了枝干，也有了树叶和生气。2.平衡了把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史和地方史之间的比例。再者，正如总序里谈到，处理好西藏历史与藏族的历史关系很重要，本书以元代为标点，之前将吐蕃史作为王朝史和民族史来研究而元朝之后西藏置于中央有效行政管辖之后，又按照地方历史的要求来写。这种写法是非常科学的。

第三，从内容上看，《西藏通史》是通史，但不是简史，这部书稿无论是在上编的政治史上，还是部分专题上还有深入的研究。对一段史料的分析、对一个事件的分析，对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深入阐述，都是非常精致的；从使用的档案材料来看，《通史》不是简单依靠汉文史料，不是单纯从一个方面看另外一个方面，而是使用汉文档案、藏文档案、外文档案，多种材料相互结合、印证、对比。到清代部分，看到该书把西藏档案馆藏的清代驻藏大臣藏文版善后章程与清汉文史料对比研究，从二者差异出入手探讨西藏当时的政局。此外，《西藏通史》推动了专门史的研究。《西藏通史》工程实施以来，先后在内部出版了《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藏文历史资料丛刊《历代达赖喇嘛传》、《历代班禅传》等一批科研成果，为深入研究西藏历史、服务西藏现实打下了重要的参考基础。

第四，《西藏通史》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接轨。一方面，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对接”一次很受欢迎，那么，作为一个全新的对接治理方式，对于中国边疆与接壤地区的地域空间想象和融合、协调，让周边国家、一带一路国家客观、科学认识中国这一行为就显得极为重要。长久以来，国际上，尤其是欧洲人对西藏的认识停留在国外的那些媒体、学者对西藏的描述上，这是不确切的，也不利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构想。由于西藏区域的特殊性，《西藏通史》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史、省区史，其影响是世界范围的，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而言，《西藏通史》对于增进中印、中尼、中不两国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于对接西方想象中的西藏与东方真实的西藏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另外一方面，于中亚、南亚国家而言，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西藏历史，能够有益于南亚国家人民重新认识西藏。这也解释了达赖萨兰的流亡分子为什么对《西藏通史》非常抵制的原因，他们害怕别人听到一个真实的西藏历史。《西藏通史》以大量、客观的史实告诉世界人民：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是历史形成的。

《西藏通史》的出版顺应历史研究潮流，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工作需求密切相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西藏通史》必将在世界范围的西藏历史研究中产生巨大影响。

（说明：以上为节选内容，全文即将刊登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3期或第4期）